罗翔教授所说的不能在地上建立天国是什么意思？ 第1页

这个论断过于保守，以至于回答区连右翼自由派都没见到几个。

把对方的观点极端化，再加上一点不伦不类的比喻，这样就可以随意打靶。

我们要做的，首先就是去除这种不伦不类的比喻。

天国是什么？地狱是什么？“地上天国”又是什么？上述概念具有什么性质？有什么标志性特征？所谓“建立”指的是什么？如何“建立”？

保守壬想拿这些概念去比喻什么？被比喻的对象和这些概念有对应关系吗？对应关系严密吗？特征与结果具有相关性吗？

说不出来？那你比喻什么。

类比是说明方法，不是论证方法。

通过打哑迷来掩盖自己的逻辑低能是佑佑壬惯用把戏。

简短的答案是：“基于某种自洽的逻辑，进行复杂而宏大的制度设计，进而对当前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快速而剧烈的改变，这最终多半会遭遇重大挫折，甚至于全盘失败”。

更简短的答案是：摸着石头过河，真香。

谈论为什么“不能在地上建立天国”之前，我们首先要搞明白，为什么会有人想要“在地上建立天国”。

看到太多人引用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我觉得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倒不如先引用一下这句话：

经济分析从来就不是探求社会现象何以如此的那种超脱的心智好奇心的产物，而是强烈要求改造令人极为不平的世界的结果。

可以说，之所以人们想要“在地上建立天国”，是因为世界如此令人不满。

试问，如果世界大体令人满意，为何有人会想要全盘掀翻，搞什么“地上天国”呢？

每次有人提出一个新的社会构想或是新的政治经济制度构想，多半是为了解决现实中非常严重的问题。

有好多人一看“地上天国”就想到苏联，就想到苏联崩溃。可是追求“地上天国”的，可不只有左翼。一些右翼人士常常也在追求地上天国，只是方向不同。比如说有人宣称，中国要想变成发达国家，必须先花300年时间做西方殖民地。比如有人宣称，应该把美国的制度全盘落地在中国。这也是一种“在地上建立天国”的想法。

所谓“在地上建立天国”，就是将一种自洽的、完全遵从逻辑推理的、与当时当地的社会现实完全无关的制度体系，快速地在现实中全面实施。我们不妨用波普尔的思路来说说这个问题。

有很多人认为，从历史的发展中，我们可以提炼出社会的发展规律。这被称为“历史决定论”。如果单纯从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来分析历史，那么并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到目前为，人们提取出来的“历史规律”都非常不完善。历史、社会、经济、政治都是极为复杂的东西，迄今为止人们所总结的“历史规律”，就算逻辑再自洽，也难免有一些没有考虑到的因素。所以难以用来设计或者验证一个近乎完美的社会体制。所有试图这样做的人，最后都被现实打了脸。不管是最终难以为继的苏联，还是发布了“历史的终结”的某位学者。

尽管“在地上建立天国”多半不会成功，诱发人们产生这种想法的残酷的社会现实，却是必须得到正视和改变的。代替“在地上建立天国”，不应该是“现在已经挺好的了，不要妄想做大的改变”，而是针对现实问题进行“渐进的社会工程”，是一步一个脚印去改变。如果一味地以“在地上建立天国不靠谱”为理由全然拒绝对现实的改革，那么迟早有一天，“在地上建立天国”就会变成一种势不可挡的思潮。

对罗翔完全没兴趣。不过有趣的是，像“不能在地上建立天国”这样的老生常谈只要由名人说出，就总是能引起民众的惊异，历史通常就是这样的循环往复。

有人说“不能在地上建立天国”这是近代政治的基本原则，其实不如说这是“自由主义”或某种保守主义的基本原则。这种“自由主义”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将道德高地拱手让人，表现为一种安于现状、知善不为，所以在与左翼的争论中总是在道义上处于不利地位。

而且说“不能在地上建立天国”，这就是承认对方的主张是一种难以在地上实现的“正义”和“理想”，而对于这种主张究竟是不是意味着“天国”却是缺乏思考的，并且实际上助长了对方的道德感召力。

“不能在地上建立天国”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前提是，所有人都是精于利益计算的个人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能够务实地从个人利益的角度选择最有利的政治制度，然而民众恰恰是缺乏理性的；在无神论时代受苦受难的民众同样需要“信仰”，需要“希望”和“拯救”，而“不能在地上建立天国”的“自由主义”是注定无法扮演这一角色的，所以共产主义的幽灵会始终在资本主义世界徘徊。

对于这个问题， @militant 佬以前的一个回答就挺合适

我把原文复制贴一下

其实如果我们唯物一点，看回所谓的“乌托邦”历史，我们其实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对“乌托邦”的想象一旦流行起来，这并非是某个人或者某种阴谋团体的某种耶稣式的宣讲或者神迹行为导致的，而是我们的社会陷入了深刻的危机，让没有想象的东西陷入了泥潭，大家才会真正的选择去探讨“乌托邦”
社会“危机”才会鼓动起来的社会运动和乌托邦想象，这虽然是一种反直觉的论述，但是我们可以轻易的在历史上找到这样的对应关系：
就像随着土地制度和财产关系以及巴黎贫民阶级的迅速膨胀引发的社会危机之中，法国的大革命因素开始慢慢的孕育，而随着王党和革命派的冲突加剧，大革命的理想主义—“共和教”才被搬上舞台
还有比如在十九世纪初巴黎频繁的大瘟疫和城市治安的迅速恶化，才引发出了傅立叶和圣西门的关于新的卫生的工人街区的幻想进而走向一种法郎吉和贷款乌托邦主义，同样的欧文则是希望发展出一种工厂生产和生活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法模型来解决当时恩格斯描绘的“英国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条件和失业状况”
当然后面还有我们看到的苏俄内战的混乱和官僚等级制度的确立，解放战争和血统官僚制度等等等等。他们最终形成的不一样的结果，经历了不一样的失败，但是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他们被提出来然后形成一种社会风潮的原因无外乎是社会形成的结构性困难引发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危机，而这些危机难以以现存的改革方法克服才引发了多种多样的乌托邦幻想。
从这点上来说，对于乌托邦的想象的风潮恰恰是来自于绝望的环境下的积极的激进的想象，而这种想象投身于运动的时候，之所以能够迸发出改变世界的力量在于他的激进和积极的对于社会的重新思考最终形成了一种对于社会危机的反向理解方式，从而走向激进运动的一面，群众运动和多元权力的自我生成。
也只有在乌托邦的想象延伸到群众运动和新的阶级模式对于社会危机的篡越和主权时，所谓“乌托邦”的悲剧才会发生，这种“悲剧”不仅仅是激进的，同样也是离脱乌托邦“主义“的内涵的，来自乌托邦想象走到现实的“想象不出来的”新的主权模式对于之前乌托邦想象的自我逆反，是革命运动和社会内战的必然经历的过程。然后剩下的革命力量的扩张和革命事件性的延伸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想象，一个事后归纳的“主义”可以负责的了，然后在这之上才能诞生“悲剧”，马克思所称的那种具有唯物主义教训的“悲剧”。
乌托邦的“悲剧性”在于它是诞生在危机之中的积极想象，而危机进入到革命则意味着变化，混乱和对于之前乌托邦想象的自我逆反（革命的自我生成），但这种“悲剧”是唯物主义的，是“俄狄浦斯”式的螺旋上升的结果，而并非是诸如反极权主义思考的主观的人性之善转为人性之恶的臆想。
而现在对于乌托邦的恐惧和对于革命的恐惧，则是恰恰相反的，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悲剧”太多，而是在于我们的“悲剧”太少，“闹剧”太多，从而构成了一个缺乏想象力，缺乏对革命自发秩序的认知，只能抱着尸体和陈词滥调去想象“有托邦”，恐惧的去回避臆想的“乌托邦的悲剧”，沉浸在反极权主义运动的美好荣光岁月（good old time）之中无法自拔。
而对于我们而言，真正的悲剧则是我们拥有太少的“悲剧”色彩的乌托邦想象，拥有太多的闹剧色彩的僵尸乌托邦恐惧和有托邦回眸

这句话简单来说，就是人类社会并不存在一个让所有人都能满意和幸福的终极制度。任何宣称要实现这一目标的行为，都是天然不可能完成的。

从历史来看，这句话常被用来批评20世纪的一系列共产主义运动，哈耶克等人也有《通往奴役之路》等论著，用以对当时的社会主义进行不点名的批判。但与此同时，我觉得很多人在以“地上天国”的视角来批评20世纪共运史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地上天国”的理论其实并不只有一种。

当年苏联解体之后，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宣称民主终结了历史，是人类实现幸福的万能灵药。不得不说，福山的这个理论是相当有迷惑性的，因为它将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包装为了制度的胜利，并且也让许多知识分子为此如痴如狂。但过去20多年的历史也证明，对于大多数采用了美式民主的国家来说，结局其实也并不算好。

当然，现在国内的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在说这句话的时候，默认的都是共运史批判意义上的“地上天国”而非后者——罗翔本人也不例外。但有趣的是，这其中的很多人却又无一例外地认为中国当下的所有严重的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民主”（虽然不一定是美式）或者其他方式而得到终极解决。在这个层面上说，很多所谓反对“地上建天国”的人，真正意思是不是说“地上不能建天国”，而是“你那套方法不行，真建天国还得看我的”。

但在我看来，任何一种关于政治体制的理论一旦推向极端化和唯一化，并且认为一种制度可以解决人类社会的终极问题，并让所有人都实现终极的幸福，这可以说都是在“地上建立天国”。在这一点上，是不分左右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保守主义思想的价值就展现出来了。在保守主义者看来，制度的设计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一种基于特定状态下制度设计者为各自利益而达成的妥协。因为是“妥协”，所以本质上一个制度不会让所有人都满意，或者说每一个制度中必然包含着让某个人不满意的一部分，保守主义自然也就没有建立“地上天国”的想法。不过，保守主义的问题也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制度演化的周期很长，无法应对短期内剧烈的社会动荡。就像中国，在20世纪的上半叶的国际动荡的局势下，想要完全靠自己内部的制度演进来解决既有的社会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另一方面，制度本身是有惰性的，而在旧有制度中的既得利益者也往往缺乏改革的动力，这最终会导致问题越积累越多，最终导致社会需要一个整体性的变革。这就好比说一辆汽车，今天这儿出点问题，明天那儿出现问题，如果一开始不修，到最后发现修车的成本已经远远大于换新，很多人也就更倾向于换新车了。但即便如此，一个理性的人也不能期待新车不出问题，更要警惕那些在这个时候卖车给你说“我这车你开一辈子也坏不了”的人。

这个问题下的回答真有趣，先是把一切试图改造社会的理念都打成“想在地上建立天国”，然后把socialism与法西斯/纳粹混为一谈，一块批倒斗臭。

这简直就是某群体“恐赤症”集体发作现场，也难怪他们在魏玛德国的同行把票投给纳粹。联纳反赤，是吧。

以下摘录《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片段：

传统的法西斯主义，其所吸引的主要社会成分与支持自由主义的相同，那么，以前支持自由主义的人应当支持纳粹党……选举统计资料似乎似乎验证了这一点……

由于纳粹党的发展……主要是小企业家和白领工人——为基础的自由资产阶级中间派政党完全崩溃了。在1928年至1933年间，这些党失去了80％的选票。

纳粹党在魏玛共和国的前支持者中产阶级自由政党中得到的最多。在这些政党中，失去最多支持的是经济党，它主要代表小工商业者和手工业者。

除了自由政党之外，还有另一类其基础是中产阶级的德国政党，即所谓的“联邦主义者”或区域自治的政党，它们的支持者几乎全转向了纳粹党。这些政党反对德国的统一，或者反对黑森、下萨克森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等州特别依附于普鲁士，它们表达了这些省区城乡中产阶级对于现代工业社会日益官僚化的反感。

纠正某些人一个常识，在人数和选票数量上给予纳粹最大支持的，并不是想改造社会的人。

相反，纳粹的兴起反映了某群体面临危机时想捍卫旧体系的愿望——至于他们为何选择纳粹，或许是出于恐惧，想借助纳粹来对付他们害怕的东西，这个问题下的一众回答显示了恐惧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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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ic314 网友的相关建议: 
      

这什么印度法学家，我小米手机看不到。

莫迪现在肯定特喜欢听这个，每天烧几万个才是人间，没人死那不成天堂了吗，不行不行，还是来世再享福吧。

宗教都喜欢劝人修来世，天堂在来世，现世是受苦的，这样的好处是不用给信徒兑现任何承诺，画饼零成本。降低被统治者预期也有助于统治者维稳，上帝和凯撒一拍即合。所以印度这种深度宗教国家特别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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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zarreAdventure 网友的相关建议: 
      

因为早期基督教的教义是这样的

人的好东西都是要供奉给上帝（教堂、神父）的

人是不能享福的，只有到了天堂才能享福

然后如果人想在地上就开始享受的话

那么上帝就会很生气，就会灭世

所以不能在地上享受天堂的待遇

其实早期宗教都有这个特点，比如西藏最早的苯教就喜欢烧贵重的东西给上天、早期的佛教等等

当然后来就被人曲解成，你不要相信那些说世界会变的更好的人的话，不要跟着他们反抗，听他们的话结果会更惨，还是老老实实听我们的。

也就是现代版的：为什么不安安分分，而是要螳臂当车呢

用王贵和李香香里，没什么文化的土地主劝王贵都知道说：马无毛病成了龙·······老老实实当牛做马，终究会成了龙（上天堂）

对吧，全世界其实都是一样的，

当然，用这个手法的人，他只是嘴上信，心里是不信的

被这个手法统治的人，还真有不少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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