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为什么把河湟地区卖给西夏? 第1页

近些年司马光在互联网上可谓是一片喊打之声，现在已经是伪君子的代名词了。我简单网上搜了一下对他的批判，除了新法这个众说纷纭的千年公案，根本说不清楚之外（新法这个东西，网上的人讨论时，站队的多，真正分析的少），还有两点：1.阿云案；2.元祐弃地。关于阿云案我有专门的回答分析，这里就不多说了，今天来说说“元祐弃地”吧。

在互联网上的很多描述中，“元祐弃地”被认为是司马光的重要“罪行”，几乎只要一提到司马光准有这个。在很多人的描述中：司马光是一个因私废公，睚眦必报的大汉奸、伪君子，因为反对新法，仇视王安石，所以不惜将熙丰以来开拓的几千里西北边地全部割让给了西夏，堪称超级卖国贼。事实真是如此吗？且看下文。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段史料：

元祐初，司马光将弃河、湟，邢恕谓光曰：‘此非细事，当访之边人，孙路在彼四年，其行止足信，可问也。’光亟召问，路挟舆地图示光曰：‘自通远至熙州才通一径，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关辟土百八十里，濒大河，城兰州，然后可以捍蔽。若捐以予敌，一道危矣。’光幡然曰：‘赖以访君，不然几误国事。’议遂止。

这段《宋史·孙路传》的记载，详细的写出了司马光对于西北边事的态度是“国事”而非“私事”，以司马光几可与王安石媲美的执拗，却也可以在这件事情上承认错误，足见他在这件事情上还是能做到实事求是的。那么网络上“因私废公”、“挟私报复”，也就不成立了。

那么为什么司马光主张“弃地”？还是要放到当时的宋夏关系中去具体考量，才是正理。

我一直以来都认为，外交是军事和政治的延续。这一观点放在元祐元年的宋夏和议中，也是成立的。

首先来聊一聊元祐元年宋夏之间的军事政治背景。

宋神宗继位之后，有意开拓，用王安石变法理财。到元丰四年，他感觉时机成熟，遂起五路伐夏的大战，但因为种种原因，最终失败。元丰五年，又有永乐城战役的惨败。据《长编》记载：“李秬、种谔、沈括奏：‘永乐城陷，蕃汉官二百三十人、兵万二千三百余人皆没。’（神宗）及闻城陷，涕泣悲愤，为之不食。早朝，对辅臣恸哭。”“自是之后，上始知边臣不可信，亦厌兵事，无意西伐矣。”

元丰四五年的这两场大战的失利，对北宋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它不仅使精兵强将、历年积蓄损耗一空，也使得宋夏之间攻守易势。由于“五路伐夏”虽然失败，但仍取得了一定战果，也就是鄜延一线的几个堡寨与熙河北边的重镇兰州。因此引来了西夏的疯狂军事报复，意图收复失地。打开《宋史·夏国传》，便能看到元丰六年到元丰八年间，西夏数次猛攻兰州，宋军虽然击败了来犯之敌，但自身损失也很惨重。

“六年二月，夏人大举围兰州，已夺西关门，钤辖王文郁集死士七百，夜缒城而下，持短兵突营，遂拔去。五月，复来，围九日，大战，侍禁韦禁死之，乃解去。七年正月，围兰州，李宪战却之。六月，攻德顺军，巡检王友战死。九月，围定西城，烧龛谷族帐，遂以十月至静边，钤辖彭孙败之。十二月攻清远，队将白玉、李贵死之。八年三月，神宗崩，赐以遗留物。夏人攻葭芦，供奉王英战死。”

而更为严重的是，从王韶河湟开边以来十几年间，西北大规模的战争不断，整个陕西被战争拖垮，民不聊生。如果对夏的作战能够取得胜利，那么还可以缓和矛盾，但是战败了，那就是雪上加霜。元丰六年名相富弼在弥留之际给神宗的《陈时政之失书》中就严厉批评了西北战事所带来的巨大反噬：“窃思去岁朝廷纳边臣妄议，大举戈甲，以讨西戎，事出仓卒，人情汹惧，忧在不测，卒致师徒溃败，两路骚然。今闻边兵寡弱，村落萧条，士无斗志，难复为用，久戍未解，粮饷不时，东兵在行者或归或留，不无怅望，但虑再有征发，其心易摇，而百姓畏恐穷困，前日继有调发，已不从命，度此事势，可不深虑哉！是岂讳过取败，不思救祸之时乎？前日国家罄竭公私之力，以事诛讨，曾不伤西人之一二也。彼其得我叛卒，取我兵械，取我金帛、粮食，不可赀数。彼将以其所获，贻遗邻国，借兵求援，以为边患，是反足以增强捍也。臣未知朝廷所以待之之策，万一贼犯边境，官兵既不足用，民兵又不可发，则将何以御之？关陕之忧，岂有涯涘！关陕震荡，则关东摇动，州郡例无兵备，人情易为惊扰，则所当虑者又亦深矣。臣闻陕西州郡连岁薄稔，大兵之后，公私虚耗，粒食踊贵，兵无见粮，逃溃之卒与阻饥之民，渐成髃党。今年秋种分数不多，民间旧食既已空竭，夏麦总使丰熟，为日尚遥，民心朝夕不及。今流散之民累累道路，莫可胜数，不止陕西空虚，一有边警，惧难枝梧。况其甚者，老弱穷困，不能远去，则转死沟壑，丁壮流亡者，但亦妄意所之，无有定所。臣谓前日西师之举，秦、晋之民肝脑涂地，毒亦甚矣！乡村保聚，哭声相闻。穷困之民日望安息，朝廷所当厚加存□，霑以德泽，而旷日累月，未有一语及之，使其怨气充塞，谓朝廷无保之之意。伏望陛下悼前谋之失，下哀痛之诏，以慰安民心。”

如果说富弼的奏疏还只是停留在表面的话，那么长期在西北范纯仁的奏疏就涉及到实际问题。他在《乞朝廷讲议陕西钱物取计之术奏》中说：“自军兴后，须用名数十倍常日，而刍粮价直所在增贵。且如震会定日，将粮草约以中价，米斗六十五文足。今来沿边诸路，如帅臣所在，米斗犹不下一百六十文足，草束不下六十文足，他皆称是，其外城堡砦又非此比，方之会定所约之价，相远如此。兼契勘本路利源所入，全藉酒课，而比年米面价贵，本重利轻；况会定之日，除比岁内实收应副实支外，尚有四十四万余贯不足年计，奉圣旨只令本司那融应副。今岁入不加于前日，而岁费倍多于昔时，又籴入贵贱如此之不同，则大计盈虚，于此可见。臣殚思竭虑，恨无长画，以致丰富，惟戾觽敛怨，百计爱省，庶有小补。若但以目前会较，即幸可枝梧，惟虑疆场缓急，别有大段添屯军马，或年岁之间，重兵未解，则事力匮竭，计无从出。”

而事情到了元丰八年有了转机，在这一年宋夏两国的掌权者宋神宗以及梁太后双双去世，这使得宋夏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缓和。

军事政治背景介绍完了，那么来聊一聊元祐弃地的具体内容吧。

北宋在军事上的失利，延伸到外交上，就说明北宋必须要作出一定的让步，才能达成和议。事实上宋朝的历年和议，不论是宋辽、宋夏还是之后的宋金都是这样的。

事实上从元丰八年神宗去世之后开始，息兵、和西戎的论调就已经成为主流了，而“弃地之论”也不是司马光最先提出来的。在元丰八年韩维就有上书，提出了“兵之不可不息者有三，地之不可不弃者有五。”

司马光在元祐元年二月上书，提出了应对西夏的两策：一者返其侵疆，二者禁其私市。

他的奏疏详细收录在《长编》中，字数太多，我就不贴出来了。此后在一个月里，又上过两次奏疏，重申了他的观点。

是年九月，司马光去世，十月，“诏自元丰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归我陷执民，当画以给还。”（《宋史·夏国传》）虽然其时司马光已经去世，不过这个结果当然是有司马光的意志在里面的，但这仍然是“两府集议”的结果。

这个诏书达成的前提，是西夏归还永乐城之战被俘虏的军民，主动权在西夏手里，因此最终并没有被执行。为什么？我猜测是因为西夏的主要目标是兰州而非鄜延一线的堡寨，在得不到兰州的情况下是不会同意这份诏书的。

真正意义上归还四寨给西夏的，是元祐四年，据《会要》记载:“元祐四年六月八日，枢密院言：‘拟答夏国诏，交割永乐陷没人口，计口支与赏绢，仍将葭芦、米脂、浮图、安疆四寨给赐夏国。’从之。”这是经过双方妥协之后的结果，西夏不再追求兰州，而北宋也减少了归还永乐城被俘军民的数量。

综上所述，得出几个观点

第一，司马光提出归还侵地的观点，是当时的主流观点，并非是他因公废私，范纯仁、韩维、苏辙都是此观点的拥趸。

第二，弃地并非数千里，也不是神宗以来新获得的全部土地，而是米脂四寨。

第三，直到元祐四年，即司马光死后三年，弃地才真正执行。

总的来说，元祐初年的宋夏和议，本质上是北宋在元丰年间两次大败之后导致的军事被动，引发的政治、外交被动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