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邓演达及其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第1页

1931年11月29日晚上，蒋介石的卫队长王世和带着几个人赶到囚禁邓演达的地方，非常恭敬的请他挪个地方，理由是为了更加方便和蒋介石见面，于是邓演达上了车，当行驶到南京城东的麒麟门外沙子岗时，车辆突然停了下来，王世和充满歉意对邓演达说，老师，实在抱歉，车辆抛锚了，请您暂时下车，把车修好了我们再走。

邓演达毫不怀疑的下了车，在下车的瞬间，一声枪响，邓演达倒在了血泊中，国民党大佬就这样被打了黑枪，不明不白死在了荒野里，年仅36岁。

对于蒋痛下杀手的原因，很多人分析说邓演达会取代蒋介石，让蒋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所以下了黑手。

以前我们经常骂蒋介石是民贼独夫，是一个独裁者，估计蒋听到后很委屈，他是一直想搞独裁，但是在大陆的时候一直没搞成，蒋介石的黄埔系只是国民党内的一个最大派系而已，所以邓演达取代不了蒋介石，顶多成为国民党内的一个邓演达系。

要想把这个关系捋清楚，还要从孙中山去世的时候开始说起。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这个突发状况对于本来就不怎么团结的国民党来说，是非常致命的，因为孙中山没有指定接班人，当时的广州革命政府又处在内忧外患之中，陈炯明并没有被彻底歼灭，云南的唐继尧带着军队过来，准备趁乱攻占广州，实现他当西南王的美梦。

屋漏偏逢连夜雨，革命军内部也爆发了冲突，投奔孙中山的滇系军阀杨希闵和桂系军阀刘震寰，这两个反骨仔眼看孙中山死了，在和唐继尧勾搭上以后，毫不犹豫反水。

外有强敌，内有叛徒，广州革命政府已经是处于绝境了，眼看就要树倒猢狲散，落花流水随风去。

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坚强的主心骨，这个人需要有崇高的威望，还要有钢铁般的意志，登高一呼，大家团结一心，和强大的敌人拼了，才有可能争取一条活路。

这个主心骨是谁呢？廖仲恺吗？廖仲恺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一生都跟着孙中山干革命，坚持联俄联共的政策，是国民党的左派，但他骨子里是一个文人，无法团结国民党的全部力量，因为他和国民党右派合不来，就是胡汉民他们这些人。

那么胡汉民呢？他是大元帅府的秘书长，孙中山死后他是代理大元帅，好像可以领导国民党，实际上他也不行，这个人的圈子太小，只和广东的几个元老有来往，和国民党左派，比如廖仲恺、蒋介石都合不来，即使和粤军也没什么来往，号召力实在有限。

那么许崇智呢？许是同盟会元老，从辛亥革命开始，许崇智参加了孙中山的北伐和二次革命，孙中山成立了向他个人效忠的“中华革命党”后，许崇智担任了“中华革命党”的军事部长，护法运动的时候，他又担任大元帅府的陆军总长。

论资历来说，许崇智是实实在在国民党的枪杆子，资格老，手握军权，属于绝对的实权人物，应该有号召力，可惜的是，这人是个花花公子，吃喝嫖赌样样都来，实在无法服众，非常遗憾。

至于汪精卫，在刺杀溥仪他爹载沣之后，博得了满堂喝彩，但是论资历还无法和前面三位大哥相比。

蒋介石呢，此时不过是许崇智的小弟，距离国民党核心层还远的很。

在正常情况下，蒋介石想上位太难了，因为前面的大哥太多了，他们就是横在蒋介石面前的一座座高山，蒋介石想翻越过去，难度直上天际。

如果一片混乱，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混乱是阶梯嘛。

在唐继尧准备带人进入广东，革命队伍里的两个小军阀蠢蠢欲动的危机时刻，胡汉民呆若木鸡，这种情况已经超出了他的处理能力，廖仲恺当机立断，找到许崇智和他的小兄弟蒋介石商量这个事情，如何处理？

能怎么处理？许崇智手里就那么点粤军，蒋介石更惨，手里只有两个团，这就是闻名后世的黄埔系，此刻还是一个小baby，这么点人，在广东境内要面对陈炯明和滇桂两个小军阀，外部还要面对唐继尧的大军，简直毫无胜算。

大哥许崇智和小弟蒋介石都觉得形势不妙，好汉不吃眼前亏，要不先跑路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既然两位军头都这么说了，廖仲恺也表示同意。

这就好像一个公司，总经理突然死了，在内忧外患之际，经理层商量好，决定不要公司了，等以后东山再起，在公司就要玩完的关键时刻，投资人站出来表示反对了。

国民党军事顾问加仑将军公开表示反对，估计有两个原因，苏联成立以后，直到1928年之前，一直致力于对外输出革命，国民党就是苏联在中国重点扶持的对象，为了把国民党扶上道，苏联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现在孙中山刚死，这几位领导人就准备跑路了，那之前的巨额投资不就打水漂了吗？加仑回苏联没法交差。

何况加仑压根就没觉得这件事情有多严重，他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苏联的内战英雄，曾经创造了用一个步兵师打败装备大量坦克和装甲车对手的奇迹，后来成为苏联的五大元帅之一，苏联的远东军司令，专门对付日本人。

在他看来，中国这些军阀部队都是一些小儿科，人数再多也是送菜的，跑什么跑？跟他们干就完了，谁来我们就打谁。

国民党几个大佬面面相觑，毕竟风险太高了，一旦失败，国民党就算彻底玩完了，在大家大眼瞪小眼的时候，蒋介石跳出来了，表示我愿意干。

在苏联军事顾问的指导下，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平息滇桂小军阀内乱的战争开始了，本来敌众我寡，这场战斗应该无比凶险，可是在共产党的帮助下，这场仗愣是被打成了人民战争，经过动员后的广州人民，朝着滇桂两军吐口水，不卖给他们粮食，还扒掉铁轨，让他们无法运兵。

目睹了这一切的毛教员在此刻已经有了深刻的领悟，那就是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发动人民，就可以打倒一切反对派。

总之，广州军政府的内乱很快就平息了，凭借着这件事情，蒋介石成功取得了苏联顾问的欣赏，投资人都中意了，地位提升不过是早晚的事情，只需要等待一个机会而已。

此时胡汉民是悲催的，因为这是一个死硬右派，孙中山在的时候，他还可以过得悠哉游哉，毕竟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嘛，当孙中山死了之后，苏联人看他就很不爽了，毕竟没人喜欢成天和自己做对的人。

汪精卫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此刻他已经看清楚了局势，那就是想在国民党内出人头地，就必须抱苏联人的大腿，在各种肉麻的表白之下，汪精卫取得了鲍罗廷的支持，成功当上了国民党老大。

蒋介石紧紧跟在汪精卫后面，胡汉民则被排斥在外。

接着廖仲恺被刺杀，许崇智和胡汉民被彻底清除出局，小字辈蒋介石地位迅速上升，国民党从此形成蒋汪双子座的格局。

关于这些事情，在《民国风云》系列第一篇“豪赌中山舰，蒋介石荣登国民党一把手”里面说的非常清楚了。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是在关键的时刻做了对的事情，可以说他投机，不过这种投机是要拿命去赌的，所以说蒋介石是一个枭雄，对别人狠，对自己也狠。

再说说邓演达。

邓演达年龄不大，但在国民党军事系统中资格却非常老，孙中山革命一生，经历无数次失败，终于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总结出了枪杆子出政权的道理，他培养的第一支嫡系武装力量，就是“援闽粤军”。

邓锵担任这支军队的参谋长，邓演达是他的得意门生，师徒二人为人正直，带兵有方，在粤军中建立了崇高的威望。这样说可能有点脸谱化，那就换一种方式来说，就能够明白两人在国民党军队系统里的地位。

邓锵创立了粤军第一师，后来陈炯明和孙中山不对付，这支部队就分成了两部分，一支跟着陈炯明，一支跟着孙中山，跟随孙中山的部分，后来发展成为北伐第四军，就是那支著名的铁军，北伐之后，铁军又被分为陈铭枢、叶挺、陈济棠、张发奎四部分。

如果邓锵不死，根本不会有蒋介石上位的机会，可惜的是，1922年，邓锵被人打了黑枪，很多人怀疑这事是陈炯明干的，不过陈到死都没承认，这也就成了一件无头案。

邓演达作为邓锵的得意门生，在粤军中的地位可想而知，这段时间，蒋介石在粤军中备受歧视和排挤，经常撂挑子跑到上海，和张静江这伙人一起炒股，一度准备以炒股为生，在黄埔军校建立以前，蒋在军队中的关系网是远远比不过邓演达的。

但是能干的人比不过喜欢表演的人，1916年5月，孙中山的小伙伴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刺杀，蒋介石不顾危险，亲自给大哥收尸并隆重安葬，让孙中山看到了蒋介石的义气，1922年6月，陈炯明炮轰总统府，蒋介石连夜跑到中山舰上，让孙中山看到了蒋介石的忠心，每个人都喜欢忠肝义胆的人，从此，蒋介石在孙中山心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1924年黄埔军校筹建，蒋介石当上了校长，邓演达也参加了黄埔军校筹建。

现在有很多资料说，蒋介石靠着在黄埔军校里面拉拢人心，建立了自己的基本盘，这种说法也没错，问题的关键在于，黄埔军校不是蒋介石一个人的，里面还有很多其他才华横溢的领导和老师，比如邓演达，比如周恩来。

邓演达14岁加入同盟会，16岁就开始在军队里混，后来又读了保定军官学校，国军的上层很多都出自于这个学校，比如蒋介石也是这里出来的，国军的中层和下层军官团基本出自于黄埔军校。

为啥？保定军官学校成立的时间早嘛，时间早有很多好处，比如在创业的初期，可以占据重要位置，等黄埔军校成立的时候，保定毕业生都去当老师了，学生怎么可能超得过老师嘛。

邓演达这个人严于律己，也严于律人，这样的人一般都很有威信，再加上他特别擅长演讲，将道理讲的深入浅出，非常有吸引力，每次演讲的时候，都会被学生们围的水泄不通，很受欢迎。

邓演达在黄埔学生里面号召力很强，一点都不比蒋介石差。

这个人还非常正直，蒋介石的小伙伴王柏龄贪污公款，立马就被他举报了，搞得蒋非常下不来台，王柏龄也是一个奇葩，北伐攻占南昌以后，马不停蹄就跑去嫖娼，被孙传芳一个反击，差点全军覆没，危急关头，此人毫不犹豫就抛下部队逃跑了。

由此可见，王柏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渣，和所有的剧本一样，好人和坏人发生冲突时，吃亏的总是好人，邓演达在军校内受到王柏龄排挤，1924年底，干脆辞去职务，出国考察。

这次出国，邓演达结识了朱德，两人关系非常好。

邓演达在国外一年时间，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广州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黄埔学生军在两次东征中大放光芒，蒋介石手里的嫡系部队，已经由两个团变成了两个师，实力急剧扩张。

1925年底，邓演达回国，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教育长，能够坐到这么重要的位置上，说明蒋介石还是非常欣赏他，或者说欣赏他的人脉。

这个时间点，双方相处还是非常愉快的，不过很快，不开心的事情就发生了。

1926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包括“整理党务案”和“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开始公开限制共产党人的行动，遭到邓演达的强烈反对，此时蒋介石已经赶走了汪精卫，独揽国民党的大权，邓演达反对无效，被调离黄埔军校，到潮州分校任教育长，相当于降级了。

此时蒋介石还不敢彻底和苏联人以及共产党撕破脸皮，原因很简单，蒋介石掌握的军队还极其有限，只有第一军是他的嫡系，其他部队还不听他的指挥，比如第四军，这支粤军和邓演达的关系就非常深厚，白崇禧和李宗仁这伙人和邓演达关系也很好。

蒋介石担任北伐军总司令后，如果指挥不动下属，会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蒋建议由邓演达担任政治部主任，不得不说，蒋在权谋这方面的确很厉害。

有了权力以后，可以做的事情就多了，邓演达是真正的左派，他从小在农村生活，亲眼目睹了乡亲们的悲惨生活，对村里的地主老财们深恶痛觉，主张打倒地主分田地，和毛教员的主张一模一样。

这是邓演达的演讲词——五一节万岁！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万岁！全世界的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万岁！

建国以后，毛教员非常感慨，说“大革命时代搞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与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

为啥北伐期间全国工农运动发展迅速，到处都在斗地主打土豪分田地？就是因为有邓演达的大力支持，邓演达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全盘采纳毛教员的建议，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批搞农民运动的干部。

工农运动搞得很猛，让家有良田和余粮的国民党右派们惊慌失措，很多军官在前线打仗，后方传来消息，说家被抄了，军心也开始不稳起来。

在这个大背景下，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发动了7.15反革命政变，这两个伪左派真右派开始合流，国内没有了邓演达的立身之地，只能出国。

1930年5月，邓演达回国，首先找到了共产党，这个时候共产党正在左倾，显然不可能和国民党元老合作，于是邓演达被拒之门外，只好自行联络反蒋力量，他利用在西南军阀中的人气，还有在黄埔师生中的威望，建立了“黄埔革命同学会”，吸收黄埔学生超过5000人，蒋介石组织的黄埔学生会只有3000多人，差距比较大。

他还在上海创立了一个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后来发展成了中国农工民主党，这个组织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在十一个省建立了地方组织。

邓演达搞这么多事情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反蒋，在邓演达看来，蒋已经完全背叛了革命，如果继续孙中山先生的路线，就必须拿下蒋介石。

1931年的春天，蒋介石干了一件糊涂事，把胡汉民给抓起来了，这下子捅了马蜂窝，前面说过了，胡汉民是广东这伙人的精神领袖，老大被抓了，小弟们全部都跳出来了，各路反蒋势力云集广东，宁粤对立开始。

见此情况，邓演达觉得反蒋的机会已经到来，在上海组织了干部培训班，亲自上课，制定了武装反蒋的计划，已经到了实施的阶段。

因为叛徒陈敬斋的出卖，在九一八事变前夕，邓演达在上海的课堂上被捕，不过他一点都不慌，有一次在被押解的途中，负责押运他的军官正是他的学生，愿意冒着生命危险释放他，被他当场拒绝，因为他觉得蒋介石不敢杀自己。

实际上，蒋介石真不想杀他，如果邓演达能够和蒋合作，蒋会少很多麻烦，至少两广的军阀会安生一点，黄埔的师生也会更加团结。

蒋派了很多人去游说他，让他解散那个第三党，和蒋合作，高官厚禄随便挑，全部被邓演达拒绝，最后蒋实在没办法了，简直是哀求了，说要不实在不行，您出国去考察，这样看行不行？还是被拒绝。

蒋没办法了，此时蒋面临的压力非常大，西南反蒋联盟强烈要求蒋介石滚蛋，日本人又在东北闹事，蒋介石不得不以退为进，同意了下野。

就在这个时候，多名黄埔系的将领公开要求释放邓演达，比如陈诚，他几乎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要求蒋介石释放邓演达，说如果不放，他就不干了。。。

这种场面彻底震惊了蒋介石，蒋的基本盘就是黄埔系，如果蒋下野后，邓演达出来，得到了黄埔系的一致拥戴，到时候哪里还有蒋的立身之地？可能蒋就永远下野了。

以蒋的野心，不可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在这一刻，邓演达的命运已经注定了，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宋庆龄得知这个消息后，从上海赶到南京，大发雷霆，把桌子都给掀了，吓得蒋介石赶紧跑到楼上去了，生怕宋庆龄再干出其他事情来。

还是周恩来对他的总结比较好：

这人的人格很高尚，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

邓演达很有才干，但是过于自信。正是这一点，导致他放松了警惕，被杀害了。

邓演达的人品很好，当他被蒋介石杀害以后，他的朋友们从来没有放弃过追杀出卖他的那个叛徒，中国农工民族党一直在追查此人的下落，解放后终于查到了此人落脚在景德镇，1950年3月8日，在周恩来的亲自指示下，公安部抓捕并枪毙了此人。

真的是应了那句老话“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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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对于邓演达又有了更多的了解，因此献丑评价一下。若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指出，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

我个人目前倾向于认为，至少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邓演达从此可以说是一个对所谓的左翼思想，与进步主义具有好感的，具有政治野心的，并且有一定政治投机倾向的民粹主义政客与军人。

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前邓演达的思想，这里暂时没有什么可靠的资料与文献，因此不好说明。但此前其完全可以说坚决拥护在孙文之下，至少绝对拥护孙文个人及其主张，但我个人并不认为他内心真的就完全认同孙文的主张，又或者说是没有对孙文的主张认识到位（这个后面会说）。

和很多国民党人早期与中共合作一样，邓演达在早期就高度认同孙文的左倾主张（至少是孙文表面上的），并且多次发表左翼言论（亲苏反西），如激进的反对其认为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至少是对其认为的主导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者），认为他们一定是要剥削压榨乃至于消灭中国的（至少当时给外人的印象是这样）：

各位同志都明白,本党改组以后，党的面目和党的工作都比之从前有大大的进步。但这个进步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乎能把我们奋斗的目标向着大多数痛苦的民众。此目标既定，党的组织工作和方法，便都和前时不同，这就是本党改组的根本意义。自从改组以后，本党反抗帝国主义的旗帜，格外鲜明起来，为一般民众所认识，但却已引起了世界一切帝国主义者嫉视。记得兄弟离国，正在总理北上奋斗的时館，及到了欧洲，得以习知各帝国主义者对本党对总理的议论和态度。原来外国帝国主义者，一向以为中国是已经将要老死，不可救药的，万万不能再有抬头的日子了。因为他们已经用很长的时间，处心积虑，强迫中国订下了许多不平等的条约，中国政治的经济的命运，都早给他们决定了。帝国主义者更因为见得从来中国都没有民众的力量，更大胆断定中国没有法子再起。可是当总理北上奋斗的时候，得了群众热烈的欢迎,无论南北，都一致盼望总理的教训。群众也都因为总理的指导，发生了民族解放的觉悟。帝国主义者至是不能不怕起来。他们都想设种种方法，破坏总理的工作。但是他们的政府，都是商中国很远的，又有什么方法呢。他们于是又仍然使出他向来利用军阀压迫民众的惯伎，务使总理与民众隔离，不能接近。因此，总理到天津时，民众要开会欢迎，他们也禁止不准。那些帝国主义的代理者军阀和官僚，可怜他们还得意扬扬呢!及孙先生抱病入北京之后，病日加重，他们帝国主义者的议论，更是幸灾乐祸，无所不至了!那时我在英国，他们的报纸，竞直说如果孙先生一死，中国的革命，就完全没有希望的。到孙中山死了之后，他们虽然在报纸上也有些表示悲哀的话，但骨子里，实是表示他们的安慰快乐的。他们以为孙先生一死，中国民众便再不会起来，他们便可以安校而卧。那里知得总理死了不久，本党的党军，和革命的民众，竟能联络起，把东江的陈家军扫除，每内外的中国人民和各国的革命民众，都大多数表同惜于本党。中国的革命前途，不特不必悲观，而且更比前猛进，于是帝国主义者的报纸，又惶骇起来了。

及“五册”惨案发生，帝国主义者在上海、汉口、重庆、青岛、广州各处明目张胆的惨杀我们的工人学生，就是他们想直接用武力压服中国民众的表示，我们由此可以看见西欧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们中国的态度如何了。

有比如对新生的俄国苏维埃政权以及各国社会主义者的认同：

我们知道，俄国是已走在革命成功的道路的国家，他从前的帝国主义已给他本国革命的民众推倒了，现在他们革命的民众且很热心想帮助中国的国民革命。但西欧各国，这种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却还未成功。原本欧洲大战，就是因为各国帝国主义者的发展，彼此生了冲突，无法解决，才诉之于大战的。照理，欧战停后，帝国主义者经过前回的教训应该有一致的觉悟。但是目下西欧各国这样的冲突，却还没有解决，倒天天的加增困难。他们想解决这种矛盾，以缓和他本国的革命民众，就只有仍把东方的殖民地牢牢的握着不放，所以对我们这个殖民地的中国,就天天的愈加压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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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革命的民众。这派大多数都属社会主义者。他们对中国表示十分同情，差不多每天都在报上有一大幅是发载我国惨杀案的消息，并发表他们对于此等不平等事件的主张。他们主张革命，主张把骗人的政党打倒，和中国被压迫的民众互相呼应，其中有许多的工人是为着中国革命事件到处演讲的。他们并且想派代表到中国，与中国民众联络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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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报告在莫斯科时的情形。胡汉民先生此次奉本党及国民政府之委托，到俄国及其它各国，其重大的目的，实要做国际的 宣传工作。他此行的目的，大概有三项: (一)把中国革命的真实意义宜传于各国民众;(二)联络各国凡表同情于我国的政党和民众，共同努力;(三)向海外侨胞宜传，使他们明白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的阴谋，不要再受他人的欺骗。胡先生近来所做的工作，就不外这几种。他每次发表文章，都有限、德、法、英四国的文字转译，除掉最反动的报纸不登外，大多数都愿意把他的文章发表的。他们对于胡先生都十分注意，以为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领袖，现在到西方来，是要切实和西方的民众联络的。胡先生每到各地讲病，都是把中国革命的真象告诉听者，更常和德法各国的革命同志，研究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兄弟到奠斯科时和胡先生住在一块，故和他谈话很多。他对于最近国内军阀争斗的意见，以为这固然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好机会，但是我们党中同志，到底要自己努力革命的工 作,再进一步去统一全国才是。 至于他对党内最近发生的纠纷，在他看来是不成什么问题的。他只可惜许多同志受帝国主义者宜传的影响，把国际的观念看不清楚，以至不知中国国民革会在革命上的位置，不知与外国的革命党人和革命民众联合，是中国国民革命最重要的策略;不知革命的成功全靠拿最下层的民众做革命的基础。现在同志中:许多不愿意受党的纪律的束缚，他以为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

至于胡先生之在莫斯科，实受俄国民众热烈的欢迎。当他下车时，至少有三十万的民众，在铁栅外拥挤着要见胡先生的。依政府因为恐怕有帝国主义的侦探，或谋加害于胡先生，想要求民众另择日子再和胡先生相见。但民众却总是不听，人人还想都和胡先生接-一个吻，因为他们渴想见一见东方被压迫民族的一个领袖。胡先生自到莫斯科后，见得群众的情形这样，他就明白俄国革命的基础在什么地方了。同时并且看见俄国共产党员遵重党的纪律的严重，看见俄国苹命前后的情形有什么的分别，看见中国国民革命与世界草命，是有什么的关系，这于胡先生他日回国时，当有很大的裨补的。他现在还很想用多些时间和俄国的民众接近，然后再到德国和土耳其去，然后回到中国。以上都是兄弟到俄因见胡先生的经过。

（事实上，胡汉民之所以去往莫斯科，是因为中山舰事件后政治斗争失败而被迫外放，甚至其本人也是被苏方密切监视状态）

（以上材料皆截取自《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刊》中邓演达关于游欧的报告）

以及表现出一种热衷于激进的工农运动和国际主义的样貌：

为什么会有“五一”节?是因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欧美的资本主义已十分的发达，工人阶级受着厂主和其代理人政府的剥削箱 制，无以为生，发生了经济的要求一改善生活的要求。 这种要求要有一种行动去表现，要一种广大热烈的联合示威运动才能够达到，所以有四十年以前的“五一”节，就是工人的示威节。

不错，每个社会运动一一尤其是工人运动， 其动机无不含着经济的要求;但是在今日底社会组成条件底下，每个要求都不是用纯粹经济斗争的手段所能达到，必定要用政治斗争的手段。

所以自美国一八八六年举行“五一”节的示威运动以后，一直 到现在一一 九二六年这四十年当中,工人运动可以总括一句说: 由经济斗争的路向，- 天一天的走上政治斗争的路向一就是革命运动。这是第一个意义。

其次，中国之有“五一”节，自然不过几年前的事，比起经济先进的国家差得太远但是这几年的工人运动也着实进步得厉害;由开始组织而作经济的斗争，在反动的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的直接残杀的争斗场中，即直接的参加政治斗争的工作，现在且为中国国民革命力量的主干。这是“五”节在中国之另一个意义。

我们必须把上述的两个意义明白的了解，且贯串起来，晓得他的关系，才能够把今年”--节的价值加以估量。

现在我就分开来说，四十年来工人运动的发展，是在帝国主义者本国的劳资冲突、帝国主义者彼此互相的冲突中，最伟大的一国际的、坚实的、勇敢的世界革命战线才能构成，而世界的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才联合起来。

在十九世纪的下半期(一八七0--九00年)欧美的先进 国家工人组织一工会、党之发达，日进不已。然而因为帝国主义之开展，当有相当的地域，所以除了德国俄国之外，其余国家的工人组织都很狭隘的，仅叫着经济要求的口号，还未曾十分了解政治斗争的必要。所以这期内的工会就为工人经济的斗争底惟一武器。一九O五年俄国革命之燥发已经是把纯粹狭隘的经挤斗争底迷梦打破。虽然这次革命系俄国工人与其他一切要求打破封建的黑暗势力底联合战线暂时失败，然而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之威力及其他分子之无能;同时更证明想达到政治斗争的目的,非有严密的党不行。俄国一九O五年革命失败之后，实在是给帝国主义的政府和资本家一个紫急信号:叫他们好生往意压迫工人阶级的政 治运动一一革命运动。 同时也是给西歌的工人一个更深切的一一比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失败更确实深切的教训:叫他们紧密的组织起来。在这个时期由工会的扩大渐渐进到党的扩大。

俄国九O五年革命之后，正是西歌的英、法、德、俄、奥、意的冲突一日比一日的利害，东方的日本也因战胜了俄国，在客后的中国执掌了东北部的霸权，同时更与英国协调执拿中部南部的霸权以抵抗英日以外的帝国主义者底分润，拚命的用奸谋诡诈作秘密的分赃外交，以扩张海陆军备，作矛盾冲交底工具。一面对本国的工农拚命的抽利欺骗，更“白刀子入去，红刀子出来”的利削压校，矛盾发展的结果，成了空前的大战，造成人类空前的浩劫。这次空前的浩劫自然受损失 痛苦的都是工人农人及一切中间阶级。其余的人一银行家、 工业家，除了很少数的受了九牛一毛的损失以外多数还赚了大钱。好了，这样一来，不特工人阶级把帝国主义者、资本家骗人的黑幕揭开，更加使中间阶级觉悟着资本制度的毒害比任何的事情还要厉害。结果叫俄国革命成功，德国革畲也告了一个小小段落，其余南欧中欧及巴尔干半岛、土耳其各国都引起了空前的革命怒潮，一切害怕革命的人们，咒骂革命的人们都不知不觉的转变他的心理和口调，一齐加入队伍里头去了。固然，因为革命党的训练和经验大差池，使这个时期的革命群众得不到良好的领导和策略，使 多少国的革命失败，有些反造成更反动的势力一如意大利、 匈牙利、保加利亚，但是把科学的革命理论得到证明，把迷悟的工人群众一齐叫醒，大家勇敢的冲到政治斗争的革命战线上去，不能不说是帝国主义给我们的机会。

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是工人革命运动由国别的进到实在的国际运动时期，十年以来国际的革命运动一-他的基 础就建滥实在工会的国际联合上面一他的范圈一天比一 天扩大，他的基础-天比一天坚固，他的组织-天比-天严密，所以这 个风液-定要叫落后民族和国家一殖民地、 半殖民地一受 根大的影响。由欧战期中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工业兴起促成民族的觉悟，由歌战后帝国主义的加重的利削增长民族的革命需要，于是殖民地革命运动就随着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如得大风大浪在世界人类社会的面前驱动着了。工人的要求不单是苟且-时的加工资 陔时间改良生活符遇，而且是要夺收政权。他们一工人一 更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党联合以倾覆全世界的无冠皇帝一帝国主义。因为只有如此，工人阶级才有解放之可能，也只有这样，被压迫民族才有解放之可能。这个就是工人运动所以一天一天走上政治斗争底道路的缘故和情状。

中国是被压迫民族中之主要成分，因为有伟大的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的长期努力和领导，与地理历史所造成的特殊环境，使中国的国民革命有领导被压迫民族.尤其是东方被压迫民族的领袖地位。因此中国国民革命的使命特别重要。但是中国在这个世界帝国主义集中力量重重包裹压迫的铁桶中间，实在很不容易叫新兴的民主主义者一切大商人、中商人、智识分子得到一个结合的机会和可能，如同十九世纪初中期的欧洲和二十世纪开幕时的俄国和现在的日本。所以中国的国民革命自然不是欧洲民主主义式的单纯对封建制度的革命，国家主义很难在中国得有很基。简单点说，就是极少數的民主主义者无担负国民革命使命之能力。于是乎国民革命之重担不得不落在大多数的痛苦的农人工人的肩上，而进步的产业工人自然更容易取得领导的地位。所以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运动的短时期间，能够急转直下的做革命的先锋。落后的农人工人，呻吟辗转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资本剥夺及照暗统治权底下的农人，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枪炮与刺刀面前流着鲜红的血的工人，他们一面感者非人的生活要有迫切的经济婴求，他们更应感着要达到这个要求时，一定是要联合起来作政治的 争斗一打倒军阀， 打倒帝国主义一作国民革 命的神圣工作。一切农人们工人们，我们大家要认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是代表我们的利益的，我们要集合在他的旗帜底下，与一切赞同我们革命的主张、与我们行动一致的小商人们，学生们，更应该与多一切农人们与工人们，我们大家要认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是代表我们的利益的，我们要集合在他的旗帜底下，与一切赞同我们革金的主张、与我们行动一致的小商人们，学生们，更应该与多年在革命战场上牺牲苦斗的士兵们联合一致，作强烈的行动。四十年前的今日，我们的工友不过在街市当中呼若经济要求的口号;四十年前的今日,不过只在美国的小小城市摆着游行示威的队伍; 四十年前的今日,帝国主义政府的代表人一银 行家、工业家不过当我们是一个小疣。我们今日已经有了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大本营，有了无量数的战友,有了良好的指挥者，全世界的战友们，今日都一致的穿上武装，或街上游行或在战场中追杀敌人，成了世界至伟大至勇敢至强烈的人类历史主宰者。一切反动的势力都在对着我们发抖。我们只要前进，努力的前进,将来的胜利一定是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在今日的节日中间应高声叫着:

五一节万岁!

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万岁！

全世界的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万岁!

中国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选自《革命史上几个重要纪念节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一九二六年编印)

并且在北伐战争初期站在了蒋介石一边，并且在蒋介石的委派下去往武汉制衡日渐坐大的唐生智：

蒋介石试图以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牵制唐生智.凭借的是第四军之支持。第四军是加伦口中“国民党在粤军中的柱石"，也与邓演达有深厚的渊源。即邓的胞兄邓演存，亦充任第四军参谋长。北伐途次，邓及其顾问铁罗尼便经常出入第四军军部，与其师长张发奎、陈铭枢过从甚密:而总政治部更几乎是紧跟着第四军，于前方运动。在唐生智看来,第四军乃“蒋的军队”殊不愿见武汉由其占领。惟第四军成力坚强，在两湖战功彪炳，非唐所能轻视。10月10日武汉底定，在蒋介石、第四军将领的坚持下第四军全军开人武昌，与驻扎汉口的第八军不无对立之势。蒋又先后委邓演存任汉阳兵工厂厂长、陈铭枢为武汉卫成司令,掌控各处要津，使邓演达足可与唐生智分庭抗礼。其实，当时的共产党人同样认为,第四军是”老牌的革命军”，较之第八军更属可靠，故面将湖北区委设在第四军卫成的武昌之内。

由此逐渐有了集大权于一身的野心，并在和唐生智的争权夺利中为中共拉拢所合作以及与逐渐蒋介石分道扬镳：

江西既定，国民党统治区内出现了广州、武汉、南昌3个重心，但各方皆有突破局面的打算。前此，蒋介石力主国府委员、党中央委员先数人来鄂;惟10月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仍决议中央暂留广州。蒋并未死心，持续促请,且于11月23日派邓演达、张发奎返粤，陈述政府迁鄂 的必要。11 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终于决议党和政府北迁武汉。广州中枢乃于12月5日起停止办公.各机关开始分批北上。其实，针对迁都议题，各方自有盘算。共产党人担心广东成为“左派政权”和“模范省”的计划变为泡影故而迟未赞同;蒋则不无雀跃地预想，赴汉执掌大权，放手“发展党务与政治”。

惟蒋介石虽因取得江西，减轻了唐生智对其军事地位的挑战，仍无法成功地控制武汉的局面。其时，邓演达在武汉身兼数职，一面抑制唐的势力，但另一方面也不无集武汉军政大权于一身的雄心。邓的做法，既为唐所嫉视，亦和侧重地方利益的国民党省党部(由左派控制)等方面有过争执中，竟至出 现"总司令部成了湖北皇帝，其代表邓演达成了宰相"一类的流言蜚语。唐生智为排除蒋、邓的影响，遂积极向共产党寻求合作在两湖，除去实力军人以外，就属掌握国民党党部、各军政工机关、各民众团体的共产党最为重要。几经交涉，1926年年底，唐生智同意由共产党员彭泽湘接替刘文岛，担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八军政治部主任。同时，大力支持两湖的工农运动。第八军既向左转.蒋介石面对唐生智,已难再以单纯的“地方军阀”待之。

事实上，共产党对唐生智的戒心并未尽除，但有利用之意。盖中山舰事件以后，中共逐渐以蒋介石为“军事独裁”、“将来之敌人”，虽不宜在短时间内施行反击,然确期望"维持实力深间对抗的均势".2基此思考，在共产党人眼中，唐生智已同蒋介石、冯玉祥井置，被视为"现时革命军三个重要的领袖"共产党的策略运用，自不免启国民党人疑窦，后者对唐多无好感。以左倾著称的邓演达，亦以“代表革命正统者自居的姿态”，质间中共湖北区委书记张国默。饶富意昧地，共产党对邓演达这类政见较为接近的国民党左派人物，仍竭力维持“亲密的关系”,保证“一切事都要和他商谈取决”，矛盾得告冰释。而值此唐生智与共产党趋于合作的当头。邓演达原先作为蒋氏人身代表的地位，不免出现了松动。毕竞邓亦非事事受蒋遇制之辈11月间委何 遂为军长事，即曾引蒋之不快。 尤有甚者，邓麾下的总政治部，本为共产党人占优势的机关:在新的政治局面中，蒋很难对之不生戒心。

（以上皆截取自《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四卷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第五章之内容）

而后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邓演达与大多是昔日同僚们的选择不同，不仅坚持继续国共合作，还来到了莫斯科，但却碰了一鼻子灰：

不作为在莫斯科的三个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之一(另两位是宋庆龄和陈友仁)，邓演达公开表示:中国革命者应该同苏联保持亲密的同盟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中华民族要自求解放，共产国际只能提供友谊上的赞助，断不能将中国解放的任务完全听由共产国际摆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干预只会破坏中国革命，只会无限期地延长中国的痛苦。邓演达的意愿，是恢复“真正国民党左派”领导，联合共产党等革命势力，继续努力实现国民革命的未竞目标。对此，俄共中央局政治委员布哈林说:“自1917年后，世界只有共产主义革命，更没有国民革命。”邓演达受到苏俄的讥笑和冷酷的批评，在莫斯科，邓演达已很难有所作为。他的一些好朋友也从内部获悉，斯大林可能会对他作出不利行动。 据说斯大林“命令逮捕邓演达， 把他干掉”。这类事在当时的苏联并不少见。当时正值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反对派的斗争白热化，曾因发表过《孙文越飞宣言》而名闻遐迩的著名外交家越飞，因不堪政治上日益加剧的压力自杀身亡。

（选自宋庆龄与邓演达海外筹组“第三党”始末）

于是接着出走欧洲游学，以三民主义为噱头，并采用马克思主义中诸如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一类的方法糅合土耳其凯末尔以及的思想体系逐渐构建一套以邓演达口吻解释的三民主义并在回国之后反对中共：

至是，原先在武漢受左傾團體簇擁包圍,聲勢不可一世的鄧演達，不得不暫行與共產黨分道揚鑣。惟旅居柏林期間，鄧演達仍日以繼夜地索讀書籍，試圖以【辯證唯物】【歷史唯物】的觀點理解中國歷史發展.經濟組織、農民、財政、 外交等問題。這段時日， 鄧演達遊歷甚廣，1928年夏季，甚至上了北極圈，抵達 歐洲極北的尖島。成了他追隨者口中: 【亞洲人的足跡到此者， 恐尚以先生馬第一人！】

1930年2月下旬，鄧演達履踐到了保加利亞首都索菲亞。他相信，在農民問題方面，保加利亞是中國將來最好的典範。3月初，又往土耳其新都安哥拉旅行，十分推崇耳其革命的成就(這一點顢然與共黨意識型態不同)“。鄧演達認馬:土耳其 政府站在商人的地位， 而意識上代表【全民族】。這-一點，同中國智識份子「完全與生產的社會脫離」，相去真不止天壤。尤合他深受刺激者，是新耳其在政治、風俗、新拼音文字等事物，展現出命人羨慕的氣象。鄧演達的追隨者回憶:【先生每每在土耳其的小城市中，看見警察所及市政府郵政局旁邊代寫書信的先生們，已經是用最新式的打字機，曾為之流淚!’】

1930年5月，鄧演達行經巴格達.印度德里、拉合爾.特利時等地，返抵中國。“數年來的海外流亡生涯，無疑使鄧的革命意識型態有了不少淬練。久，便開始 著手他的「第三黨運動J一8月9日 ，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接櫫【平民革命的大纛，聲言推翻「蔣介石的反動政權】，並且反對【更反動的“北平擴大會議"、以及「陰謀與盲動」的中國共產黨!】

（选自《邓演达与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

但又因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强势而又与中共走到了一起，并死于与南京国民政府斗争失败。其第三党不久之后也走向了末路：

第三党之分裂。嗣邓演达与谭平山意见相左，至民国十九年，二人不能继续合作。邓主张解散第三党，重组社会民主党，取得第二国际政治经济之接济然后方有出路。谭则因脱离共党后遭遇许多困难与失败，走头无路，得重复左倾。于是第三党内部实行分裂。自邓演达伏诛后，第党由章伯钧、黄琪翔、徐谦等继承，各具利已之主张，又形成三个小派。

(一)徐谦派:徐在第三党中无相当之称意和地位。邓死，徐有继为党首之希望。其嫡系群众为法大学生及西北军人。

(二)章伯钧派:章原为第三党共产系之第二首领，白谭平山消极后，章即继承谭在第三党之地位。邓死听，章即具一部分 群众之力量，能自成一 派。

(三)黄琪翔派:黄为第三党中青年军人之第二首领。白邓死后，由黄收拾残尔，白成系统，有压倒徐、章两系之势。

三、第三党在闽省活动经过。福建乃第三党心目中之根据地，社会民主主义之试验场。民国十七年，邓演达即派其政治部科长江董琴(闽人)为福建特派员。江赴闽后，以白身色彩关系，行动不便，遂寻访其知交陈祖康(陈亦共党)，结果陈为江所收买。山陈之介绍，又罗致闽共章余生等，负责在闽南发展第三党之党务。

第三党流入闽南之后，与共党互通声，跟着共党而发展其组织。利用农民协会、工会、火花会、自由社、妇女协会、革命军人会等灰色名义用体以吸引同志。至民国十七年冬，第三党之组织已推广至厦门、漳州、上杭、永定、连城、长汀、龙严、武平等县，并在漳州组织临时省党部。负责人物为陈祖康、章尔生、陈正、罗焘作、学立民等，面江董琴则为该党中央代表。民国十九年，邓演达投降第二国际，由欧回国。复派杨名仙为福建党务视察员，将中华革命党改为社会民主党。杨名仙不为共党中之跨党分子，故杨奉命后，即在共党中取得参观赤区名义，使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组织上互相联系，其关系更为密切。不久邓演达伏诛，该党在沪不能立足，即与陈铭低勾结。迫十九路军添调到间，该党在其卵翼之下，乃敢为所欲为，公开活动矣。

（选自《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中第三党之真相）

由此可见，邓演达并不是传统宣传中那样坚持拥护三大政策努力实干小白兔般的所谓左翼国民党人。而是抱有对左翼思想，进步主义有好感，有兴趣了解，并拥有想做第一领袖的乃至于开创一套针织理论的野心，以及为壮大自身力量略显反复横跳投机作风的政客与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