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三太子是谁？为什么能折磨清朝的三个皇帝？ 第1页

序

据《明史》记载，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一共有7个儿子，分别为：第一子朱慈烺，第二子怀隐王朱慈烜，第三子定王朱慈炯，第四子永王朱慈炤，第五子悼灵王朱慈焕，第六子悼怀王(两岁殇，真实姓名不可考，野史称朱慈灿)，第七子悼良王(三岁殇，无名)。

这个名单跟其他史书的记载有出入。在另外一些史书中，第三子定王的名字变成了朱慈灿，第四子永王的名字变成了朱慈焕。

虽然是乱世中的末代皇子，但史书对他们的记载这么漫不经心，前后抵牾，连名字都记不清楚，这当中一定有蹊跷。要知道，历史记载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当权者想告诉世人什么东西，想掩盖什么东西，都会在其掌控的史书中得到体现。

在不同版本的历史记载中，朱慈焕究竟是崇祯第四子还是早夭的第五子，涉及到康熙年间一宗大案的定罪问题，因此他的身份认定尤其重要。清朝官修史书《明史》把朱慈焕记为第五子，貌似无心之举，其实用意颇深。我将在后面具体阐释这个问题。

无论正史野史，它们表述一致的是：崇祯的7个儿子中，第二子、第五子、第六子、第七子均早夭。当李自成的起义军攻入紫禁城前夜，崇祯的身边只剩太子朱慈烺、三子朱慈炯（朱慈灿）、四子朱慈炤（朱慈焕）。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崇祯自缢煤山之前，曾召唤三个儿子，命令他们改穿旧衣服，随后语重心长地说：“尔等今日是太子，王城破，即小民也，各自逃生去吧。”停了许久，又说了一句：“万一得全，来报父母仇。”

三个皇子乔装打扮后，被送出宫，他们以后的行踪，外人难以得知。

不过据说，护送太监将三个皇子献给李自成邀赏。李自成把这三个皇子当作收拾人心的重要筹码，遂封太子朱慈烺为宋王，其他两个皇子也被封为公爵。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亲征吴三桂，随军带上了吴三桂的父亲以及三个皇子，作为要挟吴三桂的人质，但未能如愿。

李自成的大顺军在一片石战役中惨败，退出北京西走。在这个过程中，三个皇子被大顺军裹挟着撤退，随后不知所踪。

太子朱慈烺

几个月后，北京城中，一位落魄少年叩响了明朝最后一任国丈周奎家的大门。

崇祯帝次女，太子的同母妹——长平公主朱媺娖，当时在外祖父周奎家里，与少年相见之后，掩面而泣。史书记载，周奎也给少年“跪献酒食”。他认定这个少年正是自己的外孙——太子朱慈烺。

但很快，周奎就说这个太子是假冒的，并上报帝国的新主人——摄政王多尔衮。

多尔衮下令辨别太子真假，找来明朝贵妃袁氏和东宫太监等一帮人辨认，都说这个太子是假的。但有几名内监坚持说是真的，结果这些说太子为真的人都被处死。御史赵开心在上疏中说了一句“太子若存，明朝之幸”，被清廷认为是留恋故明的流露，差点遭处死。

在杀了一拨“认为是真”的人之后，所有相关人员都指认太子是假冒的。

随后，这个被清廷认定为“伪太子”的人遭到处斩。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摄政王多尔衮公开表示：“有以真太子来告者，太子必加恩养。其来告之人亦给优赏。”但实际上，那些指认太子为真的人都遭惩处，而那些指认太子为假的人都得到奖赏。

至于长平公主朱媺娖，则在顺治二年(1645年)突然去世，当时她已经怀有五个月的身孕，年仅16岁。

太子的外祖父周奎的态度前后变化，颇为可疑。当代史学家何修龄通过查阅顺治元年清廷的赏赐记录发现，明朝投降清廷的外戚不少，但独有周奎得到“缎百匹、银百两”的重赏，推测唯一的可能是周奎在出卖、举报和指认“伪太子”一案中立功了。

后世史学家大多认为，此案中的太子其实是真的。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孟森论证指出，此案中被处死的所谓“伪太子”实为真太子，而被喊来证明太子为假的袁贵妃，其实才是冒牌货。

真真假假，成为明清易代之际一个重要的斗争工具。

在北京的“太子案”刚刚平息之后，位于南京的南明弘光朝廷又冒出来一个自称是朱慈烺的太子。

弘光帝朱由崧听闻消息十分紧张，对辅佐他的马士英说：“朕将何以自处？卿等细细查辨。”这话的意思是：如果此人真是太子朱慈烺，那我还有什么资格坐这个位子？

马士英心领神会，立马组织了一帮人对少年辨别真伪。

据说少年举止傲慢，众人不敢轻下定论，最后，被激怒的大学士王铎说了一个“假”字后拂袖而去。马士英等人于是拍板，一致认定此人为“伪太子”。

在接下来的审讯中，这个少年招供称，自己本名叫王之明，是万历朝一个驸马的侄孙，听人说自己和太子相貌相仿，乱世中突发奇想，假冒太子之名来求取富贵。

朱由崧松了一口气，赶紧命人将审讯记录颁行天下，以正视听。

应该说，南太子真实性非常低，王铎曾担任过太子经筵讲官，见过真太子，他的鉴定比较可靠。无奈，当人们相信一件事情背后牵涉政治阴谋时，真伪的认定就失去了权威性和说服力。尽管弘光朝宣布这是个“伪太子”，但反对者也可以站出来声称朱由崧为了保住自己的帝位，故意以真为假。

在武昌的军阀左良玉此时借口奉太子密诏，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出兵进攻南京。几乎与此同时，清军南下。军阀头子左良玉行至九江即病死，其子左梦庚继续率军前进，但在庐州被黄得功所部抵挡，清军攻破南京后乘胜攻击黄得功，最终得功卫主身死，梦庚降清，弘光帝被捕。

由于弘光朝的内讧是由以“南太子案”为代表的南渡三案引起的，有史学家指出，这个叫王之明的“伪太子”其实是清廷派出来的间谍，“借以蛊惑人心”，让南明政权“同室互斗”。不过，这一说法无法证实。

有意思的是，攻破南京城后，清军主帅多铎命人将关在狱中的王之明释放，毕恭毕敬地迎接、让座，并对南明降臣说：“此真太子也。”

此时此刻，多铎是南京城内的老大。他说太子是真，那就是真，没人敢质疑反对。

据说，多铎还将朱由崧的妃子，赐给了“真太子”王之明。

正如前面所说，太子的真假，全由政治斗争的需要来决定。多铎认为，树立一个“真太子”可以安定新归附的江南地区，所以就说王之明是太子朱慈烺。等到江南的秩序稳定下来，这个“真太子”遂遭到冷落。

次年，清廷将王之明，朱由崧和朱常淓等明朝宗室押往北京处斩。

朱三太子？

南、北两起“太子案”终结后，历史上再无关于太子朱慈烺的任何消息。但是，崇祯剩下的两个皇子——三皇子和四皇子，尤其是三皇子，开始以影子的形式频繁活跃在反清复明的舞台上。

这就是所谓的“朱三太子”——清朝入关七八十年间，一个最神秘的政治敌人。

据不完全统计，自顺治至雍正中期，帝国内部打着“朱三太子”之名起义、谋反或行骗的事件，至少发生了20起。其中最大的几起，都发生在康熙朝。康熙对“朱三太子”的记忆太深刻了，他曾说，在他在位期间：“匪类称朱三者甚多”。

随着明亡的年月越来越远，民间对崇祯之子的排序和名号的记忆也越来越模糊。起事者自称“朱三太子”。他们给“朱三太子”安的名字也千奇百怪，都是叫朱慈×，但几乎没有一个是一样的。有的叫朱慈璊，有的叫朱慈英，靠谱一点的，叫朱慈炯、朱慈焯、朱慈焕、朱慈焞等等，后面这些人至少知道明朝皇室子孙的名字里都有一个字要用五行做偏旁，而崇祯的儿子轮到用“火”字旁。

相比当时的南明政权，这些“朱三太子事件”给清朝造成的影响并不大。康熙继位后，除了台湾的郑氏集团坚持抗清之外，清廷基本实现了对明朝疆域的全面征服，此后，以“朱三太子”为旗号反清复明的事件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在云南起兵，扬言要在明年元旦把朱三太子推上帝位。

一个月后，消息传至北京，汉人杨起隆伪称自己就是“朱三太子”，并组织了千人规模的八旗汉人奴仆起义队伍，起义者自称“中兴官兵”，建年号“广德”，以头裹白布、身束红带为标志，约定十二月二十三日五更时分在“京城内外，放火举事”。因消息走漏，杨起隆提前一天仓促起事。

康熙获悉这起发生在天子脚下的“朱三太子事件”，极为震惊，命令关闭京师九门，缉拿起义者。史书记载，“获贼既多，斩头无地，以车满载出九门斩之，尸积如山，如是者八日”。

杨起隆随后成为仅次于三藩之乱首领人物的特级通缉犯，康熙一刻也不放松对他的缉捕。大约七年后，陕西汉中缉拿了一个自称“朱三太子”的人，后来又称自己就是杨起隆。康熙却认定，此人既不是朱三太子，也不是杨起隆，仅是杨起隆起义队伍中的一个逃犯，后来托名造反而已。又过了两年，康熙还不忘提醒帝国官员，别忘了缉拿杨起隆的事。可见这个伪“朱三太子”在康熙心中留下了多大的阴影。

对于此起彼伏的、大大小小的“朱三太子事件”，康熙一概十分关注，并亲自介入。真正的“朱三太子”或许从未现身，但已经在帝国的统治者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梦魇。

四皇子朱慈焕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一个可能是真正的“朱三太子”被捕了。

事情源于浙江的一起反清复明起义。张念一以“朱三太子”的名义起事，建年号“大明天德”，扬言“朱三太子要复中原”。起义失败后，张念一被捕，清廷在审讯中获悉一个可能是真正的“朱三太子”长期生活在江浙一带。于是，一张缉捕之网悄然张开。

大约两个月后，山东巡抚报告，在境内缉获了“朱三太子”，此人化名王士元(倒过来念“原是王”)。被捕后，“朱三太子”供称：“原姓朱，是明朝后裔，排行第四，叫慈焕，我二哥哥早死了，我与三哥哥同岁，自十岁，上就离开了。”

据其供述，当年，李自成大顺军自北京败退后，朱慈焕流落到安徽凤阳，偶遇一名姓王的明朝给事中，说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位老给事中收养了他，并为他改名王士元，随其子弟读书。朱慈焕十九岁时，王家突遭变故，朱慈焕再度流落江湖，几年后，他娶了胡姓女子为妻，落户浙江余姚，在家开设私塾，人称“王老先生”。

朱慈焕曾向密友透露过他非同寻常的身份，消息由此传开来。张念一等人得知后，遂拥戴这个“朱三太子”反清，这让朱慈焕很害怕，从起义一开始就四处躲藏。期间，他的妻妾、女儿、儿媳等人因官府通缉而上吊，三个儿子也被捕。他本人被捕后供述：“我从没有非分之想。遇见他们要妄为的人，我惟有躲避了，因劝不住他们，所以躲到山东，苟延残喘而已。”

在康熙的授意下，清廷对这个“朱三太子”的审讯规格定得非常高。朱慈焕祖孙三代七人被押解到京城，由九卿会审。

当时，朱慈焕已经75岁高龄，他对主审官员说：“吾今年七十五岁，血气已衰，鬓发皆白，乃不作反于三藩叛乱之时，而反于清宁无事之日乎？且所谓谋反者，必占据城池，积草屯粮，招买军马，打造军器，吾曾有一此乎？”

刑部认定他未参与谋反之事，但又下定论说：“朱某虽无谋反之事，未尝无谋反之心。”

然而，最终的定罪，却与谋不谋反无关。

几名大学士在联合审讯后，由张廷玉结案上奏说：“王士元自认崇祯第四子，查崇祯第四子已于崇祯十四年身故，又遵旨传唤明代老太监，俱不认识。王士元明系假冒，其父子俱应凌迟处死。”

所谓找到当年的老太监，且不说太监自身是真是假，即使是真，又如何认得当年仅十岁出头的少年皇子？要知道老皇子已经年逾古稀。可惜，明朝的继承人都必须死，这些连小孩子都骗不了的证据就把“王老先生”全家送上了黄泉路，四皇子本人被凌迟处死，所有儿子被判斩立决。

康熙要朱慈焕死，底下人自然明白怎么操作——假冒前朝皇子，这个罪名既能让清廷摆脱严苛无情的骂名，又能让不管真真假假的帝国潜在敌人消弭于无形。正如孟森所说：“以前朝皇子非罪名，务令以假冒为罪。”真是前朝皇子，那是没罪的，按清廷的宣传还必须优待，所以一定要说他是假冒前朝皇子，这样才能定罪。

就这样，75岁的朱慈焕被凌迟处死，他的儿孙也被杀。整个家族遭遇了灭顶之灾，无一幸存。

后来，清廷在修《明史》的时候，为了掩盖被杀的朱慈焕的真实身份，在崇祯几个儿子的排序和名字上做了手脚。朱慈焕自供是崇祯第四子，《明史》却记载崇祯第四子为朱慈炤，第五子为朱慈焕。因第五子早夭的事实众所周知，清廷就可顺势摆脱杀害朱慈焕的嫌疑，而进一步坐实康熙四十七年凌迟处死的这个“朱慈焕”是个冒牌货。这就是前面所讲的，历史书写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它可以掩盖一些事实，也可以制造另一些事实。

总之，康熙四十七年的朱慈焕之死，是清朝入关以来“朱三太子”最接近真实的一次现身了。此后，民间仍以“朱三太子”为反清复明的象征，但通通都是假托其名而已。

三皇子朱慈炯

之所以把这位皇子放在最后，是因为有关他的资料最少，但最有意思。

如果说，北太子为真，康熙年间抓到的朱慈焕也为真，那崇祯皇子只剩下一个三皇子下落不明了。

好巧不巧，民间反清也总是打着“朱三太子”的旗号

康熙十八年(1679年)，受命平定三藩的定远平寇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在湖南武冈俘获了传说中的明皇子，年底岳乐奉旨将明太子解送京师，杀害。

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军在湖南新化县一座寺庙内俘获了一个自称“明朝太子朱慈灿”的人。此人自述曾随李自成败军离京，后在河南出家为僧，流落江西、湖广20余年，因病还俗。康熙为此专门询问过明朝的老太监，最后含糊地认定“大约是假”，并将其处死。

同样是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栾川老君山有位据说是朱三太子的人病逝，遗民为他筑墓立碑，如果那人是真太子，那么享年51岁。如果那人是三皇子，那么享年48岁。

大概这一年死去的“朱三太子”当中有一人是真吧，也许也不是。

结

1644年清廷入关，对明朝臣民宣布：“义师为尔复君父仇。”我们是替明朝复仇来的，明清的共同敌人是李自成的农民军。这个口号很有迷惑性，一开始颇得明朝臣民的认可，连南明弘光朝都曾计划与清军联手打农民军。

清朝如何解释自己的政权合法性问题呢？大概是这么个逻辑：有间屋子，来了盗贼，贼不但抢东西，还杀掉了屋主人，而我杀掉了贼，所以我是这个屋子的新主人。

这套说法紧接着带来一个问题：如果屋子的原主人有继承人怎么办？

与“替明朝复仇论”相配套的是，清廷多次宣称礼遇和优待明朝皇室子孙。这是顺理成章的，你想啊，不可能我说替你报仇，完了把你全家都做了吧，这样狼子野心全暴露了，还怎样取信天下！

顺治在即位诏中，承诺明朝宗室贵族“首倡投诚，先来归顺，赴京朝见者，仍给禄养”，只要跟了我，你们的待遇不变，跟明朝一样。清军攻克南京后，重申“遇明朝子孙，素从优厚”。

康熙也曾在南巡期间，亲自祭拜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看到陵寝损坏严重，无人专职看守，遂表态说：“朕意欲访察明代后裔，授以职衔，俾其世守祀事。”

所以清朝统治者回答上面问题的答案是：房子我已经住着了，不可能还给你，但可以给原主人的继承人补偿。

但事实上，由于明朝实行同姓贵族分封制，皇室成员众多，且在各地拥有巨大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南明各政权正是拥戴各个宗室成员建立起来的。所以，清廷对明朝宗室势力颇为忌惮，表面上宣称要优待，要寻访后裔供起来，背地里却对有实力、有身份而可能对其统治构成威胁的明皇室成员采取了斩草除根计划。

怎样不动声色地斩草除根，这是个技术活儿。

康熙拜祭完明孝陵，交代当地寻找明代后裔，地方官最终以“虽经查访，亦难得实”——找了，但明代后裔身份无法核实而作罢。这是一种人畜无害的说辞，既顾全了皇帝的体面，又不至于真的找个明代后裔供起来，成为民间反清复明的象征。

事实上一开始还真的有人听信了清朝的宣传，将明朝后裔供养起来。

顺治二年(1645年)，大同总兵姜瓖(这个人也算是明末传奇人物)被叫到北京，由大学士刚林秉承摄政王多尔衮的旨意进行质讯，指责他在顺治元年(1644年)六月上表归顺清廷，七月却用明朝崇祯年号发给文武官员劄符，又拥戴明朝宗室枣强王，“此罪不小”。姜瓖跪在地上解释清兵入关之初人心未定，不得不采取一些权宜之计，“原不敢有二心”。

所以说，宣传是宣传，真要做起来就不一样了。更多的时候，清廷采用的是“假冒”的罪名，将真真假假的明代宗室成员，一概置于死地。

真身一旦出现，按照清廷的宣传，不仅不能加害，还要礼遇优待。这是清廷不愿意承受的结果。因此，不管真假，一概认定为假，这就有了正当杀害的理由，一劳永逸。这就是清廷的如意算盘。上文讲到的所有“明太子案”“朱三太子案”，全部被清廷公开认定为“伪太子”或“伪朱三太子”处死。仅有多铎攻下南京后，一度为了政治需要宣称那个王之明是“真太子”，但很快，“真太子”进北京后翻案，重新被认定为“伪太子”，匆匆处死。

但是，问题也来了。

清廷自以为以“假冒”之名可以从肉体上消除明朝宗室，却没想到，由于“真身”迟迟未被认定，导致后续有无数的“真身”冒出来。“朱三太子”在清朝入关后80年内层出不穷，成为孟森所说的社会反清复明的一种“公名”，正是因为清廷从未承认其中任何一个人是真正的“朱三太子”，所以民间始终相信真正的“朱三太子”还活在人间。这就叫“假作真时真亦假”，官方民间都可以从自身立场出发进行阐释，各取所需。

所以我们不妨开一个脑洞：假如清廷从一开始就“以假为真”，认定一个具体的人为“朱三太子”(哪怕事实上是假的)，并加以恩养。那么，以后哪怕真正的朱三太子现身了，他也难以自证为真，“朱三太子”这个名号的能量想必就会小很多，不至于折磨清朝几十年。

尽管雍正中期以后，“朱三太子”再未出没(此时“朱三太子”要在世，已经年近百岁，打他的旗号，有违人寿的常识)，但“朱三太子案”后遗症，仍然深深笼罩在雍正心中。雍正在他的《大义觉迷录》中说：“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

到了乾隆时期，一个虚构的人物——朱洪英取代“朱三太子”开始走红，成为反清复明的象征性人物。天地会的起源传说中，就主打朱洪英要复兴明朝的点，作为吸纳会众的共同记忆。这也算是“朱三太子”留给乾隆的一个恶梦，终其一生，他像他的祖父和父亲一样，对各种可能存在的聚众谣言和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妖术，都十分恐惧，必欲彻查追问到底。

康雍乾在所谓的盛世中，大兴文字狱，说到底也是这种政治梦魇在作祟。

无论他们如何严苛地打击人心，消灭思想，有清一代始终无法摆脱统治合法性危机，而且这种危机一直伴随到它覆灭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