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现场人员众多、警力不足的情况,及时拨打电话请求增援
那么请问这时候情况危急吗?或者说情况正在向危急方向转变吗?
如果情况不危急,或者说情况并没有向危急方向转变,那么何必呼叫增援呢?这不成了故意浪费警力吗?
如果说情况危急,或者说情况正在向危急方向转变,呼叫增援就很合理了,那么于欢捅死人不正是危急时刻的防卫过当吗?
如果说一方面警察都感觉到情况危急,或者快要变危急了,所以要呼叫增援,并且离开这个「人数众多」的「接待室中心现场」,一方面又否认于欢正在行使防卫权。
那真是让人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美国法律让美国警察对具体的侵害发生时,没有任何保护受害者的义务,所以在危急时刻美国警察可以躲在外面,不过人家也给予了公民自我防卫的权利。
虽然我感觉美国这法律挺无耻,但起码是一个解决方案啊!
不知道中国法律打算给个什么方案解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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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出来了。对辅警处罚最重,你说搞笑不搞笑?辅警能有什么权力?当场还不是听民警安排,民警怎么说就怎么办,民警指东,辅警敢向西吗?
辅警又没执法权,还能逆着民警的意思来吗?最大的板子反倒打到辅警头上。
经查,2016年4月13日,冠县崇文派出所副所长郭增金带领民警王斌、张宪超、辅警赵一鸣在处置苏银霞警情时,未能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苏银霞的人身安全;2016年4月14日,冠县经济开发区派出所民警朱秀明带领辅警宋长冉、郭起志在处置源大工贸公司警情时,在多名讨债人员限制苏银霞、于欢母子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对现场局势稳控不力。冠县公安局党委委员、正科级侦查员刘晓林对分管联系的崇文派出所、经济开发区派出所工作指导不到位,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经济开发区派出所所长杨军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研究并报冠县县委、县政府批准,决定给予刘晓林行政记过处分;给予杨军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崇文派出所所长栗彦峰诫勉谈话;给予郭增金党内警告处分;给予朱秀明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分别给予王斌、张宪超警告处分。冠县公安局决定对赵一鸣通报批评,对宋长冉、郭起志予以辞退。
这个调查结果足够让于欢少坐十年牢,所以大家稍安勿躁,听本狐狸仔细分析。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什么?是推翻一审判决,帮于欢减刑。
从这个角度说,处理不错。
先回忆一下剧情:一审判决判了于欢无期。
为什么无期?法院的理由是,一死两重伤,无期已经从轻了。
为什么正当防卫不成立?法院的理由是,当时警察已经来了,局面控制住了,于欢在这个时候捅人,不是正当防卫。
要推翻一审判决,帮于欢减刑,关键是推翻这句话:警察已经来了,局面控制住了。
那么,现在官方的给的这个处理,足够推翻一审的判决。
仔细看新闻,官方的处理包括如下套餐:
当事警察被党内严重警告,降职;
当事警察的领导被记大过;
当事协警被解聘;
以及不予刑事立案。
所以官方给事情定了性:警察有错,但是情节没有严重到构成犯罪,因此不予刑事立案。
因此,这个处理足够推翻于欢的一审判决:官方已经认定,警察虽然来了,但是处理有误,擅离现场,没有控制住局面。一审判决书不成立。
我们回头来看官方这个处理。刑事立案,意味着违反了刑法,多半要坐牢。当事警察有没有错,和需不需要坐牢,这是两件事情。要帮于欢开脱,只需要证明警察错了就可以了。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考试作弊是不是错?是,在很多大学作弊是可以开除学籍的。但是,考试作弊不是犯罪,不会被刑事立案。违法和犯罪是两个概念,只有错误严重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才是犯罪。
在这个案子里,除非查明警察收了杜三的钱,否则确实没有严重到构成犯罪。对于不构成犯罪的错误,我们有专门的一套处罚方法,在学校是校规,在企业是员工守则,在警察系统是《警察纪律条令》。降职、记大过,这些都是按《警察纪律条令》处理的。讲道理,降职这个处分,在警察纪律条令里面,已经不算轻了,起码扣了工资,也影响了以后的前程。
我有必要再提一句:真正想把当事警察送到监狱里的,不是于欢,而是杜三。对于欢来说,只要证明警察错了就足够帮他减刑,至于警察有没有犯罪,对他来说无关紧要,相反,杜三白白丢了一条命,于欢再因此判个三五年就出来,他杜三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所以,杜三倒是非常希望把当事警察送到监狱里,这样才能出口恶气,为他报仇。
于欢只想申冤,杜三才想报仇。刑法是为了报仇设立的,申冤的话,行政处罚足够了。
真正的问题出在当地警界高层。他们勾结黑社会,为高利贷充当了保护伞,他们才是最需要严肃处理的,眼光一定要放在他们身上;至于底下的小警察,他们只是背锅的,行政处理一下就可以了,不必为难他们。
不要抓一两只小虾米,要钓大鱼。
这个调查结果,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法制建设的深层次问题:在纠纷中,倘若「叫警察」失效,老百姓又该怎样做才能维护其人身和财产安全及合法权益?
作为平头百姓,我们早已经习惯了把「叫警察」作为解决纠纷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的教育和宣传体系也把「叫警察」作为一个最基本的假设,如同是数学里对于数字1的假设,以此来开展后续一系列普法教育。可是我们的教育和宣传体系从来没有讨论过当数字1不再是数字1时,当警察来了也没用时,老百姓又该如何自处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老祖宗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早给出了一个答案:忍。至于那些忍不住而产生的悲剧,那就是命。
可我想,这不应是今天以建设法治社会为目标的政府,提供给老百姓的答案。
如今,我们的政府一再强调加强法制建设,那么这样的建设是不是也应该落实在回应这个问题上面?我们多问一个老百姓该怎么办,实际上就是多给老百姓一条活路。倘若政府把法制的所有信心和信用全部都压在「叫警察」上,就必须要承担当「叫警察」无效时这种信心和信用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动摇,及其伴随的一系列负面效应。相反,倘若我们能将例如法律援助中心等措施作为「叫警察」无效时的老百姓的应对策略来广泛宣传,也许很多案件中的「于欢们」,在「叫警察」无效后就不至于会绝望到铤而走险了。
法制建设不应该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勇敢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应该承认「叫警察」这种解决纠纷的最终措施存在既定的缺陷和风险——无论警员是故意还是无意的。我们更应该讨论老百姓该如何应对这样的缺陷和风险,而非将这些缺陷和风险一次又一次作为特例搁置——更何况特例是不会一次又一次出现的。
我们是希望警察能够保护我们的,但是……现实中的警察根本不提供保护,然后你们跟我讲道理,为什么警察不应该提供这种保护……去他妈的!
还处置过重,警察寒心了?老百姓寒心了,就随便寒多少度都可劲整呗?
想要让警察不寒心,把不应该让警察做的事儿抹了,别什么锅都让警察背,基层警察背锅那么多 才特么寒人心,让警察能光明正大的办案,才是真的不会寒了基层民警的心。麻痹,什么狗屎事儿都得警察擦屁股,应该警察做的事儿,叫嚷警力不足……扯特么什么蛋呢?
1.文字可以杀人,可以诛心。
这份通告提出民警当时的行为是“ 针对现场人员众多、警力不足的情况,及时拨打电话请求增援,在离开接待室中心现场后,继续在厂区听取知情人员反映情况 ”。而同样是关于民警离开的表述,《南方周末》的表述是:
看到三名民警要走,于秀荣拉住一名女警,并试图拦住警车。“警察这时候走了,他娘俩只有死路一条。我站在车前说,他娘俩要死了咋办,你们要走就把我轧死。”于秀荣回忆说
坦率说,在南周这种春秋笔法下,我当时看这段话的直观理解就是:警察完全不管事,准备开车返回警局,放任凶案发生。当然了,这段话已经很收敛了。南周关于之前的案情描述更是使人血脉贲张怒火万丈:
让刘晓兰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杜志浩脱下裤子,一只脚踩在沙发上,用极端手段污辱苏银霞。刘晓兰看到,被按在旁边的于欢咬牙切齿,几近崩溃。
2.是警察控制不规范,还是迫于舆论压力?
朱秀明等人在处警过程当中也存在对案发中心现场未能有效控制、对现场双方人员未能分开隔离等处警不够规范问题
以我的认知,完全不能理解这种“处警不够规范”的判断。既然通告中明确指出涉事民警认为警力不足、电话请求增援,又何以要求民警“对案发中心现场有效控制”呢?更别提什么“对现场双方人员未能分开隔离”的废话了。坦率说,这种“不够规范”的要求,都是基于“已知现场将发生凶案”这一点的。
所以,这恐怕是调查组迫于舆论压力作出来的吧。毕竟发生了凶杀案,南方周末又站在了道德制高点,“民警总不能没有一点错误吧”!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这么轰动全国舆论的大事,你一个涉案民警不“不规范”一下,那我们还能“规范”吗?
3.民警该负多大的责任?
初步估计,虽然通告说没有刑事责任,但行政处理必不可少,道理见第2点。
有人说民警涉黑,因为他见到黑社会逼债不加制止。但是,却没有见任何人拿出任何这个民警涉黑的证据。即便仅仅从逻辑上讲这句话也不通,因为没有哪个人脑门上刻了“我是黑社会”几个大字。
然而无数义愤填膺者,已经以此论断鲁省的警匪一家了。
舆论阵地,我们不去占领,别人就会去占领。信然!
4.改写一首诗吧。
假如我们谨言慎行,
敌人就会占领了舆论阵地,
还会用笔杆子指着我们,
说:
看,他缺了两根骨头。
那么,唐僧在花果山念一段紧箍咒,就会当上猴王吗?
如来把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花果山的猴子会认为如来是猴王吗?
不扎根基层,群众是不会认可的!
原答案被折叠了:
盖世猴王为何裸死猴山? 数百头母猴为何半夜惨叫? 动物园最大猴群为何屡遭黑手? 游客投掷的食物为何频频失窃? 连环强 J母猴案,究竟是何人所为? 动物园管理处的门夜夜被敲,究竟是人是鬼? 数百只小猴意外身亡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 这一切的背后, 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是性的爆发还是饥渴的无奈? 敬请关注今晚8点CCTV12法制频道年度巨献《题主的不归之路》 让我们跟随着镜头走进题主的内心世界…
我努力工作,年收入突破百万。我楼下小卖部老板眼红了。
他说他每天7点开店,晚上10点关店,工作时间比我长,收入却比我低,这不公平。为此,他甚至发展出了一套小卖部老板人权理论,要求将卖给我的可乐从一瓶2块钱涨到100块钱。
他说之前他受太多委屈了,等他觉得委屈弥补回来了,他会把价钱降到一瓶4块钱的。但想像原来一样2块钱一瓶那是永远不可能的。
我默默想了一下,走多一百米,用2块钱在另一家店买了一瓶可乐。
这件事被小卖部老板知道了,他生气了,他跑去骂另一家小卖部老板,骂他不尊重小卖部老板人权理论,并且在我家楼下贴大字报隐晦地骂我。
你说我为啥讨厌他?
我不只讨厌他,我甚至想报警呢。可惜警察说这事他们管不了。
……
这件事还有后续。
后来,小卖部老板人权组织找到了我,跟我说我楼下的小卖部老板的小卖部老板人权理论不是正宗的,他们才是正宗的。
我说,那你们的是怎么样的?
他们说,我们卖3块。
我努力工作,年收入突破百万。我楼下小卖部老板眼红了。
他说他每天7点开店,晚上10点关店,工作时间比我长,收入却比我低,这不公平。为此,他甚至发展出了一套小卖部老板人权理论,要求将卖给我的可乐从一瓶2块钱涨到100块钱。
他说之前他受太多委屈了,等他觉得委屈弥补回来了,他会把价钱降到一瓶4块钱的。但想像原来一样2块钱一瓶那是永远不可能的。
我默默想了一下,走多一百米,用2块钱在另一家店买了一瓶可乐。
这件事被小卖部老板知道了,他生气了,他跑去骂另一家小卖部老板,骂他不尊重小卖部老板人权理论,并且在我家楼下贴大字报隐晦地骂我。
你说我为啥讨厌他?
我不只讨厌他,我甚至想报警呢。可惜警察说这事他们管不了。
……
这件事还有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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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那你们的是怎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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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默默想了一下,走多一百米,用2块钱在另一家店买了一瓶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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