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顺朝的县令们为例。
定兴县县令刘钟泰,上任之后主要精力放在安定社会秩序上,颁布了很严格的法令,使得“吏不敢舞文,民不敢犯禁”,社会秩序得到了很大的恢复。清军入关之后,定兴县的士绅叛乱,刘钟泰逃走。
临城县县令段献珠,上任之后主要忙于三件事:追赃助饷、免除税赋、拆毁牌坊。然而他的追赃助饷又不彻底,没杀原来明朝的知县,清军入关后,明朝的知县与士绅一起发动叛乱,杀害了段献珠。
浚县县令马世聪,仅有他追赃助饷,为刘汝魁部提供军饷的记载。
华容县县令江一洪,仅有他镇压东山的地方豪强的记载,而且在镇压过程中杀戮规模应该不小。后来被明军杀害。
长垣县县令李伯元,协助都尉李如琮招募三千乡勇,清军入关后被清军杀害。
滑县县令刘三晋,在清军入关后镇压了一次士绅叛乱,后来清兵来了,他逃跑下落不明。
沈丘县县令周维新,上任之后专注于抵抗还乡团的防务,但是被士绅出卖献给明军。
三水县县令李三楚,因贪污被处决。
猗氏县县令安四达,因行事残暴被革职。
静乐县县令第五浪,地方志只记载他是个不害民的官。
榆次县县令萧恒,配合当地掌旅强制搬迁士绅。清军攻入山西之后他逃走,后来又参加清朝的科举做官。
绛县县令,姓名不详,上任之后忙于追赃助饷。
曲周县县令孙应震,在士绅叛乱中被关押,但旋即被部下救出,后事不详。
安平县县令樊景星,招揽本地的农民军康文斗入城协防,但是不敌清军,康文斗牺牲,樊景星逃走,下落不明。
任丘县县令曹怀玉,逮捕刨李自成祖坟的边大绶。
高阳县县令王瑞图,曾追赃助饷,清军入关后逃走。
元城县县令乔廷秀,曾追赃助饷,清军入关后逃走。
这些县令有的有能力,有的没能力,有的忠诚,有的投机,但他们的共同点是,没有任何“礼贤下士”的举动,从未试图招揽本地士绅。他们到任之后,笼络的都是当地的农民军和那些主动投靠的人。有的人出台了惠民政策,但谁也没出台惠绅政策。
我们先看这些县令的来源,主要分为三种:一是明朝的降官;二是顺朝科举考选的官员;三是顺军军官武职转文职,比如说夏津县县令裴钦,县志记载他是“甘肃人,家世皮工,精于骑射”。
此外,一个县还会有一个都尉或者掌旅指挥卫戍部队,有的是顺军军官,有的如前面提到的李如琮,则是在本地招募的。
李自成对政权建设的构想,从思路上看并没有什么问题。首先,三年免征,免除百姓的压力。其次,为了让财政能坚持这三年,就得追赃助饷,用士绅的钱来贴补。最后,在这三年免征期限内,要改变土地分配和税收制度。之前明朝权贵霸占的田地,要还给农民。明朝的宗室、勋戚、太监,以及那些被杀或逃走的官绅的土地,还有抛荒土地,要重新分配,形成自耕农。三年免征的期限结束后,也要均平赋税,让田多的多交税,田少的少交税。
思路没问题,搭配这样的干部队伍,就有问题了。
顺朝接管一个县的标配,是一个县令、一个掌旅带着二百兵。这已经比清朝接管政权时配置高多了,清朝经常是直接派一个知县就把一个县接管了。然而,在这个清朝还没推行全面剃发的时候,清朝的知县派下来,任务就是和士绅保持明面上的团结合作,一切照旧,按照过去的老规矩征税。知县加上接收的县衙旧人,完全可以应付得过来,直到后面剃发令逼得全民造反,以及后来绿营大批反正,才出现清朝地方政权被不断颠覆的情况。
而顺朝的县令要做的事情复杂得多,三年免征让他们免去了收税这个对于明朝的县官来说最大的难题,不必担心因为乡绅闹事自己这个官就做不下去。但是,追赃助饷和均平赋税却是更难的事。
首先,现在大军缺军饷,而县令的任务有筹饷,那是不是饷筹得越多,功劳就越大?李自成有没有这样的规定不得而知,但是以常理来想,没有了赋税这个考绩标准,顺朝的官员若想邀功于上,很容易走上多收军饷这个路线。这也就会导致追赃助饷的扩大化,将一些原本可以团结的人推向对立面。
其次,区分哪些土地是合法的,哪些土地是被霸占的,这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掌旅带来的那二百个兵不是入伍不久的饥民,就是明朝的降卒,他们当然没有能力去调查清楚。县令就得依靠在本地招募的人,包括留用的基层官员和胥吏。在这个时候积极投靠大顺的人,有的固然是饱受压迫,终于等到反抗的机会,可是投机的流氓无赖也绝不会少了。而真正懂得土地丈量,搞得清县衙门的卷宗的,还得是本地的胥吏。
京城的追赃助饷,是刘宗敏主持的,在李自成眼皮底下,又集中了顺朝办事能力最强的一批文武官员,所以能控制得住规模。比如说四品及以下的官员没有被拷掠,比如说对勋贵的清算都没有累及家眷。证据是恭顺侯的叔叔吴惟华,他在顺军撤出京城后,把被抄了家的勋贵的女儿都集中到了自己家,从中选了二十个美女献给多尔衮,连多尔衮都觉得他实在太缺德了。后来,他又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大学士刚林的弟弟常鼐。
但是在基层,情况就不同了。上面允许清算土豪劣绅,基层就会恨不得把所有地主都弄死;上面允许清算勾结官府的奸商,基层就会恨不得把所有商人都弄死。是杀是打,全凭县令和都尉个人好恶一言而决。当官的要出政绩,被压迫的穷人要报复,胥吏无赖要借机中饱私囊,难免会导致大量的有钱人、读书人和顺朝官府对立。
比方说,你是陕西某个县的教谕,投降了大顺之后,提拔到河南某个县当县令。你县里有个大地主,继承的祖上的家业,本人人品不算很坏,至少肯定没有血债。
这天,户房书办带着十几个人来找你了,说这个地主的田都是他们的祖业。你能看出,这里面有几个人确实是长年劳作的穷苦农民,可能真的是这个地主的爷爷占了他们爷爷的地,但是也有几个是本县有名的流氓,其中还有书办的表姐夫。
你正在犹豫,你从明朝的知县那里接收来的师爷对你说,案卷文书由他和书办来做,绝对挑不出一点毛病。最近刘汝魁将军到处征购粮食,可现在年成不好,粮食也不好搞。给这个地主来个抄家灭门,把抄得的粮食金银献给刘将军,大军不要的绫罗绸缎、古玩字画什么的我们可以分一分。房产土地、家具牲口这些东西,就分给本地的穷人和经办的人员。这地主就算没有血债,他总放过高利贷吧?偷税漏税的事干过吧?就算上面派人来查,那地主的亲戚朋友都是乡绅,大顺朝廷信不过他们,穷人都说咱们好,这事保管滴水不漏。我都打听过了,明朝时之前没人动他这个肥羊,是因为他爹和大学士陈演是同年,如今陈演可都已经下狱了,他没靠山了。东翁您可想清楚,是刘将军这个跟了皇上十几年,一起在商洛山啃过树皮的大官赏识您重要,还是让一个乡下土财主感激您秉公断案重要?
总不能明朝的官吏投降了大顺,嘎嘣一下就不贪了,没有这个道理。清官是肯定会有的,但大部分还是一般通过官僚。又让这些人掌握追赃助饷的权力,又让他们清似水明如镜,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以前明朝的官员掌握对老百姓催征赋税的生杀大权,所以就农民起义了,现在顺朝官员掌握对士绅追赃助饷的生杀大权,士绅反顺也很正常。只不过清朝不会屁股坐在农民这边,所以农民起义者也不会“借虏平明”。
其实李自成定的这些目标真不高,一个正常的封建王朝,开国的时候当然得减免赋税、抑制兼并。要是从1944年调二百个武工队来接管县衙门,办这点事小菜一碟。可问题是现在是1644年,李自成能派来的只有一个穷秀才、一个老兵、二百个新兵,怎么能指望他们分得清打击对象和统战对象。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得罪士绅不是不行,1944年的武工队就不得罪士绅吗?可是既然得不到士绅的支持,就得组织起一支能取代士绅来调动基层力量的队伍。可是大顺朝这个官僚队伍,让他们怎么发动群众,建立基层组织?根据后来孙可望治滇的经验,用农民起义者及其家眷来压制士绅,得几千人才能控制一个县,而且还是云南那种人口少、士绅力量薄弱的县。
所以,李自成要是真有一百万闯军老兄弟,一个县派一千人,再带上家眷,村村有闯军,他就算把士绅捞出来挨个放血也不为错。但现实是,他的军队是少数老兄弟加上河南饥民、明军降卒组成的,他的官僚队伍还是要靠明朝的读书人,县政管理还是要靠胥吏。一旦把士绅推向对立面,县令往往就成了城关镇镇长。农民虽然得利了,可是县衙门却没办法把农民组织起来,而士绅却掌握着乡勇,在宗族中有话语权,对佃户长工有人身控制。这就导致了清军入关之后,各地士绅响应清军,使得顺朝在华北的统治迅速崩溃。
但是,从士绅叛乱的时间中,能看出一个规律,第一波士绅大规模叛乱浪潮发生在1643年的秋天,第二波士绅大规模叛乱浪潮发生在1644年的夏天,而在这之间的半年,却很平静。
当然不是因为这半年李自成优待士绅了,而是因为第一波士绅叛乱之后,士绅们意识到,他们虽然能干掉李自成派来的县令,但是闯军的野战部队一到,哪怕只有一千人,杀他们也如同宰鸡一般。因此在李自成打败了孙传庭之后,士绅叛乱一下子停止了,总不能要求士绅们拿自己的身家性命捍卫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
而当顺军在山海关战败的消息传来,第二波士绅叛乱就爆发了。因为这一次士绅有清军撑腰了,不用再怕顺军的野战部队。不过即便是在这次叛乱中,依然有一些叛军被顺军的野战部队镇压了。
李自成不得地主阶级的人心,这是事实,但习惯逆来顺受的不仅有中国农民,中国地主也是一样。讨伐吴三桂之前,李自成已经下令停止了追赃助饷。士绅的利益尽管受损,但是挺过改朝换代这一关之后,顺朝毕竟也是个承认地主土地所有制,用科举制选拔官员的政权,面对他们无法战胜的顺军野战部队,大部分士绅想的绝不会是如何反抗,而是如何混进新王朝的统治阶级,河南的举人赶快去舔牛金星,陕西的进士赶快去舔宋企郊。
如果李自成武德炸裂,在山海关直接用六万人团灭了多尔衮和吴三桂的十二万人,我前面讲的那些其实意义都不大,就算初期有混乱,乱过一阵之后,也就变成正常官府了。顺朝的政治制度实际上大体还是继承明朝,衔接起来没什么太大问题。哪怕黄宗羲这种标准的地主阶级代言人,所持的观点也是:以中国之盗贼治中国,尚为不失中国之人也。就算本来是“盗贼”,当几年皇帝,也就变成地主阶级总头子了。
而现实是李自成打不赢,那么即便他之前的政策是团结士绅,士绅难道愿意和他团结吗?更何况团结了士绅,那么置田见秀、刘宗敏这些人于何地?李自成当然可以选择拉着兄弟们一起当地主,可那绝不是一年半载能做到的事情,顺朝的勋贵集团想彻底转型地主,少说也得三年五载,但显然清朝不会给他们三年五载。清朝要是真三年五载不打顺朝,顺军整合明朝降军完毕,内部三年免征的期限也到了,有了稳定的税收,就直接杀出关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