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消息报道河北发现我国目前已知最早史前人类加工颜料遗存，这一发现具有哪些研究价值？ 第1页

总体来看，这项研究成果中最主要的发现是赭石的使用和加工以及明确的小型石器装柄使用的证据，借此来体现距今约4万年左右的时间段内该地区的古人类行为复杂化的过程，最终依然是为研究东亚现代人的起源问题作出重要的贡献。

首先是赭石的加工。研究者发现了三件与之相关的文物，包括一件较大的、外源性的赭石，其上有持续性产生赤铁矿粉造成的擦痕、一件可能由于压碎大型赭石块以产生赤铁矿粉而产生的小而碎的赭石块和一块被赤铁矿粉染色的石板。

研究团队认为，虽然赭石加工染色的目的尚未确认（可能性包括为物品或人体上色装饰、动物皮毛制革或作为粘接剂的载体），但从赤铁矿粉的产生数量足以永久性在材料上沉积，这证明了人类的此类行为具有主动性。这个加工工作区代表了东亚地区最早的赭石加工行为，代表了4万年前该地区古人类行为的变化。

第二点是石器。这个遗址出土了比例很高的两极加工（砸击）的石制品，基本都小于40mm，显著小于硬锤加工产品；两极制品平均宽度为13.59mm，落在了更晚遗址出土的标准的细石叶的尺寸范围之内。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从尺寸上看，该遗址出现的石器落在了细石叶的范围之内，但从定义上看，该遗址出土的石器并不属于细石器。研究者将之成为“bladelet-like”（似小石叶）或“细小石器”，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细石叶。其原因在于，细石叶的认定除了尺寸之外，其生产过程和方法也是重要因素。

从概念上讲，石叶（blade）、小石叶（bladelet）、细石叶（microblade）这三个概念是需要区分的。总体来讲，石叶和小石叶主要是尺寸的区别，“石叶技术”所代表的加工方法应当是直接打制；而细石叶除了尺寸应当小于石叶之外，更为重要的是需要采用间接剥片、压制法为生产方法。而下马碑遗址的细小石器采用两极法（砸击技术）加工，显然不属于细石器技术。

并且，对于尺寸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也与研究者主观因素有关，尤其是小石叶与细石叶的分野，不同研究者有不同的认识，因而，该遗址出土的细小石器的13.59mm的平均宽度，是否属于细石叶的宽度范围，也有一定的讨论空间。

比较重要的是，该遗址的细小石器仅发现了极少数的二次加工（retouch）的痕迹，但微痕分析显示了有使用痕迹（包括动物皮毛加工、切割动物软组织、对木头的钻孔刮削和对软质植物的切割）和装柄的痕迹，其中两件发现了骨柄残留。这体现了复合工具的多功能使用。复合工具是古人类对石制品使用的重要进步，例如到新石器时代仍在使用的骨柄石刃刀，采用细石叶作为刀刃，可以非常方便地更换刀刃，保持刀刃的锋利性，这大大提高了携带使用的安全性、便利性、高效性。从这个角度看，下马碑遗址出土的细小石器对于石器技术的进步依然具标志性意义。

从这些发现的意义来看，研究团队认为这对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相比于更晚遗址的鸵鸟蛋皮串珠、穿孔兽牙装饰品、细石叶技术等（传统上认为属于现代人行为），下马碑遗址的赭石加工使用这样的文化因素是独特的。研究团队认为尽管不能排除下马碑遗址人群属于晚期丹尼索瓦人甚至尼安德特人的可能，但类比同时期田园洞人和稍晚的山顶洞人以及蒙古东部的Salkhit遗址，他们依然倾向于认为下马碑人群是现代人。

如果下马碑人群是现代人的话，他们与之后的现代人所表现的行为和现代特征具有明显的不同，表现出了不同形式的复杂化进程。研究团队认为这可能存在现代人与本地丹尼索瓦人的基因交流，并且可能被更晚来到的人群所取代。总体而言，这依然反映的是现代人进化、迁徙过程的复杂性、多次性。

个人见解：下马碑遗址的赭石利用和复合工具的使用在国内均属首次发现，这对研究东亚地区人类文化进程发展和行为的复杂化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还有几个问题其实需要更深的思考和研究才能落实为突破性的结论。

首先，下马碑遗址的赭石染色行为，是属于从实用性角度的生产行为，还是精神领域的“象征性行为”？它能从怎样的角度和程度反映古人类的精神世界？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染色行为是有意为之，但是否属于“艺术创作”？从中国旧石器时代象征性行为的发现来看，除了许昌灵井的鸟雕塑之外，包括水洞沟、柿子滩等地的鸵鸟蛋皮串珠、穿孔兽牙等装饰品、刻划痕迹（例如最近发表的宁夏鸽子山的鹿牙），其象征性行为的具体含义指向（比如相对更具实际价值的装饰身体）和艺术抽象表达的程度，与西方例如威伦道夫的维纳斯（偶像崇拜？）、游泳的驯鹿、动物岩画等可能是具有明显区别的。从我个人见解来看，欧洲的旧石器时代艺术品，其审美价值和“艺术创作”的含量高于东亚，而东亚地区则体现出更多的实用性价值，倾向于在具备具体功用的物品上进行装饰。另外强调一点，对于古人类适应环境、生存之类的行为，进行不同背景下的比较和价值判断，应当是一个危险的行为。

第二，下马碑出土的遗物能从多大的程度上指示“现代人行为”？已有的发现表明，尼安德特人的象征性行为的证据，包括墓葬、音乐、艺术创作、装饰品等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发现，从这个角度讲，下马碑最主要的意义在于揭示了一种与之前和之后的人群均不尽相同的文化面貌。这种文化上的改变是由于人群/人种的迁徙，还是本地文化的发展，还是如同研究团队所认为的存在基因交流，这还需要更多的、尤其是周边相近时期的发现加以证明。以尼安德特人的行为来看，具备“象征性行为”的群体并非一定是现代人；从东亚地区的发现来看，现代人群也未必一定能发现“象征性行为”，因而从考古发现的角度，“象征性行为”和“现代人”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既不充分、也不必要，它只是指代一种行为的复杂化进程，不一定能指代人种甚至物种的变化。

第三，复合工具的使用是石器使用方式进步的体现；而细石叶在东亚地区的出现则更多被认为是现代人北方路线文化交流的结果。从这个遗址来看，复合工具与细石叶技术并不是相辅相成、同时空出现的。那么复合工具究竟是因何、如何起源、其与细石叶是如何结合、东亚地区之后的复合工具使用主要是受到了哪股文化因素的影响抑或是多点起源，这些都是可能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参考资料：Wang, FG., Yang, SX., Ge, JY. et al. Innovative ochre processing and tool use in China 40,000 years ago. Nature (2022).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2-04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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