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放结论:
1. 欧洲开始大规模建设城堡的风潮实际上开始于封建社会早期的大规模外部入侵结束之后,主要起到贵族权力中心而非防御外敌的作用。
2. 军事上,设防要塞对于防备入侵,并作为反击使用的支点具有一定意义,但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强有力的机动军事力量而非要塞本身。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设防城堡(或者说要塞)起到作用的战线很多,显然我们不可以将长腿爱德华面对的威尔士人和在地中海活跃的阿拉伯人称作“蛮族”;同时,虽然城堡和贵族的权力紧密相关,但并非所有的防御工事都是“封建”的。在不具有封建制度的,由伟大者阿尔弗雷德治下的英格兰南部也开展了大规模建设要塞的活动;各个市镇和公社建起保护自己的围墙和壁垒,也不属于“封建化”的范畴。因此,笔者实际探讨的问题更像是“堡垒在中世纪欧洲起到的作用”。
城堡:城市驻防与设防的贵族宅邸
防御工事本身和封建制度的出现并没有直接联系。将聚落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隔离,并且为聚居的人群提供保护,或者是防御某些敌人是防御工事建立的初衷。就算是所谓的“蛮族”也会建立城堡。不必说早期凯尔特人的“奥皮杜姆”和高卢人在阿莱西亚的堡垒。查理曼在自己的萨克森战争当中,也曾经组织“一个猛攻队,非常勇敢地破坏了一座极其坚固的城堡的城墙”。[1]同时,中世纪的很多城镇都保存了罗马人统治时期建立的城墙,受劳动组织能力和国家行政能力的限制,皇室、长官或者主教没有建设新的城墙,而是维修罗马时期的旧城墙,因此这些城墙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都发挥着作用。路易七世就曾经下令修缮巴黎的罗马城墙。直到菲利普·奥古斯都统治的初期,由于旧的城墙限制了建设用地,他才将下令这些旧城墙拆除,并建立了新的城墙,将城墙之内的面积扩大了25倍(从25英亩扩张到625英亩)。[2]同时,很多堡垒也兼做军营的用途,驻扎有军队。无论是罗马人、高卢人还是日耳曼人都建设这样的堡垒。例如,查理曼就曾经多次在征服萨克森的过程当中建设护墙保护的军营。[3]
所谓的“封建化堡垒”则可以被视作是贵族的设防住宅的一种延续。罗马帝国晚期,由于政治局势的不稳定和和平秩序的衰落,许多地主豪强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产免遭攻击,将自己的庄园宅邸进行加固,并招募私募士兵进行防卫。法兰克人的入侵并未根本上改变罗马人的制度,因此这种传统也许在各地得到了延续。有证据指出,墨洛温王朝的贵族居住在有围墙的庄园中,但这可能只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没有防御作用[4]但同时,这种城堡的集中出现虽然受到了外来入侵的激发,但是却集中在外来入侵的结束之后。奥利弗·克雷顿教授在书中指出,城堡数量在相对稳定的11世纪才呈爆炸性增长。就在915年,一支庞大的基督教联军(包含希腊和拉丁基督徒)在加里利亚诺击败阿格拉布王朝的军队,标志着穆斯林势力退出亚平宁半岛的南部。[5]紧随其后,意大利的“城堡化”(incastellamento)进程在920年突然加速。考察加泰罗尼亚境内在1350年之前的城堡建设时,克雷顿指出,边境地区的城堡少于原先巴塞罗那伯国的城堡。在维京人依然活跃的864年,西法兰克国王秃头查理也下令拆除许多城堡——显然在他看来,这些城堡是贵族势力的根据地而非抵抗维京人用的堡垒。[6]因此,不能够将蛮族入侵归结为封建城堡大规模建设的主要原因。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许多防御工事的确是为了防备劫掠者而修建的。880年之后,莱茵河流域的许多市镇和大修道院都建设了防御工事;885年维京人攻击巴黎时,也止步于翻新的防御工事之前。维京人在两地皆受阻挠,而正当他们将重心转向英格兰时,伟大者阿尔弗雷德也扩张了自己的要塞体系,一些环绕着旧的罗马城市,另一些则保护着新的政府中心。[7]10世纪,德意志地区的领主们同样建设堡垒以抵抗匈牙利人的劫掠。捕鸟者海因里希就建设了要塞作为军事基地,这些要塞再后来帮助奥托一世在938年打败了入侵的匈牙利人。为了防备匈牙利人对施瓦本的攻击,奥格斯堡主教乌达尔里希翻新了奥格斯堡的城墙,并且在莱希河原野之战的前一天挡住了匈牙利人的强攻。[8]我们注意到,这些防御工事当中的一大部分与“封建”显然搭不上边。因此,虽然堡垒对于防备外敌入侵有一定意义,但这些堡垒未必是“封建堡垒”。
野战的重要性
考察完堡垒的“封建性”之后,笔者接下来将要探讨的是防御工事在作战当中起到的实际作用。中世纪时期的堡垒在战争中承担多重任务:作为防御工事,一座堡垒可以抵御围攻。一个位置良好的堡垒同时能够控制一片地区,驻扎在其中的机动部队能够覆盖一定的范围,对越过边境的劫掠队做出快速反应,进行会战,阻截或者伏击。引诱敌人离开筑垒阵地,或者“围城打援”自然也是中世纪战争当中的经典桥段。要塞的控制区域可以延伸为对于重要交通线的控制,在中世纪盛期,许多贵族城堡控制河道,或者占据为数不多的道路桥梁,以收取通行费用。假如在战争期间,一支部队试图越过要塞进军敌军腹地,其交通线就会受到要塞以及其驻军的威胁。指挥官会力求避免这一威胁。例如,奥托二世在征伐西法兰克王国时,其攻占了兰斯等多座城市之后,才进攻更靠西的巴黎城。争夺要塞同样是中世纪战争的重要特征——1194-9年之间,菲利普·奥古斯都与狮心王在诺曼底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围攻竞赛,而狮心王的围城速度占了上风。[9]
但是在拉丁欧洲与外来的入侵者在9-10世纪之间的战争中,能够驱逐敌军的并不是要塞,而是下定决心与敌军决战的野战部队。要塞起到消耗作用的同时,只有通过野战消灭劫掠者的主力,才有可能打消这群机动灵活的敌人继续作战的意志。“白蜡树堡”(Fraxinetum)的穆斯林劫掠者并没有因为普罗旺斯地区要塞的增多而放弃;但是,当南法和北意的基督徒在普罗旺斯的纪尧姆伯爵和都灵的阿尔杜因(Arduin)伯爵的领导下联合起来,发动坚决的扫荡和攻坚,在图尔图尔(Tourtour)击败了敌军之后,穆斯林也被迫举手投降。[10]883年,海因里希·巴本堡藩侯和美因茨主教柳特伯特在杜伊斯堡附近击败入侵的维京人,使其退缩数年之久;当维京人于891年再度侵犯时,东法兰克的阿努尔夫国王在鲁汶对其予以迎头痛击。在此之后维京人在莱茵河流域的劫掠便逐渐销声匿迹了。[11]在955年决定性的莱希河原野之战后,匈牙利人也不得不放弃了大规模劫掠。
因此,一支足够强大的西欧军队,通过野外决战将集中的劫掠者队伍予以重创甚至歼灭,才能够阻止敌人得到持续劫掠,让敌人意识到武力抢劫要付出的代价比收益要大得多,甚至通过一场会战和随后的追击逼迫敌人乞求和平。当然,维京人的基督教化在他们停止劫掠当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显然,克努特对待英格兰的态度不是劫掠而是征服),但匈牙利人的基督教化则是其失败的结果之一。要塞在阻挡外来侵袭当中扮演着辅助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西欧各国阻止维京人、阿拉伯人和匈牙利人的侵袭当中,最为关键的力量。
一点补充
关于匈牙利在蒙古入侵前夕的要塞化情况:
“除了埃斯泰尔戈姆和塞克什白堡之外,只有少数经过加固的修道院和石质城堡能够抵抗蒙古人。在入侵结束之后的几年后,石质城堡的快速扩散是令人感到颇为惊讶的变化。”
“Apart from the walled cities of Esztergom and Székesfehérvár, there were only a few fortified monasteries and stone castles that were able to resist the Mongols. The most spectacular change of the years following the invasion was, therefore, the rapid spread of stone-built castles. ”
出自Engel, Pax, "The Realm of St Stephen -A Medieval History of Hun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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