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国时代的日本是否属于“典型的极权主义”? 第1页

这是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最近非常忙但是先写两句。

首先应该强调，我是做历史的，我不是非常熟悉社科，政治，哲学这些东西。而汉娜·阿伦特绝对不是一个历史学家。

在汉娜最初提出“totalitarianism”的时候，并没有非常严格地将日本对号入座进去作为一个特别大的项目来写。最终日本史能够与之交汇做比较历史，其实也是比较晚的时候了。但是从现实中来说，确实非常多的时候，我们直接把日本套入这个定义之中，认为确实在间战中存在一个逐渐“totalitarianized”的过程。这里的主要依据是国家对于社会的掌控。我们知道特高（Tokko）和宪兵（Kenpeitai）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随着国家动员程度的走高是逐渐走高的；相邻里的民众监督机构，国家机器对学校教育的渗透和教师系统的压迫，也都是非常明显的“国家政治逐渐控制社会”。

但是，如果有不在科班门内的朋友们，帮助题主稍微澄清一下，汉娜阿登特的“origin”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现代极权主义和古代极权主义有本质的区别：现代极权主义是凝聚在意识形态上的。不仅仅是国家的对社会的物质掌控，机制掌控；尤其包含意识形态的掌控。如果没有一个，机制性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控制，那么一种极权主义就和古代的暴君防民之口没有不同。

这里要注意，新“极权主义”核心反对的是：一个社会范围内，制度化的意识形态（有意识形态，有社会范围内强制之的机构，有单一化的党派政治和独裁者）。而注意同样，马克思主义国家化，制度化的本质就是要用国家作为工具，推进其愿景里的社会进步。对于前者而言，制度化的意识形态必须被控制在最低限度内，对于后者，制度化则是必须。这也就成了冷战中东西方对立的一个根本因素：极端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和改良到冷战时代的社会主义思潮从根本上不容于对方。有你无我，有我无你。

阿伦特本质上在反对的是系统化，机制化了的社会固化思维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才会出现一系列两战尤其是二战的问题。这样这个问题可能会牵扯到一些当代的是是非非，政治上的屁股。我们尽量不考虑“origin”这本书是不是糟粕，不带上冷战思想，帝国主义非得亡我之心不死，或者都是我国阴谋论。单纯回到问题里来，我们讨论一下，旧日本是否符合新极权主义在最初提出时的这个，狭义的定义呢？

那么应该探讨的是，旧日本帝国是不是一个凝聚在统一意识形态上的国家。

我认为，社会控制的机构，单一化党派政治都不应该是问题。至于是否有独一的领袖，也可以理解为变体问题。但是旧日本是否有一个凝聚全国的，独立意识形态，是无法回避的核心。

旧日本，是不是一个，所有人在社会模型下接受一个自上而下思维模型而无自主的，新式“极权主义”呢？

我不是专家（当然），但是我提出几个建设性的砖引一下玉：

1，旧日本帝国应该是有非常鲜明的反个人主义，反西方宣传的；但是其是否提出了对应的，系统性的替代方案/对立方案呢？

2，如果有，那么是什么？国家神道主义？制度化的开明君主？还是军事（国）主义？“泛亚主义”（这个或许有希望）？这些是否可以作为系统化的，制度化的“意识形态”与其他新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并列（或者说是不是独立的）？

3，进一步来说，我们知道旧日本存在对学校内容的掌控和对青年教育的引导，对工业的控制，工会的解散——那么这种导向具体整合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统一的指导？这种指导是否处于国家机器的控制下？

4，如果不是——如果日本此时的国内思潮不是独立的，不是自成系统的意识形态，那么是否意味着这不是一个（至少不是一个标准的）极权主义国家呢？

所以，题主的问题实际上是有价值的。我们很多时候，尤其是在历史的概述和普及中，过于直白地直接把旧日本联系到了极权主义，尤其是新极权主义的模型上。实际上旧帝国至少在一部分程度上是不彻底的。当然，它无疑仍然比英帝国这种典型的，真正的殖民帝国要集权化得多，所以大概这样说也并非无的放矢。

深感对这一领域不熟悉，接触到的史料不够多，不敢乱下评判。如果有机会能够深入研究下这一时期的日本教学大纲，社会风貌，大概会有把握的多。

但是我认为旧日本至少“不典型”。

就事论事，不行恶事，莫有恶念，不提今人问旧事，望知乎手下留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