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职院老师被曝对南京大屠杀发表不当言论，学校通报「给予其开除处分」，该教师或还需承担哪些责任？ 第4页

这老师的学术水平不太过关啊，她犯得第一个错误就是把三十万遇难同胞的估计当成了一个由于政治而确定的虚数。这显然是对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和遇难人数认定史的不了解。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人数的认定是一项严肃的学术工作，孙宅巍先生为我们梳理了从大屠杀开始，到新世纪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人数的认定史。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日军惨无人道的兽行发生后，其暴行的消息以及被屠杀的人数，便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其来源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曾经避难于南京城内的难民和放下武器的军人，根据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做出的估计。某文化机关职员李克痕，在沦陷后的南京住了5个月，于1938年6月逃出南京后，发表《沦京五月记》，内称：“据统计，到五月初，由红十字会掩埋尸身二十七万”。“27万”之说可通是将所有埋尸活动都记在了“红十字会”项下。军医蒋公榖在南京沦陷后，逗留城内两个半月，著《陷京三月记》：至1938年2月13日，被日军惨杀难民尸体，为慈善团体埋葬“编号登记的已有12万具了”。原南京守军营长郭岐，曾于城陷后躲入难民区3个月之久。他逃离南京后，将见闻写成《陷都血泪录》，在1938年8月连载于西安《西京平报》，“十余万可怜的同胞皆作了机枪下的鬼”。
二是中国新闻记者根据寻访所得资料，做出的估计。其中中央社记者经向1938年2月初逃离南京的难民寻访，报道“两阅（原文如此—笔者注）月间，我市民被屠杀者约有八万人之多”。据记者范式之估计，南京自失陷三月以来，“被屠杀者，至少在十万以上”。另一位中央社记者根据1938年5月对难民的寻访，也做出了与范氏大致相同的估计。该记者在报道中称：“计自去年12月13日起，至今年3月底离南京时止，留京同胞被惨杀者不下十万人”。
三是留在南京的外国传教士和外侨根据自己的见闻做出的估计。美国《每日电讯报》于1月下旬报道称：“一位传教士估计南京一地被杀害的人数达2万”。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则在其名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引用一位外侨于1938年1月10日写成的书信资料称：“实则据掩埋的统计，尸体共达4万具”。
纵观30年代中外人士对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的认定，多来自留城难民与外侨的个人叙述，对死难人数的计算，带有原始的，直观的性质。其特点是：数字多样，差距悬殊，渠道多元。其估算人数少至2万人，多至27万人，中有4万人，8万人，10万人等多种表述。应当承认，这些来自不同身份，不同国别的人士所叙述的情况，都出自其自身的所见所闻，都反映了南京大屠杀现场某一局或某些局部的真实状况。他们没有必要故意编造虚假的情况来对外叙述。

然而，这一时期，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各种目击者根本无法进行详细调查，因此这一时期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科学研究并未起步。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1945年12月18日，在阔别南京长达8年后，蒋介石抵达南京进行短期的巡视，受到了80万市民的热烈欢迎。虽然蒋记民国在处理日本战犯的问题上过于软弱，在解放战争开始后，甚至再次将剿共置于清算之前。但是在东京审判期间，为了争取民心惩治日本战犯，南京国民政府仍然做出了一些努力。

国民政府主席行辕秘书处以蒋介石的名义张贴公告，对南京市民所遭受的苦难遭遇深表关切：“余与我革命首都父老兄弟诸姑姊妹睽隔八年于兹，关怀想念，无时或已。回溯抗战开始，敌人对我首都采取猛烈攻势。沦陷期间，敌人于实施大屠杀之余，复利用奸伪蹂躏榨取，奴役压迫，无所不用其极。”“而在敌人大屠杀下殉难军民之遗属，冤愤一日未伸，余之责任一日未尽，更应积极抚慰与救济”。公告号召民众检举、揭发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军暴行：“凡我同胞，其有身经当日大屠杀惨祸暨在敌伪暴力压迫之下，受有各种枉曲者，余均愿详知其事实及屠杀压迫之主谋，并目击事实基于正义感而作负责制检举者，余尤乐于接受。一经查明属实，定处分别以战罪提付审判，或以惩治汉奸条例从严惩处，以谢同胞，而伸法纪”。（注：《八年痛苦今宣泄，蒋主席令京民陈诉》，《中央日报》1945年12月23日。）
1946年6月11日，为配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审判，蒋介石在接见南京市临时参议会议长陈裕光等人时，专门敦促该会协助调查南京大屠杀罪行，南京市临时参议会随后专门成立了南京大屠杀案调查委员会。其次，国民政府成立了相关的调查机构。战后对南京大屠杀的罪证搜集工作，主要由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以及南京大屠杀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等3个机构负责完成。3个调查委员会的社会涵盖面相当广泛，包括南京市政府及下属有关机关、首都警察厅、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宪兵南京市区司令部、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三青团南京支部、南京市工会、农会、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商会、首都地方法院、南京市参议会、南京回教总会、金陵大学以及当年参与难民救援的有关人士等，意在最大限度地调动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参与。在调查过程中，由于政府的推动，南京市政府、各区、乡、镇、坊、保、甲以及警察局和相关部门积极行动，可以说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全民参与的调查。

在这样的条件下，南京国民政府的努力很快收到了回报，一个队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初步估计出炉了，

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迄至1946年4月10日，统计此项人数为295525人；同年7月1日，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时公布，在前统计有29.5万余人遇难的基础上，又加上救济总署在救济死难者家属过程中统计出的96260人，称：“共计已有三十九万余人”，“据一般估计被害人至少在五十万人以上”；同年12月31日，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检察官在对战犯谷寿夫的起诉书中，使用了“旷古惨劫之南京大屠杀，被害达数十万之众”的模糊提法；至1947年3月10日，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谷寿夫战犯案件判决书》中，则郑重判定，在南京大屠杀暴行中，“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体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们熟悉的三十万以上的数字最早于此出现，但是南京国民政府因为忙于内战，各种估计的数据也并不统一，很多问题在当时文件中，没有做出过回答。然而，即便如此，南京国民政府的论据还是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采信，最终在判决中估计遇难者人数为二十万以上。在对谷寿夫的判决中，则正式提出了30万以上这一数据。

五六十年代是我国对南京大屠杀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开始，虽然因为这一时期不休的政治运动，对南京大屠杀的纪念和研究往往和其他一些政治事件挂钩，甚至梅汝璈先生也因为一些莫名的理由被认为是扬日本人志气，灭中国人威风。但是由抗日烈属高兴祖教授领导的南京大学历史系科研团队正是在这一时刻拉开了系统化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序幕。

　1960年，南京大学历史系部分教师生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调查，翻阅了相关的档案资料，收集了相关的照片，走访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见证人，编写了一本约7万字的小册子《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人民日报》为此作了报道。（注：《支持日本三池矿工的斗争，南京三千煤矿工人集会》，《人民日报》1960年5月14日。）1962年，适逢南京大屠杀25周年之际，对初稿进行了审定和增补。1963年，江苏人民出版社计划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11月，江苏新华印刷厂编排印刷出清样稿，但最后因故未能公开出版。这是建国以后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本研究著作。（注：该书虽未公开出版，且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一些观点和说法在今天看来很不妥当，但其开创性的基础研究功不可没。1965年，南京大学历史系向外事部门提供了全部研究成果，相关人员还为来访的日本友人举行报告会和照片展览，向国内的多家单位提供了著作的油印本，在对外交往和国内宣传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的4位教师，组织7名学生，由高兴祖先生带领，利用学术界短暂的平静时期，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收集了许多难得的照片和资料，最后在1962年写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一书”。该书的内容，先后在1963年和1978年南京大学校庆科学报告会上做了报告，于1979年3月作为内部刊物印刷交流。该书在列举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20万人”之说与中国方面“30余万人”，“39万余人”，“50万人”等种种说法之后认为：“由于三十万的数字比较具体，常为一般人所引用”，“报我们已经得到的材料，南京被害人数绝不止此”，“总计被日寇屠杀，而有案可考的达四十万左右”。“四十万人左右”这一新的结论，虽既不同于已有的传统说法，后来亦未被学术界普遍接受，但这一数字的出现，却是南京大屠杀进行真正意义上学术研究的开始。为了取得这一数字，该书著者翻阅了大量档案资料，调查了许多当事人，幸存者，搜集了众多的图书，报刊文献，运用将主要集体屠杀数字相加，将主要慈善机构收埋尸体数字相加等论证方法，并进行比较研究，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该书已经开始把目光放到日军毁尸灭迹和那些未留下记录的尸体去向方面。

中日蜜月期到1982年……略

受1982年日本教科书事件刺激，1983年底起，由中共南京市委，南京市政府直接负责，建立了“南京大屠杀”研究，建馆，立碑领导小组和“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经过4年的努力，终于建成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了13处南京大屠杀遗址纪念碑，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等文献书籍。这一巨大的系统工程，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官方，公众和学术界经过认真的，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所形成的一个具有全新内涵的共识，即：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在30万人以上。

对于这一共识，孙宅巍先生认为，这不是对军事法庭判定的简单重复，而是通过对大量原始史料进行收集，对在世人员进行走访调查，结合南京人口条件得出的更为科学可靠的结论。

90年代以来，国内外涌现出一大批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档案，文献资料，如辽宁省档案馆收藏的满铁档案中有关红卍字会埋尸统计，德国档案馆收藏的有关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资料，上海档案馆收藏的南京及其外围红卍字会埋尸的记录，美国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收藏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献资料，以及新发现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等；《拉贝日记》，《东史郎日记》，《魏特琳日记》等一批有影响的外国人士日记，也相继被发现和正式出版。学术界利用新发现的资料，对南京沦陷时的人口和南京大屠杀的死难人数作了认真，严肃的探求，进一步认定了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在30万以上。这一时期对死难人数的认定，依据更加丰厚，视野更加开阔，结论更趋成熟。1997年纪念南京大墀长杀事件6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陈安吉先生在主报告中经过严密的论证指出：“认定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达30万人是有根据的。30万这个数字是约数，又是一定意义上的确数”。

通过这些调查，基本上否定了或者不主张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 10 万人、 20 万人、 40 万人、 50 万人等类过低、过高的估计。

因此，孙先生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规模认定提出了几点建议。

第一，应当有一个规模性的界定。笔者在某些国际学术研讨活动中，感觉到这样一种情绪，即有少数人对于讨论死难者的人数和规模，表示反感。当然，如果仅仅“纠缠”于死难者的人数和规模，而置对暴行的全面揭露于不顾，这是不可取的。但平心而论，对一件“大屠杀”案的暴行的揭露，又实离不开规模性的界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入口墙壁上镌刻的“300000”这一数字，便是一个较为准确的规模性界定。许多参观者的心灵受到震撼，首先便是从这一数字开始的。缺少了这一规模性的界定，对南京大屠杀规模的研究，便成了一笔糊涂账。
第二，宜粗不宜细。对于像南京大屠杀这样有数十万人遇难的大惨案，不应过分追求数字的精确。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无法精确的数字。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宜粗不宜细，留下适当的空间，让人们去作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笔者认为，目前中国大陆学者采用“30万以上”这种稍带模糊的表述方法，较为适宜。
第三，从实际出发。南京大屠杀的规模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受人们主观意志的支配。遇难者的人数，受到南京沦陷时实有人口和大屠杀告一段落后残留人口这两个因素制约，随意压低死难者的人数，固然不符合实际情况；任意抬高这一数字，同样也将经不起实际情况的检验。
第四，求同存异。这个“同”，就是承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这一暴行的存在。在这个大前提下，应当允许有不同见解、对遇难者人数的不同表述的存在。笔者认为，只要对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持肯定的态度，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持批判的态度，在推算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人数是比30万更多一些，还是比30万再少一些，应当是可以讨论的。

下面是一点私货，与这个老师的就没关系了，前两天在百度推送上看见了这么一个回答。

这个吧，的确很有感染力，但是同样很不历史，也属于基于一些不太科学的想法进行的一种朴素爱国主义宣传。日本夸大派和虚构派的学者们基于种种理由将死亡人数压缩到五万以下，我们也不能无缘无故的仅凭推理和猜测就把遇难者同胞的人数使劲往上加啊。

毕竟，只要拿出10多起集体屠杀案中的任何一起，都足够把与这件事有牵连的所有日本人钉上历史耻辱柱了。

你是不是感觉到震惊，不解和愤怒？

14亿人口，不出几个奇葩，你以为你生活在天堂啊？

知道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爱国主义教育，反击虚无历史主义了吧？

就是因为由于这些奇葩的存在！

这些奇葩为什么会存在？无非是想搞一个大新闻，吸引一下眼球。

毕竟反常识性的东西，都会特别吸引人的眼球的。

要么就是愚蠢，要么就是坏！

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貌似只有日本这一个国家存在吧？

还有否定我国历史长度的，也是以日本为首的西方国家。

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破坏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打击我们的民族意识，有句话说的是非常好的:

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这个女的不相信我国历史学家的话，去相信外国人的话，有关部门可以查一查了。

真的有可能，就是行走的50万。

之前有个梁艳萍，也是教师，也是个精日。在教师里面，这样的公知是有一定比例的。体制内混入了敌人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而是一直以来都有。这个老师虽然是民办学校里的，但是也同样可以起到荼毒学生的作用。发现一个，必须开除一个。

不为别的，教师拥有一定的传播能力，可以将自己的思想进行小范围的传播，培养出和自己思想有共同点得学生，学生再进行传播。

以前由于意识形态并没有管得那么严，导致到处都是公知，哪里都是殇派。搞历史虚无主义一旦能发挥上用处，那就是将掌握关键情报和机密的人将国家的秘密手动交出去，退一步，在企业中也可以成为商业间谍的角色。香港那样的事情，也只是其中一个附带效果。

由于西方国家是一直想着瓦解中国的，我国又还没有美国那样的舆论影响力，那么控制意识形态作为舆论战的防御是一定要严格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