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是外国媒体一致反对中国的防疫政策吗?还是个别人的言论?
要真是全世界都反对我们,我们确实就应该检讨自己,要是个别言论就没必要太理会他们。
当年,纳粹就是像这样污名化整个犹太民族,才造成大量民众反犹,以至于达到对犹太人怎样侮辱、做任何行为都不算是犯罪的程度,心安理得地举起屠刀,并把全体裹挟进反犹运动中的普通人推向“平庸之恶”的。
现在,他们又是用同样的手段污名化中国和把百姓保护得最好的防疫政策,强加给中国一个罪名,以至于达到对中国怎样污辱、做任何行为都不算是犯罪的程度,并把所有被他们的宣传迷惑的普通人推向“平庸之恶”。(PS:二战后,他们以同样的论调粉饰过他们发动的多场杀害无数平民的战争。)
如果没有中国,他们可以说任何国家/政策都无法战胜新冠,虽然死了那么多人,但他们已做到最好,他们是最文明科学的,他们的制度是最好的。但是,中国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做到了在武汉疫情后快速全国清零,如果不是国外因各种原因无法做到这样只能任疫情蔓延,人类早就战胜新冠了。即便是中国不能闭关锁国必须面对不断境外输入这一棘手问题,还是用动态清零政策坚持住几乎无死亡,坚持到疫苗研发和普及降低危重症风险,坚持到各种条件对人类越来越有利已经讨论未来开放的条件了。
中国防疫政策不是只顶一时,而是至今维持了两年,防控方案也不断修正和完善,尽量减少对民众生活的影响,尤其本轮疫情使用的分级管理政策明显是改善过的。除武汉和本轮疫情外,这两年中国各地本土只被境外输入点燃过小范围、程度较轻的疫情,分摊下来各地都很少。两年来,多数人所在的小区于武汉疫情后、本轮疫情前没被封过,有些地方仅短期封过一两次,基本可以在不用担心被新冠感染的情况下正常生活、工作、娱乐甚至旅游、看电影。假设知友们报一下所在的地方和两年内小区封闭的情况应该可以证明这一点,因有大量可互证的当地人群,想骗都骗不了。而本轮疫情扩散得这么严重,恰恰与香港和上海这两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想法”而同国家政策的要求不同步有关,从而造成香港向深圳和上海的输入式一次扩散和上海向全国的二次扩散。如果不是这样,很多人家连第二次被封都没有(武汉疫情时期算第一次)。
什么样的人会将此与纳粹作比,或者相信这一言论呢?要知道,我们善良到还没拿这两年因疫情控制不利死了百万人的国家与纳粹屠杀去比,去指责所有粉饰和接受它的人们是“平庸之恶”呐,他们反倒贼喊捉贼。
这两年关于疫情,国外从最初的口罩无用论开始,千奇百怪的说法就已经很多了。现在连这种论调都出来了,还能说明什么?看来有人急了,而且已经急到这种程度了。
一个宁夏人的奋斗史。
她选择这条路去上进,就不要脸了。
甲方爸爸让她写什么,她得写什么。
一些白人都看不下去的东西,另外一些白人让她写,她就得写。
她还得给自己洗脑,她是对的。
防疫工作一些问题确实存在,该问责问责,该处理处理。
2021的中国,还没有暴露出来问题,政府依然我行我素的,都是有回应,有处理的。这已经是一种平衡。
反而是美国的体制,在2021年或者说最近这些年出了严重问题。
选票民主和社交媒体,互联网结合,出了特朗普。威胁到民主的根基。
美国曾经强大无比的动员能力弱化了。
没有实际的东西,靠嘴炮,美国人也不是都被愚民教育教育傻了。垃圾公立教育只是一部分人,美国的精英绝对数量并不少。
你不可能永远愚弄所有人。
真心地,我觉得对面的人是智障,而且是深度的智障。
首先,我怀疑这位根本没去过集中营,集中营是她脑子里想的样子。全部封城就是集中营。。。。(尼玛,当面意大利也封城了啊,欧洲基本都封了啊,新西兰现在还在严控,这都是纳粹?)
其次,她对我们的形容实在是太抬举我们了。我们但凡有纳粹1/10的狠心,方方之流早就挂路灯了。这个什么袁莉的,早就被盖世太保逮回国内,然后酷刑全部用上,最后钢丝绕脖子,自己提着裤子(太不人道了。。。),然后被挂在房梁上。这才是纳粹干的事!!
还有网上一堆天天阴阳怪气的攻击政府的,知足吧,同志们(Kameraden!!),要在纳粹德国,你们早就被关进萨克森豪森了(对不起,奥斯维辛你们还没资格去,那是关犹太人的),达豪也不错。知道萨克森豪森门上写的什么么?Arbeit macht frei!!劳动带来自由。如果真的是身处纳粹,方方这些人,估计要先在集中营里劳动到死,要么半死的时候,再被挂路灯。
别说纳粹了,我们连克格勃的狠劲都比不上。斯大林时,多少人被直接带走,就消失了。最终的归宿就是一个个古拉格劳改营。斯大林算好的了,一开始的契卡时代,抓走了,连夜审判,直接郊区就枪毙。和苏联比?有的比么?
所以,别天天一口一个什么“集权”,国外说什么就信什么,然后更如这个袁智障一般,还比作纳粹什么的。你们没见过真正的黑暗。(不错,老马去过也见过,老马专门抽了一天,跟一堆鬼佬参观了萨克森豪森-袁大姐,你还需要实地补补课才行啊,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而且,有多少人经历过美国的拘留营?去看看那些被拘留然后遣返的非法移民的采访吧,那也是地狱一般的经历,比起美国,我们在这方面真的就是个弟弟,比起纳粹,我们就是弟中弟。
PS,集中营也是昂撒人发明的,当年为了对付布尔人,英国佬在南非设立了几十个集中营,里面的死亡率一度超过6成。要论虐杀屠杀和毁灭,昂撒人要说自己的祖宗,没人敢反对啊。
说白了,咱们舆论阵地还是太弱,骂他们的素材一堆一堆,多到写不完。而且国内还有一帮反智的人,什么都信(非坏即蠢),在老马看来,真是不值一驳,呵呵
这是袁莉故意玩弄术语而已。刚好学过一点,来梳理一下好了。
1「平庸之恶」术语起源
「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出自犹太裔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一书(在EnglishBuddy回复「平庸之恶」可下载原书及本回答相关材料)。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是纳粹高官、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主要执行人,相当于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松井石根。但是,艾希曼在被审判时频频以自己只是「奉命行事」为自己辩护。
This was the way things were, this was the new law of the land, based on the Führer's order; whatever he did he did, as far as he could see, as a law-abiding citizen. He did his duty, as he told the police and the court over and over again; he not only obeyed orders, he also obeyed the law. --Eichmann in Jerusalem p.65
事情就是这样,这就是这片土地的新法,新法基于元首的命令;在他(艾希曼)看来,不论他做了什么,他都是奉命行事。他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警察和法庭,他是恪尽职守;他不但执行命令,他还遵守法律。--《艾希曼在耶路撒冷》65页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辩护理由,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常听到「别为难我,我也只是奉命行事」「上面要求,我也没办法」「规定就是这样」这样的托辞,所以阿伦特认为艾希曼这个理由简直是陈词滥调(banality)——大家可能更熟悉另外一个英语单词cliché。所以,the banality of evil翻译为「平庸之恶」并不好,但是翻译为「陈词滥调之恶」也不好,也许可以考虑「奉命行事之恶」。总之,它指的是以「奉命行事」为理由执行纳粹统治那种「极端之恶」。
其实「the banality of evil」在这本书中只出现过三次,分别是副标题、正文结尾和后记。阿伦特在后记中解释过:
...when I speak of the banality of evil, I do so only on the strictly factual level...Except for an extraordinary diligence in looking out for his personal advancement, he had no motives at all. And this diligence in itself was in no way criminal...He merely...never realized what he was doing...explaining again and again how it was that he reached only the rank of lieutenant colonel in the S.S....He was not stupid. It was sheer thoughtlessness...that predisposed him to become one of the greatest criminals of that period.
...我用「平庸之恶」这个说法,严格限于事实层面...艾希曼除了特别勤奋【注意这个词,后文会用到】,以求个人升迁【注意这个词,后文会用到】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动机,而这种勤奋本身绝不是犯罪...他只是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他一遍又一遍地解释他在党卫军中只升到中校...他并不笨。正是他从不考虑自己在做什么...让他成为那一时期最大的罪犯之一。
小结一下,「平庸之恶」是有严格限制的,严格来说它只能指作恶多端之人以「奉命行事」为借口执行「极端之恶」,简化理解就是刽子手。毕竟战后国际法庭也只审判了纳粹高管,对于纳粹底层军官、普通士兵、纳粹治下的普通百姓并没有以「平庸之恶」为理由起诉。
2. 「平庸之恶」的两种误用
「平庸之恶」这个术语被发明出来之后,就被广泛误用。这个术语术语本身就很模糊,阿伦特也没有严格定义,即便定义了,也注定被误解。文科嘛,就喜欢玩这种模棱两可的文字游戏(圈内叫可阐释空间大)。
第一种「误用」是把它的适用对象从艾希曼那样作恶多端的刽子手扩展为邪恶治下的普通人,比如:
当然这些人也可以用「奉命行事」「我也是没办法」为自己辩护,这种辩护理由和艾希曼一样陈词滥调(banality)。可见,这第一种「误用」是合理的,可以说是阿伦特原理论的自然扩展,所以误用二字打了引号。但是从上面的例子中能总结出这种合理扩展的两个条件:
如果艾希曼那种原本意义上的「平庸之恶」≈ 刽子手,那这种「误用」/扩展的「平庸之恶」≈ 帮凶,或者用近两年的网络流行说法叫「递刀子」。
第二种误用就真的是误用,就是把适用范围扩展到普通人的普通行为,有意无意将「平庸之恶」从 「用陈词滥调(banality)的理由为自己的恶行辩护」曲解为「平庸之人做的任何小恶」。国内伪文艺青年未必看过阿伦特的原书,也未必理解「平庸之恶」的「平庸」是什么意思,但是喜欢用这种看起来很高大上别人一眼看不懂的概念。他们理解的「平庸之恶」≈ 「普通人之恶」,只要碰到点不公之事,甚至只是个人之间的冲突,都要来一句「平庸之恶」,比如:
这就属于把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给用滥了。如前所述,要用「平庸之恶」,要么用其原始意义,得有一个像艾希曼那样明明是「极端之恶」的刽子手却想用「奉命行事」为自己开脱的;要么用其合理扩展意义,那也得有一群在纳粹、日本军国主义、美帝霸权主义那样真正「极端之恶」治下积极参与并从中获利的民众。如前所述,「平庸之恶」既不是恶行平庸,也不是作恶之人平庸,而是作恶以后那句「奉命行事」平庸/陈词滥调。滥用这一术语,就淡化了它原本的批判性。
3. 袁莉对「平庸之恶」的恶意玩弄
从以上对「平庸之恶」这一术语的梳理,就可以看出袁莉用心之险恶。她在“The Army of Millions Who Enforce China’s Zero-Covid Policy, at All Costs”一文中,故意将西安疫情中民族配合抗疫的行为曲解为「平庸之恶」,为了强化自己的论证,不断在文中cue阿伦特用的diligence一词:
副标题:As the troubled lockdown in Xi’an has shown, many Chinese people remain willing to work diligently toward the government’s goal of eliminating the virus, no matter the consequences.
从西安糟糕的封城可见,许多中国人仍然愿意为政府清零的目标勤奋地工作,不管代价如何。
开篇第一句:China’s “zero Covid” policy has a dedicated following: the millions of people who work diligently toward that goal, no matter the human costs.
中国的“清零”政策得到了积极的拥护:成百万上千万人朝着这一目标勤奋地工作,人命的代价都不管。
阿伦特用diligence这个词,指的是艾希曼为了个人升迁勤奋地执行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命令,这一命令本身就是「极端之恶」,是屠杀600多万犹太人。而中国民众配合抗疫,理论上说也可以说是勤奋地执行抗疫的命令,但是这一命令本身是救命,是救千千万如果不抗疫就会感染新冠死去的人命。袁莉不可能不懂这一区别,但是她就故意只抓着「勤奋」「执行命令」说事。
这样混淆视听地铺排之后,袁莉引用了微博用户@IWillNotResistIt对西安孕妇流产事件的评论:
并在评论中继续cue阿伦特的用词:
Chinese intellectuals are struck by how many officials and civilians — often driven by professional ambition or obedience — are willing to be the enablers of authoritarian policies.
中国知识分子被震惊了,如此之多的官员和市民——常常由于职业野心或服从的推动——愿意成为专制政策的执行人。
须知,工作有上进心本身是中性的,当公务员想升迁,工作想升职加薪,本来无可指摘。阿伦特用「personal advancement」指的是艾希曼为了个人升迁积极执行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政策,是在尝试分析艾希曼这样一个看起来并不邪恶,甚至文质彬彬之人,为何会做纳粹的刽子手。而袁莉故意用词义类似的「professional ambition」来cue,说中国官员和市民是想升官发财才执行国家的“清零”防疫政策,全然不顾她所cue的「极端之恶」根本不存在。
西安孕妇流产,的确是不公之事,但是这个叫防疫流程不合理之处,你可以骂西安市政管理水平低下,也可以骂那个医院官僚作风,甚至可以支持那位孕妇去起诉那家医院渎职推诿,但是绝对无法上升到纳粹屠杀犹太人、日本鬼子屠杀中国人、美帝吸全世界血的程度,两者性质上有本质差异。
如前所述,滥用术语就会淡化它原本的批判性。以袁莉这样的反华媒体高华的常用套路为例:
生意而已,人家靠这个赚钱。恰饭嘛,不寒掺。
下面这些话,对内绝不能说,对美国还是可以说的。
你们管一个孕妇流产叫“人权问题”,叫“屠杀”,可以。问题是美国疫情至今已经死了八十七万人了,现在每天死三千个。八个月的胎儿可以算是人,有人权,这八十七万就不是人了吗?他们不是享有人权的美国公民,只是幸存者们自由的“代价”吗?
这八十七万人没有令人动容的故事可以写作文吗?有,但早就没人关心了。
可他们有八十七万个推特热搜上吗?不,美国网友早就麻木了,看都不看。
可他们有八十七万个防疫负责人出来道歉和追责吗?不,政客可以轻飘飘说一句“也许这就是人生”。
当然,我们不比烂,所以这种话对内不要说。因为哪怕一个孕妇流产、一个老年人心脏病发,都是同胞的悲剧,都说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还有改进空间。追责、整改,避免类似的事件继续发生,这都是必须做的。
这些批评,我觉得每个中国人都可以讲,应该倡导共同监督,防疫是持久战,我们都希望未来有一个更完善的疫情防控体系。
但美国(或者二鬼子)有什么B脸拿这些事情,代入政治语境,套上人权的帽子,带上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来批评中国?
先把自己那八十七万人整明白了再来聊吧。
先确保自己国家六位数的“人间蒸发的人权”别在不远的将来变成七位数,再去关心其他国家的个位数吧。
像不像倒数第一给第一名辅导功课?
“你考了99,扣了一分,你真是全班的耻辱,我认为你的学习方法存在很大问题,我看不起你,你赶紧自裁谢罪。”考0分的倒数第一如此说。
像不像一家津巴布韦媒体说,我觉得,卢森堡人和瑞士人都极度贫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政府想把全国百姓饿死,太坏了,这是制度问题。然后一部分津巴布韦人民还表示支持赞同。
就这感觉。
疯了吧?
说句不好听的,纳粹德国抗疫都不一定会比现在美国做得差。美国连伍连德的抗疫方式都不想好好执行。
我举双手同意,美国千万不能学中国的防疫政策,美国人民应当监督美国政府,凡是中国支持的防疫政策都应坚决反对,凡是中国反对的防疫政策都应坚决支持。美国还应该联合盟友,把中国的防疫政策批倒批臭,在光荣伟大的美国的带领下,一定能用自由民主战胜疫情。
最后,一曲忠诚的赞歌。
如果说支持防疫政策的中国人都具备“平庸的恶”
那这件衣服是不是要大火
话归正传,中国人支持防疫政策。通过集体努力让绝大多数国内的群众免于面对新冠病毒,同时极大的保护了老年人以及慢性病人的生命安全。这是中国人民从2019年底到2022年初为全世界抗疫做出的卓绝贡献。
中国人民用事实证明了,21世纪的人类,是可以将一个极为恶劣的传染病隔绝在社会体系之外,在确保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以及各项生活指数稳定运行的同时,让本群体不受其剧烈冲击的。这个群体只要能满足大部分工、农业门类自给自足的基本条件,就可以抵御大部分神话中所谓的“天灾”,保障群体内人民的生存、生活权益。这是人民的胜利,社会的胜利。
如果说这样的集体主义是纳粹,这样的事实结果是屠杀,这样的中国人民是“平庸的恶”,那《纽约时报》是不是正好代表了“伟大的善”
这种“伟大的善”在无法抵御瘟疫,人口大量死亡的同时,还能坚持自己的信念并不断的歌颂自己,贬低他人,不断的割裂人类社会,罔顾人权,草菅人命。
我可真替你们的瘟疫之神感谢你,你宁愿把善施加给死亡收割者,都不愿意把它留给身边的人类;宁愿伟大的让他人去死,也不愿降低自己的B格;宁愿蒙上眼睛歌颂瘟疫,也不愿意努力求生。这种善已经超越了人类的层别,我个人甚至愿意把你们开除人籍,伟大的纽约时报,既然你神性拉满,那以后就别给人类布道了,不如干脆转成神学刊物吧。
如果说中国的普通人都具有“平庸的恶”,那纽约时报具备的只有“低劣的恶心”
加一句,集体主义在面对大灾大难时确实具备非常强大的优势,中国所处的位置,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多发的地区之一,所以我们自古以来就较为崇尚集体主义,因为这种生活方式能最大限度的确保普通人群体的生存和延续。普通人遭灾了,可以迁移到邻省继续种地生活,由集体来承担灾害造成的损失。
同时,我并不认为个人主义有什么问题,在没有面临大灾大难的时候,现代社会的中国人也没有那么强的集体感。但是你非要把集体主义归类为纳粹还加以批判的话,川粉冲击国会山算啥?黑命贵零元购算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