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前期，志愿军在第四次和四五次战役中的出现局部被动的过程和原因是怎样的？ 第1页

这个题目太大，不是一个回答能完成的。简单说下第四次战役的起因吧。

1951年1月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全线追击至朝鲜半岛三七线附近，胜利结束了第三次战役。此次战役历时8天，中朝军队全面突破三八线，攻占韩国首都汉城，将战线向南推进了80~110公里，以付出8500人的伤亡歼敌1.9万人，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取得了相对较为圆满的胜利。

然而，新上任的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马修•李奇微中将是一名久经沙场的杰出将才，他的出场对朝鲜战争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李奇微一到任便迅速整顿了连遭失败的联合国军，撤换了一批已丧失了胜利信心的将领，并不断将进攻信念贯输给部队，把他们从低沉的士气中唤醒，以及从后方调来了生力军和加强了火力突击力量，根据战局调整了部署，集中了手里有限的兵力，从而又抓住了先前失去的主动权。

李奇微在考察了志愿军几次攻势的特点后得出结论：中国军队的后勤非常原始落后，主要依靠自身携带粮弹作战，其攻势不能持续，可称之为“礼拜攻势”，这是一个重大弱点。据此，李奇微制定了所谓的“磁性战术”加以反制，即联合国军采取运动防御，不与攻势正盛的中国军队进行正面交锋，而是根据中国军队每夜推进的最大行程发挥机械化优势相应后退，同时以小股机动兵力与其保持接触，并发扬优势地空火力杀伤中国军队及破坏他们的补给线。如此反复操作，逐次后撤建立主抵抗线，直到中国军队粮弹耗尽不得不停止攻势。这时以逸待劳的联合国军再发起反击，沿战线分多路推进紧紧粘住中国军队，吸引他们前来交战，以猛烈火力杀伤他们，不给他们获得补给的时间，从而削弱他们的战斗力，找到他们在战线上的破绽并加以各个击破。

不能不说，李奇微的目光非常敏锐，正好抓住了中国军队的弱点，并设计出了行之有效的反制战术。反观中朝军队一方，在连续大胜后产生了乐观情绪，对当面敌情的变化估计不足，从而在第四次战役一开始便陷入了被动。

应该说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对于战局发展还是持谨慎态度的，他很清楚志愿军的弱点及所面临的困难，因此不顾朝鲜同志的反对下令志愿军停止追击，及时结束了第三次战役。然而彭德怀还是低估了对手李奇微的反应能力，未能料到连连败退的联合国军竟会在极短时间内就卷土重来。按照彭德怀的设想，第三次战役结束后，中朝军队除以部分兵力监视敌人外，主力应转入休整，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加强训练。同时积极从后方向前线调集兵力，囤积物资，以形成对当面联合国军在兵力上的绝对优势。等到开春时再发动春季攻势，争取大量歼灭敌人，以从根本上解决朝鲜问题。在北京的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也同意彭德怀的设想，指示志愿军抓紧时间进行休整，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然后举行最后性质的春季作战”。据此，中朝军队联合司令部（简称中朝联司，1950年12月上旬成立，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金雄、邓华 （同时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委，统一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作战）发布命令：以志愿军第50军、第38军112师控制汉江南岸桥头阵地，第42军125师在南汉江以东警戒当面之敌；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两个师配置于汉江以南警戒海防；其余中朝军队分别集结于汉城、高阳、东豆川、磨石隅里、加平、金化等地区休整，准备春季攻势。

对于联合国军可能会发起的反击，毛泽东和彭德怀也有思想准备，在往来电报中已认识到“客观形势迫使我们在二月间就要打一仗”。故此彭德怀命令前沿各部队须组织少量兵力对当面之敌进行袭扰，通过战斗侦察的方法查明敌人的下一步企图。但是彭德怀却没有估计到联合国军会来得这样快，反攻规模又如此之大，因而产生了判断失误，在一线配置兵力较少，兵员未能得到补充，粮弹俱缺的困难状况没有改善，主力也过于靠后，又抽调了大批师、团长回国参加诸兵种联合作战集训，造成了临战准备不足的困境。结果当联合国军突然发起反击时，便显得措手不及，在应变部署上落后一步，仓促应战，以致陷入了被动态势。实际上此前在北京的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曾来电提出了对当面联合国军已加紧调动之变化的忧虑，然而却未能引起彭德怀的充分重视，仍按先前部署将主力转入休整。后来证明，这是彭德怀在其辉煌军事生涯中的一次大意失荆州。

1951年1月15日，就在中国军队结束第三次战役7天后，同时主力刚刚到达休整位置之际，联合国军便开始了反攻。

根据侦察到的情况，李奇微估计，中国军队由于补给困难，已丧失了继续向前推进的能力，应该正在转入休整。此时正是发动反攻的好机会，应先以团营级部队向北进行试探性战斗侦察，查明中国军队主抵抗线的位置，尔后再以主力出击实施“磁性战术”，大量予敌以杀伤。李奇微据此确定部署，命令西线的美25师、美3师、美骑1师、美24师、韩1师、韩6师及土耳其旅、澳大利亚营，东线的美2师等部，出动从团至连级兵力，在飞机、坦克配合下，采取昼伸夜缩、游动窜扰的战术，向水原、乌山、金良场里、利川、原州一线的志愿军前沿阵地实施试探性进攻。其中美25师27团担任乌山至水原方向的进攻主力，该团的绰号是“狼狗”，这次行动遂以“狼狗作战”为代号。其他各方向的战斗侦察也均采取“狼狗作战”模式，后来在志愿军战史中便都视为是“狼狗作战”的一部分。

联合国军实施侦察战斗的主要地区为汉江南岸志愿军第50军、第38军112师和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所防守。彭德怀在接到前沿部队的敌情报告后，命令一线部队克服困难坚守汉江南岸桥头阵地，以掩护主力休整和便于发动春季攻势。在战术上，要求以隐蔽埋伏方式突然打击进扰之敌，如敌不缩回，则组织精干部队夜袭之。从这一指示可以看出，彭德怀对联合国军的动向仍缺乏警惕。

根据彭德怀的指示，一线志愿军第50军、第38军组织了小股部队多次出击，与联合国军北进部队发生了一系列小规模交火。至1月24日，联合国军缓慢推进到梧木川里（在水原以西）、水原、金良场里、阳知里（在金良场里与利川之间）、利川、原州一线。在此期间，李奇微还登上了由美第5航空队司令官帕特里奇中将驾驶的一架AH-6双座教练机，冒着被击落的危险低空侦察了西线美第1军和美第9军战线以北32公里内的地面情况。根据与当面中朝军队的接触情况及空中侦察所获信息，李奇微推断西线中国军队的主抵抗线在水原、金良场里、阳之里一线以北地区，但没有发现东线北朝鲜军队的主抵抗线。遂决心将作战重点放在西线，集中美第1军、美第9军主力沿水原至利川一线攻击北进，直到发现中国军队的主抵抗线，尔后予其以大量杀伤，并相机夺回汉城、仁川和金浦。与此同时，在中东线以美第10军和韩国第1军团、第3军团继续实施战斗侦察，寻找北朝鲜军队的主抵抗线，配合西线作战，确保美第9军的侧翼安全，并将战线推进到杨平、横城、江陵一线。

在具体部署上，自西至东，以美第1军指挥美25师、美3师、英29旅、土耳其旅为第一梯队，沿金良场里以西地域向水原、汉城方向实施主要突击，由韩1师担任预备队；以美第9军指挥美骑1师、美24师、英27旅为第一梯队，沿金良场里以东至骊州间地域向汉江北岸实施主要突击，由韩6师担任预备队；以美第10军指挥美2师、美空降187团、美7师、韩5师、韩8师为第一梯队，沿骊州至平昌以东地域向横城、洪川方向实施主要突击，由韩2师担任预备队；以韩国第3军团指挥韩3师、韩7师为第一梯队，在平昌以东地域并肩向北推进，掩护美第10军的右翼，由韩9师担任预备队；以韩国第1军团指挥韩首都师，沿东海岸向江陵方向推进；以美陆战1师、韩11师配置于义城、大田地域，担任美第8集团军的总预备队。联合国军动用的地面部队总兵力约25万余人。同时，美国海军也组织特遣舰队，在西海岸外海用舰炮火力支援美军作战。对这次攻势，李奇微起了一个威风凛凛的名字——“霹雳作战”。

在战术上，李奇微要求各部遵循“磁性战术”的特点，采取互相靠拢、齐头并进、稳扎稳打、抢占要点的战法，力求东西呼应，互相支援，一直保持完整的战线，不给中国军队施展其擅长的穿插分割战术之机。并始终与中朝军队保持接触，以优势的炮兵、装甲兵、航空兵对其进行猛烈的火力突击，大量杀伤和消耗中朝军队的有生力量，支援步兵夺取沿途敌人拦路的所有阵地。同时空军出动对中朝军队的后方运输线实施猛烈轰炸，截断其向前方的补给，配合正面联合国军的进攻。

反观中朝一方，经过了前三次战役的消耗，能投入一线作战的只有志愿军6个军21万余人、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约7万余人，总兵力约28万余人，与发动进攻的联合国军地面部队相差不大，在兵力上没有多少优势，在火力上更是陷于绝对劣势。尤为严重的是，中朝军队主力的部署过于靠北，在汉江南岸只有志愿军第50军、第38军112师和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第8师防守，且未经补充粮弹困难，与当面进攻的联合国军相比处于较大劣势。双方交手之后，联合国军的攻势一波猛似一波，火力突击密度更属空前，致使一线坚守的中朝军队遭受了重大伤亡。联合国军一改以往依赖公路分兵冒进的战法，而是齐头并进步步为营，虽然每天推进的距离只有几公里，但势头沉稳，极难阻遏，情况非常严重。

战斗打响3天后，彭德怀终于察觉到了自己的失算，判断出联合国军这次来势不善，是大规模的反攻。彭德怀进行了反复思考，感到联合国军意在首先夺取汉江南岸的桥头阵地，并相机攻占汉城。他原先想等国内新锐部队入朝聚集，对联合国军形成绝对兵力优势后再发动春季攻势，现在看时间已来不及。而如果中朝军队想按原计划发动攻势，确保汉江南岸桥头阵地则非常关键。但眼下在汉江南岸的兵力过少，无法主动歼敌，想保持桥头阵地非常困难。如果立即调整部署将主力拉上去迎敌，一是会破坏休整计划，妨碍继续发动攻势；二是主力刚到后方不久，也未得到补充，严重缺乏粮弹，战斗力不容乐观。正是由于他忽视了联合国军的调整动向，才落到了今日的两难境地。思来想去，彭德怀意识到，在国内新锐部队入朝完成作战准备前，以现有之久战疲惫兵力与敌人进行大规模决战是难有胜算的。当下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的办法就是放弃汉江南岸桥头阵地，将一线部队后撤到汉城附近地区，调整防线，避敌锋芒。不行的话就继续放弃汉城，力争休整时间，以利反攻。据此，彭德怀做了两手准备，一是命令各军立即结束休整进行作战准备，以集中兵力迎击北犯的联合国军；二是致电中央军委，陈述了目前所处的困境，请求是否可以向联合国军提出限期停战的建议，并将中朝军队北撤15~30公里，放弃汉江南岸桥头阵地和仁川、汉城，以争取军事上的主动。如政治上不能允许这样，则只好被迫部署反击，但以中朝军队的现状是“甚为勉强”的。

在北京的毛泽东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于1月28日夜即复电进行了指示。他不但不同意放弃汉江南岸桥头阵地和仁川、汉城，反而要求中朝军队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以歼灭两万至三万美李军，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区域为目标”。彭德怀接电后感到很吃惊，内心十分矛盾。按照现在的双方实力消长，中朝军队坚守三七线已经非常困难，怎么还有能力继续攻进到接近三六线的大田、安东去呢？这根本就不现实！实际上，毛泽东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指示，也是有其不得不为之的原因。一是他在第三次战役大胜后高估了志愿军的作战能力，而低估了联合国军的实力，这是其作战指导思想上的麻痹；二是中国政府在1月17日刚刚拒绝了联合国政治委员会通过的在朝鲜先停火后谈判的决议，如何能在短时间内再出尔反尔呢？尽管出尔反尔属于国际政治常态，但这是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所不屑为之的。更重要的是，美国在接连败退后操纵联合国提出停战案时中朝方没有同意，现在联合国军开始反攻了，中朝方却要接受停战了，这在政治上大大不利，是毛泽东所绝对无法接受的。正因为上述原因，毛泽东索性决定再给联合国军施以更沉重的打击，以军事推动政治，争取一举解决朝鲜问题。至于前线部队所面临的困难，前三次战役也不能说不困难，还是照样打下来了，第四次战役为什么就例外呢？毛泽东不信这个邪！在复电彭德怀后，毛泽东又将此电报发给了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征求这位国际共运领袖的看法。斯大林从冷战全局考虑，当然希望朝鲜战争继续打下去，将美国人拖在亚洲越久越好，这样苏联集团才能在冷战重点区域的欧洲得分。所以，斯大林于两日后回电，表示赞同毛泽东的决心。如此一来，彭德怀虽然明知北京的指示不现实，却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开始部署第四次战役了。

彭德怀与邓华、洪学智（任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韩先楚（任志愿军第三副司令员）、金雄、朴一禹等中朝军队首长对战局进行了研究后，决心以一部兵力在西线组织防御，坚守汉江南岸桥头阵地，钳制联合国军的主要进攻集团；在东线则诱敌深入，寻机集中主力实施反击，争取歼灭韩军一至两个师，进而向敌纵深发展突击，从侧翼威胁联合国军西线主攻集团，动摇其战线，迫使敌人不得不停止进攻。在战史上，这一作战决心被称为“西顶东放”。

1月30日，中朝联司向一线中朝军队下达命令，要求西线部队坚守汉江南岸及其以东地区，防卫汉城，为主力集结争取时间。为加强一线部队力量，令在江北休整的志愿军第38军主力于2月1日晚渡过汉江，集结于京安里、龙头里以东以北地区，准备向利川方向寻北进之美第9军侧翼出击；志愿军第42军于2月1日晚出发，集结于龙头里、砥平里地区，准备向骊州、原州方向寻北进之美第10军侧翼出击；朝鲜人民军第2、第5军团集结于横城至原州东北地区，准备向平昌以东北进之韩国第3军团侧翼出击；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主力出动在汉江南北两岸布防，并与志愿军第50军取得联络。2月1日，中朝联司又下令建立了第四次战役的统一指挥系统：以邓华负责指挥志愿军第39、第40、第42、第66军，简称“邓指”，准备向中线的横城、原州方向实施反击；以韩先楚负责指挥志愿军第38、第50军和北朝鲜第1军团，简称“韩指”，在西线坚决抗击联合国军向汉城方向的进犯；以金雄负责指挥朝鲜人民军第2、第3、第5军团，简称“金指”，在东线迎击韩国第3、第1军团。

这样，空前艰苦激烈的第四次战役就完全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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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和技巧很重要，但前提是活着才有效，而自然世界只有少部分人才能习得意志和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