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汉为果腹偷盒饭，检察院作出不予逮捕意见随后警方撤案，如何从法律角度分析检方的行为？ 第3页

遥想高一开学时，班主任（语文老师）就在课上谈到了对流浪者进行帮助的问题，他说：就算知道一些乞讨者是受到背后的组织的操控而行乞的，我们仍应该对其施以援手，因为这能使他们少受到一些痛苦，至少是在那个时候对其来说是如此。现在来看，我的班主任无疑是对于这些流浪者报以极大的同情的，我相信他看到了人类痛苦的普遍性和多样性。因为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开头写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却各在各的不幸”。

大学时在一门关于法律的选修课上，那位法律教授讲到了“泸州遗赠案”（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他对于法院的最终判决是不认同的，老师认为法律不应该让位于社会舆论和公序良俗。我从老师那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身上的坚定的语气里看出了法律和道德在各种案例上的矛盾和冲突。

我们人类的各种活动是以利己为行为导向的，我们的组织、社会和国家是个体得以生存和繁衍的基石，此即人的社会性一面，因而人是社会性动物。我们的道德，实乃以同情心为基础，因为我们在对别人苦难的观察中看到了我们自身。

叔本华在《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论道德的基础”中写道：

与公正相比，仁爱更加明显地是以同情为基础。一个人在各方面的境遇都很不错时，是不会从别人那里得到真正仁爱的表示。生活幸福、所有事情都一帆风顺的人虽然经常会有朋友和追随者表示好感，但人们对别人处境和命运那种纯粹、客观、不带利己之心的关注——这些是仁爱所带来的结果——却始终是留给那些在某一方面承受着痛苦的人。这是因为对我这里所说的生活中的幸运者，我们无法有同感和切身关注；其实，这样的幸运者对于我们的心而言是陌生的：“他们就好好享受自己的福气吧。”事实上，如果这些人在许多方面都胜过他人，那还会很容易引起他人的嫉妒呢。而一旦有朝一日这些人遭遇厄运，那他人的嫉妒还有可能转化成幸灾乐祸但这嫉妒通常并没有转化为幸灾乐祸，而索福克利斯所说的“敌人兴高采烈”的时刻则不会到来，因为一旦幸运者一落千丈，旁观者的心态就会发生巨变。考察这种情形是有一定教益的。也就是说，首先，这让我们看到了这些人在风光的时候，他们的那些朋友对他的关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酒肉吃光，朋友四散。”（贺拉斯《卡米拉》Ⅰ，35）在另一方面，不幸者所害怕面对的、那比自己所遭遇的厄运更让人难受的事情，亦即嫉妒者喜形于色和幸灾乐祸者发出讥讽笑声，却通常不会发生，因为嫉妒消除了，嫉妒与引起这嫉妒的原因一同消失了。现在，取而代之的同情生发了仁爱之情。那些眼红和仇视别人好运的人，常常在好运者遭受厄运以后，转而成为了他们有怜悯之心的、体贴的、得力的朋友。谁不曾起码在某种程度上，亲历过诸如此类的事情？谁不曾在遭受某一厄运以后，惊奇地发现那些在此之前还对他相当冷淡，甚至心怀恶意的人，现在却充满真心关切地迎向前来！这是因为不幸是同情的条件，而同情则是仁爱的源泉。
……如果我们完全撇开对同情的最终原因所作的所有形而上的探究——所有并非利己的行为就只出自这同情的最终原因——而只是从经验的审视角度考察同情，把同情只视为大自然的一种安排，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会清楚明白：为了最大可能地减轻我们在生活中随时都会碰到的、没有人可以完全逃脱得了的无数形形色色的痛苦，并且为了制衡我们所有人都满怀着的炽热的利己心——这利己心经常会演变为恶毒心——大自然除了在人的心中植入那奇妙的同情心以外，再也没有更有效的办法了。由于同情心的作用，人们感受到了彼此的痛苦：我们听到了发自同情心的声音——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形，这声音强烈、明白地发出“怜悯别人”、“帮助别人”的呼吁。从有利于所有人的福祉的角度说，这种人与人之间发自同情心的互助，与那些出自某些理性考虑、由概念组合而成的抽象和普遍的严格的责任戒令相比，我们对前者肯定抱有更大的期望。对后者不能期待会有多大的结果，因为对于粗人来说，那些普遍原则和抽象真理都是一些完全不明所以的东西，只有具体的东西才可以让他们理解。除了极少一部分人以外，全人类永远都是思想粗糙的，并且始终是这个样子，因为为了全体人类而不得不做的大量体力工作再也不会留下多少时间作陶冶、修养精神思想之用。相比之下，要唤醒我们的同情心——这已被证实是产生无私行为的惟一源泉 ，并因此是道德的真正基础 ——却并不需要抽象的知识，而只需要直观认识、对具体事情的理解。对这些后者，同情心用不着多少思想的中介就可以马上作出反应。

有些人鼓吹和推崇“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弱肉强食的社会才是最自然的，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不加干预的社会才是“好的”社会，这种人显然只看到了人的动物性一面，没有看到人的社会性一面，试问这样的话人类和动物还有何区别？

叔本华接着写道：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并没有学院派权威的支持，但我却可引证：中国人的五大美德却是以同情（“仁”）排在首位。其余的美德则是公正（“义”）、“礼”、“智”、“信”。……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何时、无论何处，人们都非常清楚地认识到道德的根源；只有欧洲人才看不到道德的根源所在，对此犹太教难辞其咎，因为它贯穿着一切。这样，道德的根源对于欧洲人就绝对是责任命令、道德法则、强制命令，一句话，某一必须服从的指令。然后，欧洲人就再不愿意偏离这一观点，也不愿意看到所有这些永远不过就是建立在自我、利己心的基础之上。当然，个别出类拔萃的欧洲人会感觉和意识到其中的真理。

卢梭的看法和叔本华相同，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写道：

这一原理却是赋予人类，以便在某些情形下，帮助人类缓和争取私利的热情、化解与自尊心和要面子相伴随的凶残。那就是让人类在看到自己同类承受痛苦时 ，天生会感到厌恶。我认为这就是人类所具有的惟一天然的美德。……旁观者越深切地把承受痛苦者视为与己一体，旁观者的怜悯、体恤就越加强烈。

同样，卢梭在《爱弥儿》中写道：

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是让自己转移至自身之外，不是视自己与受苦者为一体，就好比离开了自身，进入了他人的身体一样，那我们又何以让自己受到感动而产生怜悯？我们所感受的痛苦是与我们认为别人所感受的痛苦相一致的。我们不是在我们自身，而是在他人那里，感受着痛苦。……我们要给青年人提供一些对象物，好让他们能够对这些对象物发挥自己内心的膨胀力量——那股内心的膨胀力量使年轻人得以扩大和扩展自身、推己及人，使他们在自身之外到处都能找到自己。要小心谨慎避免那些限制他们、让他们以自己为中心、绷紧其个人自我的弹簧。

国家所制定和施行的法律是保护社会中的弱者免受蹂躏和保证其生存的基石，但是法律不是万能的，因为它不能兼顾到个体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叔本华在《附录和补遗》第二卷第9章写道：

国家本质上是一个纯粹的防卫机构，用以抵御外部的攻击和平息机构内个体之间的相互倾轧。从中我们可知，国家的必要性在最决定性的意义上，是建立在为人类种族所公认的不义之上。
……假如相反，在群众的智慧中正义和善良的企图占据了主导，那么一个完善的国家体制将依照人类对事物的判断标准被建立起来。极其合乎这一目的要求的做法，是令正义和善良企图不仅可以在现实中存在，更应允许被证明和公开加以讨论，从而使其成为公开的信息并置于管控之下；同时也必须防范，因为不断有更多的人参与这一过程，使整体国家对内与对外的统一凝聚力被削弱。但是统治技艺中最难的课题，莫过于想要凭借国家这一组织形式来满足所有这些要求。……人们尝试着通过完善法律体制来实现那一目标，但是人们只不过因此走上了一条不断渐进的道路。原因在于，由我们所确立起来的各种概念绝不可能把所有的个别情况都描述出来，也不可能真正深入到某个个体之中。这些概念就像是堆砌马赛克的石块，不能像画笔那样把细微的部分也同时勾勒出来。

因此，除了不断完善法律以外，我们只能指望道德的帮助，当仅仅用法律无法解决问题时，我们需要从道德的视角审慎思考，然后做出明智的决定。路漫漫其修远兮，但人类对于真理的探索是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