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拉拉跟车用户身亡案」司机周某春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还有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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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案存在的诸多程序和事实方面的错误受到全国各界广泛关注，在中央依法治国的号召下，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依法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的舆论监督权。

一、程序错误

一-1：第一个重大程序错误在于本案“使用法律援助律师”占据辩护名额，故意阻止被告人周某春妻子李某某聘请的律师依法工作。

李某某于2021年8月26日向长沙市司法局对长沙市法律援助中心投诉，其聘请的律师、其他了解和关心此事件，愿意共同监督此事的律师，都认为剥夺被告人周某春受到自己家属聘请的律师的权利是违法的。并且公开声明：“不需要，也不接受两个辩护人都是法律援助律师，没有自身聘请的律师。”以上事实均通过网络媒体等渠道公开发声，全网都可以作为见证人。

其中《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可以由其亲属委托辩护人。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委托书、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当事人，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

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第三十三条：受援人自行委托辩护人、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等情况的，须向法律援助机关报告。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对《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释义：“而且不论在哪种情况下，都应当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安排律师会见”

结合到本案：被告人周某春的律师被相关部门以防疫为由多次干扰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载明的是“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应当……”，并没有给相关司法单位“应急情况下的豁免权利，在紧急条件下可以无限推迟。”

就算有防疫需求无法当面谈话，在四十八小时内应当有充分准备：如律师笔录交予当事人签字，远程视频拨打、通讯等等。何况长沙根本不是中高风险涉疫地区。

对此，大家更想明白的是：如果从疫情开始，时至今日，每个长沙市岳麓区的被告人，律师都无法顺畅会见，请问长沙市岳麓区的办案部门到底在多少案件上侵犯了律师的会见权？如果说疫情开始之后，为了保障会见权，设立了视频会见、预约会见等涉疫的特殊保障措施，其他案件都能保障，唯独这个案件不能保障，那又是什么意思？？

对于“法律援助律师已经到达，其他律师不能再参与、当事人没有明确提出”，这一说法则更是荒唐。与家属委托的律师依法会见是被告人的权利，在法律援助之后，家属认为有更为合适的律师，被告人应当与这个律师见面了之后进行谈话，才知道到底是法律援助合适，还是家属聘请的律师合适。对聘请的不同律师，根据其对案情的见解而选择最好的两位来辩护，当事人选择律师又何错之有？让当事人在什么不了解的情况下，从多于两个律师中选择两名，没有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

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家属聘请的律师和当事人一面未见，其他法律援助律师没有义务时刻和家属交谈，了解其新聘请了律师，进而没有条件告诉当事人。也许当事人根本就不知道家属给他聘请了律师。

一-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健全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的意见》法发[2019]20号之规定：本案应当交由法院审判委员会进行审理。

三、职能定位：8 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下列案件，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1）涉及国家安全、外交、社会稳定等敏感案件和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5）拟选告被告人无罪的案件

根据中央政法委长安剑等媒体报道：法院组成合议庭审理，并且当庭宣判。

首先，本案符合以上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的规定，社会舆论关注度高，但以上所有媒体都没有提到“审判委员会”之事情。没有经过充分评议和研究，就不审慎地当庭宣判。

其次，被告人的两位法律援助一位做无罪辩护，一位做罪轻辩护。只要律师做无罪辩护，提交无罪证据，就有可能宣告无罪。拟宣告无罪的案件，当庭草草判决，完全不符合程序。

（若移交审判委员会，相关工作应当做成笔录备份，将会有痕迹可查）

二、事实和证据错误

公安机关警情通报中，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在审理过程中没有体现。此为罪与非罪的明显界限。

二-1：大前提：司机周某春认真行车，没有注意到副驾驶位的异常，所以没有过失致人死亡罪中指控的“过于自信”。

根据公安机关《关于周某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案件的情况通报》中：被告人周某春车况良好，车内没有搏斗痕迹、受害人衣物没有被告人痕迹，没有与被告人接触、车辆行驶平稳，没有大幅度摇摆、频繁变道等情况。充分说明被告人周某春正在专心行车，并没有与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受害人车某某有冲突达到影响行车的情况。

就算因夜晚行车，疲惫和环境可视度不佳，导致司机与车某某有一定语言争执，或“态度不满”，但司机周某春仍然恪尽职守，认真行车，同时，也证明了在主观上，周某春没有将这样的争执认为是一件很烦躁或很有伤害的事情，司机完全在执行认真行车，在司机聚精会神于行车操作，视频证据也说明车辆行驶没有大幅度摇摆变道等异常情况下，没有分心驾驶。不可能“一心二用”在主观意愿上有制造争执的可能，也不可能有故意杀人罪中指控的“过于自信导致死亡结果发生”。

二-2：相关通报中自相矛盾，完全无法自圆其说。非但没有证明司机疏忽大意，反而清晰地说明了司机履行到应尽的责任。不符合过失致人死亡罪中的“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

根据公安机关《关于周某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案件的情况通报》中，原文为；“21时29分许，车辆行驶至林语路佳园路口时，车某某提出车辆偏航周某春未搭理……发现车某某起身离开座椅并将身体探出车窗外后，周某春未采取语言和行动制止，也没有紧急停车，仅轻点刹车减速并且打开车辆双闪灯，车某某从车窗坠车后，周某春停车查看，发现车某某躺在地上头部出血，21时30分34秒，周某春拨打120急救电话，21时34分拨打救护车电话。”

首先，上文摘录本通报的文字中，自己就存在前后矛盾。

发现车某某起身离开座椅并将身体探出车窗外后，周某春未采取语言和行动制止，也没有紧急停车，仅轻点刹车减速并且打开车辆双闪灯。

周某春轻点刹车减速，并且打开车辆双闪灯（可能有相关视频和汽车检查证明），不能叫“没有采取行动制止”。这一前后矛盾无从解释，更有甚者，在法院当庭宣判的通报中，这一部分直接被删去，被称为“未及时采取制动措施”。这更是无法自圆其说。在机械术语中，使运行中的机械、车辆、或其他运输工具停止或者降低速度的动作，叫做制动。

“轻点刹车减速并且打开车辆双闪灯”。是明显的应急避险行为，也符合“制动”的概念，充分证明了司机预见到了这一危险、并且采取了措施，为防止前后可能有其他车辆造成安全问题，还打开应急报警双闪灯。这从主观上说明了司机对可能存在的危害是起到阻止作用的，是不愿意危害后果发生的。这也从事实上推翻了“司机不作为或者没有预见到应当预见”的观点！

二-3：根据一般大众的认知和身体能力，司机周某春的反应及时，其他未尽的情况，不属于“应当预见”。且司机周某春的做法：坚守驾驶岗位，是相较语言劝阻和行动拉扯的最优解！

根据公安机关《关于周某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案件的情况通报》中，原文为；“21时29分许，车辆行驶至林语路佳园路口时，车某某提出车辆偏航周某春未搭理……发现车某某起身离开座椅并将身体探出车窗外后。21时30分34秒，周某春拨打120急救电话，21时34分拨打救护车电话。”

21时29分许，到21时30分34秒司机发现乘客坠车，最多有1分钟的间隔。而乘客离开座位，开始准备有跳车打算，并且翻出车窗，则最多只能以“数十秒不满一分钟”的单位来计算。前文提到：聚精会神专注驾驶的司机，并且已经主观上想防止损害后果的发生，在轻点刹车减速，并且打开双闪。大脑思维已经被充分占据，也一定有紧张情绪。

根据司机经验和主观意愿，以及社会的共同认知：司机开始减速操作避免损害后果发生是第一要务，操作车辆才是司机的第一义务，根据学习到的驾驶相关知识，开始平缓减速才是最应该做的，而不是使用，也来不及在这数十秒内反应过来，用语言来劝解。语言劝解，乘客可能不会听，而操作汽车速度减缓。不仅在空间距离上，汽车操作件离司机最近，最方便操作，也是最有效的减少损害发生的方法。

至于“其他行动制止”，则更是妄下断言。在这样的危机情况下，司机不能抛弃驾驶室对汽车驾驶件的操作，转而使用探出驾驶室到副驾驶、伸手对乘客进行拉扯等严重危害交通安全的行为。这样的行为不一定能拉住乘客，还可能引发斗殴等误会，或者因操作分心，汽车操纵失灵，从而造成更严重的，车毁人亡的后果。

二-4：司机周某春轻踩制动，缓慢减速，相较“紧急刹车”更为合适。

在乘客有离开座位的情况下紧急刹车，在有一定车速的情况下，结合乘客自身惯性，结合紧急刹车制动距离中，紧急、猛烈减速带来的巨大推力，再结合乘客本身可能在车内站不稳，导致的倒向伤害：

（根据物理分析，此刻汽车的物理参数：速度在短时间内剧烈变化，从一定速度降到零，从而汽车的物理参数：加速度的表现量极大）。在乘客自身质量一定的情况下，受到的推力与加速度（速度的变化状况）呈现同步递增关系。这带来的巨大推力和上述所有对乘客可能有伤害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乘客很可能在车内就会因为碰撞而受到重伤，更有可能被巨大的推力甩出车外，更有可能因为这样的甩出，乘客因巨大推力，其身体在坠落过程中冲击到其他车辆或他人的财物造成破坏，从而造成更为严重的公共安全后果。这相较缓慢轻点刹车减速，是更为不谨慎，更为猛烈，更为不安全，风险更大，可能造成损害更严重的行为。

二-5：通报中其他地方仍有疑点。

根据公安机关《关于周某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案件的情况通报》中：原文：“同时，专案组回看视频发现，涉案车辆行驶时，副驾驶室车窗玻璃一直为半开状态，车内情况无法看清。”后文又出现：“周某春发现车某某离开座椅并且将身体探出窗外。”

副驾驶室车窗玻璃一直为半开状态，相较全部打开而言，车某某是不太容易翻出车窗的。

根据常理可以认为：“有车窗半开保护，不容易翻出车窗”，何况，驾驶员周某春还进行了缓慢减速，打开双闪应急灯等主观上愿意避免损害后果，客观上也确实明显有证据的对应措施。更何况，车某某的身体探出车窗，如果周某春紧急刹车，或者拽拉车某某，显而易见地，车某某绝对会撞上车窗边沿。所以这更印证了周某春的缓慢减速是最正确的做法。

专案组回看视频发现，涉案车辆行驶时，副驾驶室车窗玻璃一直为半开状态，车内情况无法看清。

既然车内情况无法看清，对司机周某春的想法和是否明知，就更没有客观证据，周某春“一定注意到车某某的异动，并且疏忽地或过于自信地没有予以预防和应对”。这个说法就更有疑点，更不能成立。不能排除周某春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车某某的异动，“周某春已经意识到”，这样的推定是缺乏客观证据，不能排除合理情况的，也要做被告人有利推定。“一切疑点应当归被告”。

周某春也确实采取了措施，并且根据上文，认为这样的措施是最优解。但是开始这样的措施之时，也许反应过晚，这样的反应时间也是符合正常人的身体能力和大脑思维能力的，这与“过失和自信致人死亡”完全没有关系。

综上，针对“过失致人死亡”罪，司机周某春没有在主观意愿上有自信而导致过失的情况，且在主观意愿上有防止危害后果的发生。而在“疏忽大意”上，周某春的做法是相较其他做法的最优解。

希望相关工作人员就以上事实和证据，依法监督此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公正、法制、爱国、友善”。是每一个网民对中国法制的关心，是对中国司法公正的信任。对于素不相识的周某春，依法保障他的权利，是中国公民应有的利他主义精神和人民友善的最好诠释。让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体现出公平正义。有你有我。

此致

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