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法国有一批人除了波拿巴谁也不认啊。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就是革命群众葛朗台们!
法国革命期间革命政府用没收来的教会地产、流亡贵族地产做担保发行纸币,也就是所谓的指券。这些指券后来崩到一文不值的地步。扔给乞丐,乞丐都会问“能不能给张小面额的啊!”为什么想要小面额的呢?因为有传闻说共和国也知道寒蝉,财政充裕了之后会兑现小面额的指券。
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同样是以地产作担保为什么魏玛共和国的地产马克就能维持,共和国的指券就一文不值呢?因为他们用来担保的土地不是他们的啊。他们用来担保的土地是抢来的啊。
土地这个东西跟别的不一样,你抢来的黄金花出去就是花出去了,你抢来的肉吃了就是吃了,抢来的衣服穿了也就穿了,偷来的骆驼骑了也就骑了。毕竟是革命群众说了算,原主都上断头台了,还不许革命群众吃绝户了?
但土地这个玩意就太麻烦,你说你要吧、共和国也不白给,每块土地都是要钱的。给完钱原主的亲戚后代找回来你怎么办?你说你抓紧时间赶紧捞,可是土地不能吃、不能喝、不能拴在腰带上带走。纯地产收益到19世纪好的时候,都不超过每年3.5%。何况是大革命兵荒马乱呢?你花钱买下一块抢来的土地,把它租出去要将近30年才能回本,谁愿意买呢?
于是卖不掉就只好降价,但指券是按照正常价格发行的,你纸币都发出去了,却把土地贱卖了,这不就成了通货膨胀了么?所以指券就越崩越厉害,最后连共和国自己都索性不要脸,牙一咬眼一闭不认账了。
但指券背后却隐含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既然担保的土地最后被贱卖了,那什么人把它买去了呢?
你想想看,原主被杀、被砍,大伙都看在眼里所以不愿意买的土地,崩到不值钱的土地谁会跳出来买呢?
只有那些胆大的冒险家。革命的躬身入局者,从修道士摇身一变成了xx部长的人,从修道院长摇身一变成了议会领袖的人,从主教摇身一变成了外交部长的瘸子。什么时候都是有权的欺负没权的,胆大的欺负胆小的。共和国的首脑们大发横财,共和国的小公务员难道就能含糊了么?
革命期间有个外省修道士还了俗,当了议会的秘书,后来成了参议院的秘书长。他就买了不少土地。他的土地大部分由妻子和长子继承,少部分留给了小儿子夏尔。夏尔-波德莱尔先生凭借他爸爸留给他的那一小份土地就能拿到一年五千法郎收入。而海军部的公务员莫泊桑一年才能拿到三千多、四千的收入这还是提升之后。龚古尔奖的奖金是五千法郎,定这个数是因为这相当于一个小公务员两年的工资,一个穷作家得一次龚古尔奖就能有两年的时间去创作。
那么巴黎的头头脑脑和他们的喽啰都捞的盆满钵满,外省有胆气的革命群众会看不见么?这样的外省革命群众的代表是谁呢?当然就是老葛朗台了!
那你想想从1792年到1799年,法国大革命里的保王党、立宪派、温和共和派、激进共和派、社会主义者、都上了断头台。这个伟大的进步事业里剩下来的是什么人?还不就是这些发了财的既得利益者么?
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大革命的理想传万代,一直传到八千代了。因为只要正主回不来,没有国王也没有干涉军,还没有教会和流亡贵族来反攻倒算。他们就能摇身一变变成贵族。正价买来的土地三十年回本,从1792年到1799年就七年了。而且他们是折价买的。要是波拿巴将军能再当第一执政当到1804年呢?就十二年了,之后要是拿破仑皇帝继续统治下去呢?他们多活一天就多赚一天。
这些人就是波拿巴王朝最坚定的支持者,因为只有波拿巴王朝可以毫不犹豫的保障他们的权力。路易十八回来的时候想学英国立宪,把希望寄托在地产主身上。结果议会一开国王一看下议院里全是葛朗台!于是既不能没收他们的土地又要安抚那些无辜被夺走了财产的贵族。逼得查理十世只能搞赔偿法,拿国家的钱替葛朗台们去补偿原主,让他们的脏物能够见光。
但葛朗台们对这个也不满意,毕竟他们也要交税,凭什么吃到嘴里的肉要分一块给合法的主人?所以他们赶走了波旁王朝。奥尔良王朝对他们来说好了很多,毕竟很多合法主人都是正统派。奥尔良王朝并不保护他们。但奥尔良终究是波旁一脉,不能真正让葛朗台放心。
那怎么才能让葛朗台们安心呢?到1848年他们都快进坟墓了。他们的儿子哪怕是夏尔那样的都欢蹦乱跳了。怎么才能让老葛朗台闭眼,让小葛朗台放心呢?
只有拿破仑皇帝回来!鹰旗就是革命传统的象征,因为革命传统就是葛朗台的葡萄园!所以除了波拿巴这些新地主和他们的农民谁都不认。于是路易拿破仑高票当选。
这个问题首先是错的,“在拿破仑死后能当上法国领袖”的是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不是他的子孙,他的婚生子罗马王早逝,私生子更加没希望。
但本质上,所有人都知道,路易-波拿巴最大的资本就是他的姓氏,所以把他的统治看做拿破仑帝国统治的延续(和演变),似乎也并无不可。
那么回到正题,为什么拿破仑三世能够当上法国的领袖?
答案很简单,因为法国多数人都支持他(至少不反对他)统治法国。
在第二帝国时期,是通过选举来决定立法团成员的,同时拿破仑三世很喜欢用全民公决的方式来决定重大政治问题——什么叫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恐怕这就是吧……
在帝国时代的历次选举当中,拿破仑三世的支持者都毫无疑问地占据了多数,而“多数人的支持”,毫无疑问就是近代和现代政府最靠谱的合法性来源。
当然,也可以看出来,随着拿破仑三世统治的延续,法国人内部也在分化,他的支持者越来越少了,反对者则日渐增加,到1869年的选举时,两边人数接近4:3,而亲政府的一派在巴黎市议会的选举当中惨败。
很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支持或者中立的知识分子、城市市民阶层在逐渐地抛弃帝国,只有在广袤的农村,农民一直在忠诚地支持皇帝。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农民会支持拿三上台?”以及“为什么在第二帝国的20年统治当中,他们会一直支持拿三?”
先回答“为什么农民会支持拿三上台?”
就历史而言,底层人民因为教育文化程度低、人身权利受限等等因素,经常会自发或者被动地支持那些根本不代表他们利益的人(比如“沙皇小爸爸”),相对而言,法国农民支持波拿巴家族反倒是一个非常靠谱的选择。
在土地产权利益上, @高林 已经非常精彩且风趣地描述了原因,我就不多加赘述了。我要论述的是“利益”之外,精神上的因素。
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明白一个前提——这是19世纪初,法国社会刚刚从静态的农业社会当中走出,大多数农民甚至不识字,更别提有什么政治觉悟了。大革命时代那些“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对他们来说是那样遥远,他们甚至感受不到其意义。
这些巴黎人看不起的“乡巴佬”,他们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有几次机会去临近的省、一辈子也没有闲心去看几本书,法兰西灿烂的文化和艺术那都是城里人享用的奢侈品,与他们几乎绝缘。
在这样一群人当中,精神生活只能用“贫乏”来形容。
越是精神贫乏的人群,越是需要精神支柱,需要摆脱对生活贫困的恐惧,对死亡和病痛的恐惧。在大革命时代之前,天主教会承担了法国农民精神生活的职责,那些深入到乡村的教堂神父们指引农民们的生活,见证他们的出生、婚姻以及死亡。
然而大革命却摧毁了这一整套生活模式,共和国一开始就对教会充满了敌意,政府为了缓解财政危机,大量没收教会资产、屠杀教士,把贵族和教士这两个统治阶层暂时地驱离了法兰西的土地。
共和国将贵族和教会的土地大量拆分变卖,于是农民在革命当中得到了土地,却失去了原本世世代代遵从的生活模式,出现了信仰真空。
疾风暴雨的大革命摧毁了旧的生活,却没有来得及建立新的生活模式就宣告结束,留下一群迷茫的农民,矗立在法兰西广袤的原野之上。
到了拿破仑上台之后,他和教会和解,但是教会在大革命当中损失惨重,还没有来得及重建原本严密的教堂体系,而农民的精神真空却不会等待,而是自行找到了其他方式来填补。
而他们用来填补精神真空的,就是“拿破仑”这个名字——共和国的美好理想触动不了农民,复辟的波旁王族也同样只是巴黎的国王而已,离他们太过于遥远,只有拿破仑,这个伟大的皇帝,存在于他们每个人的口口相传,是他们贫乏生活当中罕有的精神调剂。
那时候,农民们在一天的辛苦劳作之后,他们所剩不多的娱乐方式之一,就是围在拿破仑时代的老兵们身边,听着他们讲述自己追随皇帝陛下远征的光荣征程,感受一个他们从未有机会接触过的世界,一个充满了光辉的世界。
于是,“拿破仑”这个人从退位的皇帝、客死异乡的科西嘉人,被加上了神圣的光环,成了他们贫乏生活的信仰,一个真正的偶像——帝国时代农民对无休无止的兵役怨声载道,而到了一代人之后,先辈们所受的苦难,却已经成为了蒙上了光辉的传奇,毕竟真正的受害者都已经死了。
可以说,被打得支离破碎的旧社会、没来得及建成的新社会,两者在法兰西的上空激烈撕扯,而它们在乡村的夹缝中,造成了这股拿破仑信仰。
这时候拿破仑本人是什么人、他的统治到底对法国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都已经是无足轻重的问题了,他的死正好让他更加伟大——因为死去的偶像永远不会再破坏自己的崇高了。
正是因为农民们的这股信仰,在原本的历史上,1848年(也就是拿破仑死去27年后),拿破仑三世参加了法国历史上第一次公民直选的总统选举,以550万票对150万票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当上了总统。
在选举时,拿破仑三世前往各地巡游拉票,而每到一地都会引发农民们的欢呼雀跃——拿破仑三世之前几十年一直都在外国,而且此时一文不名,为什么他能够得到这样热忱的拥护?
毫无疑问原因只有一个——他拥有着偶像的名字。
他只有这样一项资本,但只需要有这一项资本就在选举中无往不利。
而后来,拿破仑三世最终发动政变成为了第二帝国的皇帝,实现了波拿巴家族的复辟大业,1852年他再度发动公民投票,在法国全国就是否恢复帝制这一问题举行全民表决,结果显示,结果782.4万票赞成,25.3万票反对,法国人再度以压倒性的票决欢呼偶像的归来。
当然,人都是讲究实际的生物,信仰狂热纵使可以一时地让人做出政治决定,但不可能长久地使人拥护一个不代表他们利益的人。
而在上台之后,路易-波拿巴也确实对农村建设和农村信贷非常重视,他大兴水利,排干沼泽,利用巴斯德等科学家的发明技术改良农作物生产;并且使用国家信贷来帮助农民在灾荒时期纾困——可以说,在包括拿破仑在内,之前的历代法国统治者里面,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注重维护农民的利益。
也正是因为皇帝与农民长达20年的紧密同盟,帝国获得了最大的合法性来源。
所以,在1848年,是法国农民选择路易-波拿巴上台,是因为他是“偶像拿破仑”的侄子,他是拿破仑精神上的继承人,是来保护农民利益的人。
而接下来,法国农民持续20年地支持路易-波拿巴,是因为他的执政时期,确实相对有利于维护农民和农村的利益。
共和主义者和正统派都爱骂波拿巴,但是正统主义骂波拿巴的每一点几乎都是共和主义者欢迎的,共和主义者骂革命背叛者拿破仑,也只是因为他向正统原则妥协了。历史上的缝合怪都要时刻承受左右两翼共同的拉扯,但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能够在特定的时候用左翼敲打右翼,拿右翼恫吓左翼,让左右两翼捏着鼻子支持他,放下原则讨好他。恐惧革命暴徒的保守派,只要不是死抱着正统原则的顽固分子,会发现尊重天主教会利益,宫廷里充斥着各种公爵伯爵的波拿巴王朝,虽然不姓波旁,但好歹是个有君主的帝国。信仰自由平等的共和派,只要不是个必须坚持共和国形式的雅各宾党人,自然也会发现继承革命遗产,承认革命原则和结果,依靠选举和宪法统治的波拿巴皇帝虽然满身污点,但也能算是个“革命者”。
1848革命的后果,不是自由主义大获全胜——除了法国之外其它地方的革命都被镇压了,而法国的革命也被波拿巴分子篡夺了,1850年代的欧洲仍然是君主制的天下。但是这也不代表这革命之后就是个反动的年代。君主和贵族们大多保住了王冠和头衔,但是他们显然看到了革命的威力,因此不得不对自由派民族主义者做出种种妥协。最终,出于对彼此力量的认识,以及对不受控制的无产者革命的共同恐惧,新型的资产者与贵族君主们达成了和解,由此诞生了立宪的官方民族主义——它成为了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主流,直到一战。
官方民族主义无非是三点要素:1. 君主做出有限的自由化改革,颁布宪法,建立国会从而在形式上靠近自由主义原则;2. 资产者自由派接受君主制以及君主事实上的最高权力,在官方允许的框架内表达自由主义诉求;3. 两者共同团结在民族主义的的大旗之下,君主通过满足资产者在民族主义上的诉求来换取资产者在自由主义层面的忍让。
虽然19世纪晚期的德意志帝国和意大利王国一般被认为是这种官方民族主义的代表,但是对照官方民族主义的三条要素,可以看到这完全符合波拿巴派的生存逻辑——拿破仑不是第一个在革命中诞生的皇帝吗?法兰西第一和第二帝国难道不是有国会有选举,依靠全民公决产生的吗?两位波拿巴皇帝,虽然都是独裁者,但不都对自由主义的立法与选举体现出了热情,尊重和关切吗?还有什么比马伦哥,奥斯特里茨和克里米亚的胜利更能满足法国人的民族主义激情呢?将革命和君主缝合起来的波拿巴主义,完全符合十九世纪后期的大趋势,自然也在五六十年代取得选举上的胜利。
当然,在执政的后期,波拿巴派缝合怪的本质逼迫拿破仑不得不在左右之间反复横跳,不得不实行一系列拙劣,自相矛盾,挨两头骂的政策,也不得不反复进行军事冒险以塑造波拿巴的民族主义神话,最终也因此走向毁灭。不过这些就是后话了。
1848年路易.波拿巴被选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是当时时代背景和法国的社会氛围所决定的。
1815年,拿破仑兵败滑铁卢,百日王朝垮台,维也纳会议上,再次复辟了波旁王朝,由路易十八统治。路易十八一面被迫接受宪法以及主权在民的理念,意识到自己不做出妥协,承认法国大革命以来的社会变化,就无法坐稳位置,另一面则迫害不愿服从的前拿破仑时期的军官,并且通过恢复教会与贵族特权来维持统治,尽可能恢复旧体制时期的制度。
在这样的复辟秩序下,虽然民众之前在拿破仑时期深受长期对外战争荼毒,也为拿破仑的专制统治所苦,但是复辟秩序下,君主腐败奢侈,贵族、教会的特权恢复,军队保守而无能,缺乏社会流动,使得无论是前拿破仑时期的军官,还是普通人,许多又开始向往那个可以通过军功获得社会流动的时代。司汤达的《红与黑》里,红代表了拿破仑军人的制服,黑则代表了波旁复辟时期教士的黑袍,主人公于连就向往拿破仑时期的社会流动,期望可以通过自己努力出人头地,不愿意在神学院待下去。
路易十八时期,法国作为神圣同盟的成员,反对自由主义,压制各地革命,维持欧洲的复辟秩序,比如1823年就出兵西班牙,推翻了里耶哥1820年以来的自由主义政权,恢复了费尔南多七世的绝对君主制。此时欧洲,包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在内的多个国家,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却已经因为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的影响,以及各国内部的发展和对复辟秩序下,封建专制和外族统治的不满,到处蓬勃发展,形成像意大利烧炭党等组织,希望获得自由。
后来路易十八之后,是更屑的查理十世。查理十世实行更为专制的统治,包括更严格的议会选举权资格,加强言论、出版管制政策。查理十世希望恢复之前旧体制时期的绝对君主制。除此之外,还有法国等欧洲国家遇到的,粮食歉收和囤积居奇造成的粮价上涨,导致巴黎的城市贫民缺乏食物,陷入饥饿之中,于是就像法国大革命一开始那样,饥饿的巴黎市民发动了七月革命,经过三日血战和一千多人的死亡,再次推翻了波旁王朝。
之后,登上王位的是路易.菲利普,建立了奥尔良(七月)王朝。比起波旁王朝,路易.菲利普国王认同自由主义,他统治时期,对法国人民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诉求做出了更多让步。比如他正式接受“法国人的国王”称号,肯定主权在民;他扩大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资格,虽然仍然受财产权和识字程度限制,但的确有明显更多的人被赋予政治权利,议会也拥有更大的权力,用来限制国王权力;他更加反对天主教的教权主义,实行信仰自由的政策,比如任命新教徒基佐担任首相;他接受自由贸易理念,更积极发展金融业和工业;他安抚波拿巴主义者,顺应法国民族主义情绪,迎回拿破仑灵柩,举行隆重的葬礼。
但是路易.菲利普时期,对于共和主义者来说,君主制仍然过于保守;对于军人和民族主义者来说,七月王朝对外软弱,比如对英国在殖民地争夺方面;对于资产阶级来说,除了和王室关系密切的金融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缺乏权力,金融资产阶级主导的秩序在发展工业、基础设施上也不上心,比如铁路的兴建就缺乏效率,无法满足工业资产阶级的需求;对于普通人来说,路易.菲利普的财产权、识字程度限制使得大部分人无法拥有选举权,参与政治,而且路易.菲利普时期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金融资产阶级的垄断,使得城市的贫困现象加剧,新兴的工人阶级受到压榨(比如煤油灯等照明设施应用后,工厂要求晚上也要工作),而且粮价上涨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在1848年粮食歉收的时刻更为加剧,使得城市贫民陷入饥饿之中。
1848年,法国的教育已经有了很大发展,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在文化程度上有了提高,报刊、杂志、咖啡馆等公共舆论与空间发展迅速,让期望改变的人们开始寻找适合自己的意识形态,改变不平等的状态,以满足自身的利益。此时各种反对复辟秩序,进行社会批判的理论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那些思想家们通过小册子来批判社会现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法,试图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路易.波拿巴就是这时候粉墨登场的,他因为家族原因,长期流亡在外,受到许多思潮影响,包括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在1848年前夕,他写下许多小册子,针对法国当时的社会需求,进行舆论宣传,提出自己的方法,向法国人民承诺自己会解决他们的问题。
比如路易.波拿巴批判了法国社会的不平等,批判了七月王朝的腐败无能,他甚至摆出一副比卡尔.马克思更痛恨资本主义的样子,提出了许多激进的社会改革方案,包括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限制最高物价,节制资本,甚至相对平均地分配财产等。他输出情绪似的发誓自己会为法国的劳苦大众提供他们想要的一切,一劳永逸地解决贫困问题。
1848年2月,席卷欧洲各国的革命在法国爆发,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第二共和国废除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权和识字程度限制,赋予全体成年男性选举权。这样下来,路易.波拿巴就能通过自己在广大民众中的威望和许诺,通过自己舆论宣传的成果,通过民众的选票取得权力的合法性,于是成为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总统。
除了普通民众之外,波拿巴主义,在法国受到支持,主要是因为那些军官、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们等精英怀念拿破仑时代,反对七月王朝的腐败。拿破仑的侄子,许诺自己将会恢复拿破仑时代的荣光。这意味着,路易.波拿巴会对外强硬,取得军事胜利,为法兰西国家争取荣耀,让更多人通过战争获得社会流动的机会;他会保护民族经济,支持国内的工商业发展,促进经济发展。这样充分维护军官、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利益,使得1848年新的精英们支持波拿巴主义,他们认为类似拿破仑的强人会满足他们的利益。
1848年6月,因为资产阶级反对那些威胁私有财产权的政策,国家工场被关闭,失去生计的巴黎贫民、工人们进行六月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是引发了资产阶级等精英的恐惧,他们组建“秩序党”,以反对民众在政治、经济上要求更为平等的权利,威胁精英们的利益。路易.波拿巴也加强了与秩序党的合作,最终在1851年发动自己的雾月十八日政变,实行专制统治,并于次年称帝,建立第二帝国。
可以说路易.波拿巴成为拿破仑三世,顺应了秩序党为代表的法国精英们的需求,他们认为1848年革命满足了他们结束金融寡头的统治就已经足够了,而民众因为革命热情要求更为平等的政治、经济、社会权利则会威胁他们的利益,所以支持拿破仑三世使用强人政治来使得民众边缘化,避免革命的再次发生,维护资产阶级对政权的垄断与私有财产权的不可侵犯。
对于占法国人口多数的农民来说,路易.波拿巴不仅利用了拿破仑皇帝在确立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威望,也利用了农民对土地集体化、国有化的恐惧,获得了农民们出于保护自己私有财产权的支持。
可以说第二帝国时期,一方面拿破仑三世获得了合法性,他统治时期,对外强硬,军事扩张频繁,打赢克里米亚战争,联合撒丁王国击败奥地利,干涉墨西哥,占领越南西贡地区,与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可以说满足了民族主义者对于拿破仑时代的期望;前期保护民族工业,后期实行自由贸易,工业迅速发展,铁路里程大幅度增加,现代的百货商场(正如左拉的《妇女乐园》提到)也出现在巴黎,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得到满足;第二帝国后期,拿破仑三世改变之前的专制秩序,在政治上更为宽容、自由,赋予议会更多权利,对民众结社、言论的管制放松;还有奥斯曼男爵的巴黎城市改造,拆除那些有街垒战风险的城市贫民的窄小街道社区,修建广阔的大道,修建大量的公共建筑与公园,改善卫生设施,这些使得拿破仑三世获得合法性。
但是另一方面,拿破仑三世建立在波拿巴主义上的合法性,也随着力不从心而逐渐受到冲击。比如对外扩张上,干涉墨西哥最终耻辱失败,被迫撤军,扶持的墨西哥皇帝马克西米连被墨西哥共和派处决,使其威望扫地;普鲁士打赢普奥战争,并且试图联合德意志南方各邦,拿破仑三世的无能为力,也使得他的统治广受批评。此外,还有拿破仑三世因为沉重的赋税、兵役负担,使得之前在农民心中的威望逐渐丧失。后期政治的自由化下,无论是共和派,还是社会主义者,影响力都大大加强,比如在第一国际影响下,法国的工人就更多接受国际主义,反对波拿巴主义的民族主义。
所以,拿破仑三世发动普法战争,入侵普鲁士,然后被反杀,在色当之战被俘,然后他的帝国也很快垮台。拿破仑三世的帝国,比起旧体制法国波旁王朝,不是建立在君权神授理念上的,而是承认人民主权的;比起自己叔叔的第一帝国,又是更加依赖各阶层人民的肯定与支持的。所以路易.波拿巴当初批判七月王朝,向人们承诺改变,就借此机会攫取权力,但是他逐渐无法兑现承诺,就很快被抛弃了。
关心这个话题,不如关心拿破仑在圣赫勒拿最后的岁月,为了房子发霉潮湿跟总督吵架,金戈铁马化作屋顶寒冷的雨滴,胃疼、胃疼,没有女人。
未来的皇帝很喜欢说一句话:“我属于大革命。”这真的只是一种托辞么?
从十九世纪中期,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变化,新一代的保守派开始利用此前革命者所使用的工具,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民族主义,从1789年到1848年,民族主义始终与自由主义和民族解放联系在一起,但是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俾斯麦、加富尔等政治领袖开始将民族主义转变强化体制权威的方式,民族主义逐渐从马志尼的意大利转变为加富尔的意大利,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甚至认为,如果说大革命创造了现代政治,威权主义同样在适应这种政治的现代化,而“波拿巴主义”则是一种典型的威权主义现代化的表现。
对于波拿巴主义而言,一个极大的讽刺在于,在波拿巴去世后,波拿巴主义这个词才真正出现。1821年拿破仑去世了,法国却突然重新燃起了对拿破仑神话的怀念与鼓吹,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维也纳体系和波旁王朝的复辟政策已经引起了生长于大革命的那一代人的强烈不满,拿破仑被视为法兰西国家的捍卫者甚至民族感情的寄托,“波拿巴派”不再仅指那些拿破仑个人的拥护者,他开始具有一种政治上的内涵,尽管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把他清晰的表述出来。
“波拿巴这个名字就意味着一种纲领,对内他代表着权威、宗教和人民的幸福;对外则代表着民族的尊严。”路易·波拿巴在夺取政权前后的一次巡视中对波拿巴主义做出了上述定义,在政治镇压与宗教争论中维持秩序,并以经济繁荣和民族荣誉作为麻醉剂。毫无疑问,他符合大多数人对于“波拿巴”的认知,尤其是第一个波拿巴,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在那位第一执政的时代并没有“波拿巴主义”,波拿巴主义真正的创造者是路易·波拿巴,尽管他在此时对于波拿巴主义的表述了无新意,但是这只是波拿巴主义的第一张面孔,很快他就会给这一概念增添更具创造性的内涵。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路易·波拿巴成为总统自然离不开他的姓氏,但是并不仅仅依靠他的姓氏,一个很简单的事实,路易波拿巴并不是从1848年才开始姓波拿巴的。他的成功必须联系到19世纪中期法国社会的基本背景中:普选制和乡村社会。1848年,第二共和国的领袖们把900万人的成年男性普选带给了法国,恢复了1793年以来被中断的漫长历史,然而这个充满了浪漫色彩的共和国并没有对此做好的充足的准备,19世纪中期的法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占据主导的社会,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化甚至尚未开始,当然我并不想说占据法国半数以上人口的农民是愚昧的,事实上他们在1871年成功的捍卫了共和制,被茹费理称为共和国“花岗岩般的基础”,真正的问题在于,此前的奥尔良王朝时代,拥有选举权的人只有占法国0.7%的显贵,农民们还来不及唤醒雅各宾时代的记忆就拉到选票箱前投出他们神圣的一票,而“波拿巴”这个名字对于他们,则意味着很多。
正统派和奥尔良派为总统人选争论不休,最终决定采纳梯也尔的折中方案:波拿巴,至少他也是个君主。在1848年,君主制仍然是秩序的代名词,而共和国则意味着动荡和混乱。秩序党相信毫无根基的波拿巴是易于操纵的,但是这位总统却很快让他们大吃一惊。出于对“暴民”的恐惧,共和国的精英们在5月31日法令中提高选民资格的财产要求,这实质上废除了普遍选举,然而到了1851年10月,波拿巴要求废除5月31日法令,总统和议会的矛盾就此爆发,以梯也尔为代表的保守派此时慌了手脚:他们想要奥尔良式的君主立宪,但不是拿破仑式的专制帝国,他们试图阻止波拿巴,却遭到了民主派和人民的冷漠对待:为什么要帮助他们呢?他们不是取消了我们的普选权么?两个月后的12月2日——拿破仑一世加冕以及三皇会战的纪念日——路易波拿巴发动了政变,一年后的12月2日,他建立了帝国。
路易·波拿巴靠自己的姓氏成为了总统,但是却靠“普选捍卫者”成为了皇帝,这说明他已经准备好了迎接了新的政治世界,这是他第一次展现出波拿巴主义的多样性,但不是第一次形成这种观念。他在1844年发表了小册子《消灭贫穷》,其中甚至包含了一些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观点,他强调革命、民族、经济干预、“通过大众来统治”,这使得其与秩序党存在不同,按照他早年在监狱中的说法,他称这些为“拿破仑式的观念”。马克思将第二帝国视为对雾月十八日的拙劣模仿,并预言最终会以笑剧的形式收场,如果我们只观察色当战役后皇帝的狼狈投降,那么这种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审视第二帝国进程中的那些“拿破仑式的观念”,或许我们应当更加正视这位皇帝。
当然,我们仍然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近距离看到这些“拿破仑式的观念”,他在12月2日捍卫了普遍选举,但是12月10日就重新变成了那位皇帝的模仿者。路易·波拿巴确认了自己的地位,并进一步限制了出版、集会自由,议会变成一种装饰,元老院由皇帝亲自选任,而立法团则形同虚设、地方的省长掌控了行政权力、虽然他保留了普遍选举,但是通过将全体选民分割,政府有效的控制了选举结果,十年内只有五位反对派当选,拿破仑三世充分证明了,普遍选举不一定是反对显贵和君主的武器,他可能被专制主义吸收,从而赋予其现代性保证。
如果说拿破仑三世在中央层面亦步亦趋的模仿着他的伯父,那么在地方层面,通过省长在外省所采取的的不同策略,我们能够看到波拿巴主义多样化的一面,在天主教影响深远的地区他们是教权主义者,在显贵与共和派摇摆的地区,他们会帮助共和派粉碎前者,甚至会采取红色宣传,而在共和国过于强盛的地区他们则会与保皇派联合,通过强制手段与正面宣传的结合,民众对“人民的波拿巴”产生了持久的爱戴之情。
到了五十年代末,帝国发生了转变,他开始更加积极的面对新的世界,在圣西门主义者的影响下,帝国一边支持工业化发展,一边促进自由贸易,一边延续强势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一边甚至尝试向左派示好,波拿巴主义开始呈现出他的第二张面孔,一张更加“现代”的面孔。尽管波拿巴主义许诺了超越所有派别、阶级的统治,但是实际上拿破仑一世从未真正实践过,他的统治是建立在中间派和右派的支持下的,他从一开始就排斥了雅各宾派和极端的波旁王朝支持者,他从未真正建立过、甚至从未试图建立过这种超越性统治,但是拿破仑三世将其付诸实践了,从最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到要求“自由化”的秩序党,再到最极端的专制主义波拿巴派,拿破仑三世尝试用“拿破仑式的观念”弥合这个撕裂的社会,而正是这一点注定了他的失败。
第二帝国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开始了法国工业化进程。威廉多伊尔在谈论大革命时曾直言不讳的指出:大革命对经济而言是一场灾难,它摧毁了海外贸易,但对于新兴行业帮助甚少,显贵们甚至重新投向了地产,这一趋势直到19世纪40年代铁路的发展才告终结。19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法国开始了工业化进程,而第二帝国时期则是最为关键的时期,钢铁产量从1851年的25.4万上升到1856年的73.1万,铁路长度从1851年的3546公里上升到1858年的8675公里,这不仅得益于经济形势的转好,皇帝本人积极的参与了进来,他开始大量投资交通和信贷,铁路公司合并,到1858年第一个铁路网出现,之后是动产银行,资金的流通更为频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拿破仑三世甚至被称为“现代法国之父”。在此前的半个世纪中,人们关心的问题始终是路易还是波拿巴、帝国还是共和国,然而从第二帝国开始,人们不仅在意政治,还关心工人、铁路、经济危机。
走的更远的是他对于自由贸易的推动,这与他伯父完全无关,甚至自由贸易这个概念也是最近才传入法国,这更多是来源他自身游历英国的经历。这一这项政策引起了立法团的不满,他们更希望得到贸易保护,然而实际上皇帝走在了时代前面,他比那些经济贵族更了解他们自己,自由贸易来的正是时候,与英国的通商条约使得第二帝国后期的出口总量增加了四倍,对外贸易的发展也促进了经济的全面增长,出口占国民经济的比例从1830年的13%上涨到1860年的29%。法国工业已经发展了四十年,已经可以经受得起来自国外甚至英国的竞争,贸易保护者们以高价维持这个系统的超额利润,但同时价格保护既不是经济保障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他们需要去适应市场。
社会经济的变化也造成了政治上的扩展,在左派立场上,工业与资本的发展使得社会主义色彩的思潮逐渐形成,这进一步引起了法国精英们的恐慌,而在右派立场上,民族主义开始与大革命时期的自由主义分离,如今他更多意味着军队与荣耀,换句话说,此时的法国比拿破仑时代更加撕裂了。但是拿破仑却仍想满足这种新的社会形势,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够理解皇帝那些看似矛盾的政策,他一方面释放了罢工工人,一定程度上认可结社权,另一方面则积极参与战争,追寻拿破仑的神话,并满足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所有的这些,背后都是拿破仑的神话、波拿巴的主义——一种满足并超越所有阶级的统治。
但是皇帝最终还是失败了,他不可能真正满足此时已经极度撕裂的法国。他在意大利和德意志问题上的失败则进一步损害了帝国的权威,与此同时经济开始走向衰退,金融业银行破产,工业原材料短缺,农业歉收,反对派将一切归结于贸易自由。在民间,工人阶级并未接受帝国的好意,他们仍然是共和派,呼唤一个激进的共和国。最终在梯也尔的领导下,奥尔良派与温和共和派达成了同盟,他们不同于剩下的激进共和派,他们不反对帝国,但是他们要求皇帝执行他们要求的统治,即梯也尔口中“必要的自由”,而非皇帝强加的自由。
年迈的皇帝做出了让步,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帝国或许会从波拿巴时代回到奥尔良时代——一个以资产阶级精英为基础自由而温和的议会君主制,但是第二帝国最终还是亡于对拿破仑神话的追求,如果说此前皇帝是在有意识的主动依照波拿巴主义迎合所有政治派别,那么到了1870年,他已经彻底被这种撕裂绑架了。皇后及身边强硬的波拿巴派提出的孤注一掷的方案:通过战争重新赢回帝国。她告诉老迈的皇帝:“这是我的战争。”在俾斯麦侮辱性的电文后,立法团不顾梯也尔的反对宣布开战,而在皇帝在色当战败后,帝国崩溃了。
由此我们可以对“波拿巴主义”与第二帝国的进程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以波拿巴主义为视角,我们可以将第二帝国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波拿巴主义仍然呈现出第一个波拿巴的面貌,对内通过政治镇压与垄断权力维持统治,对外追求民族荣誉提升威望;在第二阶段,拿破仑三世开始更加全方位的施展他“拿破仑式的观念”,从工业化到自由贸易,从民族主义外交到示好社会主义,从专制统治到普选制皇帝,他尽可能的满足所有派别的利益,但是这最终让他自己陷入危机;到了第三阶段,走向失败的皇帝向秩序党投降,但是已经被波拿巴主义绑架的帝国迫使他遭受色当的惨败,就像他在受降时的喃喃自语:“一切都完了。”“是的,陛下说的对,”俾斯麦的回应是,“一切都完了。”
如果我们以这种近乎空想的政策审视波拿巴主义,那他似乎只属于一个人,甚至只属于一个波拿巴,但是如果我们将波拿巴主义抽象为“超越所有党派分歧的政治领袖”,至少宣称如此,那么我们会发现,这几乎适用于所有军事威权派,就像在开头所说,“波拿巴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的产物。这里只举一个最熟悉的例子,民国初年袁世凯。孙中山曾邀请袁世凯加入国民党,袁世凯以“入甲党,则乙党为敌,入乙党,则丙党为敌,实不敢以一己之便安,而起国中之纷扰”为由拒绝。在内阁之中除了陆军总长段祺瑞,北洋系并无特殊政治地位,而在地方层面,在关于军民分治的讨论中,袁世凯曾发表通电不愿放权的地方都督:“数月以来,各省行政长官与该省议会或因权限而启纷争,或因意气而生冲突……要知政府保障民福,议会疏通民情,情分虽殊,道无二致……特此布告各省行政长官及各省议会,务宜共体时艰,互相提挈。”二次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发布檄文:“岂少数人所能自由起灭,亦岂能由少数人权利之争,掩尽天下人民代表之耳目……捏词污蔑,称兵犯顺,视政府如仇敌,视国会若土苴,推翻共和,破坏民国,全国公敌,万世罪人。”应该说,在二次革命以前,袁世凯给自己制造了极其成功的威权领袖形象。
最后在用一点时间讨论一下路易波拿巴这个人,作为一个共和派,我们不应当对任何一个君主报以同情,但是回顾拿破仑三世的政治生涯,我们确实能在他身上看到不同于他伯父的一面。比如他确实十分在意自己的选票,当他最后的改革获得了735万赞同票后,他欣喜若狂的欢呼:“我又重新获得了这个票数!”再比如,无论皇帝对于意大利问题有怎样的考量,奥尔西尼炸弹事件仍然起到了重要作用——即使在被炸这件事上,皇帝似乎都有意模仿自己的伯父——行刺者对皇帝进行了谴责,说他还是路易·波拿巴的时候曾经捍卫意大利民族的利益,而当他成为法国皇帝后却遗忘这一切。再加上在当时的欧洲,拿破仑三世对于工人运动的宽容态度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所有这一切都让我们不得不回到一开始的那个问题:我属于大革命,真的只是一种托辞么?
作为个人的路易波拿巴是撕裂的,一方面他是拿破仑的侄子,他试图恢复拿破仑时代的统治,另一方面他是大革命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无论是否真诚,他仍然选择了宪法、自由与普选制,所以他的帝国也是撕裂的,一方面他想建立属于自己的威权统治,另一方面却奔忙于满足各个派别不同的要求,最终正是这种撕裂摧毁了他的帝国。作为拿破仑侄子的路易波拿巴是个政客,而作为大革命后新一代的路易波拿巴,或许只是个有着“拿破仑式观念”的普通人。路易波拿巴所有的荣耀与所有的悲剧都可以归结于这样一点:他生于这个时代。
内容分享来自本人微信公众号:小二带你扒历史
法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法版“祁同伟”——马克龙成功当选。
远有马克思,近有马云、马化腾,现在又多了一个马克龙,马氏家族真可谓人才辈出。
“最年轻总统”、“师生恋”“妻子年长24岁”……新一代小马哥绝对是一个有故事的男人。
可是,有故事归有故事,神通广大的中国网民早已把小马哥的简历能晒的、不能晒的都已经晒出来了。
没有办法,小二技能有限,今天只能带大家扒一扒第一个法国总统的那些事了。
1、家 庭
说到法国第一个总统,有的小伙伴可能会想到鼎鼎大名的拿破仑一世,就是那个横扫欧洲各国、有“战神”之称的拿破仑·波拿巴。
不过,“小巨人”拿破仑却没有做过法国总统。
他先是在1799年,通过“雾月政变”做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执政。
又在1804年做了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直到1815年滑铁卢之战后彻底退休。
即便如此,法国第一个总统却也跟拿破仑有关,因为这个人就是他的侄子,名叫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名字这么长,不如叫他路易好了。
路易后来也做了法国皇帝,也就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这就是拿破仑三世。
那么,问题来了,“小巨人”拿破仑是拿破仑一世,路易是拿破仑三世,那拿破仑二世是谁呢?
答案就是拿破仑一世的儿子佛朗索瓦·约瑟夫·查理·波拿巴,名字又这么长,简称小拿破仑。
话说拿破仑一世下台后,仍然拥有一大群死忠粉,拿破仑一世一死,小拿破仑自然成了他们的精神领袖。
小拿破仑虽然没做过法国皇帝,仍然被粉丝们叫做“拿破仑二世”,希望有一天能够重塑法兰西帝国的辉煌。
然而,小拿破仑的身体却有点不争气,从小就患有肺结核,22岁不到就英年早逝了。
小拿破仑去世后,身为拿破仑侄子的路易有了一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把复兴拿破仑家族和法兰西帝国作为自己的人身追求。
不过,路易仅仅是拿破仑的侄子这层关系这么简单吗,似乎并不见得,这还得从路易的老妈奥坦丝·德·博阿尔内的身份说起。
博阿尔内其实是拿破仑的第一个妻子约瑟芬与前夫生的女儿,后来拿破仑与约瑟芬一结婚,博阿尔内自然成了拿破仑的继女。
这个约瑟芬也是个不平凡的女人,不然也不会让比自己还小6岁的拿破仑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而且还带着与前夫所生的两个孩子。
看来,历史真是一个又一个的循环,今天马克龙同学所经历的一切,早在200多年前另一个法国大牛也都玩过了。
再来说约瑟芬女士,她老爸是个法国骑士,姐姐凯瑟琳嫁给了子爵亚历山大。
没几年,凯瑟琳死了,约瑟琳顺便就嫁给了自己的姐夫,专业术语叫做“填房”,两人还生了一儿一女,小女孩博阿尔内就是后来拿破仑三世的妈,一家四口眼瞅着就要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了。
不久,法国大革命爆发,雅各宾派掌权后,开始实行恐怖统治,亚历山大也像路易十六一样被送上了断头台。
此后,约瑟芬作为单亲妈妈“独自”带着两个小孩生活,直到遇到拿破仑。
其实,关于约瑟芬的风流韵事,200多年来江湖上还流传着各种传说,甚至拿破仑在前线带兵打仗,她却在浪漫之都大巴黎跟隔壁王大爷搞浪漫,这些罗曼蒂克史留待以后咱们慢慢扒。
到了1806年,拿破仑征服荷兰后,将自己的弟弟路易·波拿巴封为荷兰国王,还顺带指派一名王后,这就是博阿尔内,没有错,这两人就是拿破仑三世的父母了。
1808年4月,拿破仑三世出生。
这样来看,拿破仑三世似乎并不仅仅是拿破仑的侄子这么简单,他还是拿破仑继女的儿子。
请原谅小二对欧洲家庭伦理关系、尤其是贵族那点事的无知。
路易除了叫拿破仑一声伯伯,是不是还有另一个称呼呢,爷爷?
2、总统之路
1815年,拿破仑经过滑铁卢之败后,被流放到圣赫勒岛,法兰西第一帝国也随之终结。
被大革命推翻的波旁王朝以及它的一个分支奥尔良王朝(又称七月王朝)相继统治法国。
在奥尔良王朝统治后期,法国国内经济形势一再恶化,终于,在1848年2月爆发了二月革命,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成立。
在二月革命前后,法国人民越发想念拿破仑时代的美好,那个时候的法国有面包、有牛奶,还让整个欧洲俯首称臣。
对比现在,一向高傲的法国人民做梦都想回到过去,试着把拿破仑抱在怀里。
于是,社会上关于拿破仑的传说越来越多,简直就成了神一般的存在。
甚至有人将他视为耶稣,希望他能够复活,从而拯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法国人民。
拿破仑是不能复活了,但是他的家族还有继承人,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是拿破仑家族的人,就能带他们一起奔小康。
自从拿破仑二世早逝后,路易自觉地扛起了复兴拿破仑家族和整个法兰西帝国的旗帜。
为了增加自己在法国人民中的曝光度,路易曾发动过两次自杀式、也可以叫作开玩笑式的“起义”。
一次是在1836年,他来到法国港口城市斯特拉斯堡,在一群死忠粉的帮助下,走到一群炮兵中间发表演讲,号召士兵们起来推翻现政府,拥护自己上台。
仅仅几个小时后,警察就把路易带走了,并在不久后将他流放到美洲。
还有一次他从英国租了一艘汽船,并让自己的几十个小人船上军服,在法国港口城市滨海布洛涅登陆。
上岸后,这几十个人胡乱开了几枪,不到几小时又被全部抓获,这次被判处无期徒刑。
好在1846年5月成功越狱,逃亡英国伦敦。
显然,虽然这两次所谓的“起义”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却让法国人民记住了这个拿破仑的继承人。
对于法国国内正在发生的一切,身处伦敦的路易时刻都在关注着,他在寻找合适的机会回到国内、完成自己的使命。
1848年3月,他从伦敦回到巴黎,在拿破仑分子的策划下,这个时候,巴黎的大街小巷已经开始出现印有路易头像的纪念章、火柴盒。
路易在法国民众中间开始人气爆棚。
在4月举行的制宪议会选择中,路易成功当选为议员。
这里顺便说一下这次选举,这是法国历史上第一次普选,但是拥有选举权的只能是成年男性。
由于当时尚处于过渡时期,法国既无国王、也无总统,议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这次制宪议会选举中占据大多数席位的温和共和派成了实际掌权者。
但温和共和派在后来的执政过程中越来越引起了激进共和派和法国底层民众的不满,并在6月爆发了六月起义。
虽然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但是法国国内局势越来越恶化,为了尽快结束这种局面,议会在11月通过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决定开始进行总统选举。
也就是在这期间,随着路易开始在法国政坛崭露头角,法国民众把对拿破仑的崇拜慢慢转移到路易身上,民众更加相信,拿破仑的基因必然有一部分遗传到了这个年轻人身上,它可以带领法国走出动荡、走向复兴。
而此时法国国内各主要政治派别,尤其是军方人士,出于各自的目的,也开始拥护路易坐上总统宝座。
这次选举仍然只有成年男性可以参加,全国有900万人具有选举资格,而其中大部分都处于文盲半文盲的状态,三分之二是农民。
恰恰是这群人,对拿破仑,对拿破仑家族有着蜜汁崇拜。
投票当天,就有士兵高喊着“拿破仑万岁”的口号。
甚至有一个神父带领一群教民集体给路易投票。
很快,选举结果出炉,路易获得选票550万张,得票率74.2%。
这样的成绩放到现在,足以碾压西方几乎所有民选总统的得票率,小马哥在这次总统大选中得票率是66%左右。
就这样,路易完爆对手,做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首任总统,这也是法国第一个总统。
3、建立帝国
一定程度来说,路易能够坐上总统的宝座,是各政治派别斗争妥协的成果。
特别是由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的拥护者们组成的“秩序党”,为了恢复以前君主立宪的政治“秩序”,看中了拿破仑家族在民众中的影响力,一致为路易的竞选之路保驾护航。
不过,他们有自己的小算盘,只是把路易作为傀儡使用。
因此,在路易上台后,路易与“秩序党”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即使他们之间也度过了一段政治上的蜜月期。
他们联合起来解散了由共和派控制的制宪议会,并通过重新选举让秩序党获得了议会的控制权。
随着秩序党控制议会掌握了立法权,与总统的行政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路易屁股还没坐热,秩序党人就要开始物色下届总统候选人了。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规定,总统任期四年,不能连选连任,路易开始了反击。
他先是解散了之前主要由秩序党人组成的内阁,组建了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内阁,
通过给军人加薪,开始争取军队下层官兵的支持。
秩序党人对此无可奈何,因为根据宪法,总统有任命内阁和统帅军队的权力。
这个时候,秩序党控制的议会通过的一项新的选举法,剥夺了三分之一左右选民的选举权,而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工人、农民等中小层民众。
当后来路易废除了这项法案,恢复普选时,一下子获得了广大底层民众越来越坚定的支持。
路易在民众中的声望越来越高,他到地方视察的时候都能受到民众热烈的欢迎,甚至有人喊出了“路易·波拿巴万岁”、“皇帝万岁”的口号。
而秩序党内部却开始出现了分裂的趋势,路易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开始打击议会内的反对者。
一切准备就绪后,1851年12月2日,路易发动政变,派兵包围了议会,逮捕了78名反对派领导人。
而这一天是当年拿破仑登基的日子,选在这天发动政变,或许是路易想让法国人民感觉到拿破仑又回来了。
政变成功后,路易解散了议会,重新进行了普选,并就是否修改宪法举行了公投。
有750万张选票赞成修宪,这个支持率比路易当选总统时还高。
1852年1月,宪法修改,总统的任期延长至10年,并完全拥有了立法权和行政权。
路易离皇帝之位只差一步。
1852年11月,路易就是否恢复波拿巴王朝的世袭统治又搞了一次公投。
不出所料,有780多万张选票赞成恢复帝制,赞成率又比前两次公投都高。
又是12月2日,1852年,路易正式登基,法兰西第二帝国成立。
关于路易,还有很多可以扒的故事,比如跟大文豪维克多·雨果的爱恨情仇,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关系等等,先在此挖坑,以后再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