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陵之战,刘备大军伐吴,却不带诸葛亮随军的原因,除了确实需要诸葛亮留守后方、保障军需外,更大原因是诸葛亮从出山效力刘备起,就一直主张联合孙吴,共抗曹操,并且还是缔结孙刘联盟的直接操盘手。
此时孙权破盟斩将,臣服曹魏,蜀汉政权的重大外交失败已经成为事实。作为“孙刘联盟”这一项目的直接负责人,诸葛亮的立场当然就变得十分尴尬。
而且其亲兄长诸葛瑾又在东吴身居高官显爵,深得孙权信任,为中司马、宣城侯,掌管中枢机要。
长期以来,孙权一直刻意利用诸葛瑾、诸葛亮两人的兄弟关系,令这个敦厚长者负责对刘备方的交涉,常年成都、江陵、建邺之间来回奔走。
虽然诸葛亮为避嫌疑,从来只和兄长在外交场合相见,私下绝不会面。但他们兄弟二人的书信往来一向不断,除家事外更时常谈及国事。通过这种兄弟私信来传递信息,一直是蜀汉和东吴外交的重要联系方式。
当孙刘联盟的利益立场一致,双方密切配合,联系紧密时,当然是公私两便,皆大欢喜。
当双方的利益立场出现分歧裂痕时,由诸葛瑾来作为东吴使者,也能令刘备顾及诸葛亮这个头号辅弼的颜面,不好贸然破脸。
所以当刘备攻陷益州后,出面讨要荆州的是诸葛瑾。(【权以备已得益州,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
双方签订“湘水之盟”中分荆州,刘备让出长沙、桂阳两郡时,吴国使者也是诸葛瑾。(【权令诸葛瑾报,更寻盟好。】)
孙权破盟,吕蒙白衣渡江袭取荆州后,诸葛瑾直接参与了攻杀关羽的战役,战后更加封绥南将军、南郡太守,成为荆州中心江陵的地方官。
当刘备卧薪尝胆备战两年后,终于为关羽兴复仇之师,和孙权已经是水火难容时,诸葛瑾又奉孙权之命,写了封被后世史家讥评为“奢阔之书、辞章之费”(粗俗点说,就是狗屁不通)的书信给刘备,劝其罢兵,理所当然被刘备束之高阁。
瑾与备笺曰:【奄闻旗鼓来至白帝,或恐议臣以吴王侵取此州,危害关羽,怨深祸大,不宜答和,此用心于小,未留意于大者也。试为陛下论其轻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损忿,暂省瑾言者,计可立决,不复咨之于群后也。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若审此数,易于反掌。】
孙权既如此厚颜,将诸葛瑾这张外交牌打得行云流水,刘备让诸葛亮暂时回避对吴交涉,远避成都,也是应有之义。
对刘备怒而兴师东征,连赵云都看出不妥,甘犯龙颜,切言谏阻:「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
但这一样番言辞,赵云可以说,蜀汉朝堂上没有任何人因此会质疑他的忠心,只因为赵云是冀州时就追随刘备的元从将领。而既是诸葛瑾之弟,又是此前孙刘联盟倡导者的诸葛亮就确实说不得。
虽然刘备对诸葛亮信任有加,不大可能因此心生芥蒂,但如一心想为关羽报仇雪恨的张飞,还有那些心心念念尽快打回荆州老家的荆州士人和将领,他们又会怎么看待?
所以诸葛亮虽并不赞同刘备东征,也只能缄默不言,兢兢业业做好大军的后勤工作,并且在刘备大军于夷陵之战惨败后,才怏怏然说“若法孝直(法正)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以一句“事后孔明”之嫌的叹息,来表达其根本不赞同伐吴的立场。
当然,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刘备苦战半生,才得到益州一方基业,此时年近花甲,志气已衰,已经没有了早年孤注一掷的冒险精神,并不敢真正放手一搏,豪赌天下。
汉末时益州少经战事,受战乱破坏损害远小于北方各州,不但地域辽阔,同时户口众多,人力资源甚为充足。夷陵战败后,光是巴西郡征发诸县兵员就得五千人,由马忠带队去援救刘备。奉命督江州的赵云部同样兵进永安,迅速稳定了战局,而经历这场丧师5万人的惨败,仅仅数年后,诸葛亮又迅速重组了一只数量在10万左右的强大军队,足可证明即使经历了关羽军团的损失,刘备在东征前可动员兵马,仍然不少于15万人。
然而刘备东征却只动用了中军主力4万人,黄权的江北军1.5万人,用金帛收买武陵蛮军1万人,合计不到7万兵马。
所以他虽然和陆逊在秭归对峙经年,但战役规模打的始终是有限战争,而非全面战争,更希望通过正兵流稳扎稳打,迫使孙权让出荆州,并没有真正把自己所有家当全压上,去和孙权不死不休。
此前因为刘备军在汉中战役力抗曹操的主力中军,巴蜀地区的民力一度告竭,到了“男子当战、女子当运”的地步,经过诸葛亮数年的苦心经营,才能支持刘备发动一场新的大规模攻势。
所以,为了保住自己好容易才到手的益州基业,对刘备而言,诸葛亮留镇后方,治理民政,供应军需,当一个“萧何”的意义,要远大于他随军东征,做一个“张良”式的大军参佐。
综上所述,刘备出征不带诸葛亮,却将蜀汉政权的大后方全权交付,既是对诸葛亮能力和忠诚的无上信任,也是对此时立场尴尬的诸葛亮的精心保护。
刘备如此态度,其他蜀汉官员自然就无人再敢以“孙权破盟”“诸葛瑾从攻关羽”等事为由,对诸葛亮弹劾发难。此举体贴备至,再一次彰显了君臣二人的“鱼水情深”,当然会令诸葛亮感激涕零,终于为蜀汉政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耗尽毕生的光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