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什么赋予了一个政权的合法性？ 第1页

现代文明社会确认政权合法性的基本思路有两个：

一是政治哲学角度。基于“契约论”的观点，认为统治者必须取得所有被统治者的同意和授权，才具备正当性。从洛克的《政府论》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从美国的《独立宣言》到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这种主权在民的思想一脉相承，几乎是当今大多数西方国家主流叙事中唯一认可的思路。但这个思路的缺陷也显而易见：统治者不可能与每位公民签订“契约”（无论是明确的还是默许的），但每位公民都负有政治义务。所以西方国家会格外强调“参与式民主”或“代议民主”，因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治理代表一定程度对于“契约”的默认。

第二种更加务实的思路，是从道德哲学角度出发，基于边沁和穆勒等人的功利主义观点，不追究统治是如何建立的，而只以工具理性考察一个政权：只有使人民的幸福最大化，政权才具备正当性。这比较符合中国人的观念：人的首要价值不是自主性，而是幸福。这也是为什么虽然西方国家攻讦在它们眼中“不够民主”的政体时，也不得不称赞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成就和我们在扶贫上的投入。人民的幸福，而不是人民的同意，才是终极目的。对于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摆脱贫困是直接造福于人民、直指这个终极追求的。

其他合法性的来源，比如组织结构、规则程序，可以视作第一种思路的实现手段；行政效率、政绩等，依然在以工具理性审视政权，可以大体归入第二种思路。

不符合以上两种基本思路的，比如“君权神授”，在宗教国家或封建世袭制社会行得通，但在现代国家几乎不具备合法性了。按照韦伯对统治合法性的分类：传统型、个人魅力型和法理型，基本只有法理型在当代仍被广泛认可。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思路都过于理想了。我认为还有第三种思路，即消极证成：当没有更好的选择时，当前历史条件下最不坏的选择，也具备合法性。那些没有普及公民教育的国家、饱受战乱蹂躏的国家，常常是第三种情况。

无论是基于“契约”的“参与式民主”、令人民“幸福最大化”、还是历史节点上“最不坏的选择”，似乎都缺乏一个可量化的严格标准，或公允的第三方进行评判。所以即便有明确的证成思路，实际评判时，合法性也不是非黑即白的。罗伯特·道尔就把合法性比作一个蓄水池：低于某个水位时便岌岌可危了（详见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那几个说枪杆子里出政权，赢家制订法律的回答，可能是搞混了legality和legitimacy。两者翻译成中文都叫合法性，但政权的合法性显然是指后者，即正当性。只有legitimacy才能证成权力的使用 （justification to exercise power)。

仅仅依靠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暴力，也许可以声称自己符合法律（legal)，但显然缺乏正当性（legitimate)，是脆弱且易崩溃的。

评论区一直在纠结legitimacy的翻译。我再补充一句，“政权合法性”的概念本来就是西方舶来品，所以只能从西方思想中寻求答案。中国文化中并没有对应的概念：儒家文化强调道德原则，认为统治者遵守道德是恰当地行使权力的先决条件（类似于柏拉图的国王要做贤者的观点）。然而这只是一种规劝，“政权合法性”的概念从未经过真正彻底的探讨和思辨。

为什么中国法律中没有天赋人权的概念？

第一：日均热量摄入值。

第二：日均蛋白质摄入量。

统治其实很简单

能让老百姓不为吃饭发愁，就成功了一半。

能让老百姓不为吃肉发愁，就成功了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