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历史学研究是怎样进行的？ 第1页

普遍而言，目前的历史学家已不相信，历史是可以被“复原”的具体存在，在整个人文社科领域掀起风暴的后现代主义早在上个世纪已经宣判了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历史重构主义的死亡。历史研究不在于将每一件碎片拼接起来，复原那个旧有的瓷器（事实上，我们不可能找到所有的碎片，而每一片碎片也都非历史的原貌，而是有意无意的扭曲产物）；而是去有效利用已存的史料，在审慎的态度上，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以求能接近历史的原貌。我们可以通过历史研究所知的“历史”，与真正发生的“历史”，可以看作是可能无限接近但永不可能相较的两条线。

既然历史研究是提供一种解释，而不是提供一种定理，那么这就意味着它可能有无限观念与视角，占据统治意义的解释是不该被存在的。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历史学家敢于拍着自己的胸脯说，他的结论、他所揭示的历史图景就一定是永恒的不刊之论，没有人敢于保证自己所提供的解释与历史的真实情境完全贴合。事实上，随着二十世纪后期以降新史料的大量发现，一些依据传统文献缜密推理而来的、看似严密至极的结论，被发现是南辕北辙的结论。譬如，早先的明史学界普遍认为，明初朱元璋大力推行的老人制，在洪武之后便迅速衰落；然而，最近的历史学家通过对徽州文书大量诉讼案例的实证性分析，可以让我们知道老人制直至明中叶成化、弘治时期仍然在乡村社会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中岛乐章：《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 : 以徽州文书为中心》）。

既然历史研究是一种解释，那么受制于一个时期内观念、理论、方法，解释一定具有局限性。一代又一代历史学家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伴随着批判与反思，凝练与升华，去构建更切合实际、更全面、更富新意的历史解释，这就是历史学的传承，也就是历史学工作的实质。这也意味着，只要不是整个领域固步自封于原有理论而不做任何创新，历史学的生命是无限的。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史料存世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对某个历史领域认识的广度和深度。就中国历史的研究而言，正是由于史料存世特点的迥异，各个断代的研究方法、视角、风格与特点形成了极大的不同。明以前的每个断代，都或多或少为存世文献不足的问题而困扰。如先秦、秦汉文献所存过于稀少，故而见重于考古资料与出土简牍；魏晋南北朝隋唐也因为同样的痛苦，而倾力发掘石刻资料的信息。

的确，对于宋以前的断代研究来说，文献数量的缺乏使得一位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通过经年累月的努力，阅览完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所存文献并非难事；而中国惯有的厚古薄今观念，使得自乾嘉以来史学界便积累了对宋以前历史的深厚积累。这些原因，都使得对传世文献的爬梳的确已无太多前进的可能，纵使是出土文献的络绎不绝，但文本量过小的先天不足还是不能给予传统进路一个广阔的前景。同样的结果还有，基于传统视角对传统文献进行缜密考订的传统问题，的确到了题无剩义的地步。

宋以后的断代史，则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宋元的史料相较后世而言仍然稀少很多，但比之宋以前已有量级的提升；既是由于距今不久，更重要的是因为明代印刷业的技术革新，中国的存世文献从明清开始才急剧增多，明清文献构成了中国现存古籍的大部分。一般而言，研究明清史的学者虽然会在部分问题上可能遭遇阻隔，但就广泛的问题来说，不存在史料稀少而无法开展的困扰，清史较明史尤甚。至于近现代史，其史料更是如恒河沙数一般无边无际。史料数量的丰富性与类型的多元性，赋予宋以后特别是明开始的历史研究以巨大可能，我们不仅可以对制度规定与运行实态有着远为细致、深入的了解，更可以走入古人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如果你是一位历史学家，你很难了解敦煌以外一位唐代农民的具体生活情境，但你可以构建出一个明代村落的具体发展历程，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纳税与服役、他们的官司与械斗、他们的宗族与精神生活，这样充满血肉的个体生命史，散落在民间文献的汪洋大海之中。单就理论上的可能而言，明清近现代的巨量史料，不仅助力于扩张无边无际的历史认识，其本身文本的传统进路分析仍远远未得到充分的发掘。

然而，吊诡的事实在于，虽然史料存量和研究可能的对比有若云泥，但明清史特别是明史，比之中国史的前半期特别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而言，仍旧处于一个较低的研究水平。无论是实证性的制度与事件梳理，还是理论的提升，中古史学界都代表着中国历史研究的前沿与高峰。史料的限制并未阻挡中古史研究的精进，恰恰相反，正是史料的不足导致了中古史讨论对象的集中与理论的凝练；意义不在于翻来覆去地咀嚼少得可怜的文本，而是对已有观点的整合和升华。除去限于特定史料（如民间文献衍生的微观史）产生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外，各类新范式最先嫁接并迅速焕发生机的领域，都是中古史。这也回到了我们开始的解释，推动历史学向前进步的是方法的革新、视角的转换、理论的前进，而不是被禁锢在已有的文本中，文本并不能阻碍历史学前进的脚步，更无须那么看重考古学提供的资料价值。

回到具体的研究工作中。历史学家研究的先决条件在于信息，而信息的主要载体是文本（尽管图像史学等其他载体越来越成为新的增长点），文本信息具有两重含义：一是史料信息，二是研究成果信息，二者皆不可偏废。史料的考证永远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无史料则无史学，对史料进行严格的收集、批判与整理，是历史学家的最基本的工作。但同时，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绝不允许无视已有的研究成果，一项有意义的历史学研究，一定是站在学术的脉络之中，无论他在具体的角度中继承和批驳了哪位学者的成果，但在宏观视角上，他一定是在回应、反思与发展历史学整体脉络中的某个部分，是否梳理学术史，站在学术发展的脉络之中发表观点，是区分职业历史学家与民科最为重要的标准。

历史学家不仅要有收集与提取信息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分析信息的能力，这既是历史学的长处，又是历史学的短处。传统的历史学家可以娴熟地梳理史料碎片，将其还原于已有的历史情境中。然而，随着历史学的传统问题越来越“落伍”，新的生命力更多来源于学科交叉问题。如自九十年代以来植根整个全球中国史学界的近世以来基层社会研究，离不开社会学与经济学的理论方法；而近年来的前沿如历史人类学、生命史、医疗史、环境史、科技史等等，无一可以离开复合的学科交叉背景与知识储备，这样的交叉甚至已经超出原有的文理畛域，而越来越呼唤理科学术资源。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多学科的交叉问题和理论互补，将是历史学发展新的增长点。

那么，简单概括，确定研究问题后，今日一位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1. 前期准备阶段。包括研究所需的语言或相关学科理论的学习；对学术史的回顾、梳理与吸收。这些工作并不一定直接反映在某项具体研究中，却是历史学家进行研究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2. 史料收集与整理阶段。需要从文献的汪洋大海中，尽其所能地搜集相关史料（清以后的史料不可能涸泽而渔，但至少要保证关键史料的获取）；搜集史料后，或按时间顺序，或按专题，整理成史料长编；对史料进行细致的考订与分析。

3. 写作阶段。将研究结果与论证过程，遵循学术界通行的写作规范，简洁清晰地写出来。

一个接受过系统学术训练且合格的历史学家，在经过这样严谨的流程之后，其研究不会是不系统的。但总的来说，个人的史学史才史识有所差异，具备宏大视野与广阔问题研究能力的历史学家毕竟不占多数，系统地横向研究一个时代或纵向研究一个领域，既是需要异于常人的努力研习，又需要超凡的悟性，这就是另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