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徒困境能解释解释很多问题。
你这个逻辑搞反了。是因为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放弃手中的利益,才是王朝末年崩溃的根源而不是相反;而不是王朝崩溃,大臣继续贪腐“压上最后一根稻草”。
300年的王朝更替,其实说白了逻辑非常简单:
这就是300年王朝更迭真正原因。
评论区里许多人根本就没读过《贰臣传》、《逆臣传》,就信口开河,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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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许多时候,一个朝代越要灭亡的时候,大臣们争权夺利,争夺财富越激烈。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他们不知道大厦将倾吗?
原因很简单,迅速完成资本(也包括其他社会权力)原始积累的人,才有资格在未来的动乱中获得优势地位。
官僚、富豪最有资格完成原始积累。他们在旧体制将倾未倾的时候,趁乱浑水摸鱼,尽量多地利用自己在旧体制中的优势地位,攫取私人利益,野蛮生长,完成积累。
一方面,新政权,不完全是凭空建立的,许多时候,与旧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旧政权的精英,往往摇身一变,成为新政权的精英。
看看看看叶利钦时代,大多数前红色经理人变身成大资本家,清军和满清政权之中,有多少前明的汉族将领和汉族官僚,就不会怀疑这一点。
另一方面,私有制的时代,财富越多,权势越大,选择越多。
天下的大乱的时候,谁手里的财富越多,谁在旧体制中的权势大,谁的处境就越好。
如果你家贫如洗,没权没势,如果对方不招降纳叛,那你只能战斗到底。或者,如同挈妇将雏鬓有丝,丧家犬一样四处流浪,躲避战乱。
如果你家产殷富,有一定的权势,那你就多了一个选择。可以逃避战乱,去当寓公。比如《绣春刀》之中的沈炼。如果不是精锐部队的成员,能够避难到重庆,后来能去香港、台湾的,大都是家产殷富,有权有势之人。
如果你的家产和权势更大,你可以聚集军队,占山为王,或者,投奔某股力量。将来,在适当的时候投靠未来的政权或者自己做大,成为未来的统治者。比如刘縯、刘秀兄弟。
如果你富可敌国、权倾天下或者独霸一方,那么只要你愿意,你就是逐鹿中原者之一。可以在天下大乱的过程中,分一杯羹。
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冬十二月,始起兵於己吾,世语曰:陈留孝廉卫兹以家财资太祖,使起兵,众有五千人。是岁中平六年也。
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人也。高祖父安,为汉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
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人也。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归耕於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与俱还,杀耕牛与相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馀头以赠卓。吴书曰:郡召卓为吏,使监领盗贼。胡尝出钞,多虏民人,凉州刺史成就辟卓为从事,使领兵骑讨捕,大破之,斩获千计。并州刺史段颎荐卓公府,司徒袁隗辟为掾。汉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卓有才武,旅力少比,双带两鞬,左右驰射。为军司马,从中郎将张奂征并州有功,拜郎中,赐缣九千匹,卓悉以分与吏士。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乱世也是一样。如果韩信有项羽那样的家产,作为启动资金,他完全有可能与项、刘三分天下。
同理,刘关张三兄弟的启动资金只有富商的少量捐赠,估计天使投资的数量远远少于曹操,如果刘备有曹操那样的家产或者天使投资,那么天下很可能就是他的。
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赀累千金,贩马周旋於涿郡,见而异之,乃多与之金财。先主由是得用合徒众。
相比之下,那些一文不名的平民,大都做了“弱者填沟壑、强者为盗贼”的乱世人了。中国历史上,完全从草根爬出来的开国皇帝,可能只有刘邦、朱元璋。其他人,大多在前朝非富即贵。石勒、刘裕这样的人,虽然出生贫苦,但是利用战乱的机会,成为前朝的高级军官,混入了统治阶级。
私有财富多到一定程度,就会心生异志,因为他们的选择,比绝大多数人多得多。大厦倾覆,他们的处境也许比现在更好。他们的利益,已经和这个社会多数人的利益不一致了。
你觉得王朝崩溃是悲剧,是皇帝的悲剧。但是,未必是大臣的。
对大臣来说,大厦将倾,与其一木独撑,不如聚敛权力和财富,为远走他乡、自立门户或者投靠新政权做准备。
从本质上来说,这就是个人利益、阶级利益与国家利益不一致的结果。王朝末代的官僚的个人利益必然是捞取好处;阶级利益当然是兼并田产。“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不是说权贵傻,而是权贵认为给自己捞好处第一位,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个国祸害完了,人家城头变幻大王旗,换个牌子再上市。纯粹农民出身的皇帝只有朱元璋,刘邦都算是乡级事业单位编制。很多改朝换代都有前朝官僚换阵营的事情。
当然,个人短期利益如果盖过了长期利益就会有达官显贵身死国灭的翻车事件。
表现最明显的就是明末,这展开说一下明末。
庶族地主阶级发展到明末已经高度职业化;同时皇权高度集中下“物极必反”,当所有权力集中于皇帝时,反而让执行部门扭曲了皇权的执行力,毕竟皇帝不可能凡事亲力亲为。
皇权和以相权为代表的官僚博弈中,看似通过废除丞相达成了彻底胜利。但大臣虽然不威风了,却发现高度权力集中,反而桎梏了皇帝。
1、责任担当过分集中。因为“定于一尊”了,皇帝就成了一切决策的责任人。毕竟谁有看法谁是“妄议”,心里反对都算“腹诽”。那大臣干脆打死不表态,完全当像机器人一样的执行者得了。由于皇帝不可能真正处罚自己,他的决策只有酿成大祸才能纠正。
2、执行者“去中心化”。明代从制度上消灭了丞相,首辅权力再大也没有过去丞相那种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地位,再也不是“百官之首”,也就是官僚集团用去中心化的办法让皇帝找不到负责人。出事相互踢皮球,反正决策是你皇帝老儿一个人决定,整个朝廷都参与执行,你有本事把朝廷解散了!
3、权力来源“去神秘化”。改朝换代这么多次,只要是认字的就知道皇权没什么神秘感可言了,没有神圣性可言了,有本事就行。而官僚都是科举出身,只要皇帝承认科举,皇帝姓谁无所谓。
4、第一条在全国权力结构方面的反应就是,当地方势力(贵族、诸侯)被彻底干死。高度集权且高度僵化的朝廷就与数万乃至数十万地主组成了二元结构。地主对下有土皇帝的特权,对上卑躬屈膝。整个国家犹如一个暴力机器统治几十万地主构成的联邦。对于地主来说,给朱家交税还是给李家交税有什么区别?
东亚的特色封建主义发展到末期患上了两大癌症。
一个叫“皇帝姓谁管我屁事”,另一个叫“谁统治中国管我屁事”。这癌症从精英传染到全社会,以至于列强入侵时有大批的国人跑出来看热闹,甚至主动帮助外国军队。
这是一个大问题,“宋朝”也没有完全解决。
问这个问题的人们,通常还有一个潜意识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人不做正确的,有助于回归到好现状的事情。
正如很多回答的内容所呈现的,正确和好的定义不一样啊。
去打游戏
不能这么讲。在当时的背景下。一人兼任多个藩镇首领是常规操作。比如王宗嗣。曾经任安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看账面实力的话。卧槽。从哈萨克斯坦到山西,所有边军全归这哥们一个人管。然后呢?不也没出事嘛。
安禄山任三镇节度使。看起来很屌。其实他也就是在范阳和卢龙两镇树大根深。任河东节度的时间并不长。如果让河东军打蛮子。安禄山做得到。但是让河东军南下。安禄山并没有那个控制力。叛乱以后的河东军也印证了这一点。
至于说为什么给安禄山干了三镇节度使。是因为即便如此。安禄山也并没有挑战中央的能力。老皇帝是这么认为的。事实也的确如此。
所以问题的根本在于。老皇帝可能是懒政、怠政。但并没有老年痴呆。问题的关键。是。安禄山石乐志。搞起了一件根本没有任何可能成功的叛乱。
然后结果就是老皇帝一通神级微操。把半年可以搞定的事情拖了8年
保守治疗吧。
统计局工作人员也不过是公务员,没有受到过经济训练,所以他仅仅是给予统计,但是并没有解释能力。他所说的是“全员劳动生产率”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世界普遍通用所说的“劳动生产率”是单位时间内的产出,具体的说是每小时经济产出(output per hour worked)。
我们可以对比下这两个概念,统计局声称的“全员劳动生产生产率”是生产总增加值除以就业人口,意思为单位劳动力平均产出;普遍所用的“劳动生产率”是单位小时产出,所以实际上“全员劳动生产率”应该除以平均工时。由于中国人每年平均工作时间大概是2200小时,美国则为1750小时,所以实际上他的统计数据还要高估了,所以这个值应该为6%左右。由于我国处于后人口红利期,人口赡养比例较低,就业人口比例依旧高于平均水平。我国现在约有7.75亿人就业,而美国只有1.5亿人就业;同时我国就业人口工作时间都更长,分母更大的情况下分子就更小,所以实际上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领先国家(美国)要比经济水平相对更低。
这个情况不仅仅出现在中国,在日本和韩国也是如此,普遍估计韩国的劳动生产率仅仅为美国的50.2%,日本则为65.4%。西班牙本身经济水平和韩国相近,但是工作时间远远少于韩国,实际上这意味着西班牙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韩国,而根据OECD的估计西班牙的劳动生产率则为美国的74.5%。
即使如此,这个数据很明显是过分低估了中国的经济水平。理由有两个:
一个可靠的方式是使用尽可能接近现价的不变价计算单位,并且使用购买力计算,例如OECD本身选择的是constant prices 2010 and PPPs。考虑到这两点我们做估算的话,中国的人均GDP按照购买力衡量现在大约美国的25%,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可靠应该略高于美国的20%。所以,普遍的估计为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略微高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的20%,一个比较精确的说法应该是21%。
从某种意义上,即使是21%的数字,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应该是被低估的。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应该大大高于现在已经测算的规模,在过去5年中国就已经更改了3次统计测量方式,每一次都提高了经济规模。即使如此,潜在的经济规模依旧存在,所以经济水平的低估意味着劳动生产率被低估了。
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官方声称的劳动生产率增速远远高估了,因为中国政府高估了自己经济增长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