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师这么多，为什么还被日本侵略了十几年？ 第2页

首先，民国没有大师。

如果大师是指在科学文化领域取得巨大成就，做出巨大贡献的人，那么民国时代一个这样的人也没有，一个也没有。

其次，月入为普通国民37.5倍—600倍的民国知识分子，作为地主的儿子/ 官僚的弟弟/ 买办的哥，本就是中国古典精英利益集团的一分子。

1949年中国古典精英利益集团遭到历史性打击，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拉下既得利益神坛，锦衣玉食，一去不返，利益受损，心怀怨恨 —— 于是将当年相对不那么烂的一些知识分子拔高为“大师”—— 与其说是“敬仰大师”，不如说是怀念文人精英集团失去的阶级利益。

正因为当年的中华民国优先保障建立在地主经济基础上的，由地主及作为地主大儿子的军阀、地主二儿子的官僚、地主三儿子的文人知识分子、地主四儿子的买办等构成的中国古典精英集团的利益，所以近代中国才国家贫弱、人民痛苦，被工业化日本轻易侵略 —— 除了古典精英利益集团自己交游内外、锦衣玉食、琴棋书画、四手联弹、“民族脊梁”、“民族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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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很多知友拿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论证民国有大师，拉倒吧您！在叫床一样口口声声喊“大师”的人眼里，tg 是“民国大师”及其当代传人们的对立面。

2007年的时候，有一篇文章是这么写的，

名字叫《民国有多少大学生？》作者是王晓渔，这个人还算比较著名的。虽然有些吹民国，但数据尚可一用，至于后面他的评价我就弃之不用了。

这篇文章我节选一下给各位看看。

中华艺术大学以“左联”诞生地而著称，鲁迅也去那儿作过演讲。让我吃惊的是，整个大学居然只是一幢三层楼的房子，比如今的小学还要貌不惊人。考虑到“左联”书记冯乃超也把中华艺术大学称作“野鸡大学”，所以一直只是把这视为特例。后来关注民国学术史，才注意到其它大学的学生人数也是少得惊人。吴大猷在《早期中国物理发展之回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里，就明确提到1925到1929年他就读的整个南开大学不过300名学生。民国人物的传记经常有传主名震全校的记载，每每看到这种段落，我就忍不住笑起来，在一所只有300名学生的学校里，哪怕你什么事都不干，几年下来也能混个面熟。

那么整体有多少大学生呢？

以现在的大学数量计算，每所大学三五百学生，1000所大学也有三五十万大学生。但根据《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的教育部分可以知道，1936年全国公私立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加在一起也不过110所左右。书中还有国民政府教育部的1912至1937年度历年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统计表，共计104095名学生，同时注明民国元年以前毕业生总数是3184名。也就是说，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到1937年的四十年间，总共只有不到11万名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这些数字的具体统计标准，表格没有透露。苏云峰在《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长(1860－1928)》里也引用了不少数据，其中提到1931年全国专科以上在校学生是44130名，规模相当于现在一所规模较大的大学。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里，民国二十年(1931年)学生数是44167名，两个数据仅出入37名，应该比较可靠。

嘛……

能上学的人就那么多，只要上到大学，就可以吹一吹自己是全国前0.01%，这些“大师”的成色到底有多少还是个问题。

固然有不少“真大师”的存在确实为抗日救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比如我家乡那边有位大师叫于右任，各位闲了可以查查这位大师的事迹，还是做了不少事情的，可惜现在的故居都只有那么大一点儿，而且还没几个人去。

但绝大多数所谓的“大师”也不过是滥竽充数罢了。

文科，社科类大师不是说没有用处，事实上在战争，尤其是在当时的中国还是能发挥一定作用的，比如那些“真大师”，像李大钊，于右任，邵飘萍多多少少是起了点作用的。

至于某些大师嘛……我只能呵呵一笑了。

我能想起的唯一一个工业上的世界级大师，是侯德榜。硝酸，纯碱与碳酸铵的制备，军工农都大有帮助。甚至走出国门担任印度Tata集团的总工。不过去印度就意味着不为国民党所用呗。福建人啊，老蒋都不带去台湾(或带不去台湾)，终为中共所用。民国对真正的大师，态度可见一斑。

谢邀。

民国诸位算不算大师，咱们姑且搁一边。

提问这位的逻辑，却很是奇怪：

大师存在与否，与当时国家是否受侵略，有啥决定性关系？

孔子算不算大师？鲁国好像也没称霸春秋吧。

庄子算不算大师？除了漆园吏，都没做官。他出生的宋地在战国时也不怎么样。

孟子说魏惠王，好像魏也没因此强大起来。

韩非子很了得，韩国在六国里第一个被灭。

程颐朱熹都是学术大宗师，两宋军事成就好像也不算强盛。

中国千古以来，有学术成就，又很能打的，大概也就王阳明……也许加个曾国藩？

所以了，大师多少与是否挨侵略，好像没啥必然联系吧？阿基米德还是被入侵者杀掉的呢。

当然了，我知道，许多人会因此联系出“搞学术无益于军事强国”这种逻辑——这是错的。

刘邦以前也这么认为，直到被陆贾说“马上得天下，怎能马上治天下？”刘邦才醒悟。

一个国家要强盛，需要软实力与硬实力。硬实力嘛，军事、经济、动员力。

而经济与动员力，是需要软实力支撑的：软实力构建起一个靠谱的社会构架，才有一切后来。

多少军事实力强大但社会结构不坚固的尚武强国，昙花一现就完蛋了，不用我说了吧？

软实力——也就是人文社科发展了——有利于社会结构的合理化配置，但见效起来，没那么快。

孔子的学说，当时对鲁国帮助不大，但后来被各朝帝王加工，用来团结中上层，作为一种文化自觉。

韩非子的学说，当时对韩国帮助不大，但后来被用来建立下层民间体系。

所以汉朝昭宣时说得很直白：汉家自有法度，王霸之道杂之。说穿了，儒法交织，才编织起了中国历来的体系。中国得以改朝换代而大致保持基本的文化认同与民族凝聚力，学者们研究发展的意义很大——只是会延迟一点，不那么明显而已。

中国从19世纪中到20世纪初挨欺负，是因为偏重人文范畴的学术发展，科学范畴与实际应用就很糟糕了。

但这更像是点歪了科技树，而不是学术与大师们本身无用。

美国就点对了科技树：奥本海默这种大师给你搞出个原子弹，好了，齐活。

实际上，社科大师们对美国二战起了巨大作用：就在二战期间，美国在战时为政府做研究工作的社会科学家中，经济学家占了最大部分，他们研究诸如价格控制与粮食给养、税收与战时财政、战时生产、和人力计划等问题，他们还在军队智囊团、战略服务办公室和国外经济管理局工作。

人类学家在战争情报局的外国道德分析部，研究日本社会的道德风貌，以便揭示影响民众团体和战斗单位的士气方式。

政治科学家大部分被预算局行政管理处所雇佣，以建立一个新的行政机构使旧机构提高效率。

心理学家则在陆军、空军服役，他们进行人事分类测验，训练与选拔空军飞行员，尤其在陆军、空军，主要雇佣精神病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帮助土兵维持恰当的心理状况，以激发高昂的战斗士气。

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则大部分在陆军信息与教育处的研究部门里工作，研究士兵的态度与士气：装备使用情况、官兵关系、点名的退伍制度、以及战时表现。

所以，大师们对社会是有用的：

人文范畴大师们的学说，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社会结构，但往往有滞后性，所以当时不易察觉，不像科技领域的大师们那么立竿见影。

但还是那句：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

人文社科有利于社会建构，合理的社会建构才能自然（而不是扭曲地）发展出靠谱健康的工业。

就像一个身体健康、头脑聪明、受过教育的人，才能领悟最新的技术。

前提是，要点对科技树。

因为骨头最硬的鲁迅从来没有没有骂过日本人。

说民国文学大师多没有理科科学家太过武断，事实上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治国方略。

单纯看看蒋介石聚集数十名文人围剿主席的一篇《沁园春 雪》，而当时的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觉得飞机更新换代太快把钱存起来等开战再买飞机你就知道了。

评论里竟然还有人觉得这对民国第一伉俪的做法很靠谱。最大的问题是，飞机没买到，主席也没剿掉，嗯，无论是兵法还是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