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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二十五年了,你有什么想说的?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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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实际上,最让我感触的是因苏联灭亡而自杀的内务部长普戈和苏联元帅阿赫罗梅耶夫。他们两人分别参与和支持了1991年旨在挽救苏联的八一九政变。

普戈杀死自己的妻子之后开枪自杀,他在自己的遗书中写道:“我犯了一个绝对出乎意料的错误,相当于犯罪。 是的,这是一个错误,而不是一个信念。这使我失去了挽救祖国的唯一机会。”

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自己的遗书中写道:“当我的祖国灭亡了,我人生中的所有意义都不存在了。我无法活下去,年龄给了我死去的权利,我战斗了到最后”,“我的努力没有自私的动机”。

每当翻阅苏联八一九政变的诸多细节、揣摩成败时,我常常凝视着普戈和阿赫罗梅耶夫的照片反复端详,因为,我想知道当共产主义苏联大厦将倾,布尔什维克树倒猢狲散、高官显贵改头换面的时候,什么是信念驱使这两个人做出如此莽撞拙劣、飞蛾扑火的壮举?我想知道布尔什维克的英灵烈骨究竟长什么模样?

在八一九政变发动后记者招待会上,坐在亚纳耶夫身边的普戈神情绝望默然,仿佛一块垂死的木头,一位决死的武士,实际上,他为苏俄殉死之后家里随即一贫如洗;阿赫罗梅耶夫元帅风度儒雅严肃,行事两袖清风一丝不苟,但他死后在俄国无人问津,只有他的敌国好友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克罗乌弗(Crowe)在1991年九月的《时代周刊》为他书下挽歌:

“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是我的朋友,他自杀身亡是一个灾难,它折射出震荡整个苏联的抽搐。这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共产党人、爱国主义者,是一个真正的战士。”

一切仿佛刘宋末年那位忠臣袁粲,当萧道成的大军攻入袁府的时候,挽救主君的一切努力都已失败,只有吟叹:“早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唯以名义至此耳。”而在1917年9月,忠贞于俄罗斯民族的克里莫夫将军在试图恢复国家秩序的科尔尼洛夫政变失败后,也随即开枪自杀。

如同一切伟大的王朝一样,布尔什维克也拥有自己的文天祥、张世杰和陆秀夫,只可惜,挽救国家不能只靠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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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而十五年了,有什么东西要说呢?当然是有的。

假设这个世界上没有美国,仍然有马克思,会怎么样?那么,在欧陆这一唯一的舞台上,俄罗斯就相当于接受了商鞅理念的边缘蛮族国家秦国,最终会发展出一种说一不二的军事共产主义,并碾碎欧洲大陆的所有国家。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美国也没有苏联,会怎么样?那么,在欧陆这一唯一的舞台上,普鲁士人的军事传统和日耳曼蛮族体制就不会被一战的失败摧毁,崛起于北方的普鲁士蛮族,将按照自己严密的哲学思维,自己发展出更加严谨的军事共产主义,并碾碎欧洲。

然而,这只是另一个位面的世界,现实的世界里,欧洲之所以是欧洲,在于其四面八方的开源性,在于我们研究古人类迁徙的时候,会观察到R1,R2,I,J,G,甚至E的各路父系在这片大陆上的来回穿梭,你甚至可以想象,如果大航海时代并没有到来,在中东站稳脚跟的突厥伊斯兰帝国会不会最终一步步北上,裹挟斯拉夫,蒙古等各路蛮族再一次对欧洲形成人种替代,毕竟,欧洲的人种替代是他们的传统,是他们一以贯之的历史经验。奥斯曼未能对欧洲形成摧毁,在于更北方俄罗斯的压力,这就让我们想到秦国对于西北各路蛮族的弹压,并最终保证了华夏民族在西周崩溃后的继续传承。

但是,我重复一遍,现实的世界是,欧洲是开源的,是所有周边的板块,都可以喝到欧洲人的水的,相反,欧洲对于世界其他板块的发明和创造的汲取,则是大航海时代之后才发生的。前者是埃及,希伯来,罗马,希腊对核心大陆的正常影响,后者才是美丽而残酷的新世界。

既然欧洲是边界开放的,历史上由于其开放的边界,是各路移民的天堂,那么,对于这样的世界,我们就不能指望德国和俄罗斯能够实现中国的故事,在极权社会试图一览众山之时,无数的鲁仲连和张良远渡大洋,来到北美洲的沃土上,要发誓建立一个抵制所有极权社会的理想国,同样,我们可以类比,如果鲁仲连在天下一统后成功地带着清教徒进入到了另一个大陆,华夏世界的历史,会不会出现另外的样子。

这是站在所谓开放世界的角度,观察到的苏联的兴亡。

现在,我们回到华夏世界,向北方,看到二十五年前圣诞夜的惨剧。

我们知道,大一统的帝国建立于其恩养天下的抱负,消灭灾患的不世之功和强有力的军事机器,这是夏商以来华夏国家的起源,而这种对四海恩怨抱有拯救之心的意识形态,发源地一定是苦寒的北方,富庶的世界,比如岭南,对于天下是不感兴趣的,对于政治,也就从来不太关心,但是对于生活在蛮族区的人民来说,他们的气质,是另外一种。兼续不断的水患,胡人的劫掠,内部的叛乱,四面的侵略让蛮族区的人民必须要在一个伟大的君主麾下团结起来,这样的历史发生在俄罗斯人反抗蒙古人的统治时,发生在成吉思汗和完颜阿骨打对凌驾于他们头顶的剥削者的痛恨,发生在秦人血战夷狄却被中原的风华视为异类的一系列历史中,可以说,苦难带来的愤怒和骄傲隐藏在帝国的血液里。

这是另一种人,他们从青藏高原的海东突出部,为了不知名的原因而东进,和他们后来成为藏族祖先的叔伯兄弟们告别。

这另一种人,就是我们。

所以,二十五年前崩溃的北方帝国是有意义的,印刷术和新教冲垮了中世纪,也腐蚀着欧洲的军事传统,在民族国家让战争变得更为有效时,也让法兰克人和日耳曼人变得暴虐而虚弱,当成熟后的我们再一次去阅读欧洲的哲学史和文学史时,你在巴尔扎克和雨果的记载中,看到的只是旧时代彻底被时光摧毁的惆怅,他们也许赞颂了未来,但未来并不属于他们。至于发轫于德国的哲学家,试图在天主和科学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但这种寻找必然催生尼采和马克思,前者是对瓦格纳——希特勒——日耳曼神学的悲剧性预言,后者则希望在崩溃的欧洲意识形态的灰烬里,为马克思心中的全人类找到出路。

然后,这种火光在维也纳点燃,并最终传播到莫斯科,欧洲文明圈的边缘蛮族国家,最终成为岌岌可危的欧洲体系的最后一个帝国——苏联。

当苏联诞生的时候,已经在帝国周期中挣扎了三次的中国,正陷入到家在何处,谁是匈奴?的自我怀疑里,那起于禹王卓绝的跋涉,成于秦王黑色的铁流,并在汉武帝的责任感和天下意识中走向巅峰的汉人的传统,早就在没有对手的自我毁灭中衰朽,而这个时候,北方的帝国诞生了,一种超越了基督教和孔墨老庄的天下大义震撼着在私利和恩怨中沉浮的全中国,在鸳鸯蝴蝶派的靡靡之音和低调俱乐部的百转千回之间,来自北方的,悲怆慷慨的歌曲突然回响在南昌,井冈山,沿着西南省份,沿着长江和乌江西进北上,并最终回到禹王确立伟业的陕北和黄河边,华夏世界的命运就此改变了,在陈旧的,衰朽的,已经被冲击的不堪一击的帝国的尸体上,注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疯狂和忠诚,依靠这种疯狂和忠诚,我们现在终于安坐于此,能够在早午餐的惬意中写点东西。

写点什么东西呢?至一个垂死的文明体的殷切悼念。苏联的诞生是西方哲学在政治实践上走得最远的一步,带着人类能够达到的最高的理性和善意,但并没有挽救什么东西,相反, 苏联最终耗尽了俄罗斯的潜力,就像秦国为了天下,将自己的宗庙最终葬送一样。第三罗马的一切,最终在莫斯科的火光中落幕了。如果你回顾俄罗斯的创业史,那似乎是秦国的翻版,在拜占庭崩溃后,俄罗斯人继承了拜占庭的法统,对毁灭东正教帝国的异教徒宣战,十次俄土战争就是这宣战的实践,而突然,一切都变了,一战爆发,君士坦丁堡近在咫尺,蔓延到所有体系内大国的危机毁灭了所有皇冠,然后,一个叫做列宁的商鞅和李斯进入莫斯科,决心缔造说一不二的政治秩序,然而剧本继续改变,军事化之后的苏联,在核威慑的困境中自我毁灭。如果不对俄罗斯人的命运报以兔死狐悲的哀怨,我们就不配说自己是秦汉帝国的后人,继承了秦汉的名字和血液。

所以,这悼词是真挚的。欧洲有两种未来,一种是军事帝国治下的天下,苏联或者日耳曼尼亚的宏伟前景,一种是被注入一种叫做马歇尔计划的僵尸病毒,离开美国就不能自存,不幸,欧洲人不是我们,他们的历史一贯是要被注入一种病毒的,对于这样的事实,我们对苏联致以哀悼,对德国不表示同情,对于明知前路毫无希望,但仍然秉持着政治哲学的黑暗理念,发誓要生存到时光尽头的法国人表示阴险的赞许。

或者说,幸亏欧洲人不是我们,如果欧洲变成了大一统的世界,欧洲的四面八方,可没有雪山和大漠阻挡他们的扩张。

苏联解体了,俄罗斯民族从此失去了天下,这一次,是永久性的。而如果俄罗斯人都丢失了这些东西,那么我们还是放弃对大部分印欧语系的指望吧。根据著名俄语工作者牢不萌的指点,已经堕落成分析语的英语蛮夷不配讨论这个话题。

二十五年前,重新为华夏世界赋予政治信念和政治理想的北方帝国解体了,二十五年后,那些高唱着军歌的前朝宗庙祭司,在前往叙利亚前线劳军的路上,殉葬于一次普通的空难。这是对的,这是好的,这才是符合逻辑的。就像2015年那道击碎了沙特大清真寺塔吊的闪电一样——如果没有这样的天人感应,这个世界该多么无趣啊。

而另一种人。。。比如我们,在苏联解体的那一年,童年结束了。残酷的世界,在那一年露出了他不残酷的一面,并蒙蔽了很多去美国留学的好少年。而在08年,糖果和红包都已发完,于是世界的另一面开始显露出来,已经在07年的金融风暴中被波及的俄罗斯的遗老遗少,最终意识到这个世界对自己非但不公正,而且不细心。在07年的一个春日的午后,孤独的沙皇发表了对西方背信弃义的痛陈,然后带着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警惕,去重整帝国留下的军队,虽然已经晚了,勇士已经成为俑士,但如果连兵马俑都不复存在,后之来者,又如何能在历史的废墟上,去憧憬大秦的军容和威严?

我们的青少年时代,是听着北方帝国的那些祭司们的军歌长大的,从小河对岸,到神圣的战争。我们听说,在一九四五年冬季的东北荒原上,两支带有共同信仰的军队,高唱着国际歌,在日本人的要塞面前实现了他人不需要明白的相互理解,那个场面惊悚而动人,汉语和俄语发出同样要重整世界的誓词,带着巴黎公社和所有巴黎儿女的鲜血,苦难和坚毅。在许多年后的长安和帝都,不眠于碑林的我思念着这样的句子,思念着在一个人的旅程中永不消失的信念。

忘记苏联没有良心,恢复苏联没有脑子。从你说出这句话开始,俄罗斯的命运就注定了。绝望了的俄罗斯和充满了弥赛亚精神的俄罗斯哪个对世界更好?欧洲人会很快知道答案。

那个时候我们以为帝国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我们歌唱,我们欢笑。我们举杯痛饮在白狼山前,认为大汉的荣光就此复兴。然而郭嘉只是躺在病床上,持续性用一种诡异的笑容攻击着我。

我很想知道当机组人员知道坠机不能避免时,他们最后是不是唱了些什么。

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北方的政治理念重新整合了华夏世界,但是,也仅此而已。如果历史真的像某些妄人说的那样终结,那么后世来描绘这段时光时,就只能用传说和神话。当我们在共和国的童年中高唱来自北方的军歌时,我们其实并不了解,所谓的,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意味着什么,就像那些去缅甸打游击的父辈一样,对于少年们来说,神圣的战争只是一场游戏,而许多年后,那种使命感和责任感终于拥抱了这些人时,他们最终会发现,在和命运,敌人和自我的搏斗中,是没有任何侥幸可言的。

审判,是公正的。历史,是残酷的。

苏联最终没能拯救欧洲。

虽然,苏联莫名其妙地改变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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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是第一个在法律上规定普选权的国家,但直到 1991年3月17日才首次落实全民参政议政。全民公投显示,有76%的公民愿意支持继续改革的苏联。在现代社会,这是一个惊人的支持率。



然而苏联70年来从未搞过民主,没有任何机制和程序去执行全民公决的意志。这个政府平时不允许人民反对,默认一切投票都是套路,一切自由选举都必须压制,大难临头时当然也没有渠道去释放人民的支持。结果,公投和以往任何一次“选举”一样,被所有权力机构视为儿戏,弃如废纸。苏联政治依然是少数人的博弈。


1991年12月8日,叶利钦在自己位于白俄罗斯森林的别墅中秘密会见了白俄与乌克兰首脑,决定以独联体取代苏联。过了圣诞节,苏联国旗就在克里姆林宫上消失了,一个76%支持率的超级大国荒诞地亡于密室政治——但绝非偶然事件。没有民主沟通上下、没有选举向国家机器进行合法性授权,这样的国家纵然生的伟大,也逃不过死的窝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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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切尔诺贝利,苏联投入五十万官兵抢救,中将飞行员亲临上空拍照,迅速新建数百座小水坝防止水污染,为此背负了巨额债务,还放宽了言论管制,苏联没了,石棺依然安稳如山。

贵乎价值观都扭曲成这个样子了,真是目瞪口呆。

还好意思跟福岛比?

切尔诺贝利是一个典型的人祸,并且是因为苏联的体制因素,人为扩大了得灾祸。

人祸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1,为了赶英超美,以及满足国内的电力需求,中央下令快马加鞭发展民用核能工业,七八十年代,RBMK的设计、建造和运营都处在紧急状态,为了尽快完成建设,必要的安全措施被省略了。即使是灾难发生后不到一周,1986年5月2日,苏联电力部长在一次高层会议上说,“虽然发生了事故,但建设队伍还是要履行社会主义义务,尽快开始建造五号反应堆。”

2,关于事故的起因,官方有两个互相矛盾的解释。第一个于1986年8月公布,完全把事故的责任推卸给核电站操作员。第二个则发布于1991年,该解释认为事故是由于

压力管式石墨慢化沸水反应炉

(РБМК)的设计缺陷导致,尤其是

控制棒

的设计。 第三个说法来自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此进行的调查,认为苏联核电站管理制度上的缺陷和混乱也是主要肇因。这一调查报告发布与1992年。

3,第一批参与救援的消防员并未被告知他们面临的真实风险,相反他们以为自己只是在扑救一场普通的工业火灾。

凌晨1点25分,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第二消防站接到火灾警报,当班值勤的28名消防队员立即出动。当时他们没被告知是反应堆爆炸,有的还以为是一场普通火灾“没人告诉我们是反应堆的事”。

Grigorii Khmel,一名救火车驾驶员回忆 我们在凌晨1:45-1:50时到了那里……看到了散落的石墨屑米沙问: “那是不是石墨?”我踢开了它,一个消防员捡起来看了一下,说:“这是热的。”它们有大有小,小的能够拿在手里……

我们对辐射了解得不多,即使是在那里工作的也是如此。卡车上没有水,米沙开启了一个消防栓然后我们把水对准了房顶。那些上了房顶然后死了的小伙子们……瓦契克、柯利亚和其他人,还有沃洛迪亚-普拉维克……他们爬上了梯子,然后我就再没看到他们……

4,向上级隐瞒此事的行动几乎伴随事故发生同时启动,在莫斯科的核专家和苏联领导人得到的信息只是“反应堆发生火灾,但并没有爆炸”,因此苏联官方反应迟缓。在事故后34小时,一些距离核电站很近的村庄才开始疏散,政府也派出军队强制人们撤离。


5,事故发生四天之后,普里皮亚季还在大张旗鼓地庆祝五一节,后来自杀的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谢尔比茨基也带家人参加了庆典。甚至能从当时留下的录像画面中看到高能粒子在胶片上留下的划痕。这一段游行片段,因其参与者的喜气洋洋,和无法看见但所有观看者知道无处不在的致命辐射变得极为著名。

当时在现场附近村庄测出了是致命量几百倍的核辐射,而且辐射值还在不停地升高。但这还是没有引起重视。专家宁愿相信是测量辐射的机器故障也不相信会有那么高的辐射。



6,事故发生后一个周,欧洲多地检测出辐射异常升高。起初以为苏联又在搞核试验,通过外交管道提出询问(瑞典在27日即怀疑并提出询问,但未获答复)。戈尔巴乔夫多次在采访中表示,直到此时,作为苏联的最高层领导人,他们才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他在xx局的紧急会议中留下了这样的记录,“什么事情都不让党中央知道,整个系统都在忙着打击政见不同者、粉饰门面、拉裙带关系。我们必须终止这一切”

很难以置信对吧,史上最强大集权国家的领导人竟然要通过外交途径才能获知本国出现了可能涉及几十万人命的重大事故的真实情况。不过想想前些年几十万结石宝宝和三聚氰胺,也突然就很好理解了对吧。

切尔诺贝利事件过程中的很多事件都变成了罗生门,比如戈尔巴乔夫到底什么时候知道这一事件的严重性,他后来的说法到底是对于苏联体制的痛心疾首,还是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比如参加五一游行的乌克兰第一书记,在当时对情况的严重性到底知道多少?再比如,事故的死亡人数到底是多少,从官方公布的4000人到绿色和平组织的9万人,哪一个才是准确的?或者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准确的数字,唯一知道的可能是这两个数字都是不准确的。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一事故造成了天文数字的受害者,而这些人中有很多本来是可以不必死去的,这是福岛事故根本性的不同。

在解决这一事故的过程中,苏联人表现出了惊人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但我们或许可以说,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一相对现代民主社会更加残酷和暴烈的体制既能制造英雄,也能制造灾祸。社会主义优越性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办好了是好事,办不好就是大事。

最后,回到问题上来

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是按照当前的价值观去认识历史。以至于前两天我竟然看见有人说苏联解体是因为中等收入陷阱! 要知道,这个词大概是在08金融危机之后才逐渐被学界认为是中国未来的主要问题,进而逐渐被大众接受。放在03-07年那个时代,绝不会有人想起来用中等收入陷阱解释苏联解体。

同样的,本问题下面的很多回答,也是人们套用目前的思维框架去选择性地认识历史

现在的人们大国崛起了,好像很容易理解俄国人对于红色帝国的怀念,说什么做调查的时候7成,或者8成,或者9成的人都赞成保存苏联,但事实是,在卫国战争中,在阿富汗战争中,在切尔诺贝利中,为帝国献祭了无数人民的苏联人,没有为这个国家的死亡付出哪怕一滴血的努力。

再往前几年,自由主义思潮盛行的时候,很容易的抱怨到具体的领导人头上,戈尔巴乔夫过于软弱啦,轻信西方啦。倒退十多年,这独那独闹得很凶的时候,苏联解体的肇因就是放任加盟共和国独立,而现在,精英阶层固化了,社会板结了,人们又自然地想起来,是叶利钦和他代表的官僚阶层窃了国。

看着这些答案,不禁让人想起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最后,引用一段戈尔巴乔夫的话,这段话可谓苏联解体最经典的注释。仔细想一想下面这段话,问的人为什么问这个问题,答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回答,当时的人们到底怎样看待当时苏联-民族-国家-党之间的关系。至少可以帮助各位勾勒出一个大概靠谱,关于那一段历史的图像来。至少也要学会,不要将自己对于国家-民族 的观念和感受,代入到对于历史事件的观察和理解中去。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带着墨镜,是没办法给她化妆的。

1992年9月,我会见了戈尔巴乔夫,我向他提出了该问题。我问他,他是否认为没有更快的准许各共和国享有真正的独立是犯了错误。
“杰克,可以看出你现在是教授,因为你的问题书生气十足。”
他回答,
“在某种抽象意义上,这很可能是对的,我走的太慢,但我不是生活在美妙的抽象世界中,而是生活在有着严酷政治环境的现实世界,让我问你,如果我在1989年提出邦联,对我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想中央委员会在下一次会议上将会罢免你” 我回答
“是的,而且他们将提前开会,毫不迟疑地把我赶走。甚至可以说,直到1990年初我开始谈到邦联的时,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人还是反对的。我不得不自始至终与他们进行斗争。我根本不可能自由行动,不应该以我有行动自由的假定作为评判我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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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质疑一下 @马前卒 先生,虽然我在评论区已经质疑过了但是完全没有得到回应。

中学历史知识告诉我,苏联在1922年底成立。而在1918·1919,就已经有一大批国家规定普选了。

然而这不是什么忽略了苏联和苏俄的区别的问题——就算算上苏俄,苏俄也不是第一个。

挪威早在1913年就规定了普选。

而俄国呢?事实上这个普选权是临时政府定下来的,而不是“苏俄”!

这抢功的本事着实了得啊?

===================以下是个人感想===================

25年前的今日,一个联盟——一个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联盟,最终迎来了属于它的命运——崩溃。单就这个国家而言,我对其崩溃是感到十分痛快的。这个国家曾经所呼喊的口号,与其所作所为,完全是两样。

其打着“人民”的旗帜,却又何曾考虑过“人民”呢?顺我者人民,逆我者叛匪。逻辑,不过如此。“社会主义”不过是其犯下累累罪行的合法化借口,而有了这个“社会主义”的大旗,仿佛一切的罪行便都是合理正当的了。从彼得格勒到乌克兰,死去的不是“叛匪”,便是“根本就不存在”的人儿。

“反法西斯”口号响亮,但是在他们看来,什么又是法西斯呢?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波兰社会党人头顶上那“社会法西斯主义”,波兰农民党人头顶上那“农民法西斯主义”的帽子,也真是有趣之极。在高呼“反法西斯”的同时,其又在做些什么呢?我固然对英法的绥靖颇有不齿之意,但是苏联与纳粹握手言和,相谈甚欢,甚至相互划分势力范围的举动,却还是要下作的太多了吧?说好的“反法西斯”呢?

更不用提后来的波兰十月风暴,1956年匈牙利革命,布拉格之春之类……“社会主义”又是什么呢?我只看到帝国主义,看到东欧人民的怒吼与挣扎,却不曾看到哪怕一丝一毫的“社会主义”!

所幸,苏联终究是诞生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这样一个伟大,可悲而可敬的人物。

他在1985年,面对的就已经是一个需要排队两个小时买食品的苏联。他完全可以去继续“循规蹈矩”——自己享受着这个庞然大物带来的好处,然后把这块烫手山芋扔给后人。某些人张口就是“4000卢布退休金”云云,但是动动脑子想一想,他如果继续坐在他的高位上,所能拿到的,恐怕4000之后加个万都不为过!

他的心里终究是有着“人民”这样一个词汇的。苏联国歌里那句“独立共和国、自由结合成”,只有他在真正的去落实。

是他力主推动苏联转型——并且将这个计划的最终决定权交予人民,而人民用1991年上半年那场公投,表示了对他的认可。

可悲,他遇到了叶利钦。可悲,他遇到了八一九老贼。

但是在翻开历史书的时候,我看着那一行行文字,脑中仍然能够浮现出一个为国家——同时更是为了人民,为了社会主义东奔西走,焦头烂额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身影。

而绝不是仅仅因为自己喜欢,就把国家——甚至是别人的国家当作自己意志的试验田的玉米爱好者、勋章爱好者,亦或者“慈父”!

彼得格勒的枪声让布尔什维克彻底执掌政权。

布列斯特的背叛承诺让布尔什维克获得了“和平”。

坦波夫的毒气让布尔什维克展现了自己的嘴脸。

喀琅施塔得的起义让布尔什维克彻底抛开了“革命”与“社会主义”的旗帜。

乌克兰数百万尸骸被斥为“不存在的人”。

而与纳粹的勾肩搭背,也堂而皇之的成为了“必要之举”。但是啊,即使是被你们斥为“绥靖”的英法,也在1939年毅然对德宣战了啊!

第比利斯、新切尔卡斯克、埃里温、考纳斯……

无论何时,无论人民所渴求的是什么,迎接他们的也终究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数十年的历史终究还是告诉了我们,Leninism所结出的,到底是怎样的果实。

我从未看到一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更谈不上看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死亡。

你也配信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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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于中国。不仅限于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

很多人忽视了一点:从此以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大旗就落在中国手里了。眼下没有太大用处因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处于低潮期。但未来则未必。未来的工业化社会仍然可能出现大危机,多半会与分配问题密切相关。由于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是美欧尤其是美国的那一套东西,危机将直接冲击它,现行的西方意识形态体系可能出现崩塌。这时共产主义2.0就可能再起,毕竟他在普世的工业化的左翼的意识形态中思想冲击力感召力最强,最适合大争之世中爆发。在当前西方普遍妖魔化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情况下,中国握住它们(但不输出)就是掌握了最大的意识形态战略资源储备。

佛教源于印度但在老家立不住。于是佛教这一古典时代的重大意识形态战略资源就落到了中国手里。中国有受其害的时候但最终驯服了它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汉传藏传两只)。最终满清成功的运用它外控蒙藏内驯汉人。这是很值得当今中国人借鉴的。苏联之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在老家欧洲俄国立不住了,中国要接好这个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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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及各国人依然很好的生活着。

国家的概念太大,只要没有战争,决定一个人幸福与否的因素始终是家庭。太多人只看见国却看不见家,有闲空替中南海操心,却没法过好自己的日子了。


user avatar   chang-kai-shen-32 网友的相关建议: 
      

以苏联解体为代表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让我对中国大陆有能力完美解决台湾问题产生了极大信心。这在我新写的长文《未来20年,我们应该以什么视角看待台湾问题》中提到过。下面再做些补充。

苏联解体之前,整个苏联社会思想已经非常混乱,对国家历史上英雄人物甚至整个苏联历史的质疑层出不穷:

 苏联解体前后,在“民主化”浪潮中,有人试图全盘否定整个苏联历史,连卫国战争的性质也被说成是“苏德两个极权国家为争夺霸权而进行的非正义战争”。中伤、贬损卫国战争中涌现的英雄更成为“时髦”。一家名为《论据与事实》的报纸造谣说,卓娅当年的表现是“精神疾患”造成的后果,使她做出不理智的行为。当时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卓娅被派去焚烧德军的营房,但她不敢前去,只好随便烧了一座民舍来凑数,结果被那家的主人捉住,交给德军。她被处决让当地“民心大快”。舒拉的形象也被泼上污水,说他“自幼脾气乖戾,屡次与同学发生口角、冲突,学校给予的品德分数很低。”

还有:

这种篡改和隐瞒,导致苏联解体前后流传着关于马特洛索夫身世的各种谣言。例如说自小丧失双亲的马特洛索夫被当成少年犯关入内务部设在乌法的劳改营。苏军在战争中严重减员,犯人被补充到部队专门组建的惩戒营中服役,因此马特洛索夫是惩戒营中的一员,而非军校学员。
……
还曾有传闻说马特洛索夫并非有意去堵枪眼,只是通过敌人碉堡时不慎中弹身亡。
俄罗斯为苏联英雄正名:卓娅舒拉马特洛索夫_历史频道_环球网

还有:

  例如,在统计和估量“全盘集体化”或大清洗的受害人数时,有人总喜欢毫无根据地把数字夸大。如有人声称,在25,000,000农户中有1/8到1/6的农户被“非富农化”,那就是有3,100,000到4,200,000农户,而涉及到的农民至少有16,000,000到21,000,000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在饥荒中死亡和流亡的人数(注:参见《星期》,1988年第15期。)。但这个数字是没有证据可证实的。达尼洛夫利用较为可靠的资料,假定被“非富农化”的农户数(不包括在饥荒中死亡和流亡的人数)是1,000,000到1,100,000户,大约有5,000,000到6,000,000农民。他还指出:“不幸的是,一些作者尽可能把数字拔高,根本不顾它们是否可靠和合不合乎逻辑。他们希望用13,000,000或15,000,000的死亡人数来给读者以震惊。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人数‘只有’4,000,000或5,000,000,那对我们彻底谴责斯大林对农民的迫害是不够的。”(注:《真理报》,1988年9月16日。)
苏联解体前的“历史热”

还有:

在地铁车厢中可以看到大多数乘客都拿着各种小报,边乘车边阅读。小报上经常出现什么“加加林死亡之谜”“从未公开的档案”“十月革命的真相”“列宁的情妇”等题目。漫画就更加不成体统了,什么严肃的政治问题都用夸张、丑化的形式来表现。文学性的政治讽刺小说与政治寓言也很流行。
金雁:苏联解体前动荡的莫斯科


其实作为中国网民,这种调调同样也是非常熟悉的。

就在前几年,还有人“质疑”黄继光堵抢眼是假的、邱少云忍着剧痛被烧死也是假的、狼牙山五壮士是逃兵而不是英雄、方志敏是因为绑架勒索传教士才被处决……

和苏联解体前的这些公知如出一辙。思路是一样的:把历史上这些人们熟知的“记忆高峰”丑化掉,那么对那段历史的整个印象也就会随着被颠覆。


当时的苏联社会里,这些散布的“新历史”被很多人接受,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苏联过去的政治氛围压抑的反弹,另一方面更是因为人们对现实生活的不满

1989年9月莫斯科的市场情况比1988年更糟,物资更加贫乏,几乎什么都缺,排队更长。除了“古姆”和“促姆”等大商场之外,在列宁山附近的一块约2万平方米空地上,用木版修建起来一家“雅尔马克”星期天自由市场,店内的多数摊位是国营的,少数是个体户。有趣的是,顾客要排队等候进入商店,服务员把守大门,出来一批顾客,再放进一批。在出售皮鞋的摊位前挤满了顾客,根本看不见柜台上卖什么样儿的鞋。由于美元与卢布的黑市比价进一步跌落(1989年9月,1美元=11卢布),有些商品的价格比1988年还便宜。一双盖皮鞋14卢布,皮靴26卢布。男鞋和男靴的价格高于30卢布的很少。所以,各种鞋子供不应求。纯棉花布裙,既可以作睡衣,也可以做室内裙,每件仅售4—5个卢布,约合50美分。

1989年,在莫斯科的市场上,人们普遍喜欢的苏联传统商品不锈钢锅、平底煎锅、高压锅、搪瓷锅和手提吸尘器等已经不见了踪影。据说,不锈钢锅和高压锅是用制造飞机大炮的下脚料制作的,特别结实。搪瓷锅的钢胎搪瓷十分厚实耐久,不怕火烧,搪瓷也不炸不裂,特别适合炖肉,放入盐、酱油和醋之后不怕腐蚀,不生锈。肉菜可以放在锅里过夜,吃时再加热。而铁锅和铝锅都不具备这个优点。尤其是铝锅不适合炖肉炒菜。据说,它产生的醋酸铝对人体有害。煎锅的底胎是加厚的,把锅烧热了,把火烧或大饼放进去,盖好了盖,关掉火,一会儿就热透了。

专门销售厨具的“一千件”商店被顾客挤得水泄不通。人们不是到商店购物而是到商店里寻找物品。人们对市场已经失去信心,购物心态也已经失衡,碰到什么就买什么,根本不考虑是否急用。据苏联媒体透露,有一位苏联老大妈,上街见到东西就买,结果家里推满了东西,仅洗衣粉和卫生纸,她几十年都用不完。

  有一次我发现,加里宁商场化妆品柜台前排起了长龙,热闹非凡。我好奇地挤到前面一看,原来正在出售进口的化装盒,售价由几十到100卢布之间。有的妇女一买就是好几盒。这种玩意儿在纽约仅售2—3个美元。由于长期宣传教育,要求人们过艰苦朴素的清教徒式的生活。此类化妆品长期被作为资产阶级性质的东西,既不研究,也不生产,搞得人们生活单调枯燥,日久生厌,甚至出现逆反心理。穿喇叭口或紧腿裤(亦称鸡腿裤)或想穿新潮服装被称为资产阶级奇装异服;想吃好东西改善生活被说成追求资产阶级享乐;想烫发打扮美化自己叫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人类生活历来是丰富多彩的,爱美和美化自己是人类的天性,把这样一个属于人类天性的问题打上资产阶级烙印等于宣布苏联共产党不需要美,等于政治自杀。不要小看这些所谓小事,许多小事加起来就可能变成大事。老百姓往往从他们身边的日常生活小事看到一种体制的本质。

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在莫斯科大学教书的英国教授,我问他:市场上的俄罗斯产品为什么这么少?他回答说:你问得好。我也向学校的苏联教授们提过同样的问题。他们回答说,工厂里的工人们都忙着闹革命,经常开会讨论,搞生产的时间少了。而相比之下,欧美工业发达国家普遍商品丰富,市场繁荣,与苏联市场相成强烈对比。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人已经开始闹了,不久东欧就发生了剧变。历史已经揭示,凡是阻挡生产力发展的任何体制和做法,迟早要被适宜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无情地取代,从古到今莫不如此。因为只有先进的生产力才是推动历史发展前进的动力,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一切革命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千方百计地解放生产力,创造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改善和丰富人民生活。衡量一个政党或政府是不是先进的,最重要的是看其奉行的政策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能否提高综合国力,能否大大改善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三个有利于”的光辉思想。他还明确地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其实,这都是些常识性的东西,谁愿意抛头颅撒热血是为了过穷日子?苏联搞了6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结果连人民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和小百货的生产供应都没有解决苏联人民还能再甘心情愿地撑多久? 刘治琳:苏联解体前后10年我在莫斯科的所见所闻_评论_环球网


当人民现实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时候,耳边再出现对整个体制过去历史的“质疑”,那他们很容易就会相信这些所谓的“质疑”。此时“质疑”本身是否符合逻辑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质疑”可以和现实“完美对接”——你历史上就是靠奸诈和说谎得国的,那现实治国自然不行,所以我们今天才要在这里排队,才过不好日子,才发现资本主义世界比我们强那么多。这说明我们这么多年来的政治体制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这样的错误导致了我现在受穷。

此时,历史上有利于“解释现实”的那部分观点,就会被更多的人拾起并推崇;而不利于“解释现实”的那部分观点,就会被人们选择性忽视或遗忘。

这样,历史和现实就可以“互相印证”,现实佐证了历史,历史解释了现实。

所以,结论就出来了:从历史,到现实,充分说明了,苏联就是一个错误,是该死的,我们应该拥抱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的一切。


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本中早就提过“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如此一个大帝国的意识形态崩溃,还是为我们提供一个确凿的、直观的、有力的试验品证据。


中国前几年的网络上也是如此,尤其是十年以前或更早,那时候的台湾相比大陆优势比今天要大。于是很多人把“中国大陆经济不如台湾”投射到对中国革命的否定:如果毛不搞革命,共产党不搞革命,让蒋公胜利,到时候美国自然扶植我们,那今天的中国大地,不就都过上台湾的好日子了吗?在美国的扶植下,我们人均GDP像台湾一样一万多美元、两万美元,那不就是世界第一的经济、科技、民主大国了吗?

嗯,毛泽东太可恶,共产党太可恶,都是他们搞什么革命,才让我们现在比台湾差这么多!

这种观点虽然荒唐,完全无视两岸的客观情况,但在当时,确实是被很多人认可的,那段时间也是“国粉”在网络上最多的时候。

而这些人,则自然把怒气发泄到了为中国革命献出生命的人身上,比如邱少云,比如毛岸英,比如狼牙山五壮士,比如方志敏:因为是你们挡了我们过发达国家的生活,就该狠狠骂你们,狠狠羞辱你们!


当年我看到“国粉”嚣张,对整个中国革命史和英雄人物的丑化侮辱的时候,是很愤怒的。

但是随着海峡两岸实力的快速变化,一个想法在我脑海里诞生了:

如果以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如此的凶残、恶毒、无能、丑陋,都能被今天台湾的经济优势所洗白,而且民众还确实愿意根据今天的现实来反推理解历史,那么如果反过来,当中国技术实力大幅领先的时候,这种效应难道不是会以另外一个方向体现出来吗?

既然国民党残酷屠杀苏区普通百姓,十万壮丁一万兵、挖黄河烧长沙、二十年连年战乱饿殍遍野……这些事情,在情感上都能被今天的富裕繁荣的台湾所洗白、所接受、所理解,并在大陆产生这么多“国粉”。那么历史上表现远高于蒋匪的共产党革命者们的历史形象,当中国经济、科技完全崛起、碾压台湾,挤垮台湾的先进企业,让台湾人的生活像当年苏联人那样窘迫的时候,又会在台湾社会产生什么样的投射呢?

苏联人排队的时候,骂的是苏共、骂的是戈尔巴乔夫,但却对他们老对手西方世界,充满了羡慕和渴望。因为西方世界的普通人民过的比苏联好,所以尽管在政治上在国家层面二者几十年里斗的你死我活,但苏联普通人民在低生活水平的压抑下,反而会对对手的一切产生好感。这个时候,你作为苏联普通人,支持苏联的体制,反而可能会被周围斥责为“你这么关系国家哦,国家关心你吗?你姓赵吗?”

这种现象,给了我们解决台湾问题中最最棘手的民心问题,提供了很大的启示和灵感。

要知道,苏联国家宣传的意识形态不可谓不高尚:为全人类解放、消灭剥削、消灭压迫。但这些高调在经济萎靡影响到自身利益的时候,很少人会再去相信。那么同理,“自由民主”、“多党选举”、“一人一票”这些同样闪现着“高尚”光辉的东西,其宿主被剥夺掉生产力后,被严重影响个人生活的民众对它们的待遇也会是同样的,原有的“高尚价值”被弃之敝履,笼罩着经济光环的对手的一切,都会被作为“新思想”而接受。至于这个“一切”的比例有多高,要看届时双方的经济差距有多明显。


有很多人平常经常会说“成王败寇”、“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但其实他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仅仅限于第一层。

他们的理解是这样的:胜者掌握了政权,掌握了舆论,就会写有利于自己的历史,然后再对民众洗脑,甚至查禁不利于自己的历史,掩盖真相,丑化对手,从而实现在舆论上的统治,为自己提供合法性依据。

这个理解不能完全算错,但是,这只是它最简单的1.0版玩法。

这个1.0版本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往往要依靠胜者的公权力来人为操纵舆论,打压异己,甚至会有过度美化和过度丑化、伪造历史的情况发生。而这些人为的扭曲操作经常会有各种漏洞。比如某个英雄人物牛逼程度是80,但公权力要完美,就把他说成是95,这样对手一旦指出其中的造假之处,那么民众对这个英雄人物的评价可能一下子就降低到了30甚至更低,得不偿失。更糟糕的是,民众还会对公权力的这种人工操作充满了警惕,以至于产生“你说的我都不信”的情绪。

而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它的2.0版本,这个版本相比前者,要完美精致的多。

当然了,运行2.0版的程序,对硬件的要求比1.0版也要高的多,它要求“硬件”层面必须是国际领先的,至少是相对你的对手要明显领先的。所幸的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仍然在高速发展中,在不远的未来,就可以拥有运行2.0版程序的能力。

民众很多不满的地方,其实归根到底就是本国蛋糕不够大。当蛋糕足够大的时候,即使分配不那么均匀,但如果自己作为普通民众,分到的比国外的民众要多,日子过的比国外好,形成明显对比。那么他虽然也会在某些具体不公事件上抱怨,但还是会拥护本国的体制,甚至会为此而骄傲,至少不会那么反对。

而当蛋糕不够大的时候,在现实中你怎么分都会引发不满,甚至根本分不动。

就拿雾霾来说吧,中国天然多煤少气,燃煤会引发雾霾,民众不满。

那停了煤烧气?气又不够,民众挨冻,还是不满。

那停了工业工厂?民众失业,还是不满。

那提高燃煤效率,可以,但这又回到钱的问题上来了,还是和蛋糕大小有关。

换句话说,很多(并非全部)社会问题其实根源在生产力层面,而不在上层建筑层面。或者虽然上层建筑层面确实有问题,但就算这道门不挡,到了生产力层面还是会被挡住。

下面是常凯申第一定律

一个社会的社会问题的烈度,主要取决于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其有次要影响;

一个社会的社会问题的表现形式,主要取决于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其有次要影响。

根据这个定律可以得出常凯申第一定律的推论

减少自己的社会问题的烈度,在国内国外塑造自己合法性的治本手段,是提升自己的生产力水平;

提高对手的社会问题的烈度,在对方和本国内部打压对手合法性形象的治本手段,是打压对手的生产力水平。


当中国经济崛起之后,全社会的蛋糕会明显增大,中国人会享受到比现在更高的物质文化,生活会更富裕,手里面像“移动支付”这种领先世界的东西会更多。虽然各种社会问题有的还会存在,但烈度会明显减轻。另外,由于蛋糕增大,社会豪强的掠夺形式会更加隐蔽,更加和底层脱钩,更加没必要赤裸裸吃相难看(这也是减少剥削成本和阻力的考虑),这样底层人民对社会公平的主观认知度会上升,具体体现在作为普通人而言,生活办事都更有秩序,不需要找关系就能生活的不错,一般意义上的官民冲突、贫富冲突,都会得到相对的秉公办理;届时,即使是出于收买人心的考虑,蛋糕更大之后的政府,也会更愿意提升福利待遇,提升底层民众收入能力。届时,中国人民就会对国家更有信心。

当然,这不是说,这种程度就是我们未来的目标。而是想表达:哪怕只是生产力水平提上去,而上层建筑中的问题仍然不改的话,原有的社会问题烈度也会大大减轻或部分消失,而和对岸的经济对比彼消此长之后,这样的改良程度已经足够使得中国大陆民众建立起对台湾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价值观自信了,甚至还会反过来让台湾羡慕我们的政治体制。

中国崛起后,作为一只重要的钱袋子,在半导体产业上必然会使台湾受到沉重打击。台湾政府的财政来源会更加窘迫,社会福利开支也会拿不出来。豪强原有的隐蔽剥削手段随着经济衰退、蛋糕减少而难以继续为继,必然会露出獠牙和普通民众争利,吃相会更加难看。

这样,虽然从更高的层面看,是大陆一点点剥夺走了台湾的生产力。但是从普通台湾人的角度看,削减他们福利的是台湾政府,残酷剥削他们的是台湾资本家,下班路上抢劫他们的是台湾混混,和自己勾心斗角的是台湾同事,拖欠货款的是台湾商家,因为工资下降而心生怨气对办事民众高声呵斥雁过拔毛的是台湾公务员,为了弥补亏空而添加有毒食品添加剂的是台湾商贩……和大陆没有一毛钱关系。

作为台湾人,届时自然会想到:既然台湾人生活在一个这么道德沦丧的社会里,那台湾的政治体制、文化、一切意识形态,一切历史上被官方尊奉的台湾英雄人物,难道不该都被拉出来负责吗?我不姓赵啊,我为什么要为姓赵的台湾豪强和政府辩护呢?所以我要狠狠的骂他们,狠狠的骂当年金门战役的那群蒋匪畜生,要不是他们阻碍解放军登台,现在我们早就过上和大陆一样的美好生活了。

事情一旦发展到了这个地步,谁是“王”,谁是“匪”,还需要胜者一方的公权力来刻意维护吗,根本不需要了啊。连台湾内部自己的百姓都会主动来重新审视甚至“无脑式”地歌颂赞扬中国革命史上的英雄人物,比如刘胡兰、董存瑞,并万分遗憾为什么这些人物当面没有在台湾消灭蒋匪,以至于让他们遭受这么多年的罪。至于张灵甫这样顽固阻碍解放战争胜利的,估计届时已经两岸民众给骂死了。甚至虽然给了台湾振兴但提出了“三不政策”的蒋经国,其未来名声也不会很好。民众会恨他为什么当年这么有利的地位不寻求和大陆统一,害我们今天过苦日子。届时,台湾甚至会出现各种“历史解密”,把蒋经国、蒋介石、胡琏、李登辉、蔡英文等等这些被认为是“阻碍了台湾人被大陆提携过好日子”的家伙们,造上一堆历史半真半假的谣言来丑化他们。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有人可能会问,难道届时他们就会忘了自己也是曾经领先过的吗?会这么健忘吗?

这个问题早就有先例了,朝鲜到七十年代前还是一直领先韩国的,可是在朝鲜今天明显落后韩国的大背景下,还是有相当一大批人咬牙咒骂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支持朝鲜一方,完全无视当年朝鲜政权相比于南方那群韩奸而言才是更加具有合法性的一方。

因此,如果台湾衰落之后,它当年的辉煌,也会被人选择性遗忘,并不影响对它的彻底否定。

这个过程同样不需要公权力的介入,只要真实的实力对比(科技、民生等)在公众面前自然展现出来,大家自然会做出有利于你的判断。

在2.0版中生活,你不会感觉到对言论的限制,也不再需要有wall,也不再需要什么“思想引导”,因为现实的优势摆在这里,恰恰需要你更充分地知道外面的情况,从而对比之后做出“独立思考”来得到对我有利的结论。

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

如果想为董存瑞、刘胡兰、方志敏等千千万万为中国革命献身的烈士彻底洗去污蔑和否定,最有效的做法,是干掉台积电、大立光、联电、日月光、力晶……这些台湾赖以挣钱的企业,挤垮、收购、招安都可以,抽掉台湾的财源,以伪“中华民国”最后一块残地上民众陷入水深火热、官民内斗、自相残杀、社会道德沦丧的处境,来证明这些革命烈士当年所从事事业的伟大正确。


苏联解体二十六年了,它的尸体给了我们彻底解决台湾问题的灵感。我们可以在道德高地上用一只长长的无形之手收走台湾的生产力,再为之后出现的状况痛心疾首点蜡烛祈祷,在台湾社会呼唤爱和正义,呼唤人权与公正,呼唤台湾当局要对自己的人民手下留情。

在彼时台湾的刀光血影中,我们的手上不需要沾血,我们是悲天悯人的圣母,是为“暴政”感到痛心的优雅善良的文明人。


(全文完)


参考:《未来20年,我们应该以什么视角看待台湾问题


本文是2017年在知乎的最后一篇答案,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user avatar   lvyesurong 网友的相关建议: 
      

苏联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更是中国的良师益友。

苏联对中国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更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铭记的:

苏联已死,它的功绩永垂不朽。


user avatar   deng-jian-79 网友的相关建议: 
      

它活着,我战战兢兢 ,我夜不能寐,我拔剑北顾心惶惶。

它死了,我愿为它唱一万遍赞歌。

啊...镰刀....啊...锤子...

啊...伟大的苏维埃,你的联盟坚如磐石,你的光辉将传颂万代,英雄的布尔什维克党,英雄的苏维埃领袖,愿您的精神屹立万万年。

什么,它还想复活?

啊....来人,来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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