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没有“倭寇”,却有着不逊明朝倭寇的南洋海盗。
明代倭患,是当代网络历史研讨的一个热点。自从大家知道倭寇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中国人,少数倭人只是中国私商雇佣的打手之后,往往对明代海禁政策口诛笔伐,认为是明代蛮横、愚蠢的海禁政策,逼迫商人走私,而后又逼迫私商成为倭寇。
鲜有人知的是,清代也有与东南亚国家勾结的南洋海盗,其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比起明代倭寇有过之而无不及。
按理,清代自剿灭台湾郑氏之后,不该再有海患。然而海盗之祸,却持续于康熙一朝,未曾中止。《清实录》之中仅仅是官兵或家眷被海盗袭击之事,就不绝于书。
清朝与明朝一样奉行海禁政策,故受到暴力打压的走私商人必然选择暴力护商,渐渐变得既商且匪,转为海盗。这是难以避免的事。不过就康熙一朝,海盗规模尚不是很大。
直到乾隆年间,因为乾隆的一项举措,才导致之后的乾嘉海防大危机。其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实属罕见。
按,明代倭寇突然激烈,是因为日本战国时代的混战,导致大量浪人出奔,为缺乏战争经验的中国东海海寇提供了职业兵员的补充。而清代海防危机,也与此类似。
乾隆五十三年,清朝发兵越南,干涉越南内战,折戟而还。安南的阮氏政权因痛恨清廷发兵攻打自己,于是支持本国国民为海盗,骚扰清朝海疆,这些“洋盗”当中,不乏退役的安南水军正规军,与中国南海的土盗结合,形成一股极为强大的力量。
当然,这两次海防大危机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明清朝廷非常不理智的一刀切决策。屯门西草湾之战以及宁波争贡的发生,导致封闭保守的嘉靖帝进行了全面海禁,而1757年,乾隆被广州十三行的官商们蒙蔽,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具体详见拙文《历史缝隙里的广州十三行)。这两次事件此后不久就发生了全面的海盗大爆发,我们不可认为没有关联。
如同明代有五峰船主汪直一样,清代也有这样一个人物,镇海王蔡牵。此人纵横沧海十五年,转战于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台湾海面,屡挫清朝水师,曾攻打厦门,登岸夺炮13门,并两次进攻台湾,声势比起明朝的汪直有过之而无不及。
汪直被史籍评价为【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简单地说就是仗义疏财又不吃窝边草,在岸上有不少眼线。蔡牵也是如此,在福建、广东等地,至今还流传着很多蔡牵行善好施的故事。
无论对于汪直还是蔡牵,都需要分两面辩证看待。革命党反抗满清时,认为蔡牵是反清英雄,这种看法可谓极为偏颇;然而现在的某一群白左圣母,譬如冷兵器吧的米南德之流,认为汪直被明朝的抑商海禁政策所迫,不能通商,不得已为盗,予以同情,并怒斥明朝不肯接受汪直的通商请求,对汪直进行捕杀;然而到蔡牵身上就换了一重标准,攻讦蔡牵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害民蟊贼,这是不对的。
清廷与蔡牵的缠斗,如果详细讲出来,怕是比明代抗倭的故事还要精彩,波澜起伏,异彩纷呈,如果放到《海贼王》里头,无疑可以又改编出好几个非常具有人气的人物。清代水师名将李长庚是蔡牵同乡,也是一生之敌,与蔡牵血战多次,胜多败少,然而终究马失前蹄,在广东黑水洋之战中被蔡牵逆风反杀,一炮炸成肉饼。
嘉庆帝对蔡牵等南洋海盗采取了分化瓦解的措施,一方面加强了广州十三行的通商力度,降低了海贸税率和门槛,对部分意志不坚定的海盗进行招安,一方面调集重兵围剿,并以外交手段使得越南方面放弃对蔡牵等人的支持。终于在嘉庆十四年(1809年),蔡牵被围于浙江鱼山,寡不敌众,沉船自杀。
蔡牵死后,各股海盗或灭或降,东南海防危机终告解除。
然而清朝中后期的东南海防危机,也显示出清朝水师的巨大问题。如李长庚奏疏:【蔡逆未能歼擒者,实由兵船不得力,接济未断绝所致。臣所乘之船,较各镇为最大,及逼近牵船,尚低五六尺。曾与三镇总兵原预支养廉,捐造大船十五号,而督臣以造船需数月之久,借帑四五万之多,不肯具奏。且海贼无两年不修之船,亦无一年不坏之杠料。桅柁折则船为虚器,风篷烂则寸步难行。乃逆贼在鹿耳门窜出,仅馀船三十,篷朽硝缺;一回闽地,装篷燂洗,焕然一新,粮药充足,贼何日可灭?】
王宏斌教授认为:清军水师从建军之初到19世纪中叶的200多年中,在技术方面变化不大。限制民船制造规模与技术,不仅阻碍了民船的发展与进步,而且严重影响到舰炮水平的提高。正是由于清廷对于外来入侵的海防危机认识不足,长期坚持以内盗为主要防范对象,导致海防失策,缺乏应变能力。清朝封建统治者持垄断严控武器的发展战略以及思想上的夜郎自大、固步自封,拒绝新鲜事物输入的惯性影响着制炮技术的发展。
当然,客观地说,明清火炮基本上是由国家严密控制的非流通物资。中国火器垄断政策从明代洪武年间就已开始,火器研制由国家统一严密监视,从火药配方到火器的制造技术和工艺流程,一概藏于密室。对于海船研究发展的限制,从明代就已经开始,但清代由于是异族坐天下,不信任汉人,防控尤烈,昧于接受外界技术成果,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知乎怎么竟是这种问题?因为倭寇已经被明朝剿灭了,清朝还哪里来的倭寇?嘉靖末年,东南倭寇就已经被戚继光、俞大猷等人剿灭了。
倭寇和海禁政策的关系也搞反了,不是海禁政策导致倭寇泛滥,而是倭寇的出现迫使明朝采取海禁政策。倭寇早在洪武永乐年间就已经开始为祸东南沿海了,当时的倭寇可都是真倭。永乐年间为防倭寇,在沿海地区设置59个卫,同时又调派大军加以打击。1419年,辽东总兵刘江率军在望海埚伏击倭寇,一举斩杀俘虏倭寇1600余名,史称“望海埚大捷”,致使倭寇在此后200年里不敢进犯辽东。但我国毕竟有长达18000公里的海岸线,此处不敢来,自会到彼处去。而日本此时则处在战国时期,也不能指望日本政府帮助剿灭倭寇,何况很多割据一方的大名本身就是倭寇幕后支持者。所以进入宣德年间后,明朝开始采取海禁政策抑制倭寇。明朝的海禁政策不同于清朝的闭关锁国,海禁是禁往不禁来,即不准民间私商出海做生意,但准许外商以朝贡的形式来华进行勘合贸易。这样一来,某些日本大名要来华贸易,就必须通过官方渠道,受官方挟制。他们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支持倭寇,甚至要自行剿灭倭寇以换取明朝官方的好感。然而,经济的发展使得海禁政策的弊端越来越显现,尤其是明中期东南沿海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高度繁荣,海禁政策下有限的官方贸易完全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于是就出现了东南沿海走私商人和倭寇相互勾结,共同牟取暴利的情况。此时的倭寇已不同于明初,10个里面,真倭也就1、2个,剩下的都是中国人。明世宗在处置倭寇问题上犯了较大错误,如果一开始能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放弃不合时宜的海禁政策,再施以分化瓦解等手段,或许可以避免后来的大乱。但明朝的内外政策向来以强硬著称,明世宗也不例外。在剿抚问题上,最终还是选择了剿。当然,最终是把倭寇剿灭了,但也使得东南沿海十几年里生灵涂炭,损失巨大。剿灭倭寇以后,明朝于隆庆年间开放海禁。与此同时,明朝在陆上也开放同蒙古之间的贸易。隆庆开关和俺答封贡标志着明朝内外政策发生转变,开始采取较为积极开放的态度来处理边疆问题,取得了显著效果。隆庆开关后,大量美洲白银流入中国,极大的刺激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资本主义萌芽。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也将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思想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本土科技的发展。
辽东的问题是在万历的手上直接爆发的,但是万历却没有在自己去世前解决。最终辽东就变成了大明的一个伤口,让大明不断失血。
如果能够遇到嘉靖那种皇帝还好,偏偏遇到了崇祯帝。刚愎自用,还有点儿死脑筋。本来只是伤口出血硬生生被搞成了大动脉出血。
所以啊,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因为你还真不知道你的后人是什么货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