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灭亡的根本原因有哪些？ 第1页

（西）罗马帝国政权的灭亡至少部分是因为贵金属（金银）供给不足。

正如@ivivi713 所提出的，何谓“罗马”？若论文化、行政制度等，476年前后的延续性也相当显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皮朗命题”和“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研究。

本回答只讨论罗马政权及其衰亡的货币供给缘由，非常抱歉一百余条注释都不能在知乎上呈现。

先上结论：

货币（以贵金属为主）供给与经济需求的关系决定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持续到2世纪中叶的货币供给巨幅增长较能满足同期的经济需要。同时段价格指数上升相对温和暗示了商品总量的巨幅增长，后者同时反映了生产繁荣和商业化加深的显著程度。

2世纪中叶，罗马帝国货币估计总值大概略多于200亿塞斯退斯。图拉真至马可·奥勒留时期，罗马年铸造货币价值维持在为不算太多的2.4亿塞斯退斯上下。后者在位期间年均铸造金银币数的名义值不及尼禄末期（64至68年）的四分之一；经过购买力平价折算更或许只有七分之一强。共和国时代货币供给的史诗性增长使得年度货币耗损率显得不重要。货币基数巨大差异决定性地导致了两者不同。相反，若2世纪中期以后，每年1.5%至2.5%罗马货币自然退出流通，则每年单是维持货币总量不变即需要大约3至7亿塞斯退斯货币进入市场。罗马对东方年贸易赤字很可能超过1亿塞斯退斯，或2世纪年度铸币量的一半。因此，对东方贸易不是罗马整体经济的重大损失，而是使得帝国脆弱的货币供给无以为继的重要因素。

按照中间估计，罗马货币正常流通时年损耗2%意味着年净损失率为1.162%，或理论上意味着50年后罗马仅有55.74%贵金属留存。宽松地说，2世纪中叶后的罗马帝国经历着贵金属供应不足，而这一程度或许相当显著。更为严重的大概是，3世纪以后更高的自然损耗率以及实际通货紧缩的自我强化特性。另一方面，政府被迫降低货币成色以勉强表面维持货币供应也导致了名义上的通货膨胀。足数量不足成色和足成色不足数量均不能根本解决罗马帝国经济-货币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帝国无法支持超越贵金属本位的改革。因此结果大概是，经济对货币的需求减少并向货币供应量回归，从而两者倾向于达成新的动态均衡。

罗马帝国东部经济较好，名义通货膨胀的主要证据来自东部。而货币成色极剧降低之下，西帝国反而可能实际陷入较为严重的实际通货紧缩和货币供给不足。西帝国的悲惨命运突出印证了罗马帝国晚期诸多客观因素限制下，贵金属供给的决定性不足及其对政权衰亡的突出影响。

在进入正文之前我们看两个小问题。

首先我们可以先看看罗马帝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主要参照Walter Scheidel & Steven J. Friesen, “The Size of the Econom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the Roman Empire”,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99, 2009）。

罗马盛期年度总GDP大致相当于5000万吨小麦，或170至190亿塞斯退斯(Sesterce)。学界普遍认为，年维生水平约合350至400（1990年国际）美元，或390千克小麦。当时罗马帝国人均GDP折算成小麦约为680千克，约合610至700（1990年国际）美元，与1500年的德国、西班牙相当，而拜占庭1000年和英国1500年的估计值分别为680至770以及761（1990年国际）美元。财富分配方面，顶端1.5%家庭大致拥有20%国民收入，占人口10%的中产阶层拥有另外20%国民收入，剩余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分享剩余60%国民收入而挣扎在生活线上不远。

其次是政府岁入占社会总产值的比例，这是经济史上国家能力的重要量度。

罗马帝国盛期年度国家支出约为9亿塞斯退斯，即有效税率为5%，或与1700年的法国相当。

16世纪末地中海世界6000万人，向当时各政府交纳贡赋总和约4000万金币，或大约4%的总产值。1908年晚清的税收总额约为国民收入的2.4%。

根据以小麦折算的中间估计，1946年度各政府岁入与其管治区域GDP的比值，中华民国为3.216%，中国共产党政府为15.309%，美利坚合众国为17.24%。

参考为什么国共内战时期国统区经济会全面崩溃而解放区却相对平稳？

现在进入正题。

以下依次考察2世纪中叶罗马帝国的货币流通价值、年货币铸造价值、存量货币年自然退出市场比率和数值，以及东方贸易赤字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通过量化估算探索2世纪中叶时罗马货币供给的整体状况，及其对罗马经济和政权的影响。

货币流通价值：

据推算，2世纪中叶，罗马帝国金币流通价值约为30亿戴纳里乌斯、银币为17亿戴纳里乌斯，铜币约为总值5%至10%。以1戴纳里乌斯为4塞斯退斯(sestertius)，金、银、铜货币总值约为200亿塞斯退斯，加上其它等价物（价值微小）以及埃及货币，总值大概略多于200亿塞斯退斯。

年货币铸造价值（见下图）：

帝国前期货币秩序较为稳定，但是罗马货币不断被耗损。因此，关键问题在于政府能否及时供给足量足成色货币进行有效弥补。帝国金银矿藏的枯竭极大限制了货币铸造；金银产量无法满足帝国经济需要。图拉真、哈德良、安敦尼·庇护、马可·奥勒留时期罗马年铸造金银币量均值约为1.85亿。有专著将哈德良时期货币年铸造量定为2亿，但本文认为若计入各种地方货币则图拉真至奥勒留时期年均新进入流通的货币总值可能为2.2亿塞斯退斯。这一数字对于庞大帝国而言并不算巨大，如14世纪和15世纪早期的威尼斯年铸造金币量就约合罗马年铸造金币量的四分之一至一半。

若考虑通货膨胀，铸币实际价值甚至随时间推移逐步减少。以面值计算，马可·奥勒留时代年均铸造金银币数不及尼禄末期（64至68年）的四分之一。如果161至180年间，年均铸币量和价格指数与马可·奥勒留时代整体相当，那么其间年均铸造金银币的实际购买力仅为64至68年的七分之一强。

至马可·奥勒留时代，罗马贵金属铸造量减少，但币值仍然保持相对稳定。铸造量减少和货币危机的时间差至少部分可以通过盛世年代的大量政府储备解释，如161年安敦尼去世时国库储备达27亿塞斯退斯。贵金属的不足早于货币纯度的显著下降，印证了前者与后者之间的因果机制。

存量货币年自然退出市场比率：

每年损失的硬币比例，在现代美国约为3%；罗马共和国时代的数据可能是2%，这一比例在战乱和不确定年代中，由于动荡损失和囤积贵金属等原因将显著增长，即2世纪后期以降动荡年代的情形。有资料指出罗马金币、银币、铜币年磨损率分别约为0.034%、0.06%和0.18%（铜币在价值上较不重要）。比如，若前50年的至2世纪中叶罗马银币流通量增长约4倍，则意味着为弥补这一缺口，年度银币生产亦应当增长同样倍数。共和国时代货币供给的史诗性增长使得年度货币耗损率为1%、3%甚至5%都显得不重要。相反，若2世纪中期以后，贮藏、磨损、收集、艺术等用途合计导致每年1.5%至2.5%罗马货币退出流通（下文以2%为中间估计），则每年单是自然耗损之下维持货币总量不变，就需要大约3至7亿塞斯退斯货币进入市场。货币年铸造需求量差异如此显著的核心原因，乃是两时期货币基数的巨大差异。

下文中，三大估算方案以存量货币年自然退出市场比率分别为1.5%，2%和2.5%为基础。

东方贸易赤字：

根据1世纪中叶老普林尼的记录，帝国每年对印度、阿拉伯和中国等国贸易的年度赤字总和可能高达1亿塞斯退斯。近来研究提出，2世纪中叶的商船“赫玛珀隆号”(Hermapollon)单次贸易价值的推算值就达6926852塞斯退斯，即如果每年有十数次此等规模的海上进口贸易发生，“1亿塞斯退斯”东方赤字就能达到。另据斯特拉波《地理学》记载，在公元1世纪前后，单单埃及红海边的一个港口每年驶向印度的商船就达120艘，考虑到通货膨胀，实际贸易赤字甚至可能显著超过1亿塞斯退斯。因此，每年“1亿塞斯退斯”并未搜集尽罗马世界财富或成为罗马经济整体的重大损失，却相当于2世纪中期年度铸币量的大概一半，成为使得脆弱货币供给难以为继的重要因素。

总体估算：

2世纪中叶诸方案下罗马货币供给和损耗情况估计(见下图)

鉴于极端乐观和极端悲观两方案在各环节都选取极端值进行估算，真实货币供给情况应当不会超出两者之间。即使依照最乐观估算，罗马货币年度供给仍然不敷耗损，长期而言仍然不能维持帝国盛期的繁荣经济。作为间接佐证，货币危机爆发前一些不祥征兆开始积聚，如埃及金融的黄金时代可能结束于140年以前，地中海沉船证据暗示安东尼以后地中海贸易开始下滑。有限资料显示2世纪中叶以后，意大利地区利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即需要更多利息补偿货币贬值的市场预期。帝国盛期货币秩序的相对稳定之下长期潜藏着货币供给不足的严重危机，而这一危机在“安东尼瘟疫”、国内混乱或外战失败等内外冲击之下显露无疑。于是在2世纪末，罗马货币成色和经济秩序同时显示出骤然崩溃之势。

倘若按照中间估计，罗马货币正常流通时年损耗2%意味着年净损失率为1.162%，这意味着50年后罗马仅有55.74%贵金属留存。这一比例显得过低，似乎使本文估计的2%年损耗率显得过高。然而，本估算乃是依据贵金属数量进行（即不考虑后期货币面值大于实际），不考虑罗马盛世带来的高货币流通速度的暂时支撑作用，并且假设罗马经济没有更多转向自然或实物经济。这些假设固然不现实，但是这些因素的实际存在均可能使罗马商业经济的实际所受损害轻于贵金属留存比例的较低估计值，进而反面印证了2%年损耗率、1.162%年净损失率的现实可能性。事实上，在其后半个世纪，罗马货币成色的下降甚至常常远快于本文中间估计的贵金属耗损速度。另一个假设是进入市场的贵金属都用作铸币，不过鉴于政府选择优先选择贵金属（加入杂质）铸币，这一假设大概不至于离谱。罗马后期各地方势力固然可能铸造货币进入市场，但此部分无益于中央政府的拮据财政且因为其低劣质量进一步冲击了货币秩序。更为严重的是，3世纪以后面对动荡局势和实际通货紧缩，促使人们避免外露或消费、贮藏现有贵金属货币，货币的流失或贮藏倾向更强，导致更高的自然损耗率以及实际通货紧缩的自我强化。

有论者认为至少在共和国时期，金块银条、土地财产等非造币形式的财富亦一定程度上具有流通物功能。然而，本文暂不论这些流通物形式有四条原因。第一，其它形式流通物的作用难以量化，目前也没有著作具体估计其效应大小。第二，上述流通物其中一部分仍然依赖于官方铸币转化而来（如金块银条），甚至与流通货币竞争贵金属来源，不依赖者则很大程度上不能被帝国政府汲取或动员（如隐匿的田产），故于罗马政府的存续助力相对较小。第三，官方铸币与这些流通物之间存在联动关系，如前者显著贬值将导致后者以货币计算的价值出现相应变化。第四，在笔者所见的货币史论著中均未见对这些形式的精确推定案例或特别提出的必要性。

总之，此推算揭示了罗马官方铸币不敷使用的惊人程度，进而印证了2世纪末期以后罗马政府降低货币成色这一饮鸩止渴抉择的现实依据。

名义通货膨胀和实际通货紧缩

环地中海金银矿枯竭、流通过程中的损耗、丢失、贮藏、对东方贸易和贿赂蛮族等共同导致了贵金属供不应求。既然有限贵金属不足以支撑帝国经济，那么政府被迫降低货币成色以勉强表面维持货币供应也导致了名义上的通货膨胀。货币质量和成色被操控用于利用有限贵金属制造更多钱币。譬如，塞维鲁时期金币和银币中贱金属含量达50%至60%；至270年，安东尼硬币含银约1.5%，实际成为铜币。

另一方面，许多当代史家开始从定性角度初步注意到贵金属供应不足，“3世纪的罗马帝国金银币大量减少”。“金币和银币都很稀有”，戴克里先时代以较低价格从城市中强制收购贵金属的政策显然不可持续。货币问题的根源，“其实在于银和铜供不应求。”政府并不拥有足够贵金属从而使货币的面值与真正价值保持应有联系，即无法根本供给经济繁荣所必须的足数量足且成色货币铸造。货币贬值“可能暗示贵金属供应短缺”。近来更有学者将缺少银看作三世纪货币危机的主要原因，而200至300年间大致维持在12:1的金银比价或许暗示黄金存在相似程度的缺乏情况。

那么，帝国经济究竟处于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状态？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根本决定因素是贵金属供给与经济需求的关系，本文称之为“实际通货膨胀或实际通货紧缩”，而以货币名义价值（面值）考量则为“名义通货膨胀或名义通货紧缩”。需要注意，通货膨胀的核心含义是货币供应量超过经济需求，而不是商品名义价格的上升，因为货币贬值（成色下降）会营造通货膨胀假象。如尼禄至卡拉卡拉统治期间（215年），银币纯度维持在92%的高位，而260年前后加里恩努斯(Gallienus)时期银币(Antoninianus)纯度暴跌至2%至3%。由此导致以货币面值计价的通货膨胀。事实上，贵金属供给并未如货币名义值那样增长。

258至275年间，“在帝国的许多地区或大部分地区，物价上涨约1000%”，而戴克里先时代的物价水平或许是1世纪的50至70倍。罗马帝国晚期实际上经历的以成色不断下降的货币计价的通货膨胀与实际上货币供应不足的通货紧缩并不矛盾，更为实质性的后者将导致高成色货币被雪藏而退出流通，以及消费意愿的螺旋式下降。至少相对于帝国盛期的巨量商品产出和频繁贸易交换，货币供给大概显得长期不足。以此观之，罗马经济呈现出名义通货膨胀和实际通货紧缩的双重格局。名义通货膨胀被记录下来并广泛流传，从而形成了帝国晚期通货膨胀的表面印象。

贵金属供给不足对罗马经济和帝国政权的影响

在货币供应基本面不改变时，足数量、不足成色和足成色、不足数量两种铸币方案均不能根本解决经济-货币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帝国财税管理思维与实践的局限又无法支持超越贵金属本位的纸币发行等改革。301年《价格敕令》中，戴克里先谴责商人贪婪致使物价暴涨，尝试通过币制改革提高金银币的含银量货币成色，但同样无法根本解决贵金属供给问题。足成色货币与新铸或重铸的劣币混合流通，导致市场混乱以及前者被贮藏，即“劣币驱逐良币”现象。2世纪中叶以后，名义通货膨胀率远高于货币存量增长暗示罗马货币系统无以为继，只能选择使货币面值远大于实际贵金属价值以征收饮鸩止渴的“铸币税”。

政府和军队的财政供养需求却在继续攀升。帝国末期，行政部门官员数量从卡拉卡拉时期的大约300名暴增至的3至3.5万人，甚至单独城市都开始蒙受“行政官员、繁多部门、税务人员、军事长官和代理监督官”等多重重压。215至230年，平均军事预算为6至70年平均值的3.53倍（购买力平价调整后或许亦为2.36倍），“四帝共治”之后军队进一步增长至50至60万人。现金缺乏使得帝国被迫雇佣花费较少的蛮族士兵，并时常默许他们在获取经济收入时自行其是。由此，货币供给失败加剧了军事政治领域混乱。

政府税收和帝国经济经历着去货币化。3世纪早期，元首塞维鲁·亚历山大在公告中哀叹货币不足。至3世纪中叶，向军队强制交纳实物的做法变得普遍；戴克里先时代，货币制度愈来愈屈从于家庭或自然经济；君士坦丁详细规定了以货代款的征税和运输方式；4世纪中期，现金支付已经不占重要地位。以货代款制度下，国家资源汲取效率极低。有推算称，运输成本、时间劳动的额外占用、盗窃侵占和挪用等合计，将导致政府损失多达三分之二国家总收入。另一方面，经济对货币的需求减少并向货币供应量回归，从而两者倾向于逐渐达成新的均衡。罗马总经济产出不一定显著下降，但同时也很可能通过减少贸易频率（即减少货币流通次数）和逐渐转向自然和实物经济通过渐渐衰落不无痛苦地“适应”了这一变迁，譬如，至少占罗马GDP约3%（亦可能为5%）的帝国内部贸易，以及规模或许达罗马GDP约5‰的东方贸易的渐渐衰减。

晚期帝国面临强烈动员需求、国家规模不足和国家效率低下之间的根本矛盾。以政府岁入占社会总产出的比例度量的“国家规模”表明了国家汲取财税资源的多寡，是其促进国家构建并资助战争或发展的重要基石。罗马帝国盛期GDP大致相当于170至190亿塞斯退斯，同时年度国家支出约为9亿塞斯退斯，即有效税率为5%，或与1700年的法国相当，但对于面对诸多内外挑战的环地中海帝国而言似乎显得不足。另一方面，财税领域的“国家效率”可以通过民众上缴的税赋有多大比例能转化为政府的可用收入，而政府又是否能将其高效分配至亟需方面加以考量，是国家利用资源有效性的重要表征。虽然难以量化，但是四帝共治、军队增加和东西帝国分割无疑显著加重了财政负担，而以货代款制度、地中海经济贸易网络衰败和地方主义的兴起进一步增加了被各层级各派系截流的财税资源，反向降低了“国家效率”。罗马帝国政权的维系和发展同时需要足够“国家规模”和较高“国家效率”。然而遗憾的是，古典时代经济以生产盈余极小的小农经济为主，交通通信限制显著，有限的文化、组织和凝聚水准等诸多因素极大限制了政权的财税汲取能力和社会动员水平。帝国的繁盛建立在诸多理想条件得以维持之下，而看似强大的西罗马政权却无法超越时代和既有环境的诸多固有限制，亦难以有效应对瘟疫、气候变化、贵金属供应不足等外生冲击而最终崩溃。

分地区考察，一般认为罗马帝国东部经济状况较好，如埃及“在四世纪时元气有所恢复”。名义通货膨胀的主要证据同样来自东部，而西部直至戴克里先时期仍然没有显著迹象。公元100至220年，价格指数在埃及约增长至原来的277%，而在小亚细亚的以弗所约增长至原来的266%。。依照主流观点，东部帝国整体经济因通货膨胀所受的损害应当更为显著，与史家记述似乎相悖。根据本文观点，因为货币成色极剧降低导致的名义和实际通货状况的差异，西帝国可能反而陷入较为严重的贵金属供给不足和实际通货紧缩，从而更恰当地解释了其政权崩溃和经济衰退。因此，货币供给不足更为显著地削弱了西帝国的财税基础和国家汲取资源以应对内外挑战的关键能力。

以上一切的历史因果是，晚期西帝国政权维持财政破产状态，直至476年的最终灭亡。许多帝国居民欢迎外族将其从重税下拯救，赋税越重地区越是如此。西帝国的悲惨命运集中体现了帝国晚期诸多客观因素限制下，财税体制和货币供给的决定性失败及其对罗马政权衰亡的显著影响。

参考文献（按重要程度排序）

一手史料和史料集：

T. Parkin & A. Pomeroy, Roman Social History: A Sourcebook,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Jo-Ann Shelton, As The Romans Did: A Sourcebook in Roman Social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B. Levick, The Government of the Roman Empire: A Sourcebook,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M. Maas, Readings in Late Antiquity: A Sourcebook, London: Routledge, 2010.

R. S. Smith & C. Francese, Ancient Rome: An Anthology of Sources,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2014.

罗伯特·K·谢尔克编译，《希腊罗马史料集（六）：早期罗马帝国》（英文影印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专著：

R. Duncan-Jones, Ancient and Medieval Money and Government in the Roman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K. Hopkins & C. Kelly, Sociological Studies in Rom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A. K. Bowman, A. Cameron, P. Garnsey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ume XII: The Crisis of Empire, A.D. 193-337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A. K. Bowman, P. Garnsey, D. Rathbone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ume XI: The High Empire, AD 70-192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R. Duncan-Jones, Structure and Scale in the Roman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R. Duncan-Jones, The Economy of the Roman Empire: Quantitative Stud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W. G. Sayles, Ancient Coin Collecting III: The Roman World-Politics and Propaganda, Wesconsin: Krause Publications, 1997.

L. Neal & J. G. Williamso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apitalism, Volume 1, The Rise of Capitalism: From Ancient Origins to 184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W. Scheidel, I. Morris, R. P. Saller,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Greco-Roma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Brown,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From Marcus Aurelius to Muhammad,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76.

R. MacMullen, Corruption and the Decline of Rome,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菲迪南·罗特：《古代世界的终结》，王春侠、曹明玉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黄宜思、黄雨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下），马雍、厉以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王以铸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

特奥多尔·蒙森：《罗马史》，李稼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迈克尔·格兰特：《罗马史》，王乃新、郝际陶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年。

莱斯利·阿德金斯、罗伊·阿德金斯：《古代罗马社会生活》，张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J·H·布雷斯特德：《地中海的衰落：从史前3000年到罗马灭亡，见证文明的冲突与融合》，马丽娟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5年。

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一卷）：中世纪的农业生活》，王春法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

厉以宁：《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上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杨共乐：《罗马社会经济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杨共乐：《罗马史纲要》，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杨共乐等：《古代罗马文明》，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论文：

W. Scheidel & S. J. Friesen, “The Size of the Econom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the Roman Empire”,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99, 2009, pp. 61-91.

C. Howgego, “The Supply and Use of Money in the Roman World 200 B.C. to A.D 300”,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82, 1992, pp. 1-31.

A. H. M. Jones, “Inflation under the Roman Empire”,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cond Series, Vol. V, No. 3, 1953.

P. F. Bang, “Trade and Empire: In Search of Organizing Concepts for the Roman Economy”, Past & Present, No. 195, 2007, pp. 3-54.

T. R. Huning & F. Wahl, “Lord of the Lemons: Origin and Dynamics of State Capacity”, Hohenheim Discussion Papers in Business, Economic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7, pp. 1-57.

G. Gunderson, “Economic Change and the Demise of the Roman Empir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3, Iss. 1, 1976, pp. 43-68.

W. Scheidel, “Human Mobility in Roman Italy, I: The Free Population”,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94, 2004, pp. 1-26.

W. Scheidel, “Human Mobility in Roman Italy, II: The Slave Population”,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95, 2005, pp. 64-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