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鲁鱼亥豕」之误？ 第1页

北四环外京藏高速边上的双泉堡啊，人在元朝、明朝都是叫双线铺，清初都是，结果在乾隆年间莫名其妙的就把线字的绞丝旁给丢了，然后为了自圆其说，又诌了一个此处“有东西二泉”的故事。

雙線鋪——雙泉铺（乾隆）——雙泉堡（民国）——双泉堡（现在）。

写一个非常魔性的甲骨文的例子。

补记：本来就想写一个的，写着写着写了甲骨文例子三，金文例子三，还有一些小例子。之后想到了再继续补充吧！

《史记》中记载：商朝的建立者商汤的一个儿子，叫外丙。但在甲骨文里，外丙的名字写作这样：

右边那个像凳子的字是「丙」（其实画的可能是菜板的侧视图），而左边那个树枝一样的字却是「占卜」的「卜」啊！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外丙其实叫卜丙，是《史记》记错字了！

反正《史记》记错商王名字的事，也不是头一回见了：商王康丁，《史记》误作庚丁——因为「康」和「庚」字形相似（见下图），这也是一个明显的「鲁鱼亥豕」之误（蔡哲茂有文云「康」「庚」乃假借，非字误）。

于是「甲骨四堂」之首——罗振玉说：「今卜丙之名屡见于卜辞」，钦定外丙的名字为卜丙了，郭沫若等亦赞同其说。所以至今许多甲骨文著作中，外丙之名皆写作卜丙，比如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

但是，你以为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认错字的故事吗？

不！故事到这里才刚刚开始：

这个字就是「外」，不是「卜」！

是学者们认错字了。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甲骨文中的「卜」究竟长什么样：

这才是真正的「卜」。

emmm...好像和「卜丙」的「卜」完全没有区别好吗！

「卜」和「外」的真正区别并不在字形上。

为了讲清楚「卜」和「外」的区别，我们得从「卜」这个字的来历说起。先看到下面这片龟甲：

龟甲两侧各有很多「卜」形裂纹，叫作「卜兆」，是占卜时灼烧龟甲的形成的。「卜兆」竖着的那画叫「兆干」，横着的那画叫「兆枝」（如图）。而「卜」字，正是「卜兆」的象形，一竖、一点分别画的「兆干」和「兆枝」。「卜」字的读音，也是模拟灼烧甲骨时「噗噗」的声响。

再看龟甲：龟甲左边的「兆枝」都是向右的，右边的「兆枝」都是向左的。总结一下就是：「兆枝」都是朝内的。

「兆枝」都是朝内的...

「兆枝」都是朝内的...

那「兆枝」反过来不就朝「外」了吗！

现在我们怀着这个猜想，来看看下面这片甲骨：

这片甲骨的「兆枝」都是向右的（标红）。文中还有三个「卜」字（红色标出），根据上下文，毫无疑问都是「卜」字。这三个「卜」字的那一点，也都和「兆枝」一样，是朝右的。

但这篇甲骨里唯独还有一个点朝左的「卜」（蓝色标出），正好和「兆枝」的方向相反，是朝外的，这个字正是「外」。

所以，「卜」和「外」在甲骨里字形一模一样，区别只在于，点的方向和旁边的「卜兆」的方向一样就是「卜」，和旁边「卜兆」的方向相反就是「外」。

因此，商汤的儿子，确是叫外丙，不叫卜丙。另外《史记》里还有一位商王外壬，也确实叫外壬，之前学者亦误为卜壬。

但由于「卜」和「外」的区别实在太魔性了，所以后来古人在「卜（外）」的左边加了一个「月」（「月」「外」古音相近），来表示「外」，以区别「卜」。不过这个「月」，后来讹为「夕」了，也就是现在我们写的「外」字。

说起甲骨文里的商朝先王，还有一个字形相似认错的例子。

《史记》里记载：商汤的爸爸叫主癸，他的爷爷叫主壬，在甲骨文里分别写作这样：

左边这个字是主，右边写的像「工」的是「壬」。

右边十字形的字是「癸」。（我一直觉得像《真三国无双》里吕玲绮的奇葩手里剑）

但是早期学者们，都认为这个「主」实为「示」字。比如郭沫若云：「示癸即《史记》之主癸」，并认为《史记》由于「鲁鱼亥豕」之误，认错了字，把「示」当成了「主」，搞错了商王名字，故又云：「……即主癸之所由误」。

其实这个字就是「主」，不是「示」。「主」画的是牌位，而「示」是牌位上加点，长这样：

所以《史记》没有记错，是早期学者没有弄清楚「主」和「示」的区别。

但话说回来，「主」和「示」的字形虽然有区别，但甲骨文里这两个字依然是有混用情况的，畛域没有那么清晰。

同样的问题还出在「大」和「天」这两个字上：从字形上看，「大」画的是一个正立的人，而「天」是一个人顶着个大脑袋，表示头顶——所以神话里的人物「刑天」就是「砍头」的意思。

在传世文献里，商汤叫「天乙」，商朝首都叫「天邑商」，但在甲骨文里，很多就是写作「大乙」、「大邑商」，所以早期学者也认为是《史记》抄错了，把「大」误成了「天」。但现在我们发现，就是单纯的写作「大」，读作「天」。这口锅我暂时还不知道该甩给早期文字的不规范，还是刻甲骨的这群人偷懒。

不过《史记》里确实有真的认错字的情况，比如「王亥」误作「王振」，是真的「鲁鱼亥亥」字形之误。

说到这个「主」，又想到一个认错字的例子。

甲骨文的祭祀对象里，有一个「△主」，「主」就是上文里的主，「△」是一个这样的字：

学者们把这个字认作「蚕」，「蚕主」四舍五入就是「蚕神」啊！于是我们得到一个大新闻：商朝人已经开始织蚕丝，并且崇拜「蚕神」！在一些介绍中国丝织品的书籍里，就引用了这个说法。

但经张政烺先生考证，这个字实为「它」，「它主」就是「其他的主」，指旁系的先王。跟「蚕」实无半毛钱的关系...

说完甲骨说金文。

上个月朋友给我转了一篇文章，是用金文写的《宪法》，如图：

标红圈的那句话写的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标红圈的那个字是「同」，但不幸，作者写成了「凡」。

「凡」和「同」的区别在于，「凡」右下角是勾脚的，而「同」两边是直的，和底下有没有那个「口」没有关系，如图：

同样由于早起学者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把很多「同」和「凡」弄混，比如金文里经常出现的「凡公」，被认成「同公」。还有之前学者解释「退簋」（旧名「天亡簋」）的「王同三方」这句话时，认成了「王凡三方」，并认为「凡」通「泛」，表示王向三方泛舟，就完全把这句话弄错了。郭沫若认为「凡」读为「风」，也不对。实际就是「王会同三方」的意思。

注：「退簋」是个天坑，到现在许多科普书还介绍「退簋」是周武王灭商的证据，实际两者没有半毛钱关系，完全就是文意理解错了。

补记：评论区有问到「退簋」（「天亡簋」）在讲什么，在这里补充解释一下。

这篇之所以文意理解错误，也是「鲁鱼亥豕」造成的，主要原因有两点：

1.为什么旧名「天亡簋」？

看到上图右数第二行的末四字，之前学者认作「天亡又王」。「某人又某人」这种句子在金文里经常出现，约等于「某人引领（佑助）某人」的意思。所以这句话是说「一个叫天亡的人引领周王祭祀」，故名「天亡簋」。郭沫若继续考证说，黄帝的大臣有个叫天老的，所以古代有「天」这个姓。

但我们看文字，「又」一般写作这样：

细审铭文的「又」，可以看到，上面若有若无还有浅浅的一笔：

那就应该是这个字：

这个字在甲骨文中常见，表示灾祸、过错一类的含义，之前学者释为「尤」。「亡」同「无」，「亡尤」就是「没有灾祸」，所以这句话应读为「……天，亡尤，王……」，就是说周王祭祀之后，无灾。这里并不存在一个叫「天亡」的人...

郭沫若本来是这么读的，后来被人带歪了，同意了「天亡又王」这种说法。不过，这个字虽然意为灾祸，但不见得是「尤」字，因从字形演变上有点说不过去。最近陈剑老师说是「吝」，我认为可从。

至于为什么叫「退簋」，是因为在文末有一句话，写着这个簋的主人叫做「退」，但之前学者没读懂那句话。

2.为什么会理解成「武王灭商」的证据？

因为文中有句话「丕显王作省，丕肆王作庸，丕克迄卒王祀」，但之前学者都把「卒」认成了「衣」，并认为「衣」通「殷」。「迄」是结束的意思，那么「迄殷王祀」，就是「终结殷王的祭祀」，可不就是灭商的证据吗！

至于前面两句话，之前学者的理解是：「丕显王」指周文王，「省」训为「善」，「丕肆王」指周武王，「庸」当时被误认为「庚」，解释为继续。所以这句话连起来就是「周文王作善积德，周武王继承了，于是终结了殷王的祭祀」。

妥妥的灭商证据啊。

但我们看字形，这是衣：

这是卒：

区别在于，「卒」的底下比「衣」多了一个翘脚，过去甲骨文和金文中有大量的「卒」都被误释为「衣」。而「迄卒王祀」就是「完成王的祭祀」。

另外，前一句的「省」当指乐器「笙」，「庸」也是钟一类的乐器「镛」，《尚书》云「笙镛以间」，都是当时祭祀时常见的乐器。

所以这句话说的是：「周文王发明了笙，周武王发明了镛，所以能完成周王的祭祀。」至于为什么这么强调乐器，可能因为「退」的身份是乐官。

和武王灭商简直毫无关系...

再写一个《尚书》里的错误。

《尚书·立正》里有一个词「庶狱庶慎」，这词啥意思呢？完全就读不懂嘛！从古到今学者对这句话都只能强行解释。

而国宝《毛公鼎》里有一个字长这样（如下图），陈剑老师认为是「浴」，读为「讼」。

我们还须知道，战国时齐鲁那边，「慎」是写成这样的：

是不是和上面那个「讼」很像？

这种「慎」的写法汉人是认识的，并且记录在《说文解字》里，南宋九妹的养子宋孝宗赵昚（慎）的名字，就用的「慎」的这种写法。

——真相就此大白！

「狱讼」自是近义词，所以汉人把「庶狱庶讼」认成了「庶狱庶昚（慎）」，于是现在《尚书》里出现里这奇怪的句子。

最后附带解释一下，有些答案提到了「司母戊鼎」，现在国家博物馆改称「后母戊鼎」的问题。「后母戊鼎」实锤是错误的叫法，应读「司（母）戊鼎」无疑。现在学界的问题是，如何解释这个「司」，还未有定论。参见这个回答：

那么为什么国博要改称「后母戊鼎」呢？

反正博物馆里有问题的写法和解释多了去了，不少这一个...

感觉认错字的例子好多，想到再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