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基于大量经验事实写成，为什么有人说它不属于实证主义？ 第1页

我碰到 @包不同 先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不知道包先生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进行考据的，也许是怀着一种比马克思憎恶资本主义还要强烈的憎恶马克思的心情来进行的，正因为我对包先生的考据十分佩服（这并不是一句讽刺），才会对包先生的经济学感到十分惊讶。

我对马克思是怎样写出《资本论》的过程没有特别的兴趣，但是，如同包先生一般进行如此详细地考据资本论的创作过程，却对经济思想史，无论是边际理论诞生前的还是那之后的，都没什么了解的人确实非常少见。

在统计学完善之前，几乎任何的引用论据都只能是“选择性地引用论据”，因而资本论并不能称得上是实证研究，而包先生把这个原因仅仅归结于马克思自身，应当是不相信这一点的，所以我们不妨用他所批判的马克思选择性“引用论据”的方法，来看待他自己是如何选择性引用论据的。

1:包先生认为马克思在大学不是经济学专业的，甚至可能没学过相关课程，马克思的“经济学，可能是他后来自学或原创的。”

这个我可以肯定，不需要什么“可能”，马克思的经济学就是他自学的，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打开百度百科“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词条：

马歇尔是19世纪末的人物，既然在马歇尔之前，根本就没有经济学这个学科或是系，所以“马克思的经济学是他自学的”当然是毋庸置疑。

而包先生这里说“马克思的经济学是他自学的”显然是在选择性地引用事实说明马克思擅长的不是经济学而是“辩护”，企图说明马克思的经济学“不专业”，殊不知当时任何一个人的经济学都只能是自学的，他可以以此批判任何经济学者。

2:引用约翰逊的文字，说明马克思缺乏实地考察。

我必须承认马克思将其主要精力用在了图书馆中而不是工厂里，如果包先生企图在这里强调“实地考察”的重要性，那么无可厚非，但在这个问题下要是把“实证主义研究”和作者的“实地考察”挂钩，那么你可以否定当今经济学界99%的实证论文，因为他们的作者都只是间接性的引用数据。

2:马克思排挤工人阶级出身的“革命同志”。

包先生引用保罗·约翰逊所言：

日后的攻讦继续着这种模式，包括攻讦工人阶级出身的社会主义者，以及针对工作、薪资等实际问题鼓吹实用性解决办法，而非教条主义式革命，因而取得工人广大支持的任何领导人。马克思攻击过排版工人出身的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农业改革者克利盖（Hermann Kriege)，以及第一位真正有重要影响力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与劳工组织家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

在这里保罗约翰逊说马克思攻击“鼓吹实用解决办法的”工人领导，并且以后面的蒲鲁东等人为例子。

如果包先生对19世纪的革命历史略有了解，正如他对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的了解一般，他应该知道约翰逊在这里基本是胡说八道。

拿约翰逊所举的例子“蒲鲁东”为例，蒲鲁东乃是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反对任何政府权威，包含“宗教，司法和警察”，并主张建立可以无息贷款的人民银行。

我丝毫看不出蒲鲁东的理念比马克思更实用，更“不教条”，我想不会有任何一位读者认为“废除政府”比“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更加实际，因为后者好歹被列宁实践过，前者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做到过。

但在约翰逊等右派或自由资产阶级看来，也许废除政府的蒲鲁东比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更像是他们的友军，因为这些人思想是在反凯恩斯的浪潮中成型的。

事实上，在巴黎公社之前，蒲鲁东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远比马克思主义更加广泛，而在巴黎公社之前马克思就坚定地反对蒲鲁东主义者，在巴黎公社之前你自然可以找到无数“工人出身”的被马克思“排挤”的人。

而包先生在这里的引用，却丝毫没有谈及历史背景，包先生在此处并强调魏特林与克利盖是改良主义者，仿佛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主张革命。殊不知魏特林本人乃是最激进的革命分子，魏在巴黎和瑞士分别进行过两次起义。

在革命早期马克思或是恩格斯都是魏的拥护者，马克思称“魏的《保证》乃是光辉灿烂的，史无前例的。”但在后来，魏与马克思的重要分歧乃是魏宣扬宗教，用《福音书》解放工人，我想这是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无法接受的。

如此处心积虑地把马克思的敌人描述成马克思的私敌，把无政府主义者和宗教信徒的标签从别人身上抹去，只谈别人的“工人出身”，这不是选择性的引用事实又是什么呢？更为可恶的是包先生还把一个组织过革命的人说成是实用主义的“改良主义者”，这已经是捏造事实了。

此外，我也无法想象约翰逊先生是如何得知“马克思在他一生中，从未涉足任何磨坊、工厂、矿场或其他工业场所”，或许是因为超能力吧。

3: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的描述和数据，是有选择性的。

正如我前面所言，在统计学完善之前，任何人的描述都可以说是“有选择性”的，马克思的确选择了最悲惨的工人进行描述，而这些工人所在的行业也恰恰是资本不充裕的行业，对这一点，乔纳森和约翰逊说得没错。

我懒于对着约翰逊的《知识分子》进行批判，仅仅说明包先生所引用的约翰逊先生的此处的逻辑学就如同疯人院里的人的逻辑一样荒谬，约翰逊先生认为：“因为现在资本更加集中和充裕的企业比资本不充裕的作坊式企业工人的待遇更好，所以资本化更高的企业全面取代后者的制度才是更好的制度。

这就像认为：“如果我们比较一个持枪的人和一个没有枪的人，那么会发现持枪的人会比没持枪的人更加安全——因而如果我们让所有人持枪，那么这个社会一定会比一个所有人不持枪的社会更加安全。”

而实际上对比一下中国和美国的谋杀案数量，你就会发现约翰逊先生的荒唐之处。

诚然，马克思在这里所阐述的证据也不能说明生产资料公有制会比起资本主义更加先进，但马克思早就已经表明落后的低效率作坊中工人的悲惨遭遇是源于大工厂发达资本主义的竞争。

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中，对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早就有所改进，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所导致的阶级矛盾会通过国际市场转移到落后国家，从而在落后国家引发革命，在国际市场存在时，一国资本化，私有化程度越高，工人生活条件越好的情形可以通过剥削落后国家来维持，因此，你不能通过比较地区间或是一些企业间的资本集中程度来断言资本集中对劳动者是好事。

对此事显著的证据就是，1:基本脱离国际资本流通体系的苏联人民的生活条件可以普遍比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加入国际市场的亚非拉落后国家高。

2:苏联和东欧剧变之后，加入了国际资本流通的东欧国家在技术一直保持进步的情况下，生活条件并没有得到相应改善，有些地区甚至还不如从前了。

资本主义和资本集中就像枪支一样，有枪的国家比没枪的国家工人待遇更好，但这种待遇是因为有枪的剥削了没枪的，因而大家都有枪不一定比大家都没枪好，包先生如果真的理解他所说的“纳什均衡”，应当很清楚约翰逊的论证的荒谬之处。

4:包先生认为“马克思早在第一章当中已经把“使用价值”这个概念“撇开”“抽掉”了，这是一种“切割概念”。

这正是我开头所说的，如包先生这样仔细地考据马克思的创作过程以及其他传记作家对马克思的批判却对经济学思想史本身知之甚少的人才是真正的一朵奇葩，他所描述的马克思的奇葩程度与他本人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使用价值”事实上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经济学派关心的概念，即便是反对马克思的新古典主义者或是奥地利主义者，除了张五常先生在《经济解释》中主张用客观的“使用价值”的概念来尽可能取代“效用”之外，你几乎见不到任何对“使用价值”的分析。

所以包先生其实是在说“马克思撇开了一个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撇开的概念，因此马克思是切割概念的，偏的。”

使用价值之所以被撇开是因为使用价值难以被测量，我们知道无论是货币还是劳动时间，都不过是交换和生产过程的手段，利用货币和劳动时间所测量出来的都只是交换价值，而在“使用过程”中既没有货币也未见得有劳动时间，我倒想请教一下包先生如何测量和比较一个苹果和一支笔各自具有的使用价值的大小。

自然，在包先生这篇答案之外，也从来没有什么“固定成本使用价值可变论”，即使你把“使用价值”扭曲为新古典的“效用”概念，在新古典的效用理论中，效用也一般只由最终消费品产生，而不能由作为生产资料的“固定成本”直接产生。

因此，所谓的“固定成本使用价值可变论”从来都没有指导过我国的任何改革，那么它和“不变资本交换价值变小论”的比较自然也无从说起，也许包先生认为“傻瓜瓜子”赚了更多的钱，也让更多人吃到了更多种类的瓜子，因而年先生这个资本家使得社会财富变多了。

我对年先生的事迹并不了解，如果包先生的“财富增加”指的是年先生发明了制作瓜子的新方法，那么新增的各种瓜子必然来自于技术进步，这一点的重要性马克思反复强调了无数次，但是《资本论》毕竟不是《瓜子制作手册》，自然不会重点讨论这个问题，我想任何一本经济学著作都不会重点讨论这个问题。

如果包先生指的财富增加是指“更多想嗑瓜子的人磕到了瓜子”，那么这便是如包先生所言，来自于市场交换的帕累托改进，但正如无数次我所强调过的一样，“市场经济不等同于资本主义”。

市场是自奴隶社会晚期以来就出现的事物，而资本主义的历史则要短得多，资本主义的核心要素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雇佣生产，正如包先生所提到的年先生的事迹中，真正开始触怒上方的不是因为年先生卖瓜子，而是因为年先生“雇工”。

“使消费者吃到瓜子”这件事和“雇工”没有必然联系，年先生可以用奴隶制抓一群奴隶生产瓜子再卖给消费者，也可以用合伙制允许工人直接劳动入股，无论哪一种方法都可以让同样多的消费者吃到瓜子，但只有年先生采取了雇工的方式进行生产，我们才可以说这是“资本主义”，而帕累托改进只与市场的存在有关联，和雇佣生产或是资本主义的存在没有关系。

在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有如下言语：

可见在《共产党宣言》中，承认对社会产品的占有和买卖，只是不承认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和买卖，这在《资本论》也如出一辙，因此，瓜子市场是可以存在的，而消费者拿钱换瓜子带来帕累托改进，只需要存在一个瓜子和消费品市场就够了，不会必然要求一个劳动力市场和雇佣生产，不会必然要求“资本主义”。

真正完全取消市场和交换的，是列宁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这是马克思所没设想过的东西，不要张冠李戴乱扣锅。

把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用生活资料的私有制论证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资产阶级学者的常用手法。

如果包先生所言的社会财富增加还包括了年先生的100万，那么，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这一百万确实是年先生剥削劳工而来。

于是包先生肯定又不乐意了，明明年先生的雇工生活也改善了啊，你怎么还能说他剥削。

在马克思的语言里剥削仅仅表示剩余价值被无偿占有，但就着一个词来说是个不带感情色彩和价值判断的动作，也不表示一定是非正义的行为，Exploitation在英语中的本来意思是“开发”，我们把这句话改成“这一百万是因为年先生开发了他的员工而来”，是不是感情上就能接受了？

如果包先生不能理解年先生是如何把剩余价值据为己有的，我们可以尝试分解，设年先生雇了1000名员工，销售总额200万，赚了100万，然而忽然行情转好，大家更想吃瓜子了，瓜子涨价，年先生什么都不做，还是同样的雇员和同样的生产量，销售额达到300万，净利润了200万，这个过程中年先生既没有发明新的生产方法，也没有扩大生产规模，也没有改进组织和管理形式，请问，年先生是如何创造出多出的那100万财富的？如果国家让工人工资水平提高，年先生还是什么多的都不做，利润就降到了50万，那么，年先生所创造的财富又是如何消失的？

包先生曾质问我们，还是一样的生产资料，还是一样的瓜子，还是一样的消费者，如果没有年先生，就不会有新增的财富，因此他认为这财富是由年先生那样的资本家所带来的。

而我们现在难道不可以用同样的理由质问包先生吗？还是一样的年先生，还是一样的生产线，还是一样的组织管理，那么售价和工资变动导致的这多出的100万或减少的50万财富来自于哪里？难道不是来自于消费者需求的上升或是工人的罢工吗？既然在这之后的年先生的200万财富或50万财富中，有消费者和工人的成分，难道在原来的100万里，就不存在这样的成分了？

是怎样荒谬的逻辑，才会认为利润仅仅是资本家创造的财富，而不是对工人的剥削或是对消费者的二次剥削？即便是新古典主义者，也不认为私人的财富完全来自于其个人的创造，只认为把财富交给私人经营可以带来福利而已。

包先生在其论述的语句之中，还有意或无意地进行了两次混淆，1:资本的数量和资本家的数量，包先生企图用资本家数量的增加会导致劳工生活条件的改善来论证资本数量的增加必定会导致劳工条件的改善。

如果等量的资本被分给了更多的资本家，那么资本家之间的相互竞争必然会使得劳工获得更多的工资，因而，资本家数量的增加的确有利于劳工，然而如果资本是集中的，出现垄断或是寡头，那么资本的增加未见得会改善劳工环境。

新古典的增长理论中，一般假设了完全竞争的资本市场，而事实上这是毫无根据的，如果某行业的资本被掌握在了仅仅一个资本家手中，那么这个资本家可以自由控制资本的供给量，压低该行业劳动力的价格，我有一个亿，但是我可以故意只拿出5000万来买生产资料和雇人，只雇生产力最高，工资要求最低的那一半劳动力来最大化利润。

除非有别人和我竞争，否则我永远不会拿出另外一半的资本，因此资本家数量如果减少了，资本如果更集中了，即使资本总量增加，劳工条件还是会恶化。

20世纪以来的反托拉斯法改善了这一处境，但作用依旧是有限的，反托拉斯法只能阻止资本集团的数量从2个变成1个，不能组织其从100个变成50个。

这样，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数量总会比劳工数量少，因而资本比劳动更加容易集中，为了与资本家抗衡，劳动者不得不组织工会，集中起来斗争，才能与资本抗衡。

增加资本家的数量，的确可以改善劳动的处境，那么资本家数量什么时候最多呢？当然是全民都是资本家，全民都持有生产资料并以之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时候了，这难道不就是某种生产资料公有制吗？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然也就没了资本和劳动力集中程度不同的问题，自然就没有工会罢工，所以包先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罢工的原因难道不显而易见？当然，我个人认为改开以来雇佣生产和资产阶级又重新出现，工会和罢工有必要适当恢复。

2:包先生还混淆了生产资料公有和平均主义，似乎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平均分蛋糕的分法，实际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既不废除生活资料的市场和私有制，中国的社会主义更是提倡多劳多得，但因为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将市场机制也废除了，采取线性规划来计算需求，才导致了各种平均主义的出现。

马克思本人也并非包先生所言般一味憎恶资本主义，相反，无论是资本论还是共产党宣言中，都有大量的篇幅描写资本主义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马克思承认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不可缺少的阶段，承认剥削在一定时期不可避免，并认为生产力发展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必要条件，但必须保持阶级斗争，以尽快顺应生产力发展。

在《共产党宣言》中，尽管花费大量篇幅批判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生产，但废除雇佣生产也并不是第一步：

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
　　 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
　　 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2、征收高额累进税。
　　 3、废除继承权。
　　 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的手里。
　　 7、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
　　 10、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中国当然不是“最先进的国家”，但是20世纪末的中国应当是追上了19世纪末的“先进国家”，即便是改开后，也在实现并保持了这10条中的7条之上，取得了伟大的经济成就，难道今天能说马克思的主张是普遍“不切实际”的？

而雇佣生产本身也正在消亡的历史进程中，劳动者以各种形式入股持有自己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以分红取代工资收入的制度正在逐渐兴起。

虽然偏题了，但我想对提问本身的回答已经被包含在前面的内容里了， @Bai Sky 先生所言极是，现在最不缺的就是跑回归的实证主义文章，而像资本论一样提供一种全新方法论的东西寥寥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