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为什么通货膨胀严重？ 第1页

题目说是抗战结束后，所以以下只说抗战期间国统区的通货膨胀，不谈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更为糟糕的金融政策。

存在着国民政府腐败失控的主观因素，也有日伪封锁导致资源短缺物价上涨粮食歉收等客观因素。

一方面，国民政府的确在经济治理方面一手烂牌，并采取了一些正常但收效甚微的策略；另一方面，很难说是用尽全力去打这幅烂牌，贫苦百姓挣扎在饥饿线上，官员、一部分工厂主借杠杆大发横财。

国统区通货膨胀起因是金融性的，即国民政府向四家政府银行借款。四家银行通过开动印钞机超发货币的方式满足这种需要，导致通货膨胀。

起初，国民政府花费大量款项用于在内地安置政府和转移工业，巨额开支用于修建西部的铁路公路，并修至印支贯穿缅甸。在两年期间，政府年支出上涨33%，但岁入下降了67%。

岁入下降是东部地区大面积沦陷导致的。战前，大宗岁入来自商业和都市的经济部门——关税、盐税和商品税约占80%。当日本人占领上海等其他沿海城市时，这些税收来源大量丧失。国民政府战时支出的约75%要靠印制新纸币来弥补。

在1937年到1939年，通胀对民生影响不是很大，因为消费品相对于生产资料上涨不大，特别是38年到39年国统区粮食大丰收，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其他消费品，比如衣服上涨大一些——但1939年年中大概翻了一番。住房费用，除了难民涌入的城市，上涨不大。

但从1940年开始，一切都恶化开了。起源于粮食歉收，1940年食品价格暴涨，民生迅速恶化并刺激通货膨胀。1940年农业产量比1939年下降10%，而翌年又下降了13%。1941年7月政府又开始田赋征实而不收现金。这意味着到达自由市场的粮食更少，这样进一步搅乱了供需之间的平衡。

虽然说法币超发是导致通胀的第一力量，但其他非金融因素加速了价格上涨，其中主要的是商品短缺和货币信用跌落。对机器、金属、电力设备、化学品和燃料等生产资料的急迫需求以及它们的供应短缺，使它们处于价格上涨的前锋地位。例如，金属和金属制品的价格在战争的头两年间上涨了6.8倍，而总物价指数仅翻了一番。大多数生产资料不得不进口，而日本对国民党地区强制实行经济封锁加深了这种短缺。

日本人于1937年9月实施的封锁起初并不有效，但套索逐步收紧。1938年10月广州和汉口陷落后，进口品价格猛涨72%；1939年下半年广西南宁这一关键性的供应环节丧失后，进口品价格又翻了一番。从1941年12月起，日本对英美的战事迅速使上海、香港和滇缅公路不再成为供应来源。进口品的涓涓细流继续从苏联经过甘肃和新疆的漫长陆路流入，费用浩大；而飞越驼峰的空中补给线变得日益重要。即使如此，到1944年，中国进口品还是落到仅为战前水平的6%。

在民国，国内工业生产远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布匹、纸张、药品、电灯泡这种日常用品大多在已沦陷的东部沿海城市生产。一部分工业迁移到西部，但产能非常有限。于是，日占沦陷区制品成了国统区消费品的重要来源。

起初，国民政府和日本人都禁止这种贸易。但随着状况的恶化，国民政府宣布所有物资贸易合法化，并责成特务头子戴笠亲自负责与日占区的消费品往来。当然，纵是如此也难以满足消费品要求。

国统区的公众对法币严重缺乏信任，农民囤积粮食而不储存货币，投机商也预计粮价上涨囤积大量粮食。1940年和 1941年，重庆的食品价格随之暴涨了将近 1400%。其结果是工业、运输业和其他行业的工人要求大幅度提高工资，并领到这些工资，这导致消费者开支激增，而它又导致进一步储存货物。于是，通货膨胀螺旋上升开始了。

国民政府应对危机迅速采取了一揽子经济策略：

起初，国民党当局以出售公债和外汇储备来避免印发大量新钞票。不久那两种替换物都枯竭了。

1941—1942年，政府开始认真寻求新的税收来源。所得税扩大了；对运输中的货物征收一种所谓消费税——其实就是恢复旧的令人痛恨的厘金；而且盐税增加了，成为政府税收中最有成效的税种。另一项增税计划是1942年制定的，对盐、糖、烟草和火柴的销售实行国家专卖。这几种措施仅仅是勉强有利。

最深远的财政改革是田赋征实，简而言之就是把地方的土地税务收为中央，按稻米而不是货币进行征收。这样自然无法满足军队和公务员的需要，于是1942年国民政府又开始了粮食的“征购”，导致纳税人不仅输送政府土地税，还要提供大体相当的粮食。

这系列操作使得国民政府找到了新的税源并限制开支。最大的节约当然是士兵和公务员的工资，国民政府采取压低薪水的方法开源节流，但反而导致大多数官员采用侵吞、与日占区开展地下贸易、损害政府的兼职丰满自己的腰包。

总之，国民政府的经济措施虽然缓解了一些危机，但局限性很大。

在1942—1944年，物价每年上涨约237%；1945年仅1月到8月，价格就上涨了251%。就金融方面而论，政府发行了空前数额的新钞票，以满足一系列猛增的新支出——在1945年1月与8月之间，流通的法币总额增至三倍。

国统区面积逐渐缩小，但开支越来越大。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军事开支，特别是给在华美军的开支。

美军在华人数，从1942年的1255人，增加到1945年1月的32956人。抗战胜利时的1945年8月，已达到60369人。

而维护一名美军士兵的费用，可以维护500名中国士兵了。

也难怪孔祥熙抱怨道：“在中国，你们的孩子们每天需要6只鸡蛋，而现在减为4只。但是，你们每天吃1磅牛肉……为了供应肉食，我们把耕牛拿来给你们吃……很快将没有任何牲畜留下来帮助农夫们耕种他们的田地了。”

除此之外，决定修建4个供远程B29轰炸机使用的大型空军基地和3个战斗机的简易机场，全部于1944年6月完成，这导致更庞大的开支。从1944年11月至1945年5月，美国人存在的月费用从10亿元增加到200亿元。

然而这些B29在整个战争期间只发动了不到20次空袭，可以说没有发挥出投资的价值。

不仅民生凋敝，这种可怕的通货膨胀对国民党的政府系统和军队的恶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军队战斗力越发下降，政府丧失活力。

早在1940年，官员工资的购买力已下降到战前水平的大约1/5。到1943年，实际工资跌落到1937年的1/10。虽然他们的境况因为每个月有米、食油等津贴而有所缓解，但官员们经常生活在——用张嘉璈的话说——“赤贫”之中。单身汉靠他们的薪俸几乎不能生活；有家眷的官员困于个人处境，变得绝望起来。有些人从事第二职业；许多人贪污腐化。

与底层的痛苦对比明显的是，相当一部分国民党高层趁机通过投机和腐化大发横财。高级官员们携带衣着华丽的女士，坐在由司机驾驶的汽车里，穿越燃料短缺的重庆的街道奔驰；他们购买了从国外走私来的香水、香烟、柑桔、黄油及其他奢侈品；他们在奢华、丰盛的宴会上用餐。

国民党败逃台湾的瞬间早就在无数个瞬间被注定了，哪怕是高光的抗战期间也不例外。

简单的概括，首先，战后国民政府对敌伪财产的接（劫）收方式就是对中国实业经济的一轮重大打击，然后，全面内战的爆发以及不断的失利，和国统区经济崩溃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关系。而且，国统区经济的崩溃比其军事上的崩溃还要早，这也是其军事崩溃如此之快的重要原因。

抗战胜利后，伴随着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劫收和因为卖国的《中美商约》给美国资本入境倾销提供的便利条件，民族工业在官僚资本和美帝资本的双重压迫下严重萎缩，大量企业被迫倒闭停产。1946年七月的报刊载：在重庆，中国全国工业协会重庆分会会员四百七十多家企业，其中二分之一被迫停工。重庆中小工业联合会所属一千一百多家企业，百分之八十停工，其余也是半开工状态。上海仅仅1946年半年就倒闭工厂一千六百余家。伴随大量民族工业破产，工人也大批失业，抗战刚结束时上海有八十万产业工人，一年时间就失业三十万，将近四成。而全国各地基本都差不多。

与之相比，官僚资本则是肆意膨胀，1946年五月有人估计，四大家族势力已经占有全国产业资本的80%以上，全国银行三千四百八十九家，其中有二千四百四十六家也就是超过三分之二的都属于四大家族。接收敌伪的商业财产总值，据国民党自己公布是四万亿元，而实际掠夺数字要大大高于这个四万亿元。同时美国资本也在中国疯狂倾销，国民政府允许美国资本在中国向一切工矿交通企业投资，允许美国商品经过专卖、倾销和武装走私种种形式独占中国市场。战前美国对华输出只占其资本输出总额的1.1%，战后迅速增长到20%。在这两座大山的挤压下，国统区物价飞涨，市场混乱，民族工商业面临全面瘫痪的境地，从1946年底到1947年底一年时间，上海、广州、天津、重庆等20余个大城市有两万七千余家工商业倒闭。到1947年2月，上海的工厂开工率不足20%。国统区可谓百业凋敝。

农村更惨，历经八年抗战的苦难，国民党不思修生养息，还要继续发动内战，到处征兵派役，大肆掠夺。除了田赋外，还大量征购军粮和摊派杂税，大量农民因为国民政府的抓丁征税导致饥饿、破产、死亡和流离失所，农民逃亡，牲畜死亡，农村大量土地荒芜，到了1946年，仅在河南、湖北、广东三省被荒芜的土地就超过三分之一。

以上种种，毫无疑问都不利于经济的恢复和民族资本的发展。然而，国民政府发动内战，战争尤其是战争的不断失利是大大激化经济崩溃速度的最重要因素。

1945年国民政府实际财政支出亏短数超过万亿（法币，本段下同），赤字额占实支总额的87.7%，然而国民政府却还不以为意。宋子文在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大会上还乐观的表示“抑制物价的武器已经在握，对于解决目前经济问题的方案，已经得有端续”“此后经济上已没有危机性，只须设法早些成功”。结果全面内战开始后，军费开支剧增。1946年全年军费开支占国府总开支的59.9%，1947年以后各年军费开支都超过80%。为了解决经济困难，国民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根据茅家琦主编的《中国国民党史》记载，国民党政府的措施有整顿税收，增加收入，试图达到收支平衡；开放外汇市场，使贸易外汇畅通；开放黄金市场，抛售黄金来抑制通货膨胀。从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一整年时间，国民政府动用外汇四亿多美元、一千七百多万英镑、将近两千八百万港币、抛售370余万两黄金，其中大部分是在46年8月调整汇率后抛出的，但是以失败告终。经济学家杨荫溥统计1946年岁入21519亿元，支出71969亿，赤字50450亿，其中军费支出59.9%。1947年赤字高达27万亿，占支出总额60.5%。而到了1948年国民政府的财政赤字竟然高达900万亿。如此之大的巨额赤字，国民党为了弥补，就开始狂印钞票。

法币的发行量，1947年12月为33万亿，到1948年8月19日开始宣布发行金圆券这一天，已经超过600万亿以上。比起抗日战争前夕的1937年6月，分别增加了两万三千倍和四十五万五千倍。

空前的通货膨胀必然引起币值下跌，物价狂涨。以上海为例子，1948年8月的物价比1947年底上涨五十五倍，比1937年6月上涨五百七十一万倍。就拿中学历史教科书上引用过的那个说明就是，一百元法币的购买力，1937年能买两头牛，1945年能买两个鸡蛋，1947年只能买一个煤球，1948年只能买五百分之一两大米了（不知道这个计量是不是今天50克一两的计量）。法币的价值已经跌到自身的纸张费和印刷非以下了。物价疯狂飞涨给社会各阶层人民带来无穷的苦难。因为法币的急速贬值到了它已经丧失了货币功能。大城市中的交易已经开始用美金计算，不少地方使用银元和其它铸币，偏僻地区开始以物换物了。老百姓对法币彻底失去信心，一拿到钞票就必须立刻去换粮食和其它商品，否则转眼间就会继续贬值。这样就代表国统区的财政金融已经完全破产了。

1948年8月，上海的《观察》杂志发表一篇《七个月来中国的经济形势》一文，文中说：

“1948年已经过去了7个月，是中国经济急剧恶化，人民生活愈益艰苦的时期，这从物价变化的情形反映的最清楚。

八年多的长期抗战，物价不过上涨了2400倍。胜利至今还不满三年，上海物价较之（民国）三十四年却以涨了14000倍。尤其今年以来，更是惊人。7月第三周的物价总指数为战前的478万倍，较之去年12月最后一周上涨30倍。纺织、燃料、食物这些主要必需品的剧烈上涨，是人民生活负担加重，造成人心恐慌的由来。

通货膨胀是由于财政收支不平衡，财政赤字是由于税源枯竭，税源堵塞是由于生产衰落。先看农业生产情形：眼看无数的农田化为战场，大量的劳动力，一批一批的被征入伍，天天在做杀害人力消耗物力的蠢事。而征实征购，捐税摊派以及地主高利贷者对农民的苛刻剥削，把整个农村生产力弄得败坏到极点。河北省参议会会长说：物价如此之高，一亩地要出一石捐税，最低的也要五六斗，赋税超过了收成，怎叫人民活下去！

工业方面，也因为炮火连天，原料缺乏，销路阻塞，捐税繁重，资金缺少，动力不足等关系，碰到难以克服的困难......由于内战范围的扩大和破坏的凶残，以及通货膨胀剥尽了人民的购买力，工商业又发生实销清淡的悲情。甚至于贫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上海900家典当业，也面临崩溃边缘”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政府开始币制改革，就是发行金圆券。

然而币制改革的本质是四大家族和官僚资产阶级进一步收割人民财富的手段而已。

1948年8月19日，“改革”开始。公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同时还发布了《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方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等。这些办法的规定大体有：由中央银行发行金圆券，以法币三百万元折合金圆券1元的比价限期将法币兑换成金圆券；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外币；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在国外之外汇资产；限制物价，冻结在1948年8月19日的水准上。

这些措施就是国民党集团对人民进行的一次大掠夺，以1:300万的兑换率收兑法币，以及强制收兑金银外币，这是对国统区各阶层人民财富的一次大洗劫、而强制管理在国外的外汇资产，又是对民族工商业资产的变相没收。

在《金圆券发行办法》中国民党还装模作样的规定了金圆券的法定含金量，声称金圆券的发行采取十足准备制，其中40%是以黄金、白银和外币作准备；金圆券发行总额不会超过20亿等。但是，在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不断失败，国统区面积迅速缩小，财政破产，经济崩溃的形势下，这些规定纯属骗人的鬼话。事实上法币兑换金圆券不过是一种纸票换成另一种纸票，只是把钞票面额暂时变小一些，以便于通货进一步膨胀而已。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金圆券发行数额就超过20亿限额，到了当年12月就超过80亿，到了次年1月就突破200亿了，49年5月就达到68万亿，如果这些数字乘以300万折合法币，想想看这个数字多吓人。这种情况下，从8月19日信誓旦旦的宣布冻结物价，到了11月1日就被迫宣布取消取消限价了。币值改革的金圆券反而让国统区经济更加混乱，物价上涨更加猛烈，币值改革算是全盘失败。到了49年7月，即币制改革快满一年的时候，国民党残余势力在广州发行银元券（南京丢了），还是没什么用。

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对国统区民族工商业是沉重打击，外加国民政府的各种苛捐杂税，四大家族的官僚买办资本在资金、设备、原料、燃料和市场方面的野蛮掠夺和垄断。廉价的美国商品源源不断的流入倾销，从上面说的1947年底全国二十多个大城市破产民族工商业超过两万七千多家继续说：1948年春天，北平和天津的工厂已经倒闭了十之七八，青岛七百多家民营工厂全部关闭，沈阳三千余家商号就剩下一千家，上海剩余三千余家大工厂开工率全部只有平时20%。而国民政府的官僚资本也就是“国营企业”也不例外，当时国民政府垄断了重工业大部分领域，但是钢、煤、电力等的生产也都一蹶不振。

工厂企业大量倒闭，让国统区工业产量大幅度下降。到了1949年，轻工业生产比内战开始前减少30%，重工业则减少70%，其中钢铁减少80%以上，煤炭减少50%以上，糖减少60%，棉纱、棉布、面粉产量均下降20%以上。

而国统区农村破产情况更加严重，由于国民党大打内战，大肆抓捕壮丁充当内战炮灰，外加各种劳役，导致农村劳动力空前缺乏。为了不给国民党卖命，青壮年大批逃亡。比起前文说的内战开始时的农村荒芜情况，这个时候更加严重。沉重的地租、田赋、捐税和多如牛毛的各种摊派，对农民敲骨吸髓的剥削，让国统区农民极其贫困，生活都难以维持更无力量去发展生产。耕畜和农具大量减少，让国统区农业一年比一年下降。1949年全国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内战前产量的74.6%，棉花则下降到52%。

以上都是当年国统区经济崩溃的一部分写照。官僚资本贪得无厌的垄断和剥削，美国资本的大肆倾销，和全面内战的军费激增以及对工农业生产的破坏，就是内战时国民党经济崩溃的原因所在。国统区社会经济陷于破产，广大民众的水深火热，让国民党完全符合了社会革命形势的条件：上层旧的统治无法照旧进行，下层也不能再照旧生活下去，由于前述两个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正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形势大好，快速胜利的原因所在。

用傅斯年的一篇文章《这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里面的一句话给这个回答收个尾吧：

“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有时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时是有些人专心致力，加速自蚀运动，惟恐其不乱，如秦朝指鹿为马的赵高，明朝的魏忠贤，真的好比一个人体内的寄生虫，加紧繁殖，使这个人的身体迅速死掉。”

这段话很有辩证法精神，简直非常适合当做给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的墓志铭。

常识归常识，也要你懂才行。

带英从三九年杠到四五年，也就比 蒋公少杠了两年两个月，英镑怎么没有那么多零？

不懂不要乱讲。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
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给士兵提供粮食、服装、武器等等作战物资，是军队形成的先决条件，这个日费千金是什么意思呢？是为了快速调集作战物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花钱买。

当然孙武是古典时期的军事家，中世纪世界岛各文明圈都有不同的方法来绕过这个死要钱的流程，不赘述。

到了中世纪末期，有一些封建主又要打仗、绕过的办法又不够多，于是只好回归掏钱买东西的老办法，没钱怎么办呢？借钱，打赢了以后慢慢还。

这就是军事公债的出现。

到了借钱打仗这一步，其实逻辑还是正常的，最多就是打输了变坏账，次一点的状况是打输了又不准备赖账，就只好加重捐税来凑钱还债，从而影响民生。

到了各国央行开始普遍发行纸质货币的时候，事情就开始起了变化，因为纸质货币，不管它是代表政府信用还是兑换贵金属的纸质凭证，只要它印出来进入流通领域，就等于政府掌握了印白条子凭空买东西的手段。只要政府的下限低一点，原本一个一万亿货币参与流通的市场，政府投放了三十万亿货币，那么货币就会必然的产生三十倍的相应贬值。

当然，负责任的战时政府会认识到这么瞎搞毫无意义，反而会阻碍战争资源的收集，于是鲁登道夫起头开始研究的总体战理论就是全国采取计划经济模式，对战争资源进行统制管理，在战时计划经济的控制下，军事需要通过政府行政成为指导物资配置的决定标准，货币退为一种标定资源价值的辅助工具，于是战时经济一般来说不会造成货币的大幅度贬值，因为增发货币毫无意义。

战时经济导致货币贬值是因为物质资源在战争中被摧毁，而已经发行的货币又缺乏回笼手段，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比较平稳的贬值。

对于正常国家来说，战败后货币才会产生剧烈贬值，因为战败方政府会大量超发货币来稀释战前债务以及战败赔款。

日元变成现在这个屌样是一九四八年才开始的。

至于说国民政府，抗战打到1940年，也就是战争持续了两年多以后，该丢的地盘都丢的差不多了，法币对美元还维持在六比一的高位，到了1942年，法币对美元还能维持二十比一，到了1943年，法币对美元就变成了二百六十比一。

这还是美国专门丢过来一亿美元用来回笼法币稳定币值的情况下。

发生了什么？

美国爸爸下场了，国民政府自度必胜，开始琢磨发财的门路，于是大量超发货币就成了国民政府某些官僚的敛财手段。

法币的恶性膨胀是国民政府主动选择的结果。

二战主要战胜国政府发行的货币，包括美元、英镑、卢布，甚至法国法郎，都没有产生如法币一般的恶性通胀，法币自己的通胀过程也不支持战争决定论，因为抗战到了第五年法币才贬值三倍，何以到了第六年得到了大量援助后就开始恶性贬值？

战败国日本到了1945年物价指数只相当于战前的两倍。

这是不合逻辑的。

评论区把共党这边的情况也拿了出来，那就不妨看一看共党的货币发行情况：

根据《战场上的蒲公英》记载，渡江战役之前共党刚刚发行了人民币（旧版），彼时在连云港地区，人民币对各种地方货币的比价是这样的：

一元人民币（旧版）等价于

三元“中州钞”（中原解放区中州农民银行）1948.4

一百元“冀钞”（华北解放区冀南银行）1939.10

一百元“鲁钞”（华北解放区鲁西银行）1940.1

一百元“北海钞”（华北解放区北海银行）1938.8

一百元“华中币”（华东解放区华中银行）1945.1

一千元“边币”（晋察冀边区银行）1941.2

两千元“西北币”（晋绥边区西北农民银行）1940.5

四万元“陕甘币”（陕甘宁边区银行）1938.3

同时一百元人民币（旧版）可兑换袁大头一圆。

从这个表单中可以得出如下印象：

第一，发行的越晚，币值越坚挺。

第二，山东、华北各地方根据地的货币大体上等值。

第三，崩得最厉害的是西北币和陕甘币。

以1935年法币发行之初法币一元对银元一圆为基础，陕甘币对最初的法币比价为四百万元陕甘币对一元法币，然而这个比率没什么意义，因为陕甘币奉行的是盯住法币的政策，陕甘币对法币应该要维持一比一，所以四百万比一反映的是法币本身的货币贬值。

而且这个四百万比一反应的也未必是实际币值，因为陕甘币对西北币的二十比一是官方规定的兑换价格，一元人民币（旧版）对两千西北币反应的才是真实情况。

从北海币的发行过程来看，1948年才发行千元大钞，1944年发行二百元面值，抗战对于地方货币贬值的影响虽然很大，但也不至于像法币在1943年崩的那么难看。

最后，我们知道，人民币新版发行时对人民币旧版的比价是一比一万，伴随着长达十二年的战乱和政权更迭，一元人民币（新版）比四亿陕甘币这个简单的现象能解释出个什么意义，我本人是瞠目结舌、哑口无言。

“抗战结束后”，这个说法时间上有点跳跃。国民政府回到南京初期，至少江浙沪一片，工商业都恢复了，经济非常繁荣。在税收来源有保障的前提下，不必用发钞这种挨骂的手段。后来国民政府听说有人要解放自己的地盘，开始筹措军费抵抗。随着战争的进行，军费需求扩大。但是，工商凋敝，毕竟到处炮火连天，工业城市原料无处来，销售无处去，纳税减少。这才走了发钞的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