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为射乎河伯,而妻彼雊嫔
有穷后羿慕羿射,故号此名也
一个天天在公众场合发行为艺术表演,连个时日曷丧都说不出来,射日和篡位分不清楚,因为没文化把为民请命表演发春演成了野心家。
也有脸批评保尔。
有几个粉丝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没见过真正干事直白表演的人,就说是党性扭曲。
也是,贵华山派全是下面硬不起来上面面具五六七层的。
人家共青团会议没逼乎上看着的人多,人家好歹是私下的。你这当着万人口口口口口口表演不是一次两次了。
至于黑保尔这事。
很简单,当对面无论因为任何原因指责你鸽子的时候,你第一反应是我错了,还是你又扣我帽子?
这不就知乎风气么。
真干起事儿来别他妈说保尔了。
周围不特么全是鸽子精就不错了。
老话有一句。宁跟明白人打一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
我跟哪怕是打了折的保尔吵半小时,只要我保证手里的事情按时按量完成,剩下的我睡到天塌都能放心。
你们自己想想知乎上你挑哪位大v你敢这么放心。
不骗你个倾家荡产都算你运气了
这样人不可爱?你摊上身边都是骗子鸽子吹牛逼的,都他妈可人性可可爱了。
口口口口口的曹哲你丢自行车的时候怎么不去派出所跟人家喊别被党性扭曲了人性呢
你看警察都人性的时候你的车找不找的回来。
简直是口口口
很多年前的时候我读过一篇中学生作文范文,印象很深。大意是说作者自己穿越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身边,与他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内容进行了一番详细的讨论。后来他一激动终于忍不住说:”你知道你的祖国后来成为了霸权主义国家么?你知道你毕生奋斗的布尔什维克后来被你们国家的后代抛弃了么?“
然后按照作文原文的说法,奥斯特洛夫斯基愣了好半天说不出话。然后作者就穿越回去了,当时还有些后悔自己说话太直接,怕给自己这么一说,奥斯特洛夫斯基就不会出版这本书了。不料他穿越回去一看,自己手上的那本书还在,书的内容也原原本本没有变,包括著名的那句结尾的话也还在,只是最后加上了两句话,大概意思是历史的发展总是曲折的,但他仍然坚信历史一定会前进之类的。
不愧是范文,这个构思其实不错,中学生作者问的那两句话就是后来很多人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的原因,而他对结局的安排也写出了这本书的精髓(一个人只有在革命的艰难困苦中战胜敌人也战胜自己,才会成长为钢铁战士)。不过可能是因为作者年龄的原因,(作文中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加上的那两句话,依我看有些画蛇添足。如果写成这本书就原封不动一个字都没改,似乎反而更符合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性格。
这个问题,钢炼里面其实已经有答案了。丽达有一次在城里搞统战工作,把城里的青年都喊来了。
扎利瓦诺夫(富裕的子弟)一边轻蔑地看着丽达,一边小声地跟莉莎嘀咕着什么。坐在前排的高年级女生,鼻子上扑着粉,交头接耳地议论着,狡猾的小眼睛滴溜溜地四处转...那个青年机枪手也在那里。他正焦躁不安地坐在舞台边上,用仇恨的眼光看着打扮得非常时髦的莉莎·苏哈里科和安娜·阿德莫夫斯卡娅。她们正旁若无人地同向她们献殷勤的男生交谈着。
请大家注意这位青年机枪手。
一个中产青年走上舞台,整了整制服,说:“抱歉得很,同志们。我弄不明白,究竟想要我们做什么。要我们搞政治吗?那我们什么时候学习呢?我们总得把中学念完吧。要是组织个体育协会,办个俱乐部,让我们在那里聚会聚会,读点书,那倒是另一回事。可现在是要我们搞政治,搞来搞去,最后就会给绞死。对不起,我想这种事情是没有人乐意干的。”会场里响起了笑声。奥库舍夫跳下舞台,坐了下来。
你们看,这段话和掌门是不是异曲同工。
大家都想过温馨幸福的生活嘛!来一个小确幸。干嘛要苦大仇深呢?干嘛要讲政治呢,聚聚会,读读书,有什么不好呢?他说的幽默风趣,嘲笑搞政治的人有什么大病,大家都哈哈笑,充满了欢乐的气息。
接下来,那位年轻的机枪手跳出来了。
这时候那个年轻的机枪手出来讲话了,他狠狠地把军帽拉到前额上,愤怒的目光朝台下扫了一下,大声喊道:“笑什么?你们这帮混蛋!”
他的眼睛像两块烧红了的火炭。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气得浑身发抖,接着说:“我叫伊万·扎尔基。我没见过爹,没见过娘,从小就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白天要饭,晚上就在墙根底下一躺,挨饿受冻,没个安身的地方。日子过得连狗都不如,跟你们这帮娇小姐、阔少爷比,完全是另一个样!
这其实是个很简单的道理,在苦难之中走过来的生命,是生活优渥的人难以理解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些人会在巴以冲突中站以色列,这是什么行为呢?简单来说,就是在这类人眼里,日子过的连狗都不如的人,人格上也是不如狗的。
这类不如狗的人,死上千千万万,够干啥的呢?
中国有句话叫朝闻道,夕死可矣。一个人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拥抱了真理,能够为理想而奋斗。保尔是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人是这样的人,这位机枪手也是。
“苏维埃政权来了,红军收留了我。全排都把我当作亲生儿子看待,给我衣服,给我鞋袜,教我文化,最主要的是教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是他们教育我,使我成了布尔什维克,我是到死也不会变心的。我现在心明眼亮,知道为什么要进行斗争:是为了我们,为了穷人,为了工人阶级的政权。可是你们呢?却像一群公马,在这里咴咴叫个不停。你们哪里知道,就在这座城下,有二百个同志牺牲了,永远离开了我们……”扎尔基的声音像绷紧的琴弦一样,铿锵作响。“为了我们的幸福,为了我们的事业,他们毫不犹豫地献出了生命……现在全国各地,各个战场上,都有人在流血牺牲,在这样的时候,你们倒在这里寻开心。”他突然转过身来,朝主持会议的人说:“而你们呢,同志们,却找到了他们头上,找了这么一帮人来开会。”他用手指着台下。“难道他们能懂吗?不可能!饱汉不知饿汉饥。这里只有一个人响应了号召,因为他是穷人,是孤儿。没有你们,我们照样干。”他愤怒地朝台下喊道。“我们才不来求你们呢,要你们这号人有什么用!你们这样的,只配吃机枪子弹!”他气呼呼地喊出了最后这句话,跳下台来,眼皮都没有抬,径直朝门口走去。
他们不可能懂,无论是站在高墙上玩鸡蛋的掌门,还是把人生的意义理解为物欲追求的头铁叫兽,亦或是觉得保尔是愣头青的冷溪,一群没有价值的灵魂,很可怜。
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苏联的一些消极面展开批判,而这也加倍的暴露了他们的可怜:
在他们看来,努力奋斗是为了获得个人幸福,为了“让冬妮娅别跟人跑了”,或许还是为了在网上跟人撕逼的时候,能晒个收入让人闭嘴,一群可怜的人,没有价值的灵魂。
另一方面,则是他们对人类组织能力理解的匮乏。人类只要组织起来,就会有无数的丑恶和卑劣在里面,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真正实现正义的追求,才能真正消灭这些丑恶和卑劣。
他们是真的反对一切丑恶和卑劣吗?我想,哪怕不谈美国疫情和日本排核的问题,光是一个巴以冲突,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至于头铁叫兽,那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他们不是在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他们是在可怜的挣扎着,发疯着,想要证明他们是对的。
不要觉得他们能懂,他们不会懂。没有他们,我们照样干。
苏联社会不和谐的阴暗面,《钢》书视而不见。
保尔不接地气高大全的令人反感。
苏共和苏联的意识形态是要建设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人人自由平等的和谐新世界。但事实上, 苏联不同历史阶段都有一些严重的社会不和谐现象。这些不和谐或以积极显性的方式出现, 或以消极隐蔽的方式出现。不同历史时期两类不和谐景象既交织在一起, 又各有侧重。
一、内战结束初期的不和谐景象———生存危机与社会冲突
1920年底, 苏俄内战基本结束, 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不仅未被取消反而被俄共 (布) 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捷径加以确认。苏俄本已混乱的经济雪上加霜, 加之持续七年之久的战争破坏, 工农业生产进一步萎缩, 日常必需品极为匮乏, 不满情绪蔓延, 社会冲突加剧。在这样的背景下, 饥荒、社会动荡、暴乱成为期间最为突出的不和谐现象。
1. 生存危机:饥荒蔓延、饿殍遍地
在战争破坏和极端政策的影响下, 苏俄农业播种面积逐年减少 (1920年, 苏俄耕地面积不到战前的93%) [1], 牲畜被大量宰杀, 粮食产量连年下降 (只有战前的一半多) [1], 生活必需品匮乏。1920-1921年初, 苏俄开始出现饥荒的迹象。如坦波夫省在1920-1921年间的粮食收成只能满足四分之一的需求。1921年初, 坦波夫省的征粮任务只完成一半, 但却已使超过一半的居民陷入饥饿。祸不单行, 恰在此时苏俄又发生了严重的旱灾。1920-1921年整个冬天没有下雪, 而1921年苏俄又经历了一个干旱的夏天。总而言之, 战乱、军事共产主义、自然灾害等综合因素导致了1921-1922年的苏俄大饥荒。饥荒波及30多个省, 遍及伏尔加河流域、乌克兰、北高加索等主要产粮区, 约有3 350万人受灾。饥荒的严重程度触目惊心。如在巴什基尔地区有90%的居民成为饥民。而在极端悲惨的境况下, 也曾发生互吃的现象。苏俄政府采取了募捐、调拨粮食、向国际社会求援等手段应对这次饥荒, 但仍然有700-800万人死于这次饥荒。其中一条值得我们警惕、反思的原因是, 苏俄出于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上的考量, 对参与赈灾的国内民间组织和外国机构极端不信任, 设置了一些障碍, 如解散了赈济饥民委员会、逮捕流放其成员, 取缔东正教会的救灾行动、没收其财产、镇压其反抗等。这使苏俄的救灾工作多少受到一些负面影响。
2. 社会冲突:农民暴动、士兵叛乱、市民抗议
苏俄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早在实施之初就已经引起农民的不满。据统计, 仅1918年一年, 就有245起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农民暴乱。内战结束后, 苏俄经济萧条, 工农业产量下降, 日用品尤其是食品的供应出现危机。由此又进一步引起了农民和部分工人群众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失望和不满。首先是农民和征粮队的冲突日益激烈, 继而在1920年底到1921年初, 苏俄各地出现了规模不等的农民暴乱[2]。农民的情绪感染了一些农民出身的士兵, 其最为严重的后果是引发了1921年2月的喀琅施塔得兵变。其次, 食品供应不足等问题也引起了工人等城市居民的不满和抗议, 其矛盾的焦点是要求取消粮食专政等。典型的事件是1920年10月普梯洛夫工厂发生的工人骚乱。
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不和谐———显性冲突与隐性问题并存
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经济危机和严重社会冲突引起苏俄高层的重视, 他们迅速判明原因, 并于1921年3月始, 逐步实施了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苏俄经济走向复苏, 社会矛盾趋于缓和, 从而为消除饥荒、暴乱等极端不和谐现象提供了经济政治保障。这些矛盾与问题集中表现为两类相辅相成的不和谐景象, 即一方面表现为频发的经济危机、时刻让人绷紧神经的政治斗争、不时出现的罢工运动、不断出现的农民暴力抗法事件等显性问题和冲突, 另一方面则是官僚集团阳奉阴违、农民和“耐普曼”消极怠工等隐性不和谐现象。
1. 显性不和谐:经济危机、政治紧张、群体事件、暴力犯罪
期间, 苏俄最为突出的不和谐现象是频现的经济危机以及危机背后紧张的政治斗争, 而与之相伴随的则是群众的不满、抗议和不断攀升的暴力事件。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俄虽然通过市场的力量迅速恢复了经济, 但军事共产主义式的经济管理方式与市场之间始终存在不可弥合的矛盾。这导致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俄危机频现。1923年发生工业品销售危机;1926年到1927年出现了商品短缺危机;1924年春、1927年底到1928年春发生粮食收购危机。1929年, 苏俄粮食收购危机更趋严重。
经济危机下的苏俄失业严重, 商品短缺, 民生维艰。而苏俄政府又以政治高压的方式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这综合导致了这一时期极为尖锐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如国家保安局常任意逮捕商贩[3], 政府强迫农民交售粮食, 而农民则以各种方式予以对抗, 社会冲突在1928年后加剧。1928年仅报刊就报道了近千起针对官方的暴力事件。
1923-1929年, 苏俄高层以社会经济危机为背景, 以新经济政策的存废为焦点爆发了多次公开的政治斗争。斗争的结果是反对派被施以政治迫害。这使全党、全国弥漫着恐怖气氛。国际上, 西方各国敌视苏俄, 不断制造外交事件。
2. 隐性不和谐:官僚主义泛滥、农民和耐普曼消极投资
首先, 党政机构臃肿、效率低下, 官僚主义日趋严重。1920年代, 苏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增加2倍多, 超350万, 加之高度集权和命令主义的消极影响, 导致文牍主义、因循拖沓的官僚作风日甚。
其次, 农民和耐普曼 (即新经济政策人, 也就是个体工商业者和民营企业家) 消极投资。由于行政干预泛滥、私人财产得不到有效保护等原因导致价值规律的引导、激励作用被扭曲。这使“耐普曼”和富裕农民宁愿把大量钱财用于挥霍性消费, 也不愿增加对农业和工商业的投资。
三、“大转变”前后的不和谐———集权政治下的恐怖与两次饥荒
所谓“大转变”是指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从新经济政策向斯大林模式的转变。在这前后, 斯大林以极端措施解决社会矛盾, 强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大一统。其措施虽有利于集中一切资源快速实现军事工业化, 但却因此激发了一些社会矛盾, 导致一系列长期为历史学家所诟病的不和谐现象。
1. :消灭富农运动和大清洗毒化社会空气
“大转变”前后, 斯大林权力不受制约, 乾纲独断。为推行超高速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战略, 斯大林采用阶级斗争和政治清洗的铁腕扫除障碍因素。其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消灭富农运动和大清洗运动。两次运动使苏联农民、党政军干部、知识分子死伤无算。据1954年2月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等人关于镇反人数的统计, 1921-1954年2月, 苏联被以“反革命罪”判刑的人数为3 777 380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大转变”前后的受难者。1930-1940年有大约72万人被判处死刑, 这一数值是1921-1929年死刑数值的30多倍。政治恐怖氛围毒化了社会空气, 逼供信、诱供、网罗罪名、告密成风, 全社会噤若寒蝉。这是斯大林时期最为典型的不和谐现象, 其人为因素显而易见。
2. 生存危机:死于大饥荒的人数巨大, 社会冲突因此剧烈
第一次饥荒发生在1929-1934年。据统计, 仅1932-1933年就有500-700万人死于饥荒, 重灾区是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饥荒全面爆发后, 乌克兰有200-300万人饿死, 哈萨克斯坦则损失约175万。第二次饥荒发生在1946年到1947年, 有200万人饿死[4]。
大饥荒背后则是基层干部浮夸粮食产量和征粮队的飞扬跋扈。苏联为完成粮食收购任务, 由国家强力部门严密监控干部们对相关政策的执行情况, 对执行不力者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并予以撤职, 甚或以“异己分子”、“敌对分子”的罪名给予严厉的处分。这种高压政策使多数干部不敢讲真话, 为邀功纷纷浮夸粮食产量。
为完成不可能完成的征粮任务, 政府派遣征粮队强行征收农民的粮食 (甚至包括口粮和种子) 。很多农民家的窗户带框被一起拆掉, 造成房屋无法居住。征粮队经常殴打、关押抵制征粮的农民, 而农民则经常性的抢劫运粮车, 以至当局不得不武装押运粮食。
1939年9月到1940年8月苏联为建立东方战线, 多次以战争或军事威胁的方式侵夺邻国领土, 如通过战争方式取得芬兰的卡累利阿, 通过政治和军事压力强取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地区、强并波罗的海三国。在东方, 中苏围绕领土、边界、主权问题摩擦不断, 其原因也在于苏联的霸权行径。
苏联1921-1945年间的不和谐现象虽然表现各异, 但都可以归结为过度理想化的社会政治结构和社会政治行为与社会现实的冲突。十月革命胜利后, 俄共追求社会大同的理想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浪漫主义在现实面前不断碰壁, 却又不甘放弃。当障碍清除, 以集权为特征的社会政治结构得以确立之后, 令人窒息的社会政治氛围和人们长期被压抑的经济社会需要与体制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并成为苏联中后期一些不和谐现象的总根源。
引自
苏联1921-1945年不和谐现象与社会冲突简析
作者简介:王科 (1981-) , 男, 山东济宁人, 讲师, 博士, 从事社会主义改革、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研究。
斯大林不是一贯的正确,犯的错误也不少。但是他仍然是苏联“神”(精神领袖)。
在苏联75年历史中,没有一个领导人比斯大林做的更好的,简单粗暴出奇迹我喜欢 !!
因为保尔本身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
列宁式共产主义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有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党,用来开展各种武装夺取政权的事业。
主观上要求这个组织的成员像个圣人一样。
当然圣人是不多的,但在俄罗斯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是受沙皇贵族资本家压迫的,苦大仇深的无产者,很多人都达到了“其它都不重要,有没有你对我很重要”的境界。
这种人就是要打倒锁链的主人,最好连根都刨了,一直到死都能保持强烈的主观能动性。
一般来说都解读成奉献啥的,但换句话来讲,永不熄灭的愤怒和刻苦铭心的仇恨才是他们的源动力,在消灭贵族资本家的道路里,除了死亡这些人没有弱点。
这些人被称为先锋队,但凡他们活着,那就是要去最受压迫的地方,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旧势力和建设新社会。
所以到了某些阶段,他们就显得不合时宜。
现在和平时代的人大多数是日子人,自然也理解不了从绝地一路砍到新社会人的心理。对于日子人来讲,妥协和退让是一种常态,反正还有余地不是吗。
这也是革命政权稳定后的必然,他们来了走了。总有一天日子人会觉得他们事儿逼 新贵族会说这些人过于极端不利于团结 新兴资本家会说这些人已经疯了。
但至少他们没白来。
大家都在强调保尔的禁欲、自我克制和牺牲精神,但这些在俄语文学中不要太多,保尔也不是只有这些。不如说,他对同时代人最大的魅力,其实正好相反,来自他所象征的一种新生活,一种终于挣脱了束缚,永远朝着远方,用自己的身体在大地上近乎疯狂地庆祝和挥洒,乃至以血肉镌刻进总算获许进入的新天新地:终于,人在世界上被允许过一种有意义的积极生活。
在他身上有两重解放。身体的解放激起的是广大底层群众的强烈共鸣,而精神的解放象征俄国知识分子阶层对“多余的人”的百余年孤独,在金色的青春洋溢恣肆的共青团大会上,“未来是我们的!”标语中,狄奥尼索斯狂怒的胜利。
列宁说帝俄是各族人民的大监狱,不仅仅是比喻。沙俄的村社制度能一路追溯到金帐汗国蒙古的部族归属制。彼得大帝规定,任何村社农奴都不得离开自己的村庄30英里,否则严惩。即使在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尽管农民有了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但仍归村社管理,要一直等到斯托雷平改革,1910年国家立法才正式承认了农民离开本村庄的自由,直到革命前夕的1916年,全国也只有五分之一左右的农户退出其村社。
守着全世界最大的国土,却哪也不能去,这何止是卧槽,简直就是卧槽。由于我没文化,只好借用屠格涅夫形容农夫冬季生活的一句名言,“过着鼹鼠一样的日子”。
所以为啥沙俄军队一去当欧洲宪兵,军队一出国打仗,大家就超级兴奋,《战争与和平》里跨过边境时连“全世界万岁”都喊出来了,还有为啥哥萨克被寄托了如此多的浪漫想象,是不是就很容易理解了?因为那可能是绝大多数普通士兵一生中绝无仅有的离开自己家乡,甚至国家的传奇经历了啊,回去能吹几辈子,比如保尔没见过他外公,但知道他打过克里米亚战争。
保尔那一代农民出身的青年,是第一批有着大规模远行的集体经历的底层人民,大概堪比你明天突然开上了曲率飞船。直到今天,俄罗斯国家广播电台的调谐信号《祖国进行曲》里,都有一句“打从莫斯科走到遥远的边地,打从南俄走到北冰洋。人们可以自由走来走去,就是自己祖国的主人。”老家里蹲PTSD了。
所以你知道保尔带着丽达挤火车那段有多浪漫了吧。不到10年前,这一切人们做梦都不敢想,还骑马打仗?还坐火车?《钢铁》里出现这么多次火车,不是没有原因的,那是他们那代人最性感的场景,列宁坐着铅封火车头宛如革命导弹返回祖国,托洛茨基坐着架机枪的专列穿梭在各前线,谢廖沙披着破军大衣站在闷罐车顶上吹着乌克兰原野上的秋风。青年们听到伴随火车轮节奏“我的心向我呼唤,去动荡的远方”,是真的可以兴奋到原地飞起的。
相比之下,什么姑娘,什么柔软的身体,人家反手就是一个黑人问号,low不low啊...
鼹鼠的生活!
在那动荡的远方,哪怕保尔被流弹击落马背而最终瘫痪,哪怕病倒在零下几十度的工棚,哪怕牺牲在华沙城下(距离世界革命最近的地方!),对当时的青年们来说,想想过去家里祖祖辈辈那几亩烂地,那学徒做苦工的“臭茅坑”,那能把人气笑了的狗屁教会学校,这一切都是太值了,跳上列车就开拔,压根不用权衡什么利弊。
这是整整一代人对身体上的解放的激情、远方的魅力无比深刻的集体记忆,和禁欲压抑什么的沾不上边。
再来说精神层面,就更简单了。“多余的人”是另一种农奴制,它使一百多年以来的沙俄知识分子永远无法离开明知自己毫无用武之地的书斋、沙龙、阁楼、地下室以及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政治学、德国古典哲学等等。西欧国家伴随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爆发出的巨大成果向他们注入无比充盈的能量,现实却走向另一个极端,不给任何着力点,自爆卡车竟是我自己。
记得《安娜卡列尼娜》里,列文是如何在他的庄园用力相信他搞的那什么“农业改革”其实也没多搞笑吧?还有《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主角的二哥是怎样愣给憋成上古键盘侠了?毕竟是知识分子,一句卧槽概括不了这种操蛋的人生,他们研究出了拉赫美托夫,一个就算躺平也要躺在钉子床上的三和大神。
但是大神毕竟只是想象,保尔却是活生生地过了这样的一辈子,他在每一次运用意志时,用尼采的话说,从来没有一次是“你当!”,永远都是“我要!”乃至“我是!”他一次次战胜自我,甚至仿佛只是为了这样做的快乐本身,几乎是量身订做的尼采的“超人”的化身。保尔最后全身瘫痪、失明,既是作者自己的写实,也是为了极限展示这种“新人”的意志哲学的隐喻。
这与基督教传统里的圣徒直接背道而驰,圣徒强调的是意志的顺从和自我放弃,全身心地服从于天主而愉悦,保尔体现的则是绝对积极的肯定,每次他做决定,从不是根据“我应该如何如何”,而是“既然我能...为何不呢?”最后哪怕全身都不听从意志了,意志也仍旧是。而且关键在于,在新生活里,这样的意志不是单数的,而是复数的,是无穷无尽、无始无终的,交汇成永不枯涸的丰饶存在之海。因此只要你还能呼吸,还能思考,还能写(注意这些具体活动),你就永远可以砸碎铁环(又是一个尼采式的意象),“拿起新的武器,重新回到队伍中去。”
我们得回到两千年前,看看另一个保尔,那个极端热心的法利赛人,使徒保罗。他终其一生所纠结的从来都不是“肉体vs精神”的战斗,而是精神或者说意志内部的无休止的斗争。“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注意这里的作与不作,指的不是身体干不干,而是意志本身是否去“意志”。由于耶稣的教导事实上是把每一个律法所命令的都推到了超越人的能力的极端,这个问题就对保罗显现出来了。
因为耶稣实际上不是要求你的“肉体”去完成这些(开什么玩笑办不到的),他要求的是“你应去意志”。而这条命令,把保罗推到了一个二选一面前,“我去意志”和“我不去意志”。但人的意志又是这么一回事:如果你其实并不能选择不这样,就等于你本来就没得选,就等于这不是你自己选的,你自己没做选择。也就是说,每个意志之所以存在,已经潜在地包含了“不意志”这个自身之否定的可能。所以即使保罗听耶稣的命令,如此“去意志”了,其实内部仍然包含了一部分违抗和对主的不服从。本来这种意志内部分裂的解决方法,是身体去做一个行动,于是就排除了所有其他潜在,但耶稣的命令又不是这样,他比他老爹更狠,所以保罗说,“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耶稣如果不这样命令,我都没发现还有这回事……
使徒保罗当年的解决办法,就是从约伯记召唤回耶和华,怒斥那些敢质疑这种我打我自己的套娃存在意义的人“你几把谁”,但如此没有友善度的回答,在两千年后的知识壬中间已经只能被夹了。能让自己从其中走出去重获统一的行动呢,又是这辈子不可能行动的啊。这个精神地下室的搏击俱乐部,俄国知识分子在里面一关就是一百多年,伊万和他的二次元手办宗教大法官,最后只能靠幻想耶稣麻麻选择宽恕他的一个吻,心里只有感恩。这种处境如果是基督教徒,靠的就是教会,是教会保存了教徒的复数性,使其不致成为自我的永恒囚徒。所以比如电影《八部半》里那个老红衣主教,才在澡堂里裹着毛巾一直念叨“除了教会以外,别无拯救”。
保尔的故事开始于在神甫家关禁闭,中间被关牢房,后来被政治分歧关在派别里,最后又被瘫痪和失明关在自己的身体里,这些其实在说什么,当时的知识分子一目了然,这就是他们自己的故事。保尔最大的恐惧,从来都不是克制不住寄几,人家可是在前线都一言不合就裸辞跳槽,一言不合就跳舞的精神小伙,而是丧失掉这个复数性的世界,那就又要掉回地下室自己玩二次元去了。万一我在牢房里要了赫里斯季娜,就会厌恶自己以致回不到队伍里了呢?万一我和丽达睡了,就会从此失去了一个同志呢?更关键的是,性和亲密关系的感情,会遮蔽掉大部分和世界相关联的复数性,这是保尔始终本能地警惕的,所以后来与达雅走入家庭,在他是另一场不啻于前线的惊心动魄冒险,是他已经对自己的成熟有了充分自信后略带炫耀的力量展示。“在保尔的心目中,丽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在保尔的心目中,只有世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之间从未给出的那个吻,远比耶稣给宗教大法官的那个吻更令人目眩。
有了这个世界,意志的苦杯就成了保尔痛吻它的吨吨吨同志伏特加。
保尔一生的爱豆牛虻,作为一枚美丽的所多玛...不对根本没有冬天的意大利小giegie,远赴拉美(又是远行)投身娱乐业和SM事业划掉,二十年后回来讲给自己心爱的琼玛再享受她的眼泪,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这就是祖述但丁的,上帝之城里的人真会玩的,我疯起来连自己都打的,伪装成基督教的反基督的循环时间,肯定的最高可能公式。第一罗马的亚瑟同志既然能讲着苏联笑话,不对,讲着笑话被枪毙五分钟,第三罗马的柯察金同志自然也不甘落后。
这种酒神式的肯定性是“多余的人”逻辑上的直接对立面--你永远不会多余。这就是那代俄国知识分子的隐秘狂醉,是他们用以砸碎百年来精神上铁的永恒回环的闪电,是暴风雨所诞生的。
所以,《钢铁》根本不是什么圣徒禁欲自我克制牺牲的教材,而是一部记录了全联盟青年开超大群party,身体和精神双重高潮的cult禁片。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
评价《钢炼》这本书,必须放到俄罗斯的文化背景中去看,完全站在中国人的视角去解读是必然会出现偏颇的。
高赞答案说《钢炼》这书详细描绘了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苦难生涯,因此不是在劝进,而是在劝退。
这话说对了一半,因为《钢炼》确实描绘了主人公的苦难,但其实对这些苦难的详细描绘并非为了劝退,而恰恰是为了劝进。
通过描绘苦难来引人向往,这是俄罗斯独有的圣愚崇拜现象,它是东正教文化与俄罗斯原始本土宗教相结合的一种特殊精神产物,圣愚崇拜行为不仅表现为一般文化实践, 并且渗透在俄罗斯广大社会的精神构成和伦理规范之中,它作为一种道德模式,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基础组成部分。
在圣愚崇拜体系下,疯癫和痴狂被认为是获得大智慧的一种途径,不理解的话可以想一想文艺作品里的那些武艺或者某一方面特别强大,但其它方面较为愚笨的痴狂之人,比如《天龙八部》中的函谷八友,《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无职转生》里的“剑王”基列奴,《侠客风云传前传》中的南少林和尚不动,《大剑》中的米雅达,这类角色都是那种某一方面特别强大,但是其它方面非常无能,用中国人的话说,叫不疯魔不成活,用日本人的话说,叫偏执狂才能生存。
比如著名数学家陈景润……
而在俄罗斯的圣愚崇拜体系下,这种某一方面特别强大的能力主要指的是对宗教和基督的奉献,痴狂和疯癫被视为极度虔诚和极致奉献时的一种精神状态,甚至在某些地区与当地原始信仰相结合后,被视为神灵附体或者受到点化后的状态,以这种精神状态作为虔诚的标志在文艺复兴前普遍存在于欧洲,例如方济格会的创始人圣方济格就是一个这种人。
而任何精神状态都需要有一定的外在表现形式,这种疯癫和痴狂的外在表现形式,往往是破衣烂衫,赤足云游,背负着十字架,蓬头垢面,用滴血的双唇向基督祈祷,这种因信仰而疯癫,因虔诚而痴狂,放浪形骸之人,越苦难越神圣,越悲催越伟大,越执拗越光荣的人,就叫圣愚。
方济格自己就这样,而社会对他的评价也两极分化,追随者认为他虔心入骨,反对者认为他欺世盗名。
在文艺复兴后,这种疯癫推崇在欧洲被逐步边缘化,在俄罗斯则保留了下来,并一度蔚为风尚,当时各路圣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用1551年伊万四世在召集宗教会议的信中描绘的:“假冒的先知们, 男男女女, 小姑娘, 老太婆, 从一个村子跑到另一个村子, 光着身子, 赤着脚, 披头散发, 哆哩哆嗦, 高喊着, 圣阿娜斯塔西娅和圣皮亚特尼察吩咐他们这样做。”要注意,伊万四世在信中抱怨的是各路假冒圣愚, 对真正的圣愚, 他也是极尽尊崇的,例如圣愚瓦西里去世时, 他还亲自为其抬棺送葬, 封其为圣徒, 并将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圣母升天大教堂改名为圣瓦西里升天大教堂。
圣愚崇拜在俄罗斯的草根东正教会中大量存在,在俄罗斯民间如野草般繁茂,比如著名的大吊妖僧拉斯普京,也被认为是一位圣愚,这些圣愚在俄罗斯民间实际上占据了游方郎中,算命半仙,心理医生的生态位,圣愚类人物往往具备预知未来、禳除灾祸、医治病痛等能力,例如拉斯普京就以其能让患有血友病的皇太子停止流血的特殊能力著称(可能是某种戏法,或者使用了鸦片),他们也因此受到普遍的敬畏, 有很多民间圣愚都被草根教会封圣,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
圣愚的长期存在深刻塑造了俄罗斯的社会心理,以至于圣愚行为本身成为了俄罗斯道德标准的一部分,受到全国跨阶层的追捧,例如托尔斯泰的作品《童年》中就描绘了喀山圣愚科里沙和民众对他的崇敬,普希金的作品《鲍里斯·戈都诺夫》中的尼科尔卡也是一位圣愚。
这是俄罗斯帝国/苏联画家涅斯捷洛夫于1916年创作的大型油画《在罗斯》,这幅画描绘了俄罗斯各阶层各身份的人,堪称全俄罗斯众生相,而在达官显贵,神职人员,甚至沙皇的前方,是一个赤身裸体,须发皆白的老头,那个老头,就是圣愚(红圈内)。
而他,引领着所有人前行,包括沙皇。
圣愚崇拜,是俄罗斯社会心理中的一种制约性因素,是一种基本道德底色,它不以社会变迁或者意识形态发生转移,就像程朱理学的很多观点和思维方式实际上依旧浸透了中国社会,并影响着社会的运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无法脱离这种思维模式,那些观点也并没有因为儒学的衰败而消亡一样。而俄国革命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替代了东正教的生态位,它提供了本属于东正教的社会职能,同样也继承了大量原属于东正教的结构性特征。
例如苏联式革命雕塑,艺术风格上看完全是东正教风格,还有苏联的勋章,你仔细对比就会发现,苏联勋章和俄罗斯帝国勋章只是在设计元素上发生了改变,设计思路上完全一致。
还有类似于对半身塑像宣誓,保留革命元老的石膏手模,亲吻军旗,对着列宁像嚎啕大哭,亲吻其手,这些都是具有东正教气质的帝国风格。
最能证明苏联在较大程度上继承了帝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替代了东正教的生态位的案例,毫无疑问如下:
圣骸崇拜,也是东正教的重要基本操作。
理解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钢炼》主角保尔·柯察金究竟是什么角色了,他实际上就是红色东正教的圣愚。
正如前面所言,圣愚的一大特点,就是越苦难越神圣,越悲催越伟大,越执拗越光荣,而保尔·柯察金符合以上全部标准,只不过他奉献的对象从耶稣基督变成了共产主义,他身上加诸的苦难也掺杂了大量时代印记,他的个人经历,也和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但基本思路是一致的。
对于长期受到俄罗斯圣愚崇拜文化熏陶的读者来说,他的苦难,不仅不使人抗拒,反而有一种别样的魅力,促使读者去崇拜,效仿他,这种通过展示苦难来劝进的方法,也只有俄国人才能深刻体会,因为这是他们的文化特征。
这种吸引力有多强呢?举个例子,在一个长期受圣愚崇拜俄罗斯文化熏陶的女性读者眼里,保尔·柯察金有巨大的性吸引力,他出身卑微,有叛逆精神,参过军打过仗,身材精瘦,双眼炯炯有神,干起活来不知疲惫,是个圣愚,理想是微信念工作到死,在行事自带三分邪气的契卡工作,相貌帅气,最关键的是,他!还!禁!欲!
这简直是受传统俄罗斯文化熏陶,且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知识分子女性心目中最完美的性幻想对象,说他是行走的性癖合集都不为过,因为越不让吃的,就越香。
在传统俄国女性读者眼中,冬妮娅是肥肉到嘴边而不知道去吃的蠢货,丽达则是用来代入自己的工具人。
伤痕累累的圣徒,需要一个包容一切的女性来给他温暖。
而哪个男性不希望自己像保尔一样受欢迎呢?这也是劝进的一种方式。
顺便一提,契卡的领袖捷尔任斯基巨大的人格魅力也是来自于这种圣愚崇拜,他号称有清水和面包就能工作,被称为共产主义的灰袍主教,他的半身像成了克格勃宣誓的对象,甚至还一度保留了他的石膏手模。
实际上这种圣愚崇拜情节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国,例如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这些作为典型宣传的干部都有一个共同点:苦难,艰辛,不计个人得失,对待亲属不近人情,日子过的苦不堪言。
但是这种根植于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传统的宣传方法,在中国很明显是水土不服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中国人看来,《钢炼》这么一本劝进小说,读完之后只会让人觉得劝退,跨文化进行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种越苦难越神圣的宣传方式,在中国并不招人喜欢,这种宣传被视为卖惨,普罗大众并不欣赏,甚至有人总结为“好工人停留在脏乱差穷不顾家,好干部停留在清廉绝症不要命,好受害者停留在原谅宽容倒贴钱,宣传效果停留在好人没好报,祸害遗千年”。
一宣传劳模和科学家,就是淡泊名利,安于清贫,坐冷板凳,生活简朴,拿钱少,不顾家,积劳成疾,英年早逝,还特别常见这么一种说法,xx科学家情操高洁,热忱奉献,xx企业用x倍工资聘请他,被他拒绝了。
……这究竟是宣传还是恐吓?
潜台词是为国奉献=吃亏受累,过不是人过的日子,还要坐几十年冷板凳,这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是一种非常不好的宣传导向,毕竟越苦难越光荣这种俄国特色,本就和中国不在一个频道上,在中国人看来,这种宣传方法完全是在劝退。
实际上美式宣传更合中国人的胃口,好人就该飞黄腾达,吃香喝辣,抱得美人归,这才能促使更多人去做好人,毕竟大多数人是凡夫俗子,正如孔子的弟子救了溺水的人,然后接受了作为谢礼的牛,受到孔子称赞,而那个赎回了在国外为奴的鲁国人,却拒绝了国家的赏赐的弟子却受到孔子斥责是一个道理,这些年也在做宣传上的调整。
所以国内有人不喜欢《钢炼》也很正常,这就是文化隔阂而已。
其实黑保尔,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跟黑刘备伪善,黑岳飞傻瓜是一个概念。他们都是用自己肤浅的理解去思考在历史上本不多见的英雄人物。他们看利益只看眼前,想问题只想自己,自然无法理解一些人的选择。中国有句古话能够概括这种人: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很多人都喜欢庸俗化英雄,庸俗化历史(当然一些历史本身值得探讨的不在此列),他们习惯于用自己浅薄的思维去理解历史人物,去理解历史,喜欢把高尚的东西低俗化,以便他们去理解,对于这种人,你去跟他们争论反而落入了他们的思维模式,对于庸俗化的思想,不去理会就好。
但是,现在社会上出现了这么一种人,喜欢用英雄的标准去要求别人。他们自己好吃懒做,却要求别人艰苦奋斗,并喜欢拿《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举例,号召大家学习“保尔”的精神。这种人也是导致“保尔”被讨厌的原因,特别是当这种人手握权力,使得大家无法正面反对的时候,“保尔”就成了愤怒人们的发泄桶。大家要判断这两种不同的情绪,不要一概而论。
保尔的情感是真挚的,精神是革命的。如果有人从这一方面否定保尔,那么他很有可能是一个浅薄的人。但是保尔对那些骑在人民头上发号施令,作威作福的高级官员同样是痛恨并否定的,如果有人从这一方面否定保尔的形象,那么他有可能是我们的战友。
就像毛泽东说的:“我们要把朋友弄得多多的,敌人弄得少少的”,面对敌人我们毫不手软,但是面对朋友,我们要学会团结他们,共同努力打倒反动官僚,这才是保尔一直追求的,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要将骑在人民头上的“雕像”砸碎砸烂!
虽然我很小的时候第一次读钢炼读的是梅益的译本,但是我真正精读的是黄树南的译本。
从译者的序言中我才了解到,“保尔•柯察金”这个译名是俄文译成英文,再从英文译成中文。按照知乎最近流行的精神乌克兰人的立场,“帕威尔•科尔恰金”才是主角的直接从俄语翻译的正确译名。
本题下的各种答案暴论百出,简直就是在拿着大喇叭喊:我是个没看过原著就出来喷的大喷子,我是个反赤先于主义的二极管。
奥斯特洛夫斯基写作本书时是个住在莫斯科的残疾人士,右眼还有一点点光感,全身瘫痪,仅有右手还能动一动。
他连他老婆和他哥哥搞破鞋都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乌克兰发生了什么事情?
钢炼一书分为上下两部,定稿时各有一个编辑负责校对。
上部编辑据说是一个女编辑,比较感性。
下部编辑是一个对党务比较有认识的男性,据说按照党的口味做了一定程度的干预。
钢炼版本流转的内容也不是红学那种狗屁倒灶的玩意儿,简单得很,了解一下再喷可以不可以?
钢炼全书阐述斯大林主义的长篇演讲不是通过主角之口来叙述的,而是通过基辅的码头工人伊格纳特•潘克拉托夫之口来叙述的。
即使是现在,我也不认为潘克拉托夫那篇演讲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喷子们要是觉得不对,直球来喷嘛。
一个两个的连潘克拉托夫都不知道是谁,就在那里大念其经。
钢炼一书中很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新老近卫军普遍对新经济政策抱有不满,保尔本人为此加入工人反对派,距离被双开只差一个基层团支部开会投票,开除他团籍。
还有人在那里念叨冬妮娅。
杜曼诺娃小姐在博亚尔卡工地对保尔说的是什么屁话?苏维埃的一个委员就不能去工地挖土了?
这个娘们儿绝逼是在报基辅肃反时被迫当着一堆人的面求保尔给她家担保的仇恨。
对待剥削阶级的女人,就应该像保尔喷涅莉•维辛斯卡亚那样,你叉开腿主动掰开,我也不会上。
最后强调一遍,保尔•柯察金这个人物反应的的确是斯大林的青年近卫军是如何炼成的,但冶炼过程是在俄罗斯帝国。保尔所展现的一切都是对沙皇和帝俄的逆反,是几代柯察金积累下来的刺向沙皇的利剑。
帝俄是一个小学生询问老师地球的存在时间是不是有几百万年就要被老师变相体罚的神奇国度。
喷子们爱沙皇爱东正教的行为令人十分愉快:当猴子表演被耍是很有趣味的事情。
给卡廷惨案找借口
给苏联人民洗脑
给斯大林争光
这样的书不黑
你黑什么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