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日本为什么认为三个月就能够灭亡中国？ 第1页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陆相杉山元主张向中国增兵。7月11日，日本政府召开五相会议，在杉山元“一个月内就可解决”的保证下，正式决定出兵华北，当天皇裕仁担心事态会扩大时，杉山元表态：假如中日全面爆发战争，日本最多只要三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解决中国的任何反抗。于是裕仁正式批准增兵，由此引发了中国的全面抗战。

是杉山元太狂妄而做出这种不切实际的判断吗？其实这种判断代表的是绝大多数日本将校，尤其是激进的少壮派军官的认知。不仅是这些激进的军人，就连许多号称中国通的日本人也抱有同样的看法，而且在军方和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普通民众也对战争抱着狂热态度。当裕仁批准对华增兵的新闻发布之后，日本举国疯狂，民众积极捐款支持军费，各种劳军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青年更是踊跃参军，生怕去晚了赶不上这场“圣战”。所以说，杉山元的“三月亡华”论不仅代表了军方的态度，也得到了民意的强烈支持，虽然也有反对的声音，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就作出“如果进入战争状态，就一定是长期持久战”的判断，可是在这种举国亢奋的状态下，极少数的清醒分子根本无力阻挡战争的车轮，没被当做日奸就不错了。

为什么三月亡华论会得到日本军民的一致认可与支持呢？为什么在日本人眼里中国那样的不堪一击呢？这当然与那些日本间谍的侦查和中国通们的调查研究分不开。

日本间谍对中国的侦查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力迅速增强，向大陆扩张的思想日渐膨胀，从清朝末年日本就开始派遣间谍潜入中国收集情报，民国以后，派到中国的间谍更多，不少军人以公使馆武官或者某个军阀顾问的身份来华，趁机收集各种情报。臭名昭著的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铃木贞一，乙级战犯本庄繁、矶谷廉介、酒井隆等人早年都有到中国当过使馆武官或者军阀顾问的履历，有的还成了有名的中国通。所以说日本不少中国通其实就是间谍或者曾经有过间谍的经历。

冈村宁次这个名字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但主要因为武汉会战和第一次长沙会战，还有他在华北实施的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至于他早年当过间谍，还当过窃贼的经历也许知道的人不多。1926年秋，冈村时任军阀孙传芳的顾问，当北伐军逼近九江时，他趁孙的司令部一片混乱，盗走了孙军所使用的长江中游地区五万分之一比例尺的军用地图。日本参谋本部为此秘密奖励了他一大笔钱，可见这份地图的重要性。抗战爆发后，日军进攻武汉时用的就是这份地图的复制品。冈村的参谋长宫崎周一曾说过：“武汉作战和中国大陆各次重要作战，多亏有这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

冈村宁次

以上这些间谍至少还有一个正式身份，冠冕堂皇地进入中国的，但另外一些人则是奉命潜入中国，秘密进行间谍活动的，铃木贞一在东京审判时有这样一段证词：

“1923年，我调任北京公使馆武官的助手……年末我们动身去洛阳……吴佩孚隆重接待，将我们安置在迎宾馆。……当晚，有一个像日本人的来宾馆访问我们，会面之后才知道确是日本人，名叫冈野增次郎，是奉上原元帅的特别命令，在吴佩孚身边工作的。冈野受到严格命令，不准写信也不准会见日本人等等。上原元帅以他特有的预见性，早就在吴的身边安插了这样的人。”

铃木贞一

这样的秘密间谍究竟有多少？他们在中国到底干了些什么？如今已不得而知，不过可以相信，比起冈村的盗贼行径，他们只会更加不择手段地来获取有价值的情报。

日本中国通对中国的评价

除了军人，许多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和浪人也纷纷涌入中国，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地理等方方面面展开详细的调查，并深入研究当时中国政府的管理能力，政府与军阀之间、军阀与军阀之间、各个政治派别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分裂所带给日本的利益等等。

日本人对中国的调查究竟有多深入？可以从1928年出版的戴季陶撰写的《日本论》一书中找到答案：

“ 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店去看，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一个月杂志上所登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常住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单是近年出版的丛书，每册在五百页以上，每部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功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 。”

戴季陶

那么，经过日本的中国通们无数次解剖后的中国在日本人眼里究竟是什么样子呢？且看看平田策的评价：

“中国现有军队，共有两百多个包含着许多步兵团的师，就士兵的数量说，共有两百多万，可是够得称为现代化的军队，有现代化的装备的，实在找不出一个师，中间偶有一、两旅或团比较好一点，然如严格地说，仍旧是很落伍的。”

“在一·二八沪战时，虽然有少数下级干部和一些士兵很勇敢，但这不过是偶然的发现，不能因此便承认他们有现代军人的资格。”

“中国军队绝对不能对外，也绝对不会对外的，纵使有拿破仑的天才来率领，也无法使用。”

“中国军队完全以步兵为中心，还是殖民地的战术，就是南北非洲的战术。”

“中国军队之弱点为天下周知之事，而中国高级将领不学无术，反妄自尊大。”

“中国海防等于零，战事一起，日本只要派几条兵舰，马上就可以封锁中国海岸线，从汕头、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烟台，一直到天津，只要很少的力量，就可以占领中国所有经济中心，使它毫无接济，毫无办法。”

“中国毫无防空设备，只要日本动员令一下，日本飞机在最短时间内，即可将中国所有重要城市统统炸毁。”

“中国陆军毫无作战能力，日本只要有三师人就可以到处横行，例如热河之役，占领承德的不过是一个中队（注：日军的一个中队相当于中国的一个连）。”

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分析当时中国的现状。

一、中国军队的实力

陆军

抗战爆发时中国陆军现役军人有170多万，补充兵50万，预备役、后备役则一无所有，如果战争规模大、持续时间长、伤亡惨重就会出现补充困难的情况。

相比之下，日本陆军虽然现役兵只有38万人，但却有预备役兵73万8千人，后备役兵87万9千人，加上第一补充兵役和第二补充兵役的人员一共448万余人，所以平时国家不用耗费大量的财政来养军队，而一旦战争爆发却能迅速动员，军队因战斗减员也能尽快得到补充。

反观中国这200多万陆军，如此庞大的数量除了给贫穷的国家增加巨大的财政负担外，并无多大战斗力，原因是编制混乱，装备低劣，兵员素质差，有些地方军阀的队伍虽然号称军队，就其本质而言和民团没什么区别。

当时的国军除了中央军，还有粤军、桂军、晋军、川军、滇军、东北军、西北军等地方军阀的部队，编制混乱不堪。除了编制混乱，还各有各的治军理念，各有各的作战方法，加上保存实力的私心，在战斗时很容易出现协同困难，各自为战的局面。

除了编制混乱，武器更是五花八门，因为中央军和地方军各有各的武器来源。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国内兵工厂只能生产少量的轻迫击炮、轻机枪、步枪、手榴弹和子弹，多数武器尤其是重武器要从国外进口，进口武器来自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捷克等十几个国家，因杂乱而导致配套性差，维护不易，还要受出售国能不能及时供应弹药的影响。而国产武器又因为各军阀的兵工厂生产能力不同以及缺乏制式标准，导致质量参差不齐，即使是同一型号的枪械，不同兵工厂生产出来的口径也不同，使零配件和弹药不能通用。

中国的汉阳造步枪（俗称老套筒）

杂乱的装备使本来就混乱的后勤保障更加困难，一个参加过淞沪会战的老兵回忆，当时战场上集中了来自各省的部队，以至于送弹药的卡车好容易躲过敌人的飞机到达预定地点后，发现部队已经换防，司机望着一车弹药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附近的部队不是一个系的，用不上。

装备混乱也算了，就是这样混乱的装备还严重不足。以当时中央军最精锐的88师为例，这个新编的德械师也只有4000多支步枪，70多挺重机枪。德械师尚且如此，那些地方杂牌军的装备也就可想而知。

29军在长城抗战中因大刀而扬名天下，“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听起来确实让人热血沸腾，其实稍具军事常识的人都明白，如果29军将士有先进武器可以打击敌人的话，他们是决不会使用大刀的。在热兵器时代拿着冷兵器去冲锋陷阵，那肯定是无奈之举。

29军大刀队

川军的武器装备也极差，重武器没有，枪支老旧不堪，士兵们抱怨打打就卡壳，这样的装备怎么与日军作战？所以邓锡侯的第22集团军被调到二战区后，为了增强战斗力向阎锡山索要武器，索要无果后抢了晋军的军火库，惹得阎锡山大为光火，坚决不要这个“烂部队”，如果不是李宗仁把他们要到五战区，恐怕第22集团军就得灰溜溜地打道回川，既没脸见家乡父老，也没有后来在滕县保卫战中名垂青史的战绩了。

海军

中国海军的舰船加起来一共5万9千吨，很多还是清朝遗留下来的，无论吨位、速度、火力都很落后。而日本海军的吨位达到了190万吨，还有世界先进的航空母舰。两相比较，可以说是鸡蛋和石头的差别。

日本1920年造的第一艘航空母舰凤翔号

空军

中国空军共有飞机314架，很多是从各地军阀那里收编来的，中国自己不能生产飞机，这些飞机也是来自英、法、德等许多国家，所以种类繁多，而且大多是西方国家早就淘汰不用的，因此那时的中国机场看上去就像是世界老式飞机展览馆。而日本空军共有飞机2700架，光从数量上就占了绝对优势。

中国空军的霍克-3型战斗机（还是老旧的双翼）

不仅数量上占优势，日本还有配套的军工业，武器基本上是自己研发制造，弹药和零部件能及时供应，不会出现装备不统一和后勤补给不足的局面。

日本96式战斗机

现代战争的特点是三军联合作战，缺乏海军、空军的支持，陆军再精锐也显不出优势，何况中国的陆军并不精锐。所以抗战从实质上来说，是一个农业化国家和一个工业化国家的战争，用一个西方军事观察员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用中世纪的方法来打一场现代战争”。

二、士兵的素质

战斗力的高低并不仅限于装备的优劣，人的因素更为重要。中国军队的素质与日军相比，其差距更是远远超过了武器的差别。

也难怪，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政府更迭频繁，教育根本无从谈起，以至于4万万人口中，能识字的仅占20%左右。民国以来，中国一直实行的是募兵制，虽然1936年颁布了兵役法，但没有得到充分实施，仍然沿用募兵制，所以士兵基本上是目不识丁的农民，因为家里一贫如洗才不得不到军队混碗饭吃，而那些能够识字的家境相对较好，不愿意去从军。

到抗战爆发时，中国士兵90％以上是文盲，100％毫无科学常识。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抗战时投笔从戎，当过国军军官，他对当时的士兵做了这样的描述：

“不仅体格羼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织突击队，集中训练，其他的则归各部队看管，也谈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现人多。”

“状似白痴”，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出当时中国士兵的单兵素质，也就能够想象出军队的战斗力。而日本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普及了小学教育，所以日本士兵无论是对装备的掌握，对战术的理解，还是作战时的协同都和中国士兵不在一个层次。

黄仁宇

三、中国形如散沙

军队缺乏战斗力已经是中国的硬伤，而政府与军阀之间、政治派别之间的尔虞我诈则造成国家分崩离析、形如散沙，也让日本对中国一次次的侵略都能毫不费力地得逞。

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2月2日，中国政府议定了《全国防卫计划》，要求张学良向东三省出兵以牵制日军，使日本不能专心在淞沪作战。对于张学良来说，即使不能打回老家、报杀父之仇，哪怕做做样子宽一下东北父老的心、洗刷一下自己“不肖子”和“不抵抗将军”的名声，这都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张学良愣是按兵不动。

张学良

军阀们，尤其是没受日军当面逼迫的南方军阀们常高调宣传抗日，指责南京政府对日软弱无能，可是当十九路军和中央军第五军在淞沪战场血战时，这些军阀们却突然变成了瞎子、聋子，不管政府、民间如何呼吁，就是不肯出兵支援。

1932年7月，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关东军有进攻热河的可能，蒋介石亲自给张学良发电报要他派兵防守热河，按理说，丢了东三省，热河这块地盘张学良应该珍惜了吧？遗憾的是，张仍然毫无动静。

1933年1月3日，日军派驻榆关铁路守备队队长落合甚太郎少佐仅用261人，25挺重机枪和6门炮就占领了榆关（山海关）。榆关得手以后，2月23日，关东军向热河进攻。

热河省主席汤玉麟自九·一八以后一直蛇鼠两端，既和伪满州国来往，又和张学良通气，受其影响，汤军上下根本无心作战。日军入侵后，汤军要么一触即溃，要么叛变投敌。日军势如破竹，汤玉麟征集了很多车辆，满载鸦片和财物逃离省会承德。日军挺身队128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承德。仅仅7天，热河就沦陷了。

汤玉麟

当时，顾维钧（民国时期著名的外交家）正在日内瓦参加国联大会，鉴于热河的严重局势，他一开始就呼吁国联对日本采取制裁措施，最终却不得不放弃努力。他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情形：

当我就热河问题发言时，实际上我是指望能够实施制裁，而当时确已存在这种可能性，但实施制裁有其先决条件，例如，必须存在‘诉诸战争’的条件，才能实行第十六条规定的制裁。”

“很多消息传到日内瓦，说中国在热河的军队非但没有守住阵线，抵抗日军进攻，而且接二连三放弃战略要地，更有很多令人沮丧的报告，说士气不振，叛国变节，溃乱退败，未经一战便丧失国土等等。”

“3月4日代表团收到外交部一份公开电报，对于中国战略失地、叛变投敌，以致引起日内瓦各国代表的惊诧等报道，一概予以否认。相反地，却给了我们很多令人鼓舞的消息，说我军在建平大捷，反攻凌源，获得胜利，……”

“郭泰祺和我阅后，立刻按照指示向外公布。但是消息刚一公布，赤峰、凌源陷落的报道即被证实，热河省会承德也可耻地丢失了。局面实在使人难堪。……”

“鉴于当时中国国内各政府首脑及国外大国的态度，当时争取援用第十六条，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切实际的。”

顾维钧

日本代表松冈洋右曾在国联发言讥讽中国说：“中国自己不会打仗而叫远处友邦跟近邻打仗。”

松冈洋右

在强敌压境、山河破碎的国难之际，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的军阀们和大大小小的草头王们不但没有团结起来抵御外侮，反而不断上演兄弟阋墙的斗争，日本人侵略中国的原因固然来源于它的大陆政策，但中国自身就没有原因吗？

美国历史学家柯博文教授（Park·M·Coble旧译“小布尔”）在他的《走向最后关头》一书中这样写道：

“像1931～1932年中国所遭受的这类外国的攻击，有时可能会把一个民族团结起来，并增强政府的力量。但这种情况没有在中国发生。整个国家和南京政府仍是一盘散沙。……政治上的分崩离析似乎是军阀时代的延续，并使日本极端分子坐收渔人之利。”

真是一针见血！

四、爱国学生的表现

前面说过，石原莞尔从“七七事变”开始就反对扩大对华战争，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他更是竭力反对向上海增兵，反对无效后辞职。不要以为石原的行为是喜欢或者同情中国，这位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可不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反对扩大中日之间战争纯粹出于对国家战略的考虑，而不是对中国有什么好感。

石原莞尔

石原早年到武汉陆军中支派遣队司令部工作过，经常化装成中国人收集情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跑遍了湖南、四川、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中国作了以下评价:

这个国家官乃贪官，民乃刁民，兵乃兵痞，然后中国的爱国学生是世界上最乱的，就是他们起哄闹事，把老百姓推到最前线，然后他们转身就走了。”

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学生一直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宣传抵制日货的主力军。那么，石原对中国爱国学生的评价是否出于憎恨而有失偏颇呢？

就从石原策划的九一八事变谈起吧。

九·一八之后，中国学生群情激愤，各地学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支援东北。随着东三省的沦陷，学生们更加愤怒，行动也逐渐升级，南京中央大学学生到外交部请愿时，打伤部长王正廷，北平学生请愿示威团到南京中央党部请愿时，又打伤了接见他们的蔡元培和陈铭枢。一·二八淞沪抗战停战后，上海学生又打伤了和日本商谈停战协议的外交人员，不久，商议停战的日本大使重光葵又因腿部受重伤住院，以至于中日停战协议是在病床上签订的。

不过，重光葵的腿可不是被中国学生打伤的，而是被朝鲜的爱国志士炸伤的。

1932年4月29日，上海的日侨和日军在虹口举行天长节集会和阅兵典礼，庆祝天皇裕仁31岁生日，当日本人正在合唱国歌“君之代”时，朝鲜志士尹奉吉向主席台投了一颗炸弹，把日军大将白川义则和日本驻上海侨民行政委员长河端贞次炸死，把第9师团长植田谦吉、海军司令官野村吉三郎、日本总领事村井仓松以及重光葵等人炸成重伤。尹奉吉被日军当场抓捕，于同年年底在日本就义。

尹奉吉在行刺前手持手榴弹，胸挂宣誓文，在朝鲜国旗下宣誓

说实话，笔者真的希望这颗炸弹是中国人扔的，毕竟刚刚打过淞沪抗战，于情于理中国人都更有理由向侵略者复仇。可惜，翻开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间的那段历史，中国学生殴打外交人员和政府官员，攻击售卖日货的中国商人的事件比比皆是，可就是找不到像尹奉吉那样舍身杀死侵略军高级将领的爱国义士。

不能向侵略军将领扔炸弹，那么参军到前线作战应该可以吧？同样可惜，一直到抗战全面爆发也没见到中国学生涌入征兵站报名的热烈景象，倒是作为侵略国的日本，七七事变后各个征兵站都排起了长龙。

也许对于学生们来说，宣传抗日，逼迫政府抗日，打打没有危险的中国人是一回事，去打凶悍残暴的日本兵又是另一回事了。

1933年榆关失守，日军开始进攻热河时，北平学生的表现更是让人大跌眼镜。当时北平城里一片恐慌，学生们也纷纷出走，还向学校要求请假不扣分，要求学校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

针对学生的这些表现，清华大学校长蒋廷黻忍不住了，他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批评说：

“在这个时候，我们二十多岁的青年男子即不能保家卫国，最低限度不可能要求别人来保卫我们。在这个时候还要求学校担保我们生命的安全是我们的大羞耻。难道这点丈夫气都没有了。这点丈夫气都没有的人保全了生命有什么好处？将来为国家服务那一套话我们还有脸说得出来么？”

蒋廷黻

为什么一向高调要求抗日的学生们在面临日本侵略者大军压境时，竟然会有如此表现呢？著名作家苏雪林女士的这一段文字也许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1937年抗战爆发时苏雪林正在武汉大学当教授，她根据自己的所见写道：

”到了学校，我想这还上什么课，平日这里大学生嚷抗战嚷得起劲，今日最后关头到来，还不都投笔从戎去了，这时候要上课也许已是无人听讲了。出乎我意料之外，学生竟比平时多了一倍，那些爱唱高调的热血分子还是悠然自得地留在学校里，课是不肯上的，说没有心思，前线固不愿去，后方工作也要较量待遇的厚薄，环境的优劣，工作的舒适与辛苦。后来风声渐紧，有些人固然到前方服务，大多数是捆起铺盖回家完事。……‘私’与‘怯’是这民族最大的劣根性，一切罪恶都源于这两字，现在暂且抛开私字，单就怯字来说吧。不管你平日怎样会叫，会跳，会骂，会义形于色地声讨这个是国贼，那个是汉奸，好像只须政府一宣布对日抗战，自己便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上前线去与敌人肉搏。但等到真个与死神面对面时，你不从心底发出一阵寒颤，不认真地思前考后起来才怪。战争好像是一块试金石，从前大家装模作样，辨不出谁真谁假，一到这石的面前，你的本来面目都给它无情评判出来了，我不能不替中华民族暗叫一声惭愧！”

苏雪林

一直到1943年，国民政府号召知识分子从军，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学生们因为饱受日本侵略所带来的痛苦，懂得保家卫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和敌人真刀真枪地战斗，因而踊跃参军，知识分子空谈爱国的现象这才得以消失。

总而言之，七七之前的中国在日本中国通眼里是不堪一击的：国家分崩离析，政府软弱无能，军阀自私自利，军队毫无战力，国民愚昧无知，学生空谈爱国。中国既被他们说得如此不济，也就难怪日本军民对战争爆发欢欣鼓舞，认为胜利手到擒来，也难怪杉山元身为日本陆相，会在战争爆发后短时间内就抛出“三月亡华”的豪论。

不过，日本的中国通们千算万算，唯独算漏了一点，那就是中华民族在退无可退的最后关头所爆发出来的民族凝聚力和坚韧性。而中国人正是靠着自己这股坚韧不拔的民族性，咬紧牙关苦撑八年，最终迎来了抗战的胜利，让杉山元的“三月亡华”论成了二战史上一个可耻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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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当年还以为日俄战争后毛子能和大清一样赔偿自己五亿两白银，还以为退出国联大家会求他留下。还以为打完珍珠港美国就会下跪免费奉送石油。

无他，精神病人思路广而已，只不过甲午战争和九一八两回这疯子居然成了。

根据疯子的个人经验，这次也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