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包产到户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第1页

　　先请问一下：诸位是认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或是认可“人有多积极地有多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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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某些人文章不看完就开喷，特补充此“摘要”，以方便某些习惯了百字微博文，看万字论证型文章有点为难的人找准喷点。

对于真正来讨论问题的人，建议思考下这个问题：你所讲述的，和你反驳者所讲述的，会不会都是“真实”的其中一面，而并非“真实”的全部？

摘要：

……联产承包真正的积极作用不在农业，而在工业，在国家总体发展；在于放开了农村自主经营，活跃了市场，放开了劳动力自由流动，保障了企业工厂对“自由、廉价、巨量、具一定文化水平”劳动力的需求……

……所以，我支持改革开放，支持对“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进行改革，并不绝对否定“包产到户”，承认它丰富农副产品、活跃市场的功绩……

……如果仅有“积极性提升”一个变量时，积极性确实能增产。……但就持续、稳定的发展提高而言，其路径只能是：因生产积极性而提高农业新科技和农业设施的学习、提升积极性，再以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实现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如果促使积极性提升的因素，是无助于甚至有碍于农业科技水平提升，那么就长远发展而言，这个“积极性提升”毫无意义。……

……如果仅就农业农村发展而言，“包产到户”明显是失败的……小农经济不仅是最为低效、最为阻碍技术进步的现存农业组织模式之一，并且极不适应市场经济。……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相关科技的研发、推广，及其工业化成果的应用是农业生产水平提高的唯一源泉……

……所以，也许……也许现实中的做法才是最好的。“包产到户”的功绩要承认，但“包产到户”所存在的问题必须实事求是，有清醒的认识，不容掩过饰非，讳败为胜，否则将遗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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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基本认同当年的人民公社大多积极性不高，并对其原因作了分析：当初群众对人民公社为什么积极性不高？

　　我对人民公社的总体分析和论述见：如何评价人民公社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这里不再赘述，有兴趣请通过链接去看。

　　二、毫无疑问，包产到户满足了千年以来农民“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成为自耕农的愿景，因而充分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克服了“人民公社管理者文化素质差，制度不完善，管理僵化科学性不足，监督奖惩机制不健全”等弊端，粮食单产在包产到户后的前3年平均增率达到8.48%，远超1962~1981年正常运行人民公社时期的平均增率（4.84%）。到1984年时创下历史最高记录，总产首次突破4亿吨；亩均粮产达到240公斤，约近解放初的4倍；人均粮食达到390公斤，约近解放初的2倍，而现在也不到480公斤；所以出现了诸位回忆中的黄金岁月。

　　但是——

　　包产到户后的前3年粮食总产增长率为9.07%、9.25%、5.17%，1985年为-6.92%。在1984年总产首次突破4亿吨后，要到1989年总产才稳定在4亿吨以上。

　　3年中粮食总产增长率最高是1983年（9.25%），并不及1962年（12.95%）、1966年（10.02%）、1970年（13.74%）、1973年（10.17%）的增长率，和1974年（9.14%）、1979年（8.97%）相当。

　　1981年到1984年粮食单产从188公斤增长到240公斤，但是，其中“积极性”增产效果究竟有多大？是否这52公斤就是“包产到户”的功劳？

　　为什么数千年“包产到户”粮食平均单产从不曾高过100公斤，1984年怎么就上了240公斤？是菩萨供的高还是风神龙王入了党？工业化之前的全国平均粮食亩产最高能有多少？

　　为什么高达8.48%的单产平均增率仅限于那3年，其后1985年至确定“以工补农”政策的2003年，粮食单产年均增率仅为1.02%？

　　（注：“以工补农”后的2004~2019年，年均增长1.77%；这证明农业潜力仍有，1.02%并非上限。这些潜力能因资金投入增加而释放，就能因农业技术提高而释放。）

　　即使以全程计算，1982~2019包产到户时期的粮食单产年均增率（1.93%）仍不及1959~1981年人民公社时期（2.92%）。

　　为什么？

　　三、事实上，80年代初农业丰收除“积极性”之外至少还有以下重要因素：

　　1、良种及农技推广。以汕优系列杂交稻和七三、农大系列等品种为代表的水稻、玉米、小麦、油菜、甘薯等作物的良种化，化肥、农药、农机推广，和包括高厢垄作免耕轮作预留行间套作肥水管理在内的耕作制度改革等等。而农技成果推广显现都有一定滞后性；如杂交水稻，60年代攻关，75年研成制种方法，80年代初全国逐步推开……而且原来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在惯性驱使下也还能发挥点作用。

　　2、化肥。建国初中国没有先进的合成氨工艺，只能依靠侯德榜的“碳化法合成氨流程制碳酸氢铵工艺”一步步的积累扩张达到了年产上千万吨，但有质量差成本高的问题。所以毛泽东在尼克松访华后即调动所有外汇启动了“四三方案”，其中化肥设计产能合成氨390万吨、尿素620万吨。1980年每亩（播种面积）化肥折纯施用量突破10斤并继续快速增长，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里起了明显的增产效果。

　　3、农田水利体系建设。80年代初全国有效灌溉面积占到了耕地1/3，抗灾能力有了较大提高，成灾面积/受灾面积的比例总体稳步下降。例如：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4年与1962年相比，成灾面积/受灾面积由44.8％下降到16.9％。而包产到户初期这些农田水利体系被破坏的还不算多，为抗御旱涝灾害的侵袭提供了重要的保证。成灾面积/受灾面积的比例：1962~1981年平均为39.8%，1982~2003平均为51.9%，2004~2019年平均为49.3%。

　　如果仅仅靠积极性就能解决问题，岂不又成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如果涉及到@罗汉果 等谈到的生活水平改善，就还有一个因素：

　　国家战略政策重大调整，大幅减少积累比重，增加消费比重。反映在具体政策上就是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缩小城乡产品剪刀差。这对于增强农村购买力，繁荣市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从1979年3月开始，陆续提高18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其中：粮食从夏粮上市起全国粮食统购价平均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棉花从新棉收购之日起，全国统购价格平均提高15%，北方另加5%的补贴，超购部分再加价30%；食用植物油统购价格全国平均提高27%，超购部分加价50%；生猪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4.6%,其他产品也分别提高20%-50%。79年11月开始，又对猪肉、牛肉、羊肉、禽、蛋、蔬菜、水产品、牛奶等八种主要副食品提高销售价格。1980年又先后提高了棉花、羊皮、黄红麻、木材、生漆、桐油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全国农副产品价格总指数，1979年提高了22.1%,1980年又提高了7.1%。同时，国家对农业生产资料的销售价格有计划的下降了10%-15%。这样1979、1980年两年国家每年用于调价的开支达80-90亿元，国家财政收入可以正常增长的部分基本都用于农业了。

　　四、为什么“包产到户”的粮食单产增长率仅辉煌了3年。

　　1、“包产到户后积极性高涨”在短时期内确实有增产效益。

　　如果仅有“积极性提升”一个变量时，积极性确实能增产。“包产到户”的增产效益就是建立在农田水利、农技推广等体系尚基本完备、未被破坏的基础上，以户为单位的子系统生产效率的短时期提高。

　　2、但就持续、稳定的发展提高而言，其路径只能是：因生产积极性而提高农业新科技和农业设施的学习、提升积极性，再以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实现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

　　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农业生产中，积极性所能解决的问题极为有限，其增产效益只能是一次性的，不可持续的；就农业农村整体和长期发展而言是无效。没有工业化，再高的积极性、再精细的耕作，全国平均粮食亩产也突破不了100公斤。

　　3、如果促使积极性提升的因素，是无助于甚至有碍于农业科技水平提升，那么就长远发展而言，这个“积极性提升”毫无意义。

　　从更长时间尺度的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来看，由于“土地分割细碎、生产单位小、散、多”天然就具有对农田水利等各个体系的破坏性。当农田水利体系、农技推广体系逐步瓦解、余辉散尽之后，农业农村尚未走出80年代就失去了光彩。“包产到户”是以牺牲未来、以透支方式破坏这些体系来获得增产效益。而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最终还是必须依靠，也只能依靠包括水利、化肥、良种、农膜、农机、农药、耕作制度改革等农业科技的进步。

　　这就是“包产到户”的粮食单产增长率仅辉煌了3年的原因。

　　有人提到“仅从粮食产量分析结果未免片面”。当然，林牧渔也算进去的话“包产到户”后的总产值数据要好看得多，例如：1982~2019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年均增率（5.58%），较1962~1981年正常运行人民公社时期的平均增率（4.73%）高0.85%，较1959~1981年的平均增率（2.87%）高2.71%。

　　但是，姑且不谈比较总产值就应涉及的通货膨胀问题，和计划、市场两种体系下的价格应如何比较的问题；其它如：林业增长的滞后性极强，高品质用材林在荒山植苗后20年还未必能用；渔业因科技原因在80年代以前只有4大家鱼（青草鲢鳙）+鲤鱼等淡水养殖技术，远洋捕捞、海洋养殖这些现在的“大头”当年却根本没法干；畜牧业以前以地方良种（土鸡土鸭土猪）为主，在80年代以后才有条件大规模引进、选育、推广约克夏猪、白洛克鸡等良种；生猪达到100Kg时间在1980年为200天左右，到1995年下降到150天左右；就连饲料问题也必须在粮食问题解决后才有可能解决；温室大棚虽然70年代就试验性推广，但大规模应用是90年代初大量廉价优质农膜产出之后才有可能……等等。林牧渔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工业化达到一定积累和高度之后，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包产到户”后的数据也并不那么好看了。

　　当然，仅仅0.85%也毕竟高了那么一点，所以我并不绝对否定“包产到户”，承认它丰富农副产品、活跃市场的功绩。不过这不是关键，关键是林牧渔产品是完全依赖于市场的，但是——

　　五、“包产到户”极不适应市场经济，严重阻碍技术进步。

　　小农经济不仅是最为低效、最为阻碍技术进步的现存农业组织模式之一，并且极不适应市场经济：

　　一是极为弱势。单家独户的小农经济在进入市场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规模的不对等，运输物流的不经济，所有的个体农户都必然是处于弱势地位，即使在有（更何况还未必有）政府尽责官员的大力援助下，也因不能与农资厂家或市民直接交易，而只能任由中间商盘剥鱼肉，购买生产资料和原材料要用零售价，出售产品又只能用比批发价更低的成本价。农民增产不增收成了常态，在天灾人祸时还要被转嫁风险承担损失，“蒜你狠”、“姜你军”都是中间商大赚，滥市滞销全是农民大亏。

　　二是极为脆弱。小农经济由于本小利薄，生产单位小、散、多，往往只能依靠宗亲关系进行一对一救助，缺少协同互助和有效组织，在遇到灾害时抗风险能力极低。如果政府或社会救助不及时不到位，或被转嫁损失后就只有破产一途。

　　因小农经济与社会化大生产大市场不兼容，土地的分割细碎、小农的保守、生产单位的小、散、多；对技术创新、更新失败的承受能力极弱，通常对新技术、新品种、新事物表现得极为保守，“一望二等三看看”是常态；只要今年产品还能卖就不愿为产品质量和长远利益增加投入加强管理，不愿承担一丝一毫风险；缺乏主动走向市场和积极接受新技术的意愿。

　　植保上70年代初就在提倡的“农业综合防治”因天生与小农经济犯冲再无可操作性，调节作物的播、植期，放养金小蜂、诱蛾灯、黄板、统一科学用药等措施基本全被滥用农药取代。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变得极为困难，所有对规模、标准、规格和技术水平有较高要求的农业模式都极难实现，一颗耗子屎打烂一锅汤成为常事。

　　有人提到：“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所以技术提升和积极性提升，都能增加生产力，增加产量”。如果在积极性提高的同时，农田水利体系、农技推广体系、农村基础教育体系等等，不发生改变，这句话绝对正确。但是：积极性提高了，由此而产生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导致抗旱能力下降了；积极性提高了，以前杂交水稻5年完成县域普及，后来杂交玉米要十多二十年；积极性提高了，不仅“农业综合防治”没法搞，而且基本是“半壶水”坐店经营“猜”病虫卖农药了……最关键的是：现在绝大多数农民对新技术毫无兴趣了！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回答所反映出的问题：积极性怎么让粮食增产？

　　（为防杠精，提醒一下，是“严重阻碍技术进步”，并非“毫无技术进步”，毕竟如杂交玉米十多二十年也还是推广普及了）

　　所以，前面提到的“路径”：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新技术学习积极性提高=》农业技术水平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提高，现实情况是这个链条一开始就断了。这个“积极性提升”既不适应市场经济，又严重阻碍了“技术提升”，你这个“积极性提升”还有意义吗？

　　好比一个网游新装备，敏捷+2、体质-1、力量-1、智力-1、法力-1、抗性-1、幸运-1，这个装备如何？

　　如果仅就农业农村而言，这些捆绑而来的问题，让“积极性”变得毫无意义。

　　小农经济所导致的农田水利困境、农技推广困境和产业结构调整困境等等一系列问题，正是农村荒废、农田荒芜的“三农问题”的根源。小农经济（包产到户）是否已到最后的末路？

　　六、中国农业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是什么？

　　80年代初中国农业农村改革并未能实现其纲领性文件——1982年1月1日《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所描绘的蓝图，所以其结果是失败的；但其过程确实是成功的，至少在80年代农村绝大多数人是满意的。

　　当年成功的基础是：

　　一是转型阶段并非径直把农民推向市场，而是在大幅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产品收购价，制订保护价政策的同时，逐步放开。

　　二是80年代初中国粮食亩产达到了200多公斤，是当年世界平均单产的3倍多，是现今印度两倍；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1/3，超过现今印度；识字率近80%，超过现今印度；人均寿命68岁，和现今印度相当；……

　　有了“挥霍”一时的资本，虽然此后这些指标都曾出现了停滞甚至下降，但勉强支撑农业农村熬过了90年代，熬到了国家有钱“以工补农”的时候。

　　所以对印度这次闹得沸沸扬扬的农业改革，我是极不看好：如何评价印度2020年农业改革对经济、农业和农民群体的影响？

　　再看看印度现在的农业生产水平、农技推广体系、农田水利体系、农村基础教育体系、农村基础医疗体系和农村组织结构和管理水平，其农业改革即使不能说是毫无准备和保障，但“周密的准备和基础的保障”是远远谈不上的。对比中国仅用十年左右就已在全国所有适宜地区全面推广杂交稻，印度自1987年引入制种技术起至今已30多年，在6.6亿亩水稻播种面积中杂交稻仅占6.8%，这就是他们的农技推广水平。

　　相信湿婆神会保祐印度不会出现大动乱吧。

　　而没有前30年的努力（或者说“压榨式积累”），中国农业农村情况并不会比印度好多少。

　　七、农村基础教育体系等

　　除了农田水利体系、农技推广体系之外，还必须关注农村基础教育体系完成所带来的文盲率降至20%，高中毕业生达到历史峰值726.5万人等等，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在我曾从事的杂交稻和玉米制种工作中，因为和农户是较长期、深入的合作关系，就有所了解和体会：如果是高中毕业生，对花期调控、去杂去雄等概念的理解领会，对新事物的接受、学习就要快得多，很快就能成长为技术骨干协助指导其他农户；即使后来出去打工其收入、成就普遍也更高。当然也有励志的例外，但个例代表不了现实。文盲在工业社会只能是累赘，大学毕业生比中学毕业生，中学毕业生比小学毕业生能实现更高更好的价值（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这才是普遍、正常的现实。

　　但那一大批“小农”眼中的“闲人”（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农民技术员），“超前发展”建设的农田水利体系、农技推广体系、农村基础教育体系、农村基础医疗体系，在“包产到户”后国家财政尚无力支撑的情况下就只能下岗、解体了。

　　如果是真正熟悉农村的人就应该知道90年代乡镇“中心工作”就是“催粮催款，刮宫引产”却连工资也无法足额发放的窘境。农技推广、农田水利维护管理等工作无人问津；毁林开荒，毁渠耕作，毁地作窑挖沙挖塘等等屡见不鲜；农民文化素质远高于60年代，农技推广难度却百倍于公社时期。因家长短视+“积极性高涨”纷纷要求学生缀学回家务农，再加上学制调整等原因，在包产到户后最辉煌的、粮食总产首次突破4亿吨的1984年，高中毕业生居然从峰值726.5万人暴跌到189.8万人！比峰值锐减73.9%。此后因提留统筹款在联产承包后难以足额收取，财政又无力补贴的情况下，工资（补贴）打白条、拖欠数月数年导致大量优秀民办教师流失、乡村民办学校关闭；从1983年始的整个80、90年代高中毕业生人数徘徊在200多万，农村基础教育倒退回了1972年以前的水平；直到“以工补农”重新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增加寄宿制等各类补贴后，2006年高中毕业生人数才恢复到727.1万人。

　　这实质是牺牲未来、以透支方式破坏这些体系来获得增产效益。

　　八、我的观点

　　1、联产承包真正的积极作用不在农业，而在工业，在国家总体发展；在于放开了农村自主经营，活跃了市场，放开了劳动力自由流动，保障了企业工厂对“自由、廉价、巨量、具一定文化水平”劳动力的需求。

　　所以，我支持改革开放，支持对“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进行改革，并不绝对否定“包产到户”，承认它丰富农副产品、活跃市场的功绩。如何评价人民公社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2、但是，我坚定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相关科技的研发、推广，及其工业化成果的应用是农业生产水平提高的唯一源泉。

　　坚决反对把80年代前期的高增率完全归因于联产承包的说法。这种说法在政治上倒是简单明了，但违背了科学规律和实际情况，经不起任何推敲。如果把80年代前期的高增率完全归因于联产承包，那么其后的低增率甚至停滞又是什么原因？

　　更关键的是其后果：现在农业工作理论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当提到现在农业的问题和出路时，几乎都认可土地零碎阻碍了农业发展，“小农经济”不利于农业现代化，认为农业集约化、产业化才是唯一出路，但是对“包产到户”，依然只能是肯定了又肯定。当然，“治大国如烹小鲜”，但这种理论上的暧昧及其对法规、文件指导精神的影响遗患无穷。

　　3、如果仅就农业农村发展而言，“包产到户”明显是失败的；其增产效应是以牺牲未来、以透支方式破坏体系来获得的。

　　如果仅有“积极性提升”一个变量时，积极性确实能增产。但就持续、稳定的发展提高而言，其路径只能是：因生产积极性而提高农业新科技和农业设施的学习、提升积极性，再以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实现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如果促使积极性提升的因素，是无助于甚至有碍于农业科技水平提升，那么就长远发展而言，这个“积极性提升”毫无意义。

　　虽然中国农业农村改革初衷不是搞小农经济，但因其半途而废却成了实质上“半工业化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不仅是最为低效、最为阻碍技术进步的现存农业组织模式之一，并且极不适应市场经济。

　　4、所以，我支持的是以“法规明确、制度规范、自愿参加、自主经营、民主管理、形式多样、因地制宜、技术援助、政府补贴、保险保障”原则组建的集约化农业。我国农业改革的逻辑以及进一步改革的思路是怎样的？

　　5、“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管理有问题、不适应新形势，肯定必须改革，但之后的联产承包同样极不适应市场经济为什么就不能说了？

　　当年没钱没技术没办法进行进一步改革、整合为协会或合作社，半途而废也情有可原，但为什么现在新形势下依然只能是肯定了又肯定？

　　在这个问题下为“包产到户”辩护的，有几人是真正了解农业农村农民并为其利益而辩的，否则怎么会对“三农问题”毫无了解和思考？对“小农经济”在市场中的弱势和脆弱毫无了解和思考？

　　6、短期数据可以造假，但长期数据，尤其是单产变化、化肥农药用量、良种推广率、水利建设，等等，还有我亲手实施的品种比较和肥效等试验数据，能相互关联相互映证、且演进逻辑清晰的情况下，怎么造假？在以“包产到户”为政治正确的大环境下，谁来为公社造假？

　　7、“群众意愿”肯定必须尊重，但尊重不等于必须盲从，否则就是“民粹主义”。

　　成为自耕农是千年以来农民的愿景，但在历史大潮前，“群众意愿”未必是正确和必须迁就的；难道铁路建设会因“百万漕工”的“群众意愿”而废止？如果完全按“群众意愿”，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成功，因为其必须建立在多年“压榨式积累”后的“周密的准备和基础的保障”之上；但因大多数人都不愿意为了未来而降低现实的生活水准，如要迁就“群众意愿”就只能坠入今天印度的困境。

　　8、所有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都只能基于以农业相关科技的研发、推广；但并非所有农业相关科技的研发、推广都能带来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

　　不能带来可见的农业生产水平提高的农业相关科技研发、推广有几种情况：（1）发展方向错误；（2）脱离现实或者过于超前；（3）科技研发推广所带来的农业生产水平提升效果被其它因素“吃掉”了。

　　农业相关科技的研发、推广，及其工业化成果的应用是农业生产水平提高的唯一源泉。所以，在我看来，有利于科技研发推广、有利于其效用发挥的农业组织方式就是好的，制约科技研发推广和误导发展方向、不利于其效用发挥的农业组织方式就是坏的。

　　9、看了看回答和回复，现在支持“包产到户”的主要观点已经是“包产到户有利于农副产品生产，放开了农村自主经营，活跃了市场,‘把农民从土地上释放了出来’”了，可这些我并不反对啊？！但另一方面，“仅就农业农村发展而言”，“包产到户”最大的问题就是对农技推广极不友好，不利于科技效用发挥，并且极不适应市场经济；却没人能提出反对，和反驳的论据。

　　而这才是我不支持而仅仅“不绝对否定‘包产到户’”，认为“仅就农业农村发展而言，‘包产到户’明显是失败的”的关键。

　　九、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本节摘录于我的其他文章）

　　最后不得不再次强调“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在我的文章中已经是多次强调过，但因总是被绝大多数人忽视而不得不老生常弹。

　　就以杂交水稻为例，人人知道袁隆平，但有几人知道始于1965年盛于七十年代50多万人次参加、常年育制种面积超过10万亩的“南繁”？

　　杂交水稻只是“南繁”众多成果之一，只是建国后的三次水稻品种大更新之一；50~60年代以矮脚南特为代表的水稻矮杆化，60~70年代以桂朝2号为代表的水稻中杆化，1976年以后以汕优系列为代表的“杂交化”，在其它因素共同作用下每次都将水稻全国平均亩产提高了20~30%。

　　并且，水稻之外还有玉米、小麦、油菜、甘薯、高粱等作物的良种化；

　　并且，良种之外还有化肥、农药、农膜、农机推广和耕作制度改革……

　　并且，作物之外还有畜种调配、经作引种推广、（棉、桑、桐、棬等）工业原料基地建设、产业结构调整……

　　从初期以县、社原种场和队良种田为网络的“四自一辅”（自选、自繁、自留、自用、辅以国家调剂）到“三有、三统一”，再到后来的“地提、县繁、社制”（地市制原原种，县制原种，社制生产用种），一步步建设了良种更新提纯推广体系。以此为基础，以县办农科所、公社办农科站、生产大队办农科队、生产队办农科小组组建的“四级农科网”，在1975年有了1140个农科所，26872个农科站，四级农技人员1100万人，试验田4200万亩……前述工作得以完成的基础正是这历尽古今中外都堪称性价比最高的高效农技推广体系。

　　强调一个关键词：“性价比”。在工业国家，高效农技推广体系并不鲜见，但象当年的农技推广体系如此高度适合中国这种既缺钱又缺人（专业技术人员）且推广对象受教育程度极低的国情的却绝无仅有。因为“四级农科网”的骨干固然是专业科班的农技干部，其关键却是最高峰近千万人的不脱产、不领工资挣工分、来自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农民技术员。虽然和赤脚医生一样是矮子中选高个，也有“关系”问题，也有受教育程度低、素质良莠不齐的问题，但这种推广者兼具生产者双重身份，推广者与推广对象从属于同一经济组织，在来源、身份和利益上的完全一致和相互沟通毫无障碍的模式，确造就了性价比极高、极为务实、接地气的农技推广体系。注意，这里“性价比”的真正含义是通过体系（培训、组织等）建设，让一些普通岗位的人实现超常的价值。农民技术员的首要属性是农民，学历也就初、高中，能发挥巨大作用的原因在于体系。所以一旦体系崩溃后，他们就只是一些农技水平较高的农民，如果自己不主动学习迟早也会泯然众人。

　　这个体系是今天无法复制的，也是如今每年仍在下达“农民技术员”培训任务却在农技推广上难见成效的原因。不谈耕作制度改革和化肥、农膜等的推广，仅就品种而言，据我为写论文所查阅到的资料，我所在的偏远山区县在上世纪50年里普及性推广种植的品种就达到了近80个，如此高的品种更新速度绝不可能在传统社会和自然经济下实现。

　　而现在，乡镇以下的农技推广体系实际上已全面崩溃，绝大多数乡镇农服中心的人唯一和农业有关的事就是（私人）卖种子农药。另外，由于商家多是“半壶水”坐店经营，只能根据农民拨来几片叶子“猜”是什么病虫，下“大包围”用药。所以曾看到有商家给农民“配”的农药中有大半是不对症的，明明是黑尾叶蝉为害，该用叶蝉散或杀虫单等杀虫剂，偏偏开了一堆粉锈宁、井冈霉素、三环唑等5、6种杀菌剂，再加上一瓶乐果。某些无良商家更把“新品种”、“新技术”当成了诈骗手段，让情况更为复杂了……90年代推广杂交玉米时，我就亲身体会过把杂交玉米种子送到农户手上也不愿种的事。

　　农技推广是农业增产增收的前提，只有以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为媒介，传授推广良种、化肥、农药、农机、农膜的正确使用方法，改革耕作制度，实现良种良法配套和产业结构调整，尽快把科技和工业化成果转化为农业生产力，才能实现农业增产增收。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不是NPC，农业发展不是某些人想象中那样只要点了某个键所有NPC就会了某个技能！其每一步都必须为之因时、因地、因作物、甚至因人制宜地想办法、用措施。而现实是如此复杂，所以会有象秸杆焚烧这种在技术上说解决毫无难度，却实际上极难解决的痼疾。

　　另一方面，即使是现在、和期望中的未来，合作社相对于家庭农场依然有无法弥补的优势：可拥有从属于农业生产组织自身的农技研究推广中心，实现“科研与一线生产紧密结合”。

　　首先，家庭农场不可能有自己的研究中心。家庭农场以家庭为经营单位，没有能力长期雇佣达到一定数量的专业人员从事研究推广工作，所以只能依赖于商业公司提供的技术服务。

　　其次，农业生产和农科研究推广必须紧密衔接才更利于农业发展，而商业公司下属或（政府的）独立研究中心与农业生产的衔接紧密程度肯定比不上合作社下属研究中心。

　　最后，商业公司的利益与农业农村综合效益、长远发展的要求并非完全一致。在依赖于或需借助商业公司提供的技术服务的情况下，谁来主导方向就成了关键。一种情况：如中国、美国，是数亿农民或200万农场主对数十大型商业公司（含进入国内市场的外国公司，后同）；另一种情况：如荷兰、丹麦，是十来家全国联合的合作社对数十大型商业公司。而在这种博弈中是哪方的组成数量少，哪方就更易协调立场最大地争取利益；如果其中一方有垄断巨头更是胜负已定。所以，这两种情况下分别是谁能主导方向不是一目了然吗？

　　更不用说合作社下属的研究中心和商业公司下属的研究中心会围绕谁的利润而工作的问题了。

　　一旦农科研究方向由商业公司主导后，如果没有政府的正确、清醒、强力的行政介入和巨额资金投入来纠正农科研究方向，农民就只有虚假的选择权利了。

　　如果有足够的利润，没有需求商业公司也会创造需求；如果没有利润，商业公司就会无视政府的要求和农民的需求。再符合农业农村长远发展要求的低价、高效、安全的技术，即使农民效益再高，只要商业公司没有利润或不好找利润切入点，他就不可能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去研发、推广这个技术。

　　例如，面对绿色农产品的需求。一方面，在小众农产品上，商业公司可以妖魔化农药、化肥、转基因，通过炒作来创造需求，以销售价格极高的“生态产品”。另一方面，在大众农产品上，商业公司可以研发并提供高价高效低毒低残“绿色农药”的选项，但不会提供“高效廉价安全的农业综合防治方案”的选项；虽然后者可以大量生产真正绿色的大众农产品。

　　原因就是“农业综合防治方案”商业公司没有利润或不好找利润切入点：利用金小蜂防治越冬红铃虫，利用赤小蜂防治蔗螟，利用苏芸金杆菌防治玉米螟和粘虫……等，必须配套综合防治方案且效率太高以至利润微薄（几亩地的农药钱就能管数十上百亩，有时还能重复利用），所以商业公司利润只能依靠收取综合防治技术方案的指导服务费。但收取指导服务费又必须向每个家庭农场派遣“半常驻”的技术服务人员实地指导及时应对各种情况，实现另一种形式的“科研与一线生产紧密结合”。可由此增加的巨额人员费用又将吞噬商业公司利润，而且指导服务费也不见得能一直收取；远远不及单纯研发推销各种“绿色农药”的利润稳妥丰厚……极端一点，如果改变耕作制度、实行轮作和间作套种、选用优良品种、调整播种期、合理肥水管理、消灭病虫草源、生物防治、科学节制用药等，就能基本控制病虫草害的技术方案完全成熟并全面推广开，虽然农民短期和长远效益都将大幅增加，但农药销售产值和植保方向商业利润都将至少下降一半。所以如美国的高科技规模农业，也没有商业公司尽力研究和推广农业综合防治技术。以至其研究应用水平并不比中国高多少，远不能与其“高科技农业”相称，所有商业公司的植保方向业务全都走向了“绿色农药”的“阳光大道”。

　　从属于农业生产组织自身的农技研究推广中心，可以与一线生产无缝衔接，研究推广服务人员工作的核心部分是在农场、田间、果园完成，而非在商业公司办公室、试验田或培训中心进行决策、研究并把他们的成果推荐给农业经营者，甚至只是围绕商业公司的利润而工作。这显然更能适时地针对长远发展的需求和具体生产条件、制约因素开发新技术并进行试验，同时针对具体情况进行示范、推广工作，各种农业技术能够方便、高效、实用地提供给农民使用。从现实来看，以色列、荷兰、丹麦等国的农业合作社或合作社的下属公司基本都有自己的研究中心；基布兹等合作社的下属企业：耐特菲姆公司、伯尔梅特公司等等，他们因应以色列恶劣气候的科研方向和应用，如良种培育、水肥药一体化滴灌、保护地栽培技术（精准控制湿度减少病害等），等等，证明了：他们立足于农业长远发展和综合效益而非公司短期利润的科研方向明显优于被孟山都、先锋等垄断巨头主导的美国农业。

　　所以，正确的科技发展方向和高效的农技推广体系，正是中国农业最为缺乏的。

　　在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基本崩溃后，其空间多被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商业公司占领。先不说乡村门市销售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只坐店经营不到田间地头等问题，仅是农科研究机构被商业公司主导，农科研究由与生产一线结合变为与市场营销结合，就已经让“正确的科技发展方向”已相当困难。没有政府的引导、支持、补贴，没有农业生产一线的参与、协作，在利润驱使下，商业公司的农科研究和农技推广行为就只会引导农户更多地、无上限地增加投入化肥、农药和各种农机具等生产要素，而不是“合理配置各项生产要素，使其得到最佳组合和最优利用……”。结果就是现在中国农业在有美式的高劳动生产率之前就有了美式的高消耗，能量的“投入产出比”逐年下降，甚至亩均化肥、农药用量已远高于美国，土壤污染和退化愈演愈烈……以消耗6000万吨化肥（折纯）200万吨农药（原药）260多万吨农膜为基础年产6亿多吨粮食，这是中国工业的骄傲，却是农业的耻辱。

　　所以，我对现在解决农药化肥滥用问题、农产品安全问题、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农村生态问题、农业生产水平普遍性提高的问题，毫不乐观。

　　十、补充：

　　有人提出：“林毅夫在发表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上的论文 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中，使用了28个省份 1970到1987年的农业生产数据，以要素四项投入：土地、劳动力、资本和化肥为常规变量，并加入了时间趋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价格变化等变量，并把省份作为dummy variable，构建以下模型：……结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业增长的最大贡献者（解释了48.64%）， 其余所有的要素投入贡献合计45.79%，其中化肥使用贡献了32.2%。”

　　但是，我认为这篇论文有以下问题：

　　1、要素过少，农业科技推广的构成不仅有化肥，还有良种（杂交水稻正是80年代初推广的）、农药、耕作制度改革，等等。

　　2、时间过短，较高的单产增率实际仅限于那3年；其后1985年至确定“以工补农”政策的2003年，粮食单产年均增率仅为1.02%。

　　（注：“以工补农”后的2004~2019年，年均增长1.77%；这证明农业潜力仍有，1.02%并非上限。这些潜力能因资金投入增加而释放，就能因学习新技术积极性的提高而释放。）

　　如果是现在写这篇论文，1982~2019包产到户时期的粮食单产年均增率（1.93%）不及1959~1981年人民公社时期（2.92%）。

　　3、当然，如果是现在写这篇论文，重点肯定是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例如：1982~2019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年均增率（5.58%），超过了1962~1981年的平均增率（4.73%）。这个数据就要好看得多。

　　但是这样就必须引入更多的科技要素：

　　例如：渔业因科技原因在80年代以前只有4大家鱼（青草鲢鳙）+鲤鱼等淡水养殖技术，远洋捕捞、海洋养殖这些现在的“大头”当年却根本没法干；畜牧业以前以地方良种（土鸡土鸭土猪）为主，在80年代以后才有条件大规模引进、选育、推广约克夏猪、白洛克鸡等良种；生猪达到100Kg时间在1980年为200天左右，到1995年下降到150天左右；就连饲料问题也必须在粮食问题解决后才有可能解决；温室大棚虽然70年代就试验性推广，但大规模应用是90年代初大量廉价优质农膜产出之后才有可能……等等。林牧渔业的产业提升必须建立在工业化达到一定积累和高度之后。

　　4、王征兵《科技对粮食增长的贡献及粮食科技发展的方向》科技对粮食增长的贡献及粮食科技发展的方向 ：“科技进步对粮食增长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一般用科学进步贡献率来定量地测定科技对粮食增长贡献的大小。研究结果表明，1978～1996年的18年间，粮食增产诸因素中技术进步贡献率最大，占48%，其次为化肥贡献率占35%，其他物质投入贡献率占14%，劳动力贡献率5%，而气候条件的贡献率为-2%（即造成2%的减产作用）。

　　5、还有：

吉安县水利设施最后一公里问题困扰庄稼人--江西新闻网

打通农田水利建设“最后一公里”

经济日报：打通农田水利建设“最后一公里”

　　全国人大代表李亚等人所提到的“五小水利”设施损毁严重，“缺乏后期管护，责、权、利不明确，表面上‘人人有份’，实际上‘人人无责’，形成政府建成后管不了，群众使用又不管的局面”，其实质是农户分散经营与水利设施的不可分散性和公共性之间的尖锐矛盾，农户土地细碎无法协调利益得失造成的“最后一公里”难题。这个难题并不是单纯由国家投入巨额资金就能解决的，并且连民生方面如交通、饮水、卫生等基础设施也有相同的问题。

　　6、如果进一步考虑到一直呼吁的“农民增产不增收”和“三农问题”的本质：小农经济不仅是最为低效、最为阻碍技术进步的现存农业组织模式之一，并且极不适应市场经济……

　　所以，在这个问题下为“包产到户”辩护的，有几个是真正了解农业农村农民并为其利益而辩的，否则怎么会对“三农问题”毫无了解和思考？对“小农经济”在市场中的弱势和脆弱毫无了解和思考？

　　7、人民公社不适应新形势，必须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我承认；人民公社问题多，问题严重，管理者文化素质差，政企不分，制度不完善，管理僵化科学性不足，监督奖惩机制不健全……这些我都承认；但它有一个优点是小农经济（包产到户）永远也不可能有的——就是利于农技推广，利于产业化。只要它有这个优点，即使有再多的问题，在剥离“为盘剥农村而附加的行政职能”之后，在参考荷兰、丹麦、以色列等国农业合作社管理制度进行“进退自由、自主经营、民主管理、科学管理”的制度改革之后，仍然有巨大的优势和发展的前景。而无论包产到户有多么美好，只要它不利于农技推广，不利于产业化，它就是没有前途的绝路。　　

　　实际上在《如何评价人民公社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中我就写过：

　　经历20多年“最大限度压缩消费和最大程度地盘剥农村”以农补工后，1979年工业产值已超过农业产值3倍多，农业税（不含提留、剪刀差等）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则下降到了5.5%，工业体系基本成形。在这种情况下，维持“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已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但仅就农业农村发展而言，最理想的情况是：人民公社应当剥离“为盘剥农村而附加的行政职能”，政社分离，重组为单纯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而不应全面解体，复辟小农经济。

　　但是，考虑到进一步工业化过程中对“自由、廉价、巨量、具一定文化水平”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如四川深山区耕地散布于山林沟崖之间，根本无法集约化规模化管理，公社效益确实不高，只能先包产到户再在适当的时候退耕还林的情况和类似情况；50%以上的条件较差（平均水平以下）的人民公社可以解散并包产到户。

　　而条件较好，生产水平较高的人民公社应当用一定的优惠政策引导促进，以“法规明确、制度规范、自愿参加、自主经营、民主管理、形式多样、因地制宜、技术援助、政府补贴、保险保障”的原则，或以生产队（大队、公社）为基础重组为类似基布兹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或重组为类似莫沙夫、荷兰模式的“合作社”，或其它形式（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等）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种子”保留下来的这三种模式应该各占10%以上。这样，经过经济转型和市场冲击后，每县有10~100家多种形式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发展壮大，起到探索道路、引导示范作用就极为理想了，就不会陷入现在大力提倡合作社却无路可走的尴尬境地。

　　但是，这样的情况虽然最有利于农业农村发展，对当时的中国是否就是最优方案？

　　选项太多，模式太多会不会造成思想混乱，让僵化的极左派和自以为是的冥煮派有机可乘，以至改革开放政策失去其基石——农村广泛稳定的支持？会不会造成改革开放半途而废或在大动荡中倾覆？

　　我也不知道。

　　所以，也许……也许现实中的做法才是最好的。“包产到户”的功绩要承认，但“包产到户”所存在的问题必须实事求是，有清醒的认识，不容掩过饰非，讳败为胜，否则将遗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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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下：“人民公社是工业化的唯一可行方案的依据”

@陈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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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arhabi 的问题：

1、人民公社如何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如部分公社冗员多，或生产队长、公社会计及其家属等不干事却有收入，同时利用自己的生杀大权徇私枉法，贪污腐败，如何解决？

2、多数农民干活不积极，不参与劳动，或劳动偷懒不出力，导致生产萎靡，年年吃国家周转粮，如何在公社制度下提高积极性？

3、如农民不希望继续从事农业，而希望前往城市工作成为“农民工”，或希望读书上学、接受高等教育，其诉求能否在公社制度下实现？如不能实现，是否能有效阻止其外流？

回答如下：

5、……

所以说，“超前发展”和“政社合一”是人民公社的两大弊端，由此造成的管理者文化素质差，制度不完善，管理僵化科学性不足，监督奖惩机制不健全，大大增加了农民的苦难。

但作为一种临时措施，其强大、迅速的动员组织协调能力又是“盘剥”农村，兴建农田水利和农技、农机推广，建立规模化工业原料基地等所必须的。

6、经历20多年“最大限度压缩消费和最大程度地盘剥农村”后，1979年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3倍多，农业税（不含提留、剪刀差等）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下降到了5.5%。在工业体系基本成形的情况下，维持“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已既无必要也无可能。

7、仅就农业农村发展而言，最理想的情况是：当不再需要“盘剥”农村以农补工后，1980年人民公社应当剥离“为盘剥农村而附加的行政职能”，政社分离重组为单纯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而不应全面解体，复辟小农经济。……

条件较好，生产水平较高的人民公社应当用一定的优惠政策引导促进，以“自愿参加、自主经营、政社分离、民主管理、形式多样、因地制宜”的原则，或以队或大队或公社为基础重组为类似基布兹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或重组为类似莫沙夫模式的“合作社”（也和日本的“农业协同组合”相似），或其它形式（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等）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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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 @陈钢 及其他人因不看文章而提出的其它问题和反驳，请自己在文中找答案。

春过雪消：工业化之前的全国平均粮食亩产最高能有多少？

春过雪消：地主阶级是怎样阻碍生产力发展的？

春过雪消：如何评价人民公社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春过雪消：小农经济（包产到户）是否已到最后的末路？

春过雪消：我国农业改革的逻辑以及进一步改革的思路？

春过雪消：194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水平和规模在世界上能排到什么等级？

春过雪消：如何评价建国后、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工业体系？（近现代史之核心：国家工业化——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

春过雪消：就中国而言，近代到今最伟大的人是谁？

春过雪消：为何印度耕地面积世界第一而粮食年产不足中国一半？

春过雪消：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讨厌日本？单纯因为历史？

春过雪消：为什么一些人觉得美国是中国的敌人而不是朋友？

春过雪消：如果你可以改变你的国家一个政策或者法律，你会改变什么？

春过雪消：有哪些农业上的事实，没有一定农学知识的人不会相信？

春过雪消：中国整体的潜力有多大，尽头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