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武昌起义后清政府迅速土崩瓦解了？ 第2页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并没有迅速崩溃啊。1911年10月10日到1912年2月2日也许短暂，但是在那个年代是激情飘扬的岁月这段时间并不平常。辛亥革命的成果不是北洋施舍的，不是清帝的赏赐的，是全国各地革命者用鲜血争取的。

没有全国各地的响应，清政府会有源源不断的财富和支持，这是清朝无法动用资源的根本(北洋陆军开拔很费钱);

没有北方革命者的无畏(北方北洋实力极强，渗透程度也没有南方高，成功很难)不会给南方革命者更多的空间制造优势;

没有各地革命者的组织，不会有这么多对清政府失望的人团结在一起;没有源源不断的牺牲和胜利，清政府为什么会选择放弃;

北洋军装备和训练天下无双，南方革命者和军队很难比的上（湖北已经是南方最强的了）。但是从北洋开始为清帝屠杀革命者的时候，当北洋成为权力斗争的砝码的时候有又什么值得吹嘘呢。匍匐下北洋军威下的人我不批评他们，毕竟当年的北洋确实是清最后的爪牙，反抗北洋的人确实真的勇士，军人、革命者如果放弃追求未来的勇气，那么革什么命，保什么家国，200年前八旗就是这样屠戮南方志士的，数十年前外敌就是这样改变中华大地的。屈服有无数的理由，我不会借着道德批评，毕竟都是求生的人，但是战斗者永远给予支持，因为血性是中华民族的传承，热血值得放大。北洋作为饿狼很凶悍，但是海军和江防都在革命者手上，国内的热血志士很多，江南的富庶之地也在革命者手里，大沽汉阳在清帝手上是没有希望恢复的。

辛亥革命比巅峰期的太平天国强大(全国已经开始努力去成为一个整体，而不是排斥非阶级的伙伴，非同族的群众，非地域的战士等等，宗教，民族，地位都不是不可以解决的矛盾了)，这就是为什么说袁世凯窃取了辛亥果实。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还在组织力量反攻武汉三镇，如果只是武昌起义是能镇压下来的。北洋和武昌起义军队的阳夏大战后，汉阳汉口全部失守，武汉三镇的数十年精华损失惨重（清政府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南下攻击武汉三镇的江北汉口(夏口)和汉阳，随后启用早先被罢黜的原北洋军首领袁世凯，以稳定北洋新军。革命军开展阳夏战争，最终战败，11月27日退守江南武昌。在47天作战中伤亡约万余人，但仍能隔江坚守武昌）。

但是阳夏保卫战的惨烈是建立在什么状态下的呢，

是湖北各地起义军们支持武汉军队的状态下

宜昌爆发革命，最终将湖北军事重镇荆州将军（湖北不是没有八旗）驻扎地荆州攻克（10月18日晚，宜昌新军第四十一标第一营排长、文学社会员唐牺支发动起义并光复宜昌。为减轻清军对武昌压力，唐于11月19日兵分四路直逼清驻防将军荆州将军府，25日围困荆州，12月13日，荆州将军连魁投降）

是武汉军民对革命军人的支持状态下

汉口保卫战（汉口民众自发组成武装，称为“民军”，一支特殊的之前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战斗团体，随着阳夏之战的持续，逐渐形成为革命军中坚力量——市民参战，湖北人民用生命去捍卫共和和希望）

是全国各地的革命者们浴血奋战的状态下的

湖南独立（10月22日，湖南共进会会员焦达峰、陈作新，按照早先与湖北共进会立下相互响应起义约定，率领以会党和新军组成的队伍在长沙起义。湖南巡抚余格诚逃走，巡防营统领黄忠浩被斩首。起义军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推举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并发布《讨满清檄文》。随即派兵支援武昌）焦达峰等人后来牺牲与地方势力的斗争中。

陕西独立（10月22日，陕西同盟会会员井勿幕、钱鼎、景定成等人同陕西哥老会联合，发动会党和新军革命分子同时起义，经两天激战控制西安，护理巡抚钱能训逃走，西安将军文瑞投井自杀。西安满族居住区“满城”遭遇种族屠灭，惨况空前。起义军成立秦陇复汉军政府，推举原日知会会员，新军队官张凤翙被为都督）西安后来被清军反扑等部围攻损失惨重

江西独立（10月23日，江西同盟会会员林森、蒋群、蔡蕙等人策动九江新军举行起义，胜利后即宣告独立，次日成立九江军政分府，推举第二十七混成协第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为九江军政分府都督。10月31日，南昌同盟会会员蔡公时等人率领新军发动起义并获成功，建立江西军政府，推举李烈钧为都督）也正是由于九江军民的努力，一定程度上保证清军在进攻武汉时得不到水军的支持，武昌得以保存

山西独立（10月29日，山西同盟会会员、新军标统阎锡山联合姚以阶、黄国梁、温寿泉、赵戴文、南桂馨、乔熙等人发动新军在太原起义，杀死山西巡抚陆钟琦，宣布成立山西军政府，推选阎锡山为都督。12月12日，革命军因抵抗不住清军曹锟部进攻，撤离太原）曹锟部是北洋六镇中最精锐的部队，革命者死伤惨重

河北革命（10月29日，直隶发生滦州兵谏与滦州起义。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第三十九协协统伍祥祯、四十协协统潘矩楹、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三镇第五协协统卢永祥等，在直隶滦州打电报向清政府提出类似最后通牒的十二条，要求在本年内召集国会，由国会起草宪法，选举责任内阁，并规定皇族不得充当国务大臣）。吴禄贞将军意图率领北洋第六镇参加革命，被袁世凯等人买通杀手杀死，并对第六镇进行清洗，这也导致北洋军顺利进入山西，山西革命被镇压。

云南独立（10月30日，云南同盟会会员李根源联合新军标统蔡锷、罗佩金及管带唐继尧等人率领新军发动重九起义，次日占领昆明，成立云南军政府，将云贵总督李经羲礼送出境，推举蔡锷为都督）云贵总督是李鸿章的后人，革命者抱有一定的态度

贵州独立（11月4日，贵州革命党人张百麟等的领导和发动新军和贵州陆军小学堂学生举行起义，随即攻占贵阳，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推举贵州新军第一标教官兼讲武堂堂长及贵州陆军小学堂总办杨荩诚为都督，赵德全为副都督）贵州新军组织军队支持湖北，后革命者同样被地方势力和外来军队联手绞杀

浙江独立（11月4日，浙江光复会会员驻杭州新军八十一标标统朱瑞，同盟会会员新军八十二标周承菼部军官吴思豫、吕公望、蒋百里、蒋百器、杨廷栋、吴肇基人等，及光复会王文庆率领从上海赶来的敢死队发动起义，从笕桥、南星桥出发进攻省城杭州。朱瑞、吴思豫、吕公望等率八十一标及光复会王金发敢死队攻占军械局。周承菼统八十二标和同盟会蒋中正、光复会尹锐志(女)所属敢死队攻占抚台衙门。杨廷栋率兵包围了巡抚府，巡抚增韫被俘，5日，杭州光复。浙江咨议局议长陈黻宸、副议长沈钧儒及马叙伦等人，推举立宪派、前咨议局议长汤寿潜为都督）浙江历来就是反清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鉴湖女侠这样革命者带动着一代代浙江民众参加革命事业

安徽独立（11月5日，安徽同盟会会员吴旸谷等率标炮营等也在当日起义，并向省城安庆进攻。立宪派则劝说安徽巡抚朱家宝独立，11月8日，安徽咨议局出面宣布独立，推举朱家宝为都督，王天培为副都督。）安徽革命是晚清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徐锡麟刺杀巡抚，安庆马炮营起义都是杰出代表，安徽北部革命者被后来的北洋倪嗣冲大肆屠杀，安徽革命有力的支持了全国各地的革命者的努力

广西独立（11月6日，广西咨议局在省城桂林作出决定，与清政府脱离关系，宣布广西独立，原广西巡抚沈秉堃担任都督，几天后清军提督陆荣廷发动兵变夺取都督之位）

福建独立（11月9日，福建同盟会会员郑祖荫、彭寿松、许崇智、新军第十镇统制孙道仁率领所部在福州起义，向清军发起进攻，清总督松寿自杀，11月11日，福建宣告光复，福建军政府成立，推举孙道仁为都督）

广东独立（10月底，广东同盟会会员陈炯明、邓铿和彭瑞海等人在广东化州、南海、顺德、三水等地组织民军起义。11月8日，在胡汉民劝说下，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和新军第二十五镇统制龙济光同意反正，民军声势浩大，两广总督张鸣岐被迫召集各界代表在广东咨议局讨论广东独立问题，决定次日宣布广东独立。11月9日，陈炯明率部光复惠州，同日，广东宣布独立，成立中华民国粤省军政府。推举胡汉民为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经各方支持，组成一支北伐军共约8,000人，姚雨平任总司令，马锦春为副总司令）广东不只有黄花岗，广东人民为反抗清朝统治，付出了一次次的牺牲。

山东革命（11月12日，山东烟台同盟会栾钟尧、宫锡德等“十八豪杰”同盟会会员发动起义，占领烟台海防营，烟台道台徐世光闻变携家眷逃到东海关税务司英国人梅尔公馆寻求保护。11月13日，“十八豪杰”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宣布烟台独立，成立山东军政府。次日，改称山东烟台军政分府，推举清海军舞凤舰舰长王传炯为烟台军政分府总司令。11月13日，在山东革命党人丁惟汾的劝说和代理新军第五镇统制贾宾卿等部分军官的胁迫下，山东巡抚孙宝琦同意山东独立，推举孙宝琦为都督。11月24日，孙宝琦又取消独立）山东作为北方第一重镇，革命对于清朝政府是重要打击，

甘肃革命（11月17日宁夏同盟会支会发动宁夏会党起义，23日在银川成立支那宁夏革命军政府。1912年3月11日，黄钺联合革命党人向燊、陈贞瑞等发动了秦州起义，在秦州宣布独立，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黄钺被举为都督）在甘肃这样的被地方军阀威胁的地区，革命者依然用鲜血开创了未来

四川独立（11月21日，广安州组成大汉蜀北军政府。22日，蜀军政府在重庆成立。11月22日成都召开四川官绅代表大会，决定独立并派出蒲殿俊等11人与四川总督赵尔丰的代表在在成都圜通银行进行谈判，27日四川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赵尔丰发表宣示四川自治文告，将权力交给新政府。立宪党人蒲殿俊担任都督，赵尔丰的嫡系部将朱庆澜任副都督。27日，进入四川的鄂军在资中反正，杀死上任途中的代理四川总督端方）保路运动推动了武昌起义，四川革命者同样在最后继续支持革命运动

河南革命（12月22日，河南开封同盟会会员张钟端领导的河南仁义会起义行动被破获，次日张钟端被杀害）白狼起义作为农民起义一定程度上也对辛亥革命起到了一定的帮助

辽宁革命（11月17日奉天联合急进会成立，公推张榕为会长，柳大年、李德瑚、张根仁为副会长）结局1912年1月23号晚上，张作霖指使两名杀手把张榕暗杀了，而就在这一天晚上，其他两位革命党人也惨遭杀害。此后，张作霖对奉天城进行了全城大搜捕，凡遇到形迹可疑或者剪去发辫的人，即被砍头或关进监牢，仅仅几天就杀了近四百人，辽宁革命失败

吉林革命（11月下旬，奉天联合急进会首领、同盟会会员张榕、张根仁派赵元寿来吉林组建吉林联合急进会分会。1912年3月15日，赵尔巽和陈昭常宣布承认“共和”，改东三省总督为东三省都督，改吉林巡抚为吉林都督）

黑龙江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黑龙江各学校推举代表组织学生联合会，进行黑龙江省duli运动。学生联合会在黑龙江全省中学堂召集全校师生开会，中国同盟会黑龙江支部负责人邓觉民发表演讲。会后，学生们上街散发传单。11月16日，黑龙江巡抚周树模秉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旨意，成立黑龙江国民保安公会并自任会长。黑龙江全省中学堂学生在革命党人策动下成立黑龙江国民联合会要求宣布独立。奉天联合急进会首领、张榕、张根仁等和保安会进行斗争。12月11日，革命党人组织省城学生到省属衙门前游行，高呼“黑龙江独立万岁”；12月18日，用全体名义要求巡抚周树模宣布。此后在民政司长宋小濂应对下，革命活动被瓦解，黑龙江革命运动失败）

新疆革命（12月28日，革命党人刘先俊、万象春、马万荣等率军中100多名哥老会会众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起义。1912年1月7日（农历辛亥年）晚，伊犁起义取得胜利。1月8日上午9时，新伊大都督府宣告成立，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取代清朝黄龙旗。万象春三十年后撰文回忆：“如果伊犁不起革命，清廷迁都事成，那时爰正貔貅，逐鹿中原，偏安西北，尚有可能。伊犁革命，格杀志伯愚，败走袁大化，载澜携眷逃奔库伦，甘督长庚解权卸位，不但阻遏清廷迁都成议，而且促迫宣统逊位。盖伊犁班革命同志对于民国之贡献，当不在武昌首义及各省响应之下矣）

江苏独立（11月5日，江苏的立宪派及绅商怂恿江苏巡抚程德全在省城苏州宣布独立，成立江苏革命军政府，程德全自任都督。在11月9日，镇江第九镇革命者浴血奋战未攻克南京后，11月24日江浙沪联军在徐绍桢统帅再次发起进攻，并于12月2日攻克南京，震惊全国，林述庆将军进军临淮、清江保卫南京，防止北洋反扑），光复南京的影响是空前的，当汉阳汉口陷落后，南京成为新的革命据点。两淮盐税作为重要的财富让清政府无法获取。

海军起义（武昌起义后，清军为协助陆军镇压武昌起义军，派海军南下，海军中的杨庆贞、高幼钦、官阳明等人率海琛舰起义，海军中的海容、海筹舰纷纷响应；长江舰队、巡洋舰队起义后，南洋舰队在镇江同样爆发了起义，并加入了进攻南京的战斗）

革命者先后去清政府宗社党人和袁世凯进行了数词自杀式攻击，良弼的死直接导致了清政府失去逃回东北的可能。

为了推翻清政府，各地革命者迅速发起了一次次起义，甚至放下偏见拉拢旧官僚和地方势力这为后来的失败埋下的因果。但是辛亥革命的成果清帝退位绝不是袁世凯一人之功，或许武汉的八镇不如北洋保卫不了武汉，或许江浙的九镇装备低劣守不住江淮，但是各地前赴后继的仁人志士一定会把腐朽的清政府送上最后的坟墓，屠杀或许能让民众恐惧，但是民众终究会拿起武器去保卫希望，以武汉三镇为代表的湖北湖南，以南京为代表的江浙，以广州为代表的广东广西，以成都为代表的巴蜀人民等等终究会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

为什么清政府土崩瓦解了，是地方的离心离德，是军队的不支持，是知识分子的离开，是老一辈人的死去，但更是全国的革命者们用鲜血构建的胜利，是无数希望共和去改变这个脆弱国家的民众构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潮。

至于是否是兵变，就像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当士兵的愤怒，人民的愤怒被整合，这就是掀开自以为是的人世界的第一步。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政局崩溃的背后，一定是财政崩溃与军事失利。

孔夫子一再强调“均”，均者平也，有两重含义，在政治上是地位平等，在财政上是收支均衡。

清朝把全国能得罪得不能得罪的全得罪了。不亡，没天理了。

前面有人提到的汉人士绅和读书人不说了。讲点别人没说的。

1.八旗的铁杆高粱。为编练新军，清朝停了八旗的粮饷。虽说八旗子弟废物多，但是最忠心的都放弃了，你让其他阶层怎么想？

2.四川的保路运动。你直接对百姓说纳捐修铁路也就算了。反正这捐那税百姓也习惯了，偏说入股。入股也就算了，最后要收回国有。你是拿天下人开玩笑？和你这没信用的不拿刀把子是没法说话的

3.商贾。从前清政府虽说对商贾不友好，但也不会竭泽而渔。但是，从上海橡胶股灾到胡雪岩到山西乔家，既无能且又贪。

没有迅速土崩瓦解，中间政治博弈狠有趣。

袁世凯、宋教仁清末民初纵横大家，满清、孙黄被抛弃。

宋教仁成功向黎元洪“夺权”

九次起义失败之后，老牌革命党人的势力跌到了谷底，可以说既无一兵一卒，又无一分一厘，老牌革命党人一直在利用帮会分子发动起义。包括孙文在内，老牌革命党人对武昌兵变是不知情的，既没有在事先策划这场兵变，也没有在现场领导这场兵变，这场“革命”本身跟他们没什么关系。但老牌就是老牌，新军一旦开始“革命”，他们就发现原本要“清剿”的对象具有作为旗手的威望和号召力，双方又站在了同一战线。 此时的黄兴和宋教仁也是既意外又兴奋。很显然，如果能利用和领导革命的新军，老牌革命党人就能最终取得革命的领导权，把革命引向共和革命！

习惯武力的黄兴想立即赶到武昌去，他认为凭着他这么多年在起义领域的影响力，只要他亲自去武昌指挥，与袁世凯的北洋军作战，掌握湖北革命新军的领导权不是没有可能。 但宋教仁否定了这种想法。他认为，有了武昌的带头，各省很快就会跟进，酿成独立的风潮，各省的军方实权人物会摇身一变为“革命的都督”。这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不过是看到“革命”已经代表着权力走向，趁着天下大乱，打着“革命”的旗号争权夺利而已。老牌革命党人确实必须利用和领导这股“革命力量”，但由于错过了武昌兵变，使大权落入黎元洪之手，老牌革命党人就只能悔恨了。因为湖北大局已定，黄兴只有指挥作战的能力，本身没有军队，再去一定只能屈居黎元洪之下，掌握不了军权，更别说领导权；另外，湖北前线还有袁世凯这个强劲的军事对手——即使是黄兴指挥作战，也绝不是他的对手。所以眼光千万不能局限于已经独立的武昌，而应该看到“革命的趋势”，抓紧去另外一个能够以老牌革命党人的政治优势来开辟新天地的地方——南京。

在广大汉人心目中，南京一直是反满中心和“革命圣地”。几十年前，太平天国定都于此。它还是长江以南最重要的战略城市之一，进可以挥师北伐，直捣京城，退也可以守住东南半壁江山。而在宋教仁看来，更重要的是，以南京为中心，辐射的是江苏、浙江、上海等大清东南富庶之地，这里有一大批有钱有势的士绅和实业家（即原来的立宪派）。早在慈禧时代，她迫于形势不得不在立宪改革中“开了一道口子”，一步步勾起了立宪派“参政”的强烈愿望；载沣上位，把立宪旗手袁世凯赶跑，自己在立宪改革中却是进退失据，一边迫于形势进一步勾起了立宪派更大的野心，一边又试图走走过场加强皇族集权，立宪派的心早就凉透了。现在，他们会强力支持东南区新军将领闹革命，充当他们的“钱袋子”，只要南京的“革命势头”一起来，风头一定会盖过武昌。

也就是说，在南方，无论是军事还是政治、经济地位，南京都比武昌更能号令天下，这就是趋势。在这个趋势之下，南京地方实力派的情况是有兵有钱，有对大清朝廷“叛变”的需求和动机，他们要的不仅是独立，还要让南京成为未来中华民国的首都。只要黄兴、宋教仁这些“革命旗手”弃武昌而去南京，南京各方势力一定会因为追求内部平衡以及压过武昌而把他们推向前台。这就是老牌革命党人在南京的政治优势。

不得不说，在老牌革命党人没什么实力的情况下，宋教仁的这招也算是“空手套白狼”了，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冷静和远见。然而黄兴在这一点上就是想不明白，他坚持先去武昌“指挥作战，掌握军权”。黄兴确实是一个勇敢的人，不过，缺乏战略眼光和政治眼光的勇敢，这在政治家眼里恰恰是局促和小家子气，正如袁世凯后来评价黄兴“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宋教仁想必是很有同感，他实在是说服不了黄兴，没办法，只好暂时先跟随黄兴到武昌，想办法向黎元洪“夺权”！

10月28日，黄兴、宋教仁抵达汉口。也是在前一天（27日） ，载沣才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开始出山，并在11月1日率军攻下了汉口。与此同时，袁世凯派出了使者和黎元洪谈判，告诉他们：大清回到君主立宪的道路上，汉人有了更大的权力舞台，你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回来？你们也不想再被我打吧（如能承认君主立宪，两军息战，否则仍以武力解决）。

新军都是袁世凯一手创立的，打不打得过袁世凯，黎元洪还是明白自己斤两的。正在担惊受怕、六神无主之际，黄兴、宋教仁到了，黎元洪立即打了一剂强心针。黎元洪甚至让一名骑兵举起写着“黄兴到”的大旗，在城里奔驰一圈，算是给大伙儿壮威。不过，当宋教仁提出接下来希望由黄兴出任最高领导时，“黎菩萨”就笑而不语了，他手下的军官们也强烈反对，最后只能由黎都督效仿当年刘邦拜韩信为大将的“先例”，来一场“登坛拜将”。黎都督亲自授予黄兴为战时总司令，指挥新军与袁世凯的北洋军作战。宋教仁的“夺权计划”失败了。

黄兴去了前线，宋教仁不懂军事，他留在后方。对于暂时“夺权”失败，宋教仁并不十分在意，他是一个有着政治家开阔眼界的人，自然知道在湖北军政府里，并不是铁板一块——在湖北也是有原来的立宪派的，他们也想分享一下黎元洪的权力。这些人有钱有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缺少的只是黎派手中的“枪杆子”。宋教仁就联合他们通过立法来限制黎派“枪杆子”的权力。

革命阵容里的第一部宪法，也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第一部共和宪法——《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在宋教仁等人的手中诞生了。从表面上来看，这部湖北（鄂州）的“省宪法”只是为限制黎派权力应运而生的，但是对于宋教仁来说，并不是这样的。他很清楚是立宪而不是共和才是最大的民心和政治，老牌革命党人最终是要走向立宪道路上的，否则就无法真正取得领导权，这也是宋教仁为共和立宪作出的努力。他在起草这部宪法的时候立意十分高，把它作为未来中华民国的宪法蓝本，共和成功之后，是要推广到整个中华民国的。从整体上看，《鄂州约法》与《十九条》一样，除了没有皇帝，也突出国会，大大提升了国会的权力，而又与《十九条》有了明显的不同。

大清的《十九条》是在各省闹独立后急忙推出的，需要讨好的是各省有能力闹独立的权势人物，对于真正的人民主体——千千万万百姓们的各项平等、自由的权利只字未提。宋教仁不同，他在《鄂州约法》中“讨好”的就是百姓。除了总则，这部法案的第一章就是“人民”，然后才是都督、议会，明确地规定了百姓们各项平等、自由的权利，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人民享有平等的选举和被选举权；议会由人民在人民中选举议员组织之。

如果说《十九条》在理论上确立了“主权在民”的话，宋教仁就是几千年以来把这一切进行落地的人。国会是百姓们的政治舞台，百姓们不可能一夜之间拥有“枪杆子”成为都督，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当官，但有可能一夜之间被选举成议员，行使国会赋予的权力，而前提是选举权要真正落到他们身上，一人一票，才能让共和立宪真正变为现实。宋教仁不是官员，也没有“枪杆子”，恰恰需要借人民的势力来制衡“枪杆子”和旧式官僚集团，他只能依靠人民。真正的政治家是始终不忘人民的，敢于向民间借力是有觉悟有气魄的政治家才敢做的事。宋教仁就是这样的人，他是名副其实的平民政治家，为老百姓代言的政治家。（他死得其所）

完成这件事情之后，11月13日，宋教仁便不再等待在前线的黄兴，和日本朋友北一辉等人一起乘船东下，来到上海和南京。等到袁世凯回京组阁、把前线指挥权交给冯国璋之后，黄兴也没有挡住北洋军。11月27日，经过20多天的苦战，继汉口失守之后，汉阳也落入北洋军之手，就连武昌也岌岌可危，又有被朝廷收复的可能。 黄兴终于想起了宋教仁的“南京论”。据说兵败之后他向黎元洪提出放弃武昌，率残部去南京起义，遭到黎派的军官拔枪抗议。在这些革命的小将看来，湖北才是他们的大本营，也是他们的势力基础，他们才不会中黄兴等人的“调虎离山之计”去南京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接受别人的领导！ 黄兴也不管不顾了，第二天，他就丢下湖北大军，带着几个人来到了上海。

在黄兴指挥作战的这二十多天里，黎元洪也没有闲着。对于宋教仁留下的《鄂州约法》，黎都督自然并不欢迎，因为在道义上他没有优势，但他也是帮手的。趁着黄兴正在战场上替他顶着之际，黎元洪开始做一件大事——找他的帮手，其他独立省份拥有“枪杆子”的人（也就是独立各省都督），为未来的“建国”做准备。

其他独立的省份已经越来越多，黎元洪就以湖北为“首义之地”的名义，要求独立各省都督派代表前来开会商讨。当然，中华民国只能是共和立宪的政府，他们必须确定三件事情：准宪法、准国会和临时中央政府。按照黎元洪的意思，枪杆子在手，宪法和国会他比较不关心，但这个“临时中央政府”就是他的湖北军政府。

黎元洪的这个要求确实也是审时度势的。要知道独立的各位都督都是对大清朝廷的“叛变”，都是打着成立中华民国的“共和”旗号，而湖北毕竟打响了走向共和的第一枪，成立了民国的第一个政权——几千年以来都是讲究个先来后到、论资排辈，不以湖北为“临时中央”那是说不过去的。而各省都督们表面威风，实际上对本省的控制能力也很差。有的都督甚至只掌控了省城的几个城门，就浑水摸鱼自立为王，他们都还在胆战心惊地防备手下人来造自己的反，需要在各自的内部平衡各种势力，急需一个“临时中央”来为自己打气壮威。另外，大家都还有袁世凯这个强大的敌人，以都督为代表的独立各省实力派也需要树立一面共同的旗帜来对付袁世凯，不抱团不行。

独立各省都督府派出的代表们赶到了湖北，召开了“各省都督府代表会”，通过了新的准宪法——《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它和宋教仁的《鄂州约法》有了很大区别，也是对《鄂州约法》甚至是对《十九条》的严重倒退，主要的区别有两点： 首先，规定国会采取一院制，称参议院。在参议院正式成立之前，就由这个“各省都督府代表会”充当准国会。也就是说，这些“议员”并不是千千万万的百姓们选举出来的，而是各省都督委派的，准国会摇身一变为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远距离遥控的橡皮图章。这也很正常，地方实力派从老牌革命党人中借来了“共和”这面旗帜，于是他们也成为了革命党人，但国会是百姓们可能的政治舞台，自然要偷梁换柱、严防死守，让代表地方实力派的这个“代表会”代表人民。 然后，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由准国会选举产生，总统经准国会同意，可以任命各部部长，组成内阁。

看来，地方实力派还想控制这个未来的临时大总统，这个人是谁呢？准国会的决议是一句话——“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也就是说，地方实力派认为，即使我们抱团，和袁世凯之间可能谁也打不过谁，也不想费那力气打；如果能够策反袁世凯，把他也拉到“叛变”的阵容中，代价就是最小的。不如我们把临时大总统之位给他预留着，以此为条件把他拉下水。

袁世凯多次表示他拥戴君主立宪制，多次表示“大清不能散，中国不能乱”，君主立宪才能稳定大局，共和只会导致国家的分裂和毁灭，而且袁世凯已经是大清内阁总理大臣，维护君主立宪制是他的使命和责任，也是维护他自身合法性的要求。不过，袁世凯需要面对的不只是朝廷，而是全大清。现在各省的地方实力派和野心家都需要脱离大清朝廷独立，脱离大清朝廷独立就必须反对君主立宪制，坚持共和，而地方实力派通过准国会是代表“人民”的，共和就这样成了“民心所向”。在地方实力派看来，袁世凯也是汉人，策反他是很有可能的，即使袁世凯不愿意，局势的发展也不是他说了算的，大家会一齐努力，把他同朝廷切割开来，拉回到共和阵营之中！

正是因为如此，为了表明独立各省确实能够与袁世凯分庭抗礼，让黎元洪有与袁世凯谈判的对等地位，准国会决议以湖北军政府为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推举黎元洪为大都督。这并没有增加黎元洪的实权，但给了他一个“名分”，黎元洪也算是如愿以偿吧。

接下来，局势再一次印证了宋教仁所料，东南地区很快掀起了独立的风潮。首先行动的是上海，在这里有两个人掌握的两支队伍，一个是光复会的李燮和，他是湖南人，而上海的新军大部分是湖南人，李燮和成功地把光复会成员安插其中，掌握了上海“革命的新军”；另一个人则是孙文的亲信陈其美——孙文的同盟会向来和帮会关系密切，不过一直是和洪门有合作关系，这个陈其美另辟蹊径，自己混成了上海清帮的头目，他手中的队伍是清帮分子。 李燮和、陈其美在上海不同地盘上同时起事，11月4日，上海光复。自然，对于上海都督的人选，上海各方势力准备推举贡献最大的李燮和。不过，到了正式的推举会议时，帮会分子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清帮分子大闹会场，有人甚至举着炸弹高喊“都督非选陈英士（陈其美）不可，否则就吃我一弹”，于是大家只能推举陈其美为上海军政府都督。 陈其美出任上海都督，这是老牌革命党人中的孙派人物第一次登上势力中心。多年以后，孙文称陈其美为“革命首功之臣”，但陈其美的做法还是很不光彩的。

接下来，就轮到宋教仁了。12月初，南京独立，宋教仁果然受到了重视，被推举为江苏省政务厅厅长（他没有动用帮会分子用炸弹威胁），这个政务厅厅长相当于省长，主管警察和民政。既然已经在南京和上海都有了影响力，宋教仁和陈其美都不愿意再让武昌再成为“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更不愿意让黎元洪出任大都督，他们希望在南京“另立中央”，把未来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大权夺到老牌革命党人这边来！

东南区的实力派自然会力挺。此时正好黄兴兵败，黎元洪手中的地盘又只剩下了一个武昌，还随时都可能被袁世凯拿下，其他独立各省实力派对黎元洪失去了信心，准国会干脆不设在湖北了，它先后移到上海、南京，最后决议以南京为“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本来宋教仁还想让黄兴出任临时大总统，不过议员们（也就是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的意思是，临时大总统之位给袁世凯预留着，这是湖北会议通过的决议，具有法律效力。从现实来看，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也“非袁不可”，但可以选举黄兴为大元帅，暂代总统之职，在南京组织“临时中央政府”。至于在武昌的黎元洪，就选举他为副元帅，算是给个安慰奖。

至此，通过宋教仁的准确判断和步步卡位，革命阵容的势力中心从武昌转移到了南京，老牌革命党人在东南区而不是湖北找到了属于他们的舞台，正式走向前台。史书上所说的“革命党人领导了辛亥革命”，实际上是这里开始！

对于宋教仁运作的这个结果，黎派人物自然是坚决反对的，而与孙文结仇的光复会正副会长章太炎、陶成章也强烈反对黄兴为大元帅。章太炎说得很恶毒，说一个败军之将，如何能当大元帅！没办法，准国会只好调过来：选举黎元洪为元帅，黄兴为副元帅。不过，黎元洪很精明，他坚决不离开自己的大本营，去南京当什么空头元帅。黎元洪表示：我就委托黄副元帅全权组织南京“临时中央政府”了。

黄兴同意了，他已经通过立宪派的首领张謇，准备向日本的三井洋行借款30万，作为组建新政府的“启动资金”。然而，最后关头，黄兴却突然表示他不去南京就职了，因为他已经得到确切消息：孙文即将从海外回国！从当年同盟会成立之初起，黄兴就已经想明白了，他是不能得罪孙文的，否则就会发生太平天国那样内讧的悲剧。“黄兴不敢夺孙文首领之位”（胡汉民语），他要留着大元帅之职对孙文“让位”。

宋教仁对黄兴失望且无奈，但大局已定，革命阵容要做的只有两件事情，除了等孙文回国，另外，就是奋力“拉袁”了。独立各省的实力派们都没有实力完全战胜袁世凯，老牌革命党人更不用说了，毕竟他们连属于自己的军队都没有，所以老牌革命党人也一直在加紧“拉袁”。孙文的心腹汪精卫出狱之后，留在了北方，为袁世凯办事，还与他的长子袁克定结拜为兄弟，竟然成为了袁世凯的得力干将。汪精卫曾公开宣称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袁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临时大总统）不可”。黄兴也亲自写信告诉袁世凯：只要你学习拿破仑、华盛顿，推翻大清王朝，组建中华民国，全国人民都会对你拱手听命，一致拥戴你为大总统！

袁世凯又该何去何从呢？

袁世凯的政治手段：利用“民心”让自己和皇室全身而退

在进京推动第三次立宪改革之后，袁世凯指挥冯国璋打败黄兴，收复汉阳，策略还是边打边谈，压迫黎元洪回到谈判桌前。不过，等到打败黄兴，革命势力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南京，黎元洪不再是主要对手了，全国各地已经有十几个省先后独立，但朝廷的地盘只剩下几个省和一支骁勇善战的北洋军了。

载沣再一次亡羊补牢、痛定思痛。12月6日，他上奏辞去监国摄政王之职，从此不再插手任何政事，也没有了所有权力，步了三年前被开缺的袁世凯的后尘。隆裕批准辞职奏折，她的意思是，要让载沣承担造成大清全国乱局的责任。现在监国摄政王辞职了，袁世凯与责任内阁再也不会有什么约束了，大清国民应该清楚，朝廷真的已经痛下决心进行君主立宪制改革，把更多的权力下放，希望能够换取独立各省对朝廷的谅解和让步。隆裕甚至下诏，从即日起准许大清臣民自由选择是留发还是剪发，随你们的便，反正朝廷是要与大清国民重新开始！

隆裕的这道诏书也是给袁世凯看的，这告诉袁世凯：大清除了还有一个皇室之名，你实际上已经是大清的“一号人物”，你就没必要再去折腾什么“共和”了。是的，隆裕和皇室也需要积极“拉袁”，毕竟让爱新觉罗家族的命运掌握在袁世凯手里，还有生还的可能，一旦他撒手不管，命运掌握在革命党人手里，那就很难说了。早就谣传革命人要白盔白甲，为崇祯皇帝戴孝，报当年扬州三日和嘉定三屠之仇，杀尽所有满人，其中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皇族亲贵。这虽然是谣传，但确实只有拉住袁世凯，才有可能保障皇室，皇室只能把他当作唯一的救命稻草。

第二天（12月7日），隆裕授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总体负责与独立各省和谈。袁世凯委任心腹唐绍仪为总代表，率团与革命阵容的总代表伍廷芳举行谈判。谈判是在上海英租界内公开进行的，也可以说是在英国等国际社会的见证下公开进行的。列强表明了他们的态度：为了维护各国在华利益，希望早日达成议和。这个态度表面上还是“恪守中立”，实际上是暗中支持袁世凯，因为袁世凯是希望早日达成和谈的。 但袁世凯和皇室只能接受君主立宪，革命阵容又只能接受共和，所有矛盾的焦点都落在了袁世凯身上——如果他不向共和“转身”，一切都将谈不成。

另一伙人也在积极地“拉袁”了，他们就是袁世凯手下的北洋军将领。 在唐绍仪与伍廷芳进行公开的政治谈判的同时，一场秘密的军事谈判也在进行中。北洋军将领中出面的是段祺瑞，而革命阵容中的运作者就是黄兴和他的参谋长顾忠琛。12月20日，双方代表也在上海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两军一致同意抛弃君宪，实现共和，同时优待皇室，谁先逼退朝廷谁就当大总统——很显然，这些条件都是为袁世凯设置的，优待皇室，他才好转身。

段祺瑞派人把军界的消息送到袁世凯这里，这就很有意思了，这相当于“劝进”。自古以来，只有“劝进”当皇帝的，还没有“劝进”当总统的，但如果说袁世凯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或者说现实中完全没有这个条件，将领们也不敢贸然“劝进”了。对于军界的态度，袁世凯真是又喜又怕。要说他对大清王朝死忠到底，那是假的；要说他对这个大总统之位完全不动心，那也是假的。想当年李鸿章大人对“两广共和国总统”都动心过呢，更何况这是全中国之总统。但不知袁世凯可还记得，三年前他被开缺时，也是这批将领，没有一个人为他站出来，现在趋势即将把他推上总统之位，将领们顺势而为，也不过不希望逆潮流而动，为自己谋个更好前程。

袁世凯明白，他一直坚持的君主立宪要不得不放弃了，不得不上共和这条船，因为共和确实已经是“民心所向”。而大清真正的“民心”，千千万万底层百姓们的心声是不被知道的，但这似乎并不重要。正如保路运动中铁路资产的真正主人一样，百姓们的心声就是“被代表”的，被各省实力派所“代表”，但以袁世凯一人之力，已经无法与这个“民心”相抗衡。袁世凯说：要我去讨伐黎都督还有可能，因为这是平叛，师出有名，但要我去讨伐张謇等人，我实在无法办到，这些头脸人物是“代表”老百姓的，而老百姓是斩不尽杀不绝的啊。袁世凯的幕僚徐世昌也告诉他：彻底断了君宪之念吧，无论你有多强的武力，都必须放弃君宪，接受共和；如果还替皇室争取什么君宪，不仅是徒劳的，搞不好你袁世凯自己都得当殉葬品！

徐世昌说得没有错，麾下将领们要考虑自己的出路，袁世凯更要考虑自己的出路。即使袁世凯能够一时压制住将领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军队的控制力也会越来越差，如果坚持用武力，天下人就会把首当其冲的敌人从皇室转移到袁世凯身上，全民共诛之，全民共讨之。不要以为当共和国的总统只是袁世凯的荣耀，其实也是他的一条出路而已。

但如何逼退朝廷，这确实是袁世凯的一大难题。袁家数代为官，袁世凯又已经是大清内阁总理——如果说逼退皇室一点心理障碍都没有，那就让别的大臣去做好了，袁世凯更加不想背上一个“篡位”的骂名，不想让天下人认为他是“出卖”了大清朝廷才成为临时大总统。如何才能让大清平顺地过渡到共和，如何才能让皇室体面地退位，如何才能让自己光明正大地当上总统呢？袁世凯不愧是袁世凯，他很快意识到，既然共和是“民心所向”，那么就把这个球踢给“民心”吧。袁世凯给唐绍仪和伍廷芳一直谈不拢的政治和谈定个调子：以召开“国民会议”的办法来决定。也就是说，无论是共和还是君宪，革命阵容和朝廷任何一方都不能决定，只能“交给全国人民来决定”。具体做法是由各省选出一些代表投票，一旦票决，双方都必须服从，否则即为全民公敌。

此时的袁世凯和宋教仁一定有惺惺相惜之感，他袁世凯也开始向民间借力了，他在将地方实力派们的军：你们不是想以“民心”来实现共和吗？不是想以“民心”来推出和控制我这个大总统吗？如果你们确实是真心追求共和，那么你们敢不敢把投票权真正交给各省的老百姓，就像我袁世凯当年在天津试验过的一样，深入田野乡村去敲锣打鼓地宣传和发动，来一次比较规范和像样的投票，也像已经有过的世界先例一样，让中国的人民对国家前途来一次公决？ 这确实是袁世凯为国家、为皇室、为自己考虑出的万全之策，无论最后结果如何，他都是很有自信的。如果最后票决的结果是共和，有了这个合法合理的程序，大清会平顺地过渡到共和，仍然能够迅速稳定局势；皇室能够以“尊重民意”的形象来体面退位，避免了被用武力推翻和上断头台的命运；他袁世凯也会通过合法合理的程序成为临时大总统，不仅避免了“篡位”的嫌疑和千古骂名，其他野心家也只能偃旗息鼓。

如果最后的结果是君宪，那也是袁世凯求之不得的，这会使他的第三次立宪改革往前进了一大步。想想看，一个朝廷，如果连决定国体、政体这么根本的权力都可以下放于民，这本身就是立宪的精髓，意味着皇帝和皇室只是一个象征，是“虚君”，受益最大的自然就是袁世凯这个内阁总理大臣。虚君立宪下的总理，那也就相当于共和国的总统，双方都是政府首脑，袁世凯又何必一定要去当总统？ 有实力摆在这儿，袁世凯定下的调子就是双方和谈的调子，在朝廷方面，他是议和全权大臣，这个方案又是个万全之策。隆裕批准了。

1911年12月29日，唐绍仪团队和伍廷芳团队达成了召开“国民会议”的协议。为了给开大会营造良好的氛围和必要的环境，双方还一致同意，革命阵营不准再在新的地方宣布独立，袁世凯的北洋军也要在五日之内从防区后撤百里。

袁世凯很兴奋，他命令北洋军从第二天开始就准备后撤一百里，首先拿出朝廷的诚意来。唐绍仪和伍廷芳开始就程序和细节问题展开谈判，双方又开始了扯皮。当然，原则问题已经谈妥了，只要双方真心拥戴“国民会议”，程序和细节也是可以解决的。袁世凯在等待着这个结果。

然而，仅仅一天之后，一切风云突变！ 1912年1月1日，袁世凯麾下大将突然全体发表通电：誓死维护君宪，坚决反对共和！将领们的语气极其强硬而愤怒。 1月2日，袁世凯以“同意唐绍仪辞职”的方式宣告了和谈正式破裂！与此同时，自从和谈以来一直还算友好的氛围再次变得剑拔弩张。唐绍仪团队谴责伍廷芳团队在之前的谈判中只顾一己之私，动辄以“不谈了”相威胁，甚至不许发表不同意见，不准讨论君主立宪之可能性，“其态度之蛮横，形同专制”，与他们追求的民主共和形成鲜明对比。甚至列强驻华外交官也在了解相关事实后，表示双方和谈破裂，责任实在革命方。

北洋军方面，后撤停止了，子弹上膛，炮弹入膛，一场大战眼看又要打响！ 召开“国民会议”是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就连隆裕都批了，如果不是发生了让袁世凯和麾下大将们感到特别愤怒和难堪的事情，他们是不会作出如此过激反应的。那么，1月1日这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就在这一天，已经回国的孙文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不得不有一种被羞辱和“上当受骗”的感觉，之前的和谈是在国际社会的见证下进行的，已经取得了召开“国民会议”的初步成果，现在革命阵容不仅单方面撕毁了这个协议，还让“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的承诺成为了一纸空文！

孙文为革命占据的有利位置：就任临时大总统

武昌兵变了，没人知道孙文到底在哪里。九次起义失败，华侨们似乎再也不相信他了。为了筹款，孙文一直在美国各地马不停蹄地演说，10月11日这天，孙文正与随行人员奔赴美国丹佛市，第二天才在报纸上看到武昌兵变的消息（历史作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称孙文当时“正在美国洗盘子”，此说并无史料证实）。

和黄兴、宋教仁一样，武昌兵变的消息令孙文很是意外，经再三考虑后，他认为自己的任务不是赶回国内指挥战斗，仍然需要筹款，增加老牌革命党人的资本。可是从美国国务院到英国、法国外交部，孙文在欧美没有换来一个国家的支持，也没有筹到一分钱。没有办法，11月24日，孙文只得离开欧洲回国。这是自1895年广州起义以来，孙文第一次公开回到国内，除了自己的“同志”，大清国内大部分人对他都是陌生的。正如黎元洪所说，他根本不了解孙先生，也不知道他究竟有什么主张。 在香港，曾经的得力助手胡汉民前来迎接，他如今已是广东军政府都督。胡汉民告诉孙文，如果您继续北上上海、南京，一定会被推举为总统，但是一个没有一兵一卒和一分一厘的总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袁世凯不可信任，不如留在广东练兵，将来对袁世凯和朝廷进行北伐，把全国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孙文没有同意，他知道胡汉民这个都督是怎么来的。广东新军起事后，他们原本是想拥戴原两广总督张鸣岐为都督（正如武昌新军“拥戴”黎元洪一样），不过，张大人不敢出任，竟然逃走了，大家这才推举了广东籍的老牌革命党人胡汉民。可见胡汉民这个都督也是“空头都督”，是替别人当的。孙文认为，既然在广东练兵也要从零开始，那还不如北上去“主持全国革命的大局”；袁世凯当然不可信，但可以利用他，如果能迫使他推翻满清王朝，强过用兵十万。 经孙文这么一说，胡汉民想想也对，他立即写了一封手书，就把都督之位转手“让”给他人，跟随孙文继续北去上海。

此时的黄兴、陈其美等孙派人物正在上海急切地等待孙文的到来。黄兴不仅已经向南京的准国会提出“让位”于孙文，还提出不要选大元帅，要选就直接选孙文为临时大总统。各位“议员”最开始并没有同意，他们仍然强调临时大总统“非袁不可”。不过，黄兴态度强硬，他甚至有要带兵对准国会“施加点影响”的意思。“议员”们很快又同意了，只是强调孙文这个临时大总统也是暂时的，只要将来袁世凯一“叛变”，孙文就必须“让位”，这就是“议员”们答应选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的条件。

地方实力派的态度为何会迅速转变呢？他们并不是忌惮黄兴手里的“兵”——要知道这些兵说到底也是他们的，他们不过是请黄兴出面来指挥而已，黄兴并没有实际上的军权。但以都督为代表的独立各省实力派总算是明白过来了：与其把临时大总统之位一直给袁世凯预留着，那还不如先让革命党的旗帜孙文当上这个临时大总统，逼一逼袁世凯和他麾下的将领们。独立各省反正只需要一面暂时走到前台的“旗手”，黄兴可以，孙文也可以，但都督们自己就不可以，否则其他都督就会有意见。而都督们无论选孙文还是黄兴当临时大总统都是不用担心的，在他们看来，孙、黄就是过渡性的“傀儡”。孙、黄无军无钱，不可能利用临时大总统之名掀起什么风浪，如此才为独立各省迅速接受，连条件都不用谈。如果实力够，大家选举他们，那还要与他们谈条件。 当然，独立各省答应选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也并不影响答应袁世凯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反正还是在谈判，先答应再说嘛。

对于黄兴的这个举动，宋教仁又深深地失望了。现在黄兴倒是意识到了要争取的是“政府”的职位，而不是有名无实的军方职位，但他偏偏又要把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孙文。一直以来，宋教仁都希望黄兴能够出头，担任临时大总统。在宋教仁看来，只有黄兴当临时大总统，才有可能让他一直以来坚持的共和立宪落地——实行内阁制。 根据宋教仁的设想，未来中华民国的各个政党都要公开竞选国会的议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的领袖，就是内阁总理，他可以在本党中挑选人员组成内阁。也就是说，内阁总理才是政府首脑，而总统就相当于英国的“虚君”，基本只是作为国家元首和国家的象征，执行礼仪上的活动。

宋教仁的这个设想一出，大家一片哗然：不就是你自己想当总理，掌握政府实权嘛。看上去确实如此，宋教仁虽然有着极强的政治天赋和才干，但他实在是太年轻了（29岁），这么大一个国家，选一个不到30岁、声望浅的人当总统这是闻所未闻，但如果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年长者当总统，宋教仁再出面组阁当总理，这是有可能的。 对于“想当总理的野心”，宋教仁比较坦然，后来他专门在报纸上写了两篇文章答辩。他说，世人污蔑我谋一己之私想当总理，由来已久，虽然没有这个事，但是我不想辩解，我反而是以此来激励我自己来当总理。国家政治既然是共和政治，那么国民人人都应该负责任，如果有人想当总理，这就不能再看作是君主专制时代的“谋反”，国家和人民都应该欢迎才对呀。共和不是学习美国吗？美国的小学生写作文，如果说他立志将来长大以后要为国服务，当总统，只会传为佳话，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呢？另外，作为一个虔诚的宪政主义追求者，宋教仁也是比较坦然的，宪政只是要限制权力，不是不要权力，追求宪政本身并不意味着要消解权欲，却是要坚持“限制权力”才是最大的权力。

章太炎就很支持宋教仁。这个章太炎恃才傲物，能看得上的人没几个，对宋教仁评价却很高。他专门在报纸上写文章，认为宋教仁“有总理之才”，应该以宋教仁为总理来组织内阁。对于孙文，章太炎就很不客气，说孙文这个人善于议论，不能做事，否定了孙文的地位。另外，章太炎到处放风，什么等孙文当总统这是“儿童之见”，即使要选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反正就是明确反对孙文。

但如果宋教仁坚持内阁制只是为了他自己想当总理，那也称不上一位真正的政治家了。他是经过深思熟虑，认为民国的共和立宪只能实行内阁制的。此时宋教仁的思想正可以用章太炎的一句话来表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章太炎所谓的革命党，其实指的就是同盟会中的孙派人物（以下简称“孙派同盟会”） 。章太炎的意思是，既然革命的军事力量（包括革命的新军） 都起来了，孙派同盟会这些具有威望的老革命就不能再包办革命了，更不能以一党（孙派同盟会） 来组织南京临时中央政府，不能认为其他与孙派同盟会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组织（比如光复会）就是革命的敌人。 另外，从军队的角度来考虑，“革命军”的主力是革命的新军。黄兴虽然被推举为总司令，但他本身是同盟会之人，那么他领导的这支军队到底是革命的新军，还是属于同盟会的“党军”？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黄兴就永远无法取得真正的军事指挥权。 最后，革命的新军中也有不少人是同盟会会员，但是，孙文等人也没有实力来把他们统一组织起来，以“党军”扫平包括袁世凯在内的一切政敌，建立属于“党”（同盟会）的绝对统治。既然如此，“诸君能战即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按照当时向西方学习的共和建国理论，将来民国成立后，需要实现“军队国家化”。军队是国家的军队，“需要与党派脱离”。如果军队中还存在同盟会等任何组织或者党派，那就跟以前大清军队中存在哥老会是一样的道理，最终会造成军队、国家的分裂，甚至出现军阀割据和混战，不利于新生的民国。所以，章太炎认为，必须以“国在党上”为理念，正好趁着孙文回国，解散同盟会——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如革命党不肯自行解散，那么就证明其标榜的天下为公是假的，立党营私才是真。 应该说，章太炎的考虑代表了当时非孙派人物的一些看法，但是这对孙文本人和孙派人物的打击是巨大的。要知道享有同盟会威名的，正是孙文，他的手中没有军队，在“革命的军队”里几乎没有什么资源和威望，却有“革命的党”（同盟会） ，拥有一定的政治资本。也正是因为如此，孙文才不会当什么大元帅，他要当选临时大总统，但如果真如章太炎主张的那样，连“党”（同盟会）没有了，那么孙文就什么都没有了！

宋教仁和章太炎不同，他还是同盟会的人，他不会彻底放弃同盟会。同盟会一直是革命党，是秘密结社，革命党人之前擅长的是暴动、暗杀等暴力活动，这与以国会为舞台的公开的政党竞选有着本质区别。宋教仁主张把同盟会由革命党改组为政党，以便有合法地位参与将来的国会选举，而这也就是宋教仁为何要主张内阁制的原因。现在，各省的都督和实力派成了新式的官僚集团，牢牢把持着行政大权，百姓们在行政系统的上升渠道很小，很难去当官、当都督，也不可能人人参选总统，但党禁已开，百姓们可以自由组党，也可以自由入党、脱党、换党。实行政党竞选的内阁制，就是进一步把政治向百姓们开一道口子，让人明白入党是可以实现政治权利和政治理想的，从而把政治这个盘子做到最大，最终实现全民政治和平民政治。 不得不说，从“建设”的角度，宋教仁的这种想法和袁世凯的“国民会议”有异曲同工之妙。宋教仁之所以希望黄兴出任临时大总统，也是希望将来“让位”给袁世凯之前，先把内阁制固定下来。

对于孙文，宋教仁一直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几年前他就评价孙文是“野心家”和“落后于时代的人物”。宋教仁认为，一旦孙文出任临时大总统，孙文不可能接受在他的总统之下再“横插”进一个有实权的总理，他一定会学习美国式的“总统制”——由总统直接组阁，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其实总统制和内阁制并无优劣之分，但与即将诞生的中华民国不同的是，当时美国的选举制度已经很成熟了，选举权也紧紧掌握在人民手里，总统就是由选民选出来的，而即将诞生的民国却没有这样的条件，只能由都督把持的国会选举总统。如果再由总统组阁组成政府，那绕来绕去，未来的中华民国岂不是空有共和、立宪之名，还是一权独大吗？ 另外，实行内阁制，必然要将同盟会由革命党改组为政党，这就意味着不能再“革命”了，必然要接受将来的袁世凯政权，只能以政党竞选的政治手段而不是以武力的革命手段来制衡袁世凯的势力。孙文和宋教仁不同，虽然他们身上都兼具革命家和政治家的特性，但对于宋教仁来说，他主要是政治家，而孙文主要是革命家，甚至可以说是终生的革命家，孙文会从一直以来的革命家完成向政治家的转变吗？革命最终是为了人民，人民的幸福是要大于革命的，而对于一直认为“革命就是取得政权”的陈其美等孙派人物来说，他们会甘心吗？宋教仁对此抱有深深的怀疑。

12月25日早晨，孙文抵达上海码头，迎接他的有21响礼炮，宋教仁果然没有出现在欢迎的队伍里，他甚至连上海都没有去，还留在南京。日本朋友北一辉极力劝说，宋教仁气得满脸通红：“老兄你也学日本浪人（指一贯‘扶助’孙文的宫崎寅藏等人） 的那一套吗？你的大元帅主张误了事，黄兴的优柔寡断又误了事，孙文的空想再来误事的话，革命将怎么办呢？黄兴食言不来（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也无所谓，我有兵力（指南京的警察） ，决不允许孙派的人踏进城门一步！”（北一辉：《支那革命外史》） 但宋教仁毕竟是同盟会元老，他既然不能像章太炎、陶成章那样彻底脱离同盟会，就必须“有大局意识”。在其他人的劝说下，宋教仁最终还是来到了上海见孙文。 果然，在同盟会内部会议上，就内阁制问题，孙文与宋教仁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孙文的态度比较生硬，他的意思是，为革命考虑，现在最重要的是集中政治权力。既然现在大家都不信任你宋教仁，只信任我，只能推举我当总统，我们“就不能对唯一信任推举之人再设限制”，我个人也不会屈从个别人的意见，把自己当成一个“政治花瓶”，“以误革命大计”。另外，即使要推进民主，在革命成功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以专制来推进民主”或许恰恰是这块土地上最现实的选择，因为在专制传统深厚的土地上，人们还没有民主的习惯（多年以后，孙文正式提出了共和立宪分三步走：军政、训政、宪政）。 宋教仁毫不退让，仍然坚持己见。他的意思是，共和立宪本已超越了君主立宪制，如果实行总统制，连内阁制也一并超越了。内阁不善，可以更迭；总统不善，罢免则很困难（民国总统实际上是地方实力派在内部平衡后推选出来的） ，如必欲罢免，必然引起政治动荡，动摇国本（各地方实力派都会争相推选自己阵容的“总统”）。所以总统制虽然在美国已经很成熟了，但在民国不一定合适。民国有自己的国情，如不顾国情，一味超越，欲速则不达。

现在我们知道了，孙文和宋教仁的想法有着根本上的分歧。孙文果然仍然站在革命的立场。革命家擅长于“不破不立”，坚定地相信只有由革命者将来主导的政治才是“好政治”，革命不成功政治就不会成功；而宋教仁这样的政治家会放弃这样一种信念，即总想发明一种空前绝后的好制度，一种一劳永逸的制度，而不是在世界范围内已有的制度里选择一种普遍最好的，再结合自己国家的国情进行学习和探索。在宋教仁看来，政治是世俗的，也是现实的，尤其不能有完美主义，如果政治家总想凭空创造或者摸索出一条完美的道路，那么就是危险的。 考虑问题的出发点都完全不一样，两个人自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也无法达成妥协。在其他人看来，宋教仁坚持和孙文“作对”，不过是不愿意看到他在南京开创的一片天地中，最后是由孙文来“摘桃子”。宋教仁除了他自己，没人支持他，黄兴劝说宋教仁必须服从“党议”，尊重孙先生。宋教仁只得愤愤不平地返回南京，继续向在南京的准国会游说他的内阁制。 准国会（也就是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自然不会理睬这个需要他们让权的内阁制。12月27日，准国会派出了三名代表前往上海与孙文会面，商议选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的程序，三代表首先向孙文强调，这个“临时大总统”是过渡性质的，将来还必须接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非袁不可”的现实，需要“让位”给袁世凯。孙文立即回答：那不要紧，只要将来袁世凯真能拥护共和，我就让给他。

另外，孙文还提出条件：总统就是总统，“临时”二字可以不要，并提议中华民国从此改用公元纪年，他于公历1912年1月1日就职——孙文对此又是有现实考虑的，此时还是农历十一月初八，按照惯例，新的就职典礼一般都在新年正月初一举行，而改用西历，孙文在几天后就可以就职。 三代表表示这两件事情太大了，必须赶回去请示，三人于是连夜把孙文的条件带回南京。第二天，准国会开会认为，“临时大总统”的“临时”二字不能去除，因为此时南北尚未统一，统一的中华民国还未建立，正式的宪法也还未制定，正式的总统自然无从谈起；至于改用西历，出于让孙文尽快就任的考虑，最终勉强通过。 12月29日，准国会开始选举临时大总统，候选人有三位：孙文、黄兴和黎元洪。在南京的“议员”们自然不会选湖北的黎元洪，黄兴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当，那自然就是选孙文了。一省一票，总共17票，孙文获得16票，另一票仍然投给了黄兴。选举采用的是无记名投票方式，我们有理由相信，孙文缺的那一票，应该是宋教仁做通了其中某一省的工作。

12月30日，准国会再次通过决议，说明昨日已经选举出临时大总统，“已足见国民多数赞成共和，毋庸再开国民会议”。这个决议本身就说明了独立各省同意让孙文出任临时大总统的秘密：他们急需一个人来继续扛起革命的旗帜，阻止袁世凯的“国民会议”，这个人就是孙文。独立各省实力派挟“民心”让袁世凯接受共和，却不许袁世凯挟“民心”来合法合理地逼退皇室，一定要袁世凯独自承担“篡位”的骂名，一定要让袁世凯也像他们一样彻底地“背叛”大清朝廷，这样他们才有真正的安全感。当然，如果按照召开“国民会议”的原计划，投票权掌握在独立各省都督手中，孙派同盟会必将迅速边缘化，孙文也必须尽快就任临时大总统，从而获得与袁世凯“平起平坐”的地位，逼迫他不得不把孙派人物视为平等的谈判对手，增强孙派人物在大清政权覆灭后权力再分配中的筹码——孙文的临时大总统和南京“临时中央政府”，就是孙派同盟会与独立各省实力派合力的结果。

1912年1月1日，孙文离开上海，前往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为临时国旗。出于对孙文的不完全放心，1月2日，准国会（实际上是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对准宪法《组织大纲》进行了修订，增设了副总统一职；1月3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20多天后，准国会改名为南京临时参议院，孙文果然选择了参照总统制，不设总理，直接组阁。几千年以来，一个以共和立宪为目标的“临时中央政府”诞生了！

孙文组阁之时，宋教仁曾建议：内阁阁员全部用革命党人，不用旧官僚。当然，宋教仁这又是在为内阁制做再一次努力：排除旧官僚在新政府中的势力，全部用革命党人，也就是把大清原有的官制变成了政党内阁，革命党就相当于自动改组成了政党。而党务（而不是暴动、暗杀）一向是宋教仁的特长，只要成为政党的领袖或者实际控制人，宋教仁也就相当于内阁总理。但宋教仁这个建议注定是不会被采纳的，出于现实考虑，孙文的内阁名单照顾到了方方面面，既有原大清官员，也有立宪派，还有革命党人。

从《鄂州约法》起，宋教仁已经彻底地得罪了黎派、独立各省实力派、旧官僚甚至孙派同盟会，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孙文原本提名宋教仁为内务总长，被准国会否决，仅仅担任总统府法制院院长。许多人为宋教仁而抱屈，宋教仁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 宋教仁是不会放弃他的政治理想的，他仍然会把握时机付出不屈不挠的努力。

接下来，按照程序，南京临时政府就该继续“拉袁”了。地方实力派毕竟不敢彻底得罪袁世凯，毕竟还需要袁世凯去逼退皇室，必须要让他放心：我们虽然在南京选出了一个临时大总统，但这只是暂时的，“非袁不可”的现实仍然没有改变。张謇对袁世凯发电：大哥只要你今天逼退皇室，明天就能拥戴你当总统（甲日满退，乙日拥公），甚至在孙文的誓词中，都不得不加上要“让位”的意思：“至专制政府既倒……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这与其说是让孙文就职的誓词，不如是让孙文表明一定会辞职的誓词，也算是能让袁世凯和他麾下的将领们在愤怒过后，又审时度势，重新回到和谈之路上。 双方的代表唐绍仪和伍廷芳转入了私下谈判。共和已经在南方成为了既定事实，接下来要谈就的不再是共和、君宪这些关于国家前途的大事，而是围绕着袁世凯如何逼退皇室、孙文如何“让位”的程序。这实际上是涉及到革命阵容、袁世凯以及皇室之间的一笔政治交易，自然是不好公开进行的，双方就私底下你来我往，讨价还价。

焦点也回到了孙文身上。孙文不是从大清原来的新军将领摇身一变的“革命的都督”，他是老牌革命党人，或者说，他是真正的革命者，他会轻易“让位”吗？

为避免“让位”，孙文用尽手段筹款

孙文自然不愿意“让位”，至少不会轻易“让位”。1月11日，孙文宣布自任北伐总指挥，任命黄兴为陆军总参谋长，准备对袁世凯和大清朝廷进行“六路北伐、合攻北京”。孙文的意思是，该谈的都只管谈，但并不影响他准备以武力来统一全国。 孙文这个大手笔确实令人瞠目结舌，但他首先要解决的仍然是那个自从闹革命以来就有的老问题：筹款。 孙文回国时，传言他带回了巨额款项，还有先进的战舰，并说他在外洋有良好的信用，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贷款。 没想到孙文对记者说：予不名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 还是“精神”。

革命党人可以说什么都缺，唯独不缺精神。孙文是不得不作如此表态，在从香港到上海的途中，他对日本友人山田纯三郎说：“帮助搞点钱吧！越多越好，一千万、两千万都可以！”这个数字惊得山田纯三郎目瞪口呆。 在去南京就职的前一天晚上，孙文又对宫崎寅藏说：“你能给我借上500万元吗？我明天要到南京就任大总统了，但身无分文……你如果不保证在一周之内给我借到500万元，我当了总统也只好逃走。”

孙文说的是事实。组建一个新政府，那也就跟开一个新公司差不多，首先需要有钱把这个政府里的人养活。但南京临时政府没有经济实体，也没有赋税来源，各省都督只是需要先让孙文出任临时大总统，至于孙文的实际花销，他们是不会管的；税收也不会上交到南京，不伸手向南京要就已经很不错了。 孙文每天都在为钱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一次安徽省需要军饷，孙文大笔一挥，批了20万。胡汉民手持批条去财政部。然而，“库中仅存十洋”。就是这十块钱，据说还是陈其美的上海军政府支援中剩下的。

南京的士兵都领不到军饷，他们开始骚扰和抢夺百姓财产，简直和过去的清军没有区别。南京临时政府的形象和威信大打折扣，孙文不得不两次下令要注意军纪，防止士兵抢劫市民财物。这是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唯一一次就同一个问题发布两个大总统令。孙文本来希望张謇来出任财政总长，让他协助缓解财政危机，可张謇坚决不干，只是勉强答应出任实业总长，而且长期住在上海，不来南京办公。南京临时参议院也在开会时常常连人都来不齐，有时候甚至只来几个人。

没办法，孙文只好又去向列强政府借钱，但是南京临时政府还没有得到国际社会任何一个国家的正式承认，自然也借不到钱了。列强公开的理由是：南京临时政府不能代表革命之南方各省，其临时参议院之“议员”，不是经合法程序产生。当然，列强有自己的打算：他们更看好袁世凯，真正支持的是袁世凯。 多年来，孙文一直希望从列强那里获得对革命的帮助，没想到闹革命时不给予帮助，现在南京临时政府都成立了，还是不予以承认和帮助，这对孙文的打击又是巨大的。一个新政权，如果没有得国际社会任何一个国家的承认，这意味着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历史中，南京临时政府的地位都是不高的。寻求合法性，成为了孙文迫切的心理需要。 孙文向记者表示：只要列强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即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也就是说，孙文不惜以放弃北伐为条件，首先获取列强政府的承认。或者说，孙文也知道袁世凯必将出任临时大总统，所以希望在“让位”之前，南京临时政府能够得到国际社会承认。但结果仍然令孙文失望了。

孙文只好又去找日本人。宫崎寅藏、山田纯三郎等人没钱，还是只能去找日本政府，但南京临时政府拿不出任何东西作抵押。孙文和黄兴盯上了原本属于大清的经济实体——汉冶萍煤铁矿公司。 一直以来，日本国内的八幡制铁所都需要从汉冶萍进口优质铁矿石，还是在大清时，日本人就特别热衷于给汉冶萍贷款，当然，日本人是想通过贷款，把汉冶萍变为中日“合办”，最后达到控制汉冶萍的目的。此时汉冶萍已经从日本银行贷款1000万，孙文方面就提出由汉冶萍代南京临时政府再借500万，日方只要支付部分现金，其余的用于南京临时政府向日本三井物产购买军械。除了这项优惠条件之外，同时还规定：汉冶萍股本是3000万，借款总额1500万元作为日本的股份。这样，日方的股份就占了一半，日本只要再付出不到500万的钱，就达到了对汉冶萍“合办”的目的，日本方面肯定会同意的。

日方果然同意了，不过他们再加了一条：南京临时政府将来若对外国出让矿山、铁路、电力等权利而借款时，应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让于日本三井物产。 日方没有问题，接下来必须搞定汉冶萍公司。这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是已经逃到日本的盛宣怀。黄兴在电报中警告盛宣怀：你必须同意，否则就派兵没收你在国内的财产。 一听说“革命的政府”要没收自己的私人财产，盛宣怀也不得不同意，他最终与黄兴达成协议：南京临时政府负责保护和发还盛宣怀在国内已被充公的财产，盛宣怀同意由汉冶萍代南京临时政府向日方借款。

2月2日，孙文、黄兴在与日本的借款合同上签字；2月13日，日本把200万交付给南京临时政府。孙、黄总算是解决了燃眉之急。 而盛宣怀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此事虽然是在私底下进行的，但在签约当日即被上海报纸报道。章太炎立即跳出来“表示强烈谴责”，就连实业总长张謇也严厉反对。张謇对孙文说：“这件事情事先没有通过我，大总统您私自决定，而事后您又不允许我进行补救，我这个实业总长实在是尸位素餐。”张謇坚持辞职。

在湖北的黎元洪副总统趁机找到了攻击孙大总统的机会，他攻击得相当尖锐，说当初的大清朝廷都不敢做这种交易，把汉冶萍大张旗鼓地交给日本人，现在南京临时政府却倒行逆施，悍然为之，此种野蛮专制行为，恐怕连满清余孽都会笑话我们革命党人，百姓们也会说我们连满清政府都不如。黎元洪还攻击南京临时政府“威吓”临时参议院议员，唆使少数议员秘密开会，擅自通过借款合同。黎元洪甚至提出要把签订合同之人枪毙，他表面上指的是盛宣怀，实际上是暗指孙、黄二人。

各省终于酿成了“反对中日合办、废除合同”的风潮，南京临时参议院也向孙文发出质询。不过，社会舆论也普遍认为，这应该是孙文和黄兴受了盛宣怀的蒙骗，因为这位盛大人在“保路运动”中早已经是臭名昭著，没人相信他了。孙文和黄兴就把与日方废除合同这个烫手的山芋又扔给了盛大人，表示只要盛大人办好这件事，将来可以代为向袁世凯疏通，使得盛宣怀能安然回国。没办法，盛大人只好来灭火，合同最终废止。

孙文仍然没有停止借款的步伐。2月3日，孙文向日方提出：希望再借1000万，条件是把满洲“租借”给日本。为了说动日本人，孙文还说明，此项借款是用于对袁世凯进行北伐——日本也一向视袁世凯为大敌——现在南京临时政府还能与你们签订这样的密约，但如果我们借不到钱，政权就要落入到袁世凯手中，到时候他还会不会与你们签订这样的密约就很难说了，所以希望能够在2月9日之前得到确切答复，否则一切都迟了。

此时，与袁世凯的和谈大局已定（2月12日，隆裕正式下诏宣布退位），孙文对日本人说了实话：如果我们借不到钱，那么只有在南京临时政府崩溃之前，作为最后之手段，先与袁世凯缔订和议，以防天下大乱，将来再慢慢想办法谋取军费，策划再举，以武力扫除北京势力，拟定革新天下之方案。也就是说，孙文仍然认为，“袁世凯不可信任”。只要能够筹集到必要的经费，能够维持南京临时政府的运转和支撑北伐，即使与袁世凯的谈判已经达成，皇室已经退位，中华民国“共和”已成，他还是会想办法以武力对付袁世凯。 在当初与胡汉民的商议中，孙文曾经反对北伐，现在出任了临时大总统，却又突然力主北伐，看来，相比于通过“拉袁”来获得共和，孙文更看重的是如何让革命党人取得政权，如何让“革命成功”。 但日本政府并没有同意借款。不说南京临时政府并没有实力控制满洲，所谓的“租借”不过是一纸空文，而且日本人认为，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已经取得了南满，北满还在沙俄手里，“租借”也无效。

现实面前，孙派铁杆黄兴、汪精卫等人都劝说孙文断了北伐之念，回到对袁世凯“让位”的“预定轨道”上来。通过对袁世凯“让位”来获得共和，虽然不那么圆满，但这也许是这么多年来为革命努力奋斗的一个最好的结果，相比陆皓东等历次起义已经死去的人，生者又何须计较个人名分！据说汪精卫还逼问孙文，您不“让位”，难道是留恋总统的职位吗？并说了句特别难听的话，“袁固多诈，孙亦无耻”。（章士钊：《孙黄遗札密诠》） 孙文是在万般无奈、直到最后一刻才放弃北伐的！

陶成章之死是孙派巩固南方地位的大事件，他们仍然站在与袁世凯平起平坐的位置上，袁世凯仍然只能把孙派当作和谈对手。而接下来遭遇暗杀的人，就是袁世凯本人。 1月16日，退朝回来的袁世凯车队在东华门外遭遇炸弹袭击，当场炸死多人。袁世凯被扣在炸翻的车下，爬出来后逃出一命。这次直接实施暗杀的是同盟会京津支部的革命党人，他们有没有接受孙文或者南京的指示？这又是不得而知，总之，如果袁世凯被炸死，自然也是南京方面愿意看到的。 暗杀过后，袁世凯被吓破了胆，深居简出再也不敢招摇过市。 还是赶紧实现共和吧！共和实现了，至少革命党人就没什么暗杀他的理由了。

袁世凯终于要面对逼退皇室这道难题了。隆裕也没什么牌可以打了，她曾经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要求袁世凯救救他们孤儿寡母，每天亲自给袁世凯制定菜单，派100多位太监把100多道菜亲自送到袁府上，中午、晚餐各送一次，其中还有一块给袁家用于祭祀祖宗的肉。因此，袁世凯吃饭就变得很麻烦了，首先他得冲着那道圣旨和菜谱叩头，然后把那块肉献到祖宗的牌位上。袁世凯只好赶紧上奏请太后免了赐给他的御膳。 为了笼络住袁世凯，隆裕太后又想出了一招。她赐给袁世凯一等侯爵的爵位，与当年的曾国藩同等待遇，据说前去宣读懿旨的是已经辞职的载沣。很显然，这是让载沣为当初开缺袁世凯而道歉。袁世凯再三上奏推辞，最后隆裕干脆下旨“不许不接”，袁世凯这才接受。 大清气数已尽，再也没有当年的曾国藩相救，只剩下袁世凯来善后了！

袁世凯一定会适应形势逼退皇室，但也一定会保全皇室。对于他来说，出任临时大总统有两个合法性来源，除了南方孙文的“让位”，还有皇室的退位，这两者缺一不可才能造成共和。袁世凯毕竟是大清官员，南方实际上一直是他的敌人，他一定会更看重来自朝廷的这份合法性。如果说他与大清朝廷是“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那么他与南方就是“政治交易”的关系。站在袁世凯的立场，他也不想从曾经的“敌人”南京方面承接政权，只想从大清朝廷承接政权，如此他就不需要做“革命党的总统”了，保全皇室的安全与体面，这是他作为大清内阁总理的职责，是他最后的情感所系，也是他维护自身合法性的需要，是他的体面。

在多次指示唐绍仪一定要争取最大的“优待皇室条件”之后，1月20日，袁世凯提出了方案：由朝廷授权（注意）他在天津组织南北统一临时政府，临时政府成立的同时清帝宣布退位；清帝退位两日后，南京临时政府即行解散。 新的共和政府来自朝廷的授权，也就是说，袁世凯让朝廷包揽了他的全部合法性，不关南京临时政府什么事了，甚至新政府所在地连北京都不是，而是袁世凯的老根据地天津。这相当于为皇室留下了一个北京城，实际是另一种形式上的“虚君立宪”！

袁世凯的伎俩自然逃不过孙文的眼睛，孙文令伍廷芳传达他的意见：清帝退位后，大清的一切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其臣”，新政府的组建必须通过南京。 看来，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大清是否先灭亡”。袁世凯的意思是，大清是已经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而南京临时政府没有得到国际社会承认），如果大清先灭亡，那么中国大地上岂不是一时间就没有被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了？国际关系如何处理？如何对待外人？当然，袁世凯其实是以这个理由，为他的合法性来自大清而作最后的争取。

然而，1月22日，孙文不顾伍廷芳的坚决反对，突然以通电的方式公开向袁世凯提出了最后通牒。“让位”必须分五步走：首先，清帝退位，由袁世凯电告国际社会并请各国驻京公使或者驻上海领事转告南京临时政府（这相当于借“让位”之际让国际社会变相承认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合法性）；然后，袁世凯明确表明赞同共和；第三步，孙文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第四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最后，袁世凯在当选临时大总统之后，必须宣誓遵守参议院制定的宪法。 不得不说，孙文的这个最后通牒确实是对袁世凯的反戈一击，这等于告诉了世人：孙文的临时大总统之位和南京临时政府都成为了正统，临时大总统之位就是孙文“让”给袁世凯的，而不是袁世凯以逼退皇室之功“该得的”。袁世凯成为临时大总统的合法性不仅不是来自大清，而是全部来自南京。孙文主动“让位”，就是为了共和，他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而袁世凯在事实上是“用大清江山换来了总统宝座”，彻底沦为大清“篡臣”，陷入极端尴尬的境地，道德的责难更加深重——将来的袁世凯不仅会在革命派的史料中留下“窃取革命果实”的骂名，同样会在清史中留下“篡臣”的骂名！

这自然让袁世凯很愤怒，他立即提出抗议，谴责孙文为什么要为议和突然提出附加条件。不过，袁世凯抗议是抗议，他发现自己还真没有办法拒绝。孙文早就在通电说明这是最后解决办法，如果谈不成再起战端，开战的罪名和责任都由袁世凯负责，如果坚持拒绝，舆论是会一致谴责袁世凯的。“篡臣”的骂名看来是背定了，袁世凯心里多少还有点愧疚，但对于“窃取革命果实”的骂名，他实在是心有不甘。小偷能偷走一只鸡、一头牛，但还能搬走一座房子吗？ 伍廷芳对这份通电也极为愤怒，他愤怒的不是内容，是孙文的方式。孙文此举相当于把革命党人与袁世凯所做的幕后交易全部曝光。对于伍廷芳这些自诩为社会名流的人来说，以前谈谈君宪、共和等国家前途之争还符合身份，现在孙文越过伍廷芳直接发表通电，在公众面前曝光这些幕后交易，令伍廷芳等人颜面尽失。伍廷芳愤而电辞议和总代表之职，而据说充当议和参赞的温宗尧甚至声称如果有一支手枪的话，就要去打死孙文！

皇室自然也看到了这份通电，反正已经曝光了，袁世凯干脆公开和皇室撕破脸面。1月26日，前线将领段祺瑞等人联名通电，要求清帝退位，否则他们将从前线返京，与阻挠退位的王爷们剖陈利害！ 就在这一天，京津的革命党人又成功地对皇室中反对退位的良弼实施了暗杀。良弼没有袁世凯那么走运，经抢救无效后死亡。王爷们对“留住大清江山”抱有侥幸心理，不过想继续躲在大清朝的温室里，现在发现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只好悄悄打点好家产，取出存款，随时准备出逃。再也没人来阻挠退位了。 袁世凯已经为皇室争取到最大的优待条件——至今我们能够见到的有关清帝退位条件的修改稿，以袁世凯手批版本给出的条件最为优厚，这大概是他最后的补偿吧。 最后的条件包括仍然保留清帝的称号；中华民国政府按照对待“外国君主之礼”来对待溥仪与隆裕；每年由民国政府直接拨付400万两白银做生活费；隆裕母子以及他们侍卫、太监宫女等还可以继续居住在紫禁城——大清的天下，被限制在了紫禁城里头了。 对于隆裕母子来说，住房问题解决了，还有生活费——日本天皇没有退位，还不一定有这样的待遇。这样对待“前朝”的条件，不仅为几千年以来未有，甚至在人类历史上都可能是前所未有的，那就退位吧！

1912年2月12日，隆裕下诏，宣布率同溥仪退位。也许直到退位的这一刻，隆裕都想不明白，大清究竟是如何自己把自己给搞死的？载沣曾经怕丢了祖宗江山，最终以火箭般的速度丢了祖宗江山；官员们曾经怕丢失权力，最后发现连脑袋都不一定保得住。 在最后几年的光阴里，体制僵化莫过于晚清，改革步伐之大莫过于晚清，甚至思想之开放也莫过晚清，然而大清终究亡了！ 这是大清最深刻的教训。

袁世凯获得了“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的权力，诏书同时规定了“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未来的中华民国，不仅要共和，更要大清多年以来一直努力的宪政。 接下来，该轮到孙文履行他的诺言，送上辞职书，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了。

引自

：《晚清最后十八年：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全4册）》

作者：黄治军

现在普遍教科书里的定义是辛亥革命始于武昌起义，一共四个月到清帝退位结束

但实际上从广义的角度来讲，辛亥革命的时间应当是从中山先生举义反清，萍浏澧起义，黄花岗起义等20多年的十余次大小起义算起，辛亥革命的时间其实不止四个月

武昌起义的发生并不是偶然事件，它是几十年大小反清起义的集中爆发点，实际上，正由于几十年的大大小小起义已经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民主共和的思想已广泛传播，各地实际上早已暗流涌动

从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到邹容的革命军等小册子早已在民间广布，扬州十日记等反映清初罪行的书籍已经早已进入大众视野

此前200余年间反清复明的起义从未间断过，不断前赴后继的先烈才造就了最终的推翻满清统治！

民国元年（1912年），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随后一统南北。当年02月15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孙文）（1866—1925）率领文武百官赴明孝陵，以最隆重的国家礼仪祭祀明太祖，告慰此前二百余年间屡仆屡起的反清义士。孙中山在祭文中表示，光复大业终于完成，他本人以及全国同胞，面对明太祖的在天之灵时，终于不会再感到愧疚了：「文与全国同胞，至于今日，始敢告无罪于我高皇帝。」

《祭明太祖文》

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五日辛酉,临时总统孙文,谨昭告于明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之灵曰:

呜呼!国家外患,振古有闻,赵宋末造,代于蒙古,神州陆沉,几及百年.我高皇帝应时崛起,廓清中土,日月重光,河山再造,光复大义,昭示来兹.不幸季室俶扰,国力罢疲.满清乘间窃据中夏,嗟我邦人诸父兄弟,迭起迭仆,至于二百六十有八年.呜呼!我高皇帝时怨时恫,亦二百六十有八年也.岁在辛亥八月,武汉军兴,建立民国.义声所播,天下响应,越八十有七日,既光复十有七省,国民公议,立临时政府于南京,文以薄德,被推为临时总统.瞻顾西北,未尽昭苏,负疚在躬,尚无以对我高皇帝在天之灵.迩者以全国军人之同心,士大夫之正义,卒使清室幡然悔悟,于本月十二日宣告退位,从此中华民国完全统一,邦人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无已,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牖启后人,成兹鸿业.文与全国同胞,至于今日,始敢告无罪于我高皇帝,敬于文奉身引退之前,代表国民,贡其欢欣鼓舞之公意,惟我高皇帝实鉴临之,敬告.

《谒明太祖陵文》

维有明失祀二百六十有七年,民国始建.越四十有二日,清帝退位,共和巩立,民国统一,永无僭乱.越三日,国民公仆,临时大总统孙文,谨率国务卿士,文武将吏袛谒大明太祖高皇帝之陵而祝以文曰:

昔宋政不纲,辽元乘运,扰乱中夏,神人共愤。惟我太祖,奋起草野,攘除奸凶,光复旧物,十有二年,遂定大业,禹域清明,污涤膻绝。盖中夏见制于边境小夷数矣,其驱除光复之勋,未有能及太祖之伟硕者也。后世子孙不肖,不能敪厥武,委政小人,为犹不远,卵翼东胡,坐兹强大,因缘盗乱,入据神京。凭肆淫威,宰割赤县,山川被其瑕秽,人民供其刀俎。虽义士逸民跋涉岭海,冀振冠裳之沉沦,续祚胤于一线,前仆后起,相继不绝。而夭未悔祸,人谋无权,徒使历史编末添一伤心旧事而已。自时厥后,法令益严,罪罟益密。嗟我汉人,有重足倾耳,箍口结舌以保性命不给,而又假借名教,盗窃仁义,锢蔽天下,使无异志。帝制之计既周且备,将籍奸术,长保不义。然而张曾画策于私室,林清焱起于京畿,张李倡教于川陇,洪杨发迹于金田：虽义旗不免终蹶,亦足以见人心之所向矣。降及近世,真理昌明,民族民权,盎然人心。加以虏氛不竟,强敌四陵,不宝我土,富以其邻。国人虽不肖,犹是神明之胄,岂能忍此终古,以忝先人之灵乎?于是俊杰之士飙发云起,东南厥始发难,吴樾震以一击,徐锡麟注弹丸于满酋之腹,熊成基举烽燧于大江之涘,以及萍乡之役,镇南关之役,最近北京暗杀之役,羊城起义之役,屡起屡踬,再接再厉,天下为之昭苏,虏廷为之色悸,蕴酿蝉蜕,以成兹盛。武汉首义,天人合同,四方风向,海隅景从,遂定长江,淹有河淮。北方既协,携手归来,虏廷震惧,莫知所为,奉兹大柄,还我国人。五大民族，一体无猜。[1] 呜呼休哉!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昔尝闻之,夷狄之运,不过百年,满清历年,乃倍而三,非天无常,事会则然。共和之制,亚东首出,事兼创造,时异迟速。求仁得仁,焉用怨言.又闻在昔救时之士,尝跻斯丘,毷励军志,俯仰山川,唏嘘流涕。昔之所悲,今也则乐.郁郁金陵,龙盘虎踞,宅是旧都,海宇无叱。有旆肃肃,有旅振振,我民来斯,言告厥成。乔木高城,后先有辉,长仰先型,以式来昆，伏维尚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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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mmaxmim-18 网友的相关建议: 
      

可以浓缩的理解为一群皇N代玩脱了。

清朝瓦解前，已经在大力培养年轻的皇族子弟，升级版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可惜这批皇族子弟，年纪都没有超过三十岁的，估计对大清的国情都还没有摸清楚，也没有自己的稳固班子，没有政治积累，玩立宪、新军就失去了控制力。

个人觉得天安门前的英雄纪念碑上，那句1840以来……的小结，是对那段时期内的传统精英人群们的最简洁、最有穿透力的描述，为重塑新世界的知识体系、核心人物与经验，那都是用人头换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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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j365 网友的相关建议: 
      

技术上：光刻机的制造和使用工艺。

金融上：打破美元的霸权。

军事上：台湾问题。

别的问题（房产绑架经济、老龄化、东西部平衡等）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都是可能通过发展来解决的。

上面列的3个问题是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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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u-dao-yi 网友的相关建议: 
      

提名1919席卷美国的猩红之夏。

图示是一名被处以私刑的黑人，他的尸体正在歧视的火焰中毕剥作响。

迫害黑人似乎并不那么残暴，但是这是发生在黑人解放后将近六十年之后的全国性迫害热潮。其残暴不仅仅在于对黑人的残暴迫害，更是对民主，对法治，对平等，甚至对人理的残忍暴凌。所谓的政治精英与民主卫士，正是迫害的最大推手。

不知道美国有什么脸面去说民主与平等。

（给文章点赞时麻烦给这个回答也点个赞同吧，如果能点个关注就更好了。祝各位新春快乐。）

哦，还有美国人在瘟疫时期的鬼才操作

外加一个加拿大的

那些评论烦死了!之前因为评论还被知乎制裁了，现在评论区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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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fang-jun-sui-san 网友的相关建议: 
      

这种问题其实你不应该来这里问，因为知乎不是一个单纯的查询回复软件，其中各式各样派别的人都有，单纯回复你问题的人不会太多。你要想知道查查百度或者翻翻历史书就就可以了，要是你实在信不过这些东西，去博物馆看一下也行。要是你做了上述调查还是得不出结论，那你就看看别的民族的服饰，特别是他们的服饰发展史，看看他们以前穿的和今天穿的差距多大，看看他们今天穿的到底有几年历史，然后再对比一下汉族的，我相信你会得出正常正确的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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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也说一句，任何民族在他没达到工业化阶段的时候，总会有一部分底层人穿不起能把全身盖满的衣服的，汉族有，和族有，韩族有，藏人有，蒙古人有，白人也有，但是如果有人拿这群人穿不起衣服来论证汉族或者其他民族所认同的民族服饰不存在，那么要么这个人没脑子，要么他蓄意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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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o-yu-min-32 网友的相关建议: 
      

中途岛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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