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是民主的结果还是前提？ 第1页

不是只有一个国家决定政策法律和最高领导人时才需要民主。一个班级、一个大学社团、一幢居民楼、一个连队也都需要民主。一个班级决定怎么花班费，一个大学社团决定下一任社团负责人，或者一个连队决定如何评功评奖，和私人资本有什么关系？和美国现任总统是哪个党派有什么关系？和公权力有什么关系？如果连这个最起码的问题都想不明白，那还凑什么热闹呢。

回到题主的问题，一个班级决定如何花班费、决定是不是要在期末考试后组织聚餐、决定要不要在教师节给老师买花、决定如何组织自愿献血等等事务时，需要某些特定的能力吗？似乎是需要的。但是需要的能力是高等数学的解题能力、古诗词的背诵能力或者英语词汇量吗？显然不是。那需要的能力是什么呢？是适当表达自己观点和诉求的能力、是和其他人交流沟通的能力、是理解其他人的观点和诉求的能力、是知道何时该坚持何时该妥协的能力等等。当然，除了这些“软性”的能力，也需要一些硬性的知识。比如高中生不知道大学生的学分绩点制度，就未必理解大学生的奖学金评定政策；比如某幢楼的居民不知道栽种一棵梅树、养护一片月季要多少钱，就很难评论小区的绿化方案。

所以，运行民主需要参与者拥有一定的素质吗？需要。这种素质难以掌握吗？有些难有些容易。这种素质在课堂中教授吗？大部分并不教。那我们怎么掌握这种素质呢？唯一可行的路子是在参与民主活动的过程中培养这种素质。当然，有些人觉得一个班级永远是辅导员决定怎么分配奖学金，一个连队永远是长官一言堂，一个小区永远是物业公司的关系户承包绿化养护，也没啥不好就是了。

近期在阅读和八十年代“新启蒙主义”相关的文献时，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八十年代“新启蒙”知识分子固然在政治上对于德先生有着热切的期盼，但由于前三十年规模空前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给他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负面印象，因此他们在追求德先生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对真正应当作为民主政治主体的群众抱有深切的不信任乃至某种恐惧和蔑视。“无产阶级的大民主”自然入不了他们的法眼甚至会遭到他们激烈抨击。而在新启蒙的话语体系中，“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之所以不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五四以来启蒙的任务没有完成、绝大多数群众还不是理想的“现代人”。由此，他们事实上对于群众参与民主政治的素质门槛是颇为看重的，而这种看重又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知识分子对群众的负面观感以及他们排斥群众性政治参与的深层心理。换言之，他们可能比今天很多被称为“亲建制派”的人更相信素质是民主的前提条件。贺照田在《人间思想》中的《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一节中对新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这种心理进行了如下概括：

（新启蒙主义知识分子认为）其时的中国社会主体，无论是农民、工人还是干部、解放军，看起来各异，但多数都因受现代荡涤不够，骨子里实质还是前现代的小生产者。而这种革命其表、小生产者体制其里的社会状况，又有着看似冲突、实则共构的两面性，平时是封闭的、保守的、目光短浅的、缺乏民主意识的，狂热起来则会趋向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特征的反现代“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政治方面新启蒙思潮对民主的强调则强烈中又带有某种暧昧。如此是因为新启蒙思潮当然强调民主，但这强调由于它对中国社会主要由小生产者构成而产生的对广大中国社会阶层的深刻不信任，使得它对什么人适合民主实际上有很强的设定。就是在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推动者和领受者意识深处，只有那些受过启蒙深刻洗礼而成为了“现代人”的民主，才是真正理想的、可信任的民主。

汪晖在《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中《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节里则对这种拧巴的心理予以尖锐的抨击：

（新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方面，要求重建形式化的法律和现代文官制度，通过扩大新闻和言论的自由，逐步建立保障人权、限制统治者权力的议会制度（它被理解为政治自由）；但是，由于对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运动的恐惧，许多人对于政治民主的理解主要集中于“形式民主”、特别是法制建设方面，从而把“民主”这一广泛的社会问题局限于上层社会改革方案的设置和专家对于法律的修订和建议方面，不仅忽略了广泛的政治参与乃是民主的必要内容，而且完全无视这种政治参与与立法过程的积极的互动关系正是现代民主变革的基本特征。令人惊异的是，有些学者无视现代宪政民主中包含的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内含（无论它采取什么形式），完全排斥直接民主在民主实践中的意义，甚至把民众的普遍参与看成是专制主义的温床。这种“民主观”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和民主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尽管非常违反许多人的直观印象，但事实是，我们今天认为1949年以来对所谓“民主”这个政治概念最执着的八十年代新启蒙主义知识分子（今天绝大多数自由派的论述都没有突破八十年代新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范围，甚至可以说是八十年代新启蒙思潮的全面劣化版本）从本质上说恰恰是很可能站在民主的对立面的。“民智未开”“素质不够”不仅仅可以成为反动分子阻扰社会革新的借口，它同样可以构成某些热切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的内在逻辑的一部分——必须承认，吉伦特派治下区分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只有0.2%的人拥有选举权的所谓“温和宪政”对很多人（不管他们是热情地赞美两党政治还是将民主简单地等同于“民粹”）来说仍然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而无论这两拨人在政治立场上如何对立，在一个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那就是以“素质”为所谓“民主的前提”，同时有意无意地将对“素质”“民智已开”的定义模糊化，从而阻止广泛的群众性政治参与这一民主的真谛，在不同程度上将群众排斥于政治决策之外，将他们骨子里对群众的不信任和恐惧落到实处。

一个真正拥护德先生的人，必然也是一个对人民抱有敬畏、相信人民智慧和力量（而不是以难以定义的“素质”来贬低、蔑视人民）、不惮于同人民分享信息并让人民广泛参与到政治实践中的人。或许2018年普遍接受了义务教育的俄罗斯公民比一百年前识字率不到30%的工农兵更具有“运用理性的能力和素质”，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彼时正遭到各路反革命势力围攻、几乎陷于绝境之中的苏维埃俄罗斯依然在1918年7月10日通过的宪法中向全世界郑重宣告：

第六十四条　凡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下列男女公民不问其信仰、民族、居住情况等等情况如何，凡在选举日常已年满十八岁者，均享有各级苏维埃的选举权及被选举权。
一、一切以生产劳动及社会有益劳动谋得生活资料者以保证前者能够进行生产劳动而从事家务之人员，如工业、商业、农业等所使用的各种工人及职员；不以谋取利润为目的而使用雇佣劳动的农民及哥萨克农夫。
二、苏维埃海陆军兵士。
三、在某些程度上丧失劳动能力本条（一）（二）两款所列举的各种公民。

民主从来不是为了“良政”，不是用来解决怎样统治的好的问题，而是用来解决由谁来统治的问题。不是用来解决管理者是谁的问题——虽然它确实用于产生一部分高级管理者，而是用来解决主权者是谁的问题——虽然他们在选举中很多时候不会直接出面。

民主的目的不是为了选出优秀的人，是为了选出忠诚的人。和忠诚比，优秀一文不值。而且什么样算优秀呢？在专长之外，我们都是无用之人；在专业之外，我们都是中学生。精通工程建设对于一位总统而言，并不能让他更善于领导国家的卫生事业，甚至也不能让他把投资宗教场所的财政经费拿来投资工科教育。对于他来说，统计局的文牍工作经历，真的比选区的演讲游说经历，更有利于领导国家么？

相反，忠诚就是一个可以更明确衡量的问题了，起码在锁定了确切的效忠对象时。倘若主权者（不是白纸黑字上规定的，而是真正的）不能把管理者说换掉就换掉，而且无需给出理由时，管理者对主权者哪里有可靠的忠诚可言呢？把个人利益凌驾于集团利益上，把集团利益凌驾于阶级利益之上的事，这六千年来人类见得还少么？

对于教廷来说，君士坦丁堡如果不能成为天主教国家的首都，那么它的主人是谁，它是继续存在下去还是被夷为平地，又有什么重要的呢？

至于忠诚于谁，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