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请自来,我想这个问题最核心的点应该是这样的,怎么样的社会共同体,会将航海作为一种核心策略进行实施?或者再问得深入一些,在前工业化时代里,刺激航海业发展的原动力是什么?
对此我们需要考察一下历史上那些以航海业而称著的民族,比如较早的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先看看腓尼基人
位于地中海东岸黎凡特海岸的腓尼基人是著名的航海民族,在古典时期,腓尼基商船队的足迹可以说遍布地中海各地,并且在地中海的各个角落都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日后与罗马争霸,诞生过杰出军事家和统帅汉尼拔的迦太基。很多人心中航海是一项浪漫而伟大的事业(嗯,答主曾经也这么觉得,因为小时候玩大航海时代2被洗脑了),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在古典时代,包括航海技术在内的各项科技根本没法与后来相提并论的年代里,他们为什么要出海?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家里难道不好吗?难道为了磨砺自己,不惜押上自己的性命去接受大自然的挑战吗?
这显然是天方夜谭,因为事实上,腓尼基人之所以一批批地扬帆出海,到遥远的世界里去寻找新的居住点,最大的原因是,黎凡特海岸的农业环境,已经养不起更多居民了。而且,由于腓尼基人的定居点是位于地中海和沙漠之间的狭长地带,因此他们也无法去开垦新的田地以增加农业产量,且事实上,要养活腓尼基的诸多城邦,都要依靠长期与埃及的食品贸易才能维系。综上所述,一来腓尼基的诸多城邦都是仰仗海上贸易来维系基本生计,二来黎凡特海岸的人口承载量在古典时代有极限,在超过极限的情况下部分人口必须出海去寻找新的落脚点,因此发展航海技术也是势在必行了
接下来再看看希腊
希腊的地理环境虽然和黎凡特海岸有很大差异,但是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共性,也就是缺乏内陆方向的纵深,希腊所有适合居住的地区,都是沿海丘陵和山脉下,一些小的水系所形成的小型临海平原,只有这些地区是适合稳定农耕文明的
因此希腊本土的人口承载量也是有极限的,一旦超过极限就会出现粮荒,也就会迫使部分人口进行出海的迁徙,最初的一波迁徙是由希腊本土(Continental Greece)向爱琴海的彼岸进发,于是提洛岛(著名的提洛同盟金库所在地),希俄斯岛(荷马的故乡),克里特岛,罗德岛(这两个岛太有名了),莱斯博斯岛(著名女诗人萨福的故乡,“女同性恋”一词的来源),以及爱琴海东岸的小亚细亚地区,成为了希腊移民最初的落脚点
然而爱琴海上的诸多小岛显然不可能承载起过多的人口,而小亚细亚本身的地理结构,也是沿海丘陵下,一些小型水系形成临海平原的结构,因此伊奥尼亚(Ionia)和爱奥里亚(Aeolia)地区的人口承载量同样也会逐渐达到极限,从而循环着腓尼基人和希腊本土曾经的历史。以Phocaea,Miletus,Ephesus等小亚细亚城市,以及Sparta,Corinthe等本土城市为代表,希腊人同样扬帆出海,到地中海的各个角落去寻找自己的落脚地。其中就包括了马赛(由Phocaea的移民建立),叙拉古(今意大利锡拉库萨,由科林斯人建立),塔兰托(由斯巴达移民建立)等一系列遍布地中海的定居点。这也算是答主对早期希腊殖民开拓史的简述
把航海作为自己事业的社会共同体,往往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限的农业体量,缺乏纵深从而无法进一步开发的土地环境,相反,对于那些农业环境优越的社会共同体来说,他们并没有发展航海业的必要性。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完成了了不起的伟业,不过他们的了不起,放在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下,是一种很无奈的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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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主题,中华文明从整个共同体的层面上来说,起码在古典时代是缺乏从国家层面发展航海技术基础的
中华文明的核心区是千里沃土的农耕区,是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江等大河流所共同构筑起的超大型冲积平原,这样的地理环境,也令历代中原王朝从本质上就缺乏向大海拓展自我的必要,从而也缺乏国家层面上支持航海技术发展革新的动力。事实上,中国社会的契约形式,从一开始就是典型的农耕式契约,而中华文明历来拓展疆域的方式,也是从自己的边界循序渐进,而跨海征服这样的案例并不多(当然,也不是没有,比如对台湾的经略,而且答主后面也会提到这点)
不过,中华文明最大的特点在于,地域广大所产生的多元性,因此在中华的区域里并不是没有具备航海传统的地区,那就是沿着浙闽丘陵一带的浙东南,福建以及粤东地区,其中尤以闽南地区和潮汕地区最为称著
关于福建,我在自己的上一个答案里就已经有过阐述了,福建地区的地理环境,在中国的沿海地区是非常不理想的,但是却具备了发展航海业得天独厚的条件。当时在这点上未及详细阐述,在这个回答里算是得到了进一步补充的机会
简而言之,福建的地理环境,和人类历史上一切将海洋作为生命线的社会共同体,比如腓尼基,希腊,北非的阿拉伯地区,意大利半岛,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日本,是有共性的,即缺乏足够的纵深去开垦新田地,因此能够承载的人口总量达到极限,或者急需进行贸易市场扩大的情况下,就要向大海释放出多余人口。。。因此福建人和潮汕人,从很早开始就有下南洋的传统,这种传统和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是类似的,一部分人远涉重洋,去一片新的天地寻找自己的新家,还有一部分人同样过着四海为家的生活,走遍天南地北地做生意,因此中国早期的航海业发展,闽文化居功至伟
也同样因此,南洋各地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就已经形成了星罗棋布的华人聚居区,而这些聚居区由唐朝而始,历经宋元明三朝,都有数百年的历史了。可以说,南海之于福建人,潮汕人,几乎就如同是地中海之于腓尼基人和希腊人那样——下南洋,其实是为了生存下去。。。
我前面提到过,经略台湾,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跨海征服案例,一者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并且驱逐了荷兰殖民者,二者则是施琅率领水师击败郑氏政权,并且将台湾纳入了大清的版图。值得注意的是,郑成功和施琅,都是福建泉州人!(当然,更严格地说,施琅是晋江人)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化之前最著名的两位海军将领,其实都是出自闽南,这也是福建和潮汕地区航海业在中国独树一帜的必然结果
然而,中国有扬帆出海传统的地区,在近代之前也仅有东南沿海这一隅,尽管东南沿海一带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发展出发达的造船技术,但由于中华文明本身固有的农耕特性,国家层面上并没有海上扩张的需求,因此类似于葡萄牙,西班牙王室对航海事业的热衷,不可能出现在中央集权王朝时期的中国。郑和下西洋只是宣大明之威,结好万里以外诸国的天朝上国之举而已,远远称不上是国家层面上不遗余力支持航海事业的例子
最后还是想说一句,海权不是必然的,即便在开启大航海时代的欧洲亦是如此,比如说法国,事实上直到工业革命之后,法国才真正开始重视对海洋的经略,而且这种所谓的重视,也只是把海权视作陆权的婢女罢了。。。
至于我们中国,近代化之前,长期以来海权连陆权的婢女可能都做不了,中华文明显然完全缺乏开启大航海时代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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