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务之急是自制新式反坦克导弹。
【精英知乎】上都是說台灣的缺點,那我來說說優點吧。
作為一名試圖以【客觀角度】來解釋台灣自造潛艦計劃的【果粉】。我認為必須從很多方面來分析這次事件。
首先,在造船方面來說。台灣比同樣可自造軍艦的印度和西班牙等國都有相對成熟的造船能力。比如印度的科欽造船廠在大陸人眼裡就是【樂色】,但至少他們可以造出性能還算是可以的 加爾哥達級驅逐艦,以及較早建造的 德里級驅逐艦,和 什瓦力克級巡防艦 等水面艦艇。(注:印度是世界上少數可獨立建造軍艦的國家之一,無論是不是純國產還是由外國設計,至少可以獨立完成建造而不是採購別國軍艦)
該圖為 加爾哥達級驅逐艦
該圖為 什瓦力克級巡防艦
而西班牙則建造了著名的 胡安-卡洛斯一世號戰略投送艦,該艦也是歐洲最大的全通甲板兩棲攻擊艦(遠大於法國西北風級和英國海洋級,但略小於意大利加富爾號)。而且之前西班牙就為泰國建造了輕型航母等水面艦艇。此外澳洲海軍也購買過西班牙的水面艦艇作為母艦使用,可見其性能上還算是比較滿意。
該圖為 胡安-卡洛斯一世號戰略投送艦編隊。西班牙也擁有佩里級巡防艦,性能上與台灣現役的成功級差不多。
一下摘自維基百科
而潛艇方面,台灣在1960年,國防部特種軍事情報室購過管道向義大利COS.MO.S公司購買了4艘可供兩人乘坐之潛爆艇,並另自力仿造了三艘同型小艇做為特戰使用,是為中華民國海軍潛艇部隊之濫觴 。本艇隊於1964年編入海軍,稱為海昌隊,1965年開始改稱海昌艇隊。此型水下載具可攜帶兩名潛水人員,並可搭載磁性水雷接近敵方船隻並進行特攻破壞任務。由於水下小艇無法長距離航行,作戰時需先以運輸艦運抵攻擊目標附近再釋放。 在中華民國海軍缺乏適當的水下母艦支援的情況下,欲運用此類小艇執行特種作戰之難度明顯困難。再者,本型小艇所攜帶之水雷並不適合對港灣設備進行攻擊,因此雖然此型小艇曾計畫使用於國府之國光計畫之中,但事實上這七艘潛爆艇成軍後並無戰績。本艇隊最後於1970年併入海軍水中爆破大隊,改稱海昌中隊。由於裝備老化等因素,最後於1973年解散。雖然本支部隊與後續之潛艦部隊無直接之血緣關係,但因為本案之故,國府日後再向COS.MO.S訂購另外兩艘微型潛艇(武昌計畫),成為海軍第一代潛艇部隊之海蛟艇與海龍艇。
台灣歷史上第一艘自造的潛艇 SX-404級。 並不是中華民國海軍最早的潛艇,是1960年繼「海鯊計畫」(國光計劃的一部分)購入五艘CosMoS CE2F仿製三艘成立海昌艇隊後繼艇種,是中華民國海軍最早的潛艇[1]。國防部特勤室於1963年建案, 於1965年由當時擔任中華民國駐意大利副武官向義大利民間船廠Cos.Mo.S. SpA, Livorno訂購兩艘排水量僅40噸的SX-404型微型潛艇。該型微型潛艇主要為從事訓練、偵查及岸際滲透、水下滲透等任務。1969年10月8日成軍,海蛟號編號S-1,海龍號編號S-2。後來汪希 苓任駐美國副武官,又爭取到美國出售「海獅」、「海豹」兩艘柴電潛艦作為海軍反潛訓練之用。爭取到美國的潛艇後,「海蛟」、「海龍」兩艘微型潛艇於1973年11月1日退役。操作人員成為接收美國兩艘潛艇的骨幹官兵,也成為後來中華民國海軍潛艇部隊的骨幹
1969年,原本派駐義大利的汪希苓轉任駐美國海軍武官。而海軍潛艇之取得也隨著汪希苓之轉任,而由從義大利取得小型潛艇改變為設法自美方獲得潛艦[5]。
1971年4月,美國同意以有償軍援方式提供兩艘傳統動力潛艦給國府海軍,以強化海軍反潛訓練之能力。海軍隨即成立水星計畫,選派合格之海軍官兵前往美國接受潛艦操作、作戰訓練。隔年(1972年)3月,首批80餘名海軍軍士官兵赴美接受為期一年的接艦训练。首艘售台之潛艦SS-478 Cutlass於1973年4月12日移交中華民國海軍,並改名為【海獅號】,並於兩天後啟程離開美國東岸,在舊金山完成大修後於1974年2月啟程返國。1973年10月18日,第二艘售台之潛艦SS-426 Tusk(海豹艦)於美國康州舉行移交儀式,並於1974年1月10日返國。
SS-791海獅號(原美軍USS-478 Cutlass短劍號)
· 1943年6月17日,美國樸次茅斯海軍造船廠建造。
· 1944年7月10日,開工。7月22日,安放龍骨。(12天之內把厚達2公分鋼板第一段龍骨板金壓模焊接)
· 1944年11月5日,由R.E. Kintner 女士命名下水。(花費4個月建造,該廠同時建造10艘以上同型潛艦,工人達15000人以上)
· 1945年3月17日,成軍命名USS-478 Cutlass短劍號,由H.L. Jukes少校艦長擔任首任艦長。
· 1948年3月,於費城海軍造船廠執行第一次大修和進行現代化工程,升級過後稱之為「茄比Ⅱ型」。新型設計包括艦體縮短,換新型主機,加裝指揮塔、呼吸管系統及各天線線桅等重大系統昇級。
· 1952年夏天,於費城海軍造船廠執行第二次大修和進一步現代化工程。
· 1973年4月12日,依據中美防禦條約與軍事援助計劃,出售給中華民國。本艦於佛羅里達州key west完成移交及訓練工作,並由中華民國海軍接收,命名為S-91海獅艦。其中前國防部長李傑即擔任接艦第一代種子教官並兼任兵器長。
· 1973年5月間由中華民國海軍官兵操作,駛抵美國西岸舊金山的造船廠進行大修工程。
· 1974年2月自美國西岸啟程返國。
SS-792海豹號(原美軍USS-426 Tusk 長牙號)
· 1943年8月23日由美國費城鐵箍造船(廠)公司(Cramp Shipbuilding Company)建造(該公司於1947年關閉)。
· 1945年7月8日,下水。
· 1946年4月11日,成軍命名USS-426 Tusk 長牙號。
· 1947年10月,執行第一次大修和「茄比Ⅱ型」現代化工程。
· 1973年10月18日,在紐約移交給中華民國海軍接收,命名為S-92海豹號。
· 1974年1月10日返國。
由於美國軍援此2艘潛艦給中華民國的目的是作為反潛訓練假想敵,因此於潛艦返國後,即傳聞美軍在移交前已經將魚雷管封死,或是將所有魚雷發射管線路剪斷,使此兩艘潛艦不具有魚雷發射之能力。但根據參與海獅艦於美國大修的第一任艦長關振清上校回憶,此論點為錯誤謠言。潛艦移交前美軍僅移除機密電子裝備與技術書刊,並未拆除潛艦發射魚雷之相關裝備。在海獅艦完成大修離開美國西岸前,關振清艦長另向造船廠索討4枚(一說2枚)訓練用啞雷,作為回國訓練使用。
雖然此二艘潛艦在轉交中華民國海軍之後仍保有魚雷發射能力,由於美國政府並未出售給中華民國潛艦用魚雷,因此本級潛艦在服役期間似未曾搭載過作戰用魚雷。
在造船業方面,台灣和日本韓國一樣擁有先進了造船工業史,其中最有名的莫過於 藍馬林魚號重載船,也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半潛艇貨輪】。
該圖為 藍馬林魚號 載運著因恐怖攻擊而受損的美國海軍 科爾號驅逐艦 返回美國以進行維修。
據資料介紹,台灣國際造船公司是台灣造船業的旗艦企業,該公司擁有兩家大型船廠:高雄船廠和基隆船廠製造的民船包括散貨船,集裝箱船,油船,特種船舶,海上平台等,軍用船隻包括導彈巡邏艇,導彈快艇,補給艦,快速人員輸送等各型艦艇。此外船舶修理業務平均每年可修理或是改造船舶達200-250艘次。
設施方面,基隆造船廠擁有船塢3座,13萬載重噸2座,船塢275×45×10米; 3萬載重噸1座,210×26米修船塢2座,1號修船塢210×26.4。 ×12.4米; 2號船塢270×45×11.5米0.1600米碼頭,均配有起重機和公用系統土地總面積311534平方米,建築面積96063平方米,裝配場地總面積35000平方米,儲放廠。總面積90000平方米。
高雄造船廠擁有:1座百萬噸級船塢,950×92×14米,配備有350噸大型龍門吊運用中間塢門可以將該塢隔為3段各段長度分別為180米,390米。 ,380米,龍門吊2座,跨越百萬噸船塢和大合攏區,每座起重能力為350噸0.10萬噸船塢1座,275×45×12米,配有各型先進修船設備若干。碼頭共長1800米,平均水深10米,均配有旋臂起重機和公用系統。 因此以台灣造船能力建造兩棲船塢登陸艦不成問題。台灣此前曾建造過20000噸的“磐石”號補給艦。目前是台灣最大噸位的艦船,但是台灣不能製造兩棲船塢登陸艦所需的發動機,不過這個可以進口。根據磐石號情況,台灣可以從美國引進的LM2500燃氣輪發動機。
台灣自造的超級貨輪。其中長榮集團的海運部門船隻均為台灣本土建造。
磐石號補給艦 (AOE-532) ,為台灣現役最大艦艇。擁有較強的火力系統。其前型武夷級補給艦比同代韓國補給艦天地級高出一個等級(天地級為AOR,而武夷號為AOE)
總而言之,雖然在核心技術(例如宙斯盾系統)方面可能還不成熟,因為台灣在經歷了太久的和平歲月後不再重視軍事發展。但在建造業以及造船能力上,台灣有能力建造大型驅逐艦和兩棲攻擊艦。前提是發動機和雷達系統等問題。這對台灣十分重要但同時也是台灣最缺乏的核心技術。
台灣網友自製的未來兩棲攻擊艦設計圖。
台灣其實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就開始了宙斯盾計畫,但因為資金原因不了了之。但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大陸,還是日韓的節目都不約而同的提到台灣肯定還保留宙斯的設計圖。其中成功級的八號艦就是按照宙斯盾性能設計,該艦無論在外型還是火力方面都與其他成功級有很大區別。
番外話:
同為亞洲國家的韓國,表面上雖說擁有自造潛艇和驅逐艦的能力。實際上 世宗大王號宙斯盾驅逐艦在性能上還是依靠美國的技術才開發出來。
因科技起步晚,其主要性能依賴於英國艦船發動機。在國防方面主要依賴於美國的支援和技術支持韓國國會在2013年後決定將增建3艘同級艦。
李瞬欣號潛艇,雖然韓國稱該潛艇為【國建國造】但實際上無論是艦體設計還是建造方案上都依賴德國。
獨島號兩棲攻擊艦,韓國按照商船設計而成。可能是為未來韓國的輕型航母計劃埋下伏筆。
參考來源:
台湾是否有能力制造“两栖船坞登陆舰”?- 百度派https:// zh.wikipedia.org/zh-tw/ %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6%BD%9B%E8%89%A6
https:// zh.wikipedia.org/wiki/% E5%8F%B0%E7%81%A3%E5%9C%8B%E9%9A%9B%E9%80%A0%E8%88%B9
好久没上你乎了,我来强答一下。其他答主说的东西大家也比较熟悉了。我换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问:为什么知乎上许多人认为日语引进大量外来语是负面的,是否和母语是汉语有关系?
答:是。
问:为什么?
答:因为汉语长期是“上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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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有关双层语言、上位语、下位语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把维基上diglossia的定义先抄下来。
In linguistics, diglossia (/daɪˈɡlɒsiə/) is a situation in which two dialects or languages are used by a single language community. In addition to the community's everyday or vernacular language variety (labeled "L" or "low" variety), a second, highly codified variety (labeled "H" or "high") is used in certain situations such as literature, formal education, or other specific settings, but not used for ordinary conversation.[1] In most cases, the H variety has no native speakers.
简单地来说,diglossia就是“双层语言”,在一个社区中有用于书面、文学、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上位语”H和用于日常口头交流的“下位语”L。上位语是官方的、用于教育的,因此,上位语总是在通过知识分子和政权机构影响着下位语。单就词汇来说,上位语的词汇总是大量涌入下位语中。
在古代历史上,各个文化圈都有各自的上位语,例如欧洲的拉丁语、希腊语;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语、波斯语;佛教文化圈的梵语、巴利语;而在东亚文化圈,上位语则是汉语,或者说是文言文。
上位语有这样一些特点:
1. 上位语长期用于书面、科技、政治、教育等与权力和文化相关的领域,因而上位语带有官方、正式、有文化、先进等色彩。
2. 新的学术成果或者政治行为等等概念往往先用上位语表达,再向下位语传播。
3. 在封闭的文化圈内,新的概念用上位语表达时,往往没有可借鉴的词汇,因而倾向于使用上位语本身造新词。
4. 如有来自其他语言,特别是来自其他文化圈的借词,下位语往往是通过上位语辗转借入。
II. 作为上位语的汉语
好了,我们回来看汉语。虽然汉语在历史上一直有文白脱节的问题,但是汉语作为整体是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直到近代,其上位的语的地位依旧有很大惯性。典型的例子包括:日本近代翻译西方的概念时是用汉字造词,这实际上是在用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当然汉字已经被日本“内化”)在造新词或古词新用,以对应欧美文化圈的文明成果;越南很多外国的国名是按汉字读的,如俄罗斯叫Nga,是来自Nga La Tư,即俄罗斯,但这个词俄-蒙-满-汉-越一路而来已经面目全非了。
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汉语汉字词是上位语,通常它是第一手的概念载体,即使是在翻译中,它是第一次译文,所以它在同一时代大批量借入同一种非汉语言词汇的情况很少。当然,汉语依梵语借入的佛教词汇是另一个情况,因为在佛教领域,梵语才是上位语。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附加结果。因为汉语有上位语的优势,这使得很多汉语母语者或者东亚文化圈的人士感觉借词,比如日朝越借汉语词,是文明不够发达的表现,而汉语因为是发达文明的载体,因此借词很少。在你乎上,有一次讨论数目字“万”,我说这个词搞不好是突厥语等北方草原语言的借词。我猜到有人会反对,但是没想到反对的意见是:汉文明如此发达,数目词不可能是借词。其实,在这个论调中,直接就把借词和文明程度绑架了。但也正因为这样的想法,很多中国汉语使用者也比较倾向于外来的概念要汉语义译,不要直接借入,特别是借音。
III. 作为下位语的日语
我们再站在日本、日语的角度来看。事实上,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已经脱离了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但汉字和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历史惯性还存在,所以近代日本翻译作品往往仍用汉字造新词,当然,这和汉字在日本已经内化有关系。不过,由于近来以来日本的发展和中国的贫弱,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不断衰落,但并没有确立新的上位语。这个时期的日语借词法语、德语、英语各占一席之地。但到了现代,特别二战以后,不仅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基本消失,而且英语已经成为de facto的上位语。这以后的日语,借词大量的是英语借词,法德等语言已经很少了,即使有,也主要是集中在与国别文化、地域特产等相关的词汇中,新的科技词汇、新概念等,已经普遍是用英语借词。这实际上是上位语变化的原因。
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举一下阿昌语。阿昌语是一种缅彝语,与缅甸语很接近。历史上阿昌族地区大多是傣族土司管辖,上位语是傣语,下位语是阿昌语。阿昌语中很多古典的政治、科技等词汇,都是使用傣语借词。但现在由于汉语的普及和流行,很多地方的阿昌语口语中出现了大量的汉语借词,替代了一些原来的傣语借词,甚至是替代了一些固有词。此外,羌语支大量语言过去奉藏语为上位语,现在也大量转向汉语西南官话作为上位语,也是这种情况。这和日语中大量涌入英语借词有一些类似之处。
IV. 日语中的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
学习过日语的同学都知道日语中有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一般来说,汉语母语者会觉得汉字词更清楚明了或者相较于外来词更“日语”。但事实上,虽然日语中汉字词的比例非常高,但是汉字词读音的系统并非与日语十分契合。换句话说,即使是现代日语,汉字词的读音体系和日语固有词的读音体系仍有一定区隔。
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日语固有词是没有る打头的词语,但汉字词有,如“留守、類似”等。又如,古典日语少有浊音打头的词语,现代日语因历代音变造成一些浊音打头的词汇(如“出す”)也都很少,但汉字词就比比皆是,如:“学生、雑誌、男子、爆弾、疑問、事実、敏感”等等。再有,日语固有词一般没有拗音,今日=きょう,这样的例子也是历史音变的结果,而汉字词的拗音就实在太多了。
这实际上是说,外来词的概念即使翻译为汉字词,单从音系上来讲,未必有我们想象地那样贴合日语。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日语是一种音拍语,词汇是由多个音拍(mora)连缀而成的,比如さかな是三拍,はずかしい是五拍等等。汉字词和外来词如果简单从音拍上来看,并没有像现代汉语的义译音译那么大的差距。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日:(漢)哲学てつがく[4 mora];(外)フィロソフィー [5 mora]
中:(汉)哲学[2音节];(外)菲洛索菲亚[5音节]
日:(漢)物理的ぶつりてき[5 mora];(外)フィジカル [4 mora]
中:(汉)物理[2音节]、物理的[3音节];(外)菲济卡尔[4音节]
日:(漢)百貨店ひゃっかてん[5 mora];(外)デパート [4 mora]
中:(汉)百货店[3音节];(外)迪帕特门特[5音节]
尤其是最后一个例子,日语广泛吸收外来语后,形成一些改造的方法,使其适用于日常口语,也就是和制英语、和制外来语。常见的例子还包括プリクラ、パソコン、ワイシャツ、ベビーカー、ジーパン等等。
以上的例子试图说明,如果单看语音结构,日语使用音译的外来语与使用汉字词并没有太大的优劣差别,至少比现代汉语使用音译和义译的差别小。
V. 日本学者对外来语涌入的看法
大家也都观察到了日本国内对大量涌入外来语的批评。为此,日本还设立了国立国語研究所「外来語」委員会。下面抄两段该委员会的公开文书(没时间可以跳过):
外来語・外国語の問題点
近年,片仮名やローマ字で書かれた目新しい外来語・外国語が,公的な役割を担う官庁の白書や広報紙,また,日々の生活と切り離すことのできない新聞・雑誌・テレビなどで数多く使われていると指摘されています。例えば,高齢者の介護や福祉に関する広報紙の記事は,読み手であるお年寄りに配慮した表現を用いることが,本来何よりも大切に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はずです。多くの人を対象とする新聞・放送等においても,一般になじみの薄い専門用語を不用意に使わないよう十分に注意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ところが,外来語・外国語の使用状況を見ると,読み手の分かりやすさに対する配慮よりも,書き手の使いやすさを優先しているように見受けられることがしばしばあります。
伝え合いとしての言葉を
そもそも,どんな言葉を使う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話し手・書き手の意図,想定される聞き手・読み手,話題,使われる環境など,その時々の様々な条件によって変わります。同じ内容の話をするにしても,大人に話すときと子どもに話すときとでは,使う単語,声の調子,話す速さ,文の長さなどが変わってきて当然です。また,同じ大人でも,相手がその話題に通じているかどうかによって,言葉選びや言葉遣いにおのずと違いが出てきます。相手や場面に応じて,適切な言葉遣いが変わることにいつも留意することが大切です。このことは,私たちの言葉について国語審議会がかねて提言してきた「平明で,的確で,美しく,豊かであること」を実現する具体的な努力の一つと考えます。
这里面主要说的意思是大量外来词比较难理解,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比较困难。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全社会的交流。他们因此提出了语言的“简明、准确、优美、丰富”的目标。该委员会还提出了外来语替换的提案(具体可参看http://pj.ninjal.ac.jp/gairaigo/)。
这里面有个问题,为什么用汉字词就更加“简明、准确、优美、丰富”呢?这实际上就是前文几次提到的“内化”。日本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重要成员,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汉字已经成为其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不论汉字词的音系与固有词有没有区隔,汉字词已然成为其语言的基石之一。汉字和固化的汉字读音已经是日语内在的一部分,即“内化”。从这个角度讲,外来词改汉字词也是用自有文化消化外来文化的方式。
但是针对这点,日本国内也有不同意见。1943年出生的著名日本国宝级日本语专家山口仲美就认为:和制汉语(汉语词)是与中国文化浸淫的时代相称的方法,但现在日本则浸淫在美国文化中,因此也许可以看到用片假名照搬的外来语其含意固着下来。
和製漢語は中国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た時代に合っていた方法なのであって、現在の日本はアメリカ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るのだから、片仮名の外来語のままにしておいて意味の定着を待つべきではないか。
山口仲美的这条看法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包含前文所说的上位语变换的问题。
以上这些争论说明,即使在日本国内,对外来语的排斥,主要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而更多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感情的问题。
VI. 汉语古典音译词的内化
另外一个比较次要的方面就是汉语自身的音译词问题。实际上汉语的外来音译词很多,但是由于借入时代久远,当时的音译已经参与到后来的汉语音变历程中,变得很“汉化”了,因而让人不觉得是借词了。特别是有关佛教的词汇。
比如,说到中国传统建筑,很多人都说到“塔”。但是“塔”是明确的梵巴借词(梵stūpa,巴thūpa)。再有,刹那(梵kṣaṇa),这样的词是随佛教传入的概念。甚至很多我们熟悉的地名都是外来语译作汉语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觉得它们“异质”呢?
现代汉语以普通话为音译标准。普通话音系的特点是声母缺少浊音,辅音韵尾仅有-n和-ŋ,因此音译一些外来词的时候,会拆出多个音节来。但古代汉语的音系更丰富一些,声母有清浊,辅音韵尾有-p, -t, -k, -n, -m, -ŋ,一些音译相应使用较少的音节。这点在佛经翻译上就很明显。一些现代翻译的上座部佛经是用普通话作的音译,与古典汉译对比,往往音节偏多,或者用字明显就是现代欧美音译词的感觉,例如:
Mahāmaudgalyāyana (Moggallāna) 古译:摩诃目犍连;白话译:马哈摩嘎喇那
Mahākāśyapa (Mahākassapa) 古译:摩诃迦叶;白话译:马哈咖沙巴
更加重要的是,佛教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有关佛教的词汇,不论是义译的世界、轮回,还是音译的刹那、劫(万劫不复)、涅槃,亦或变形了的音译词罗汉、菩萨、修罗,都成为汉语日常使用的一部分,异质感在历史中已经消失。因此,可以说这些佛教相关的词汇在汉语使用中,没有“外来词的感觉”。
如果剔除了佛教相关的音译词,汉语的外来语直接借词就很少了。即便是现代融入的外来词,所占比较也很低。这也是汉语母语者对直接标音的外来词下意识感到排斥的原因之一。
补充两点:
前面有同学提到外来语的涌入在日本日常生活中带来的种种不便。这个问题从语言发展的长期轨迹上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汉语词汇大量涌入日语时,文化人和普通民众的仅因汉语词造成的语言断层不可谓不大,在历史发展中也渐渐弥合了。这也是山口仲美上面评论的来源,要知道山口老师可是研究平安时代日语文学的泰斗,同时还研究现代日本青年人的日语。
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所谓“语言净化”运动,不论打着什么旗号,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而东亚世界一些语言放弃汉字词而使用欧美语言音译词的行为又可能带有去中国化的色彩。考察类似外来语这样的问题时,这两个方面的色彩都应当予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