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仁出身蒙古正红旗旗人家庭,成长于河南开封,道光九年(1829年)的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曾历中允、侍讲、侍读、庶子、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二十二年,擢詹事。二十四年迁大理寺卿。同治十年,晋文华殿大学士,以疾再乞休。寻卒,赠太保,入祀贤良祠,谥文端。
同治六年,同文馆议考选正途五品以下京外官入馆肄习天文算学,聘西人为教习。在奏折中倭仁强烈提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他对外籍教师是否真的会全心全意来培训国人成才也表示怀疑:“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 在洋务运动的当口强烈反对中国儒生奉“夷人”为师。
倭仁亦为清末理学领袖,与曾国藩、李棠阶、吴廷栋、何桂珍、窦垿讲求宋儒之学。后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之乱,为清廷中兴名臣之冠;倭仁作帝师,正色不阿;李棠阶、吴廷栋亦卓然有以自见焉。道光末年,曾国藩常与倭仁切磋理学, 倭仁教曾国藩写日课,曾国藩当天即开始,“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曾国藩请倭仁批阅指教,倭仁表示曾应“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曾“读之悚然汗下”,以此为“药石之言”。
倭仁生活简朴,反对奢侈浪费,曾创立“吃糠会”,冬天衣服多次打补丁。姻家赠送千两银子遭倭仁拒绝。1866年,洋务派恭亲王奕䜣上奏要求在同文馆中设立天文算学馆,招收科举出身者前往学习,遭倭仁等的强烈反对,他认为“立国之道尚理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
倭仁虽被后世目为当时保守势力的代表,为其阶层利益说话,但倭仁之言亦不无道理,倭仁认为要解决培训中国人才的问题,要从中国本身著手,深入了解中国的实况,而外国教习不清楚中国环境,盲目将欧洲所学移植到中国土壤上,事后亦证明成效不彰。
当时中国广大的士人,亦不免有类似倭仁言论的顾虑,他们应该是从全国各地选拔的才气焕发的学子,应该“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这种“重视西学,但绝不可忽视中学”的想法,慢慢形成了日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