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手语律师第一人唐帅自学手语为聋哑人直播普法，对于帮助残疾人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第1页

唐帅很有名了好吧，是2018年CCTV年度法治人物。较真地说，他其实并不是“中国唯一的手语律师”，有一定名气的还有天津的刘莹律师。但是显而易见的是，中国有一个还是十个手语律师，对听障人士专业法务服务资源整体缺乏的事实影响都不大。

事实上，这只是所谓“残疾人”群体应享受社会服务与资源缺席的一个部分而已。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唐帅律师、刘莹律师这类自发走上服务听障人士道路的人，无法根本解决这种问题。

我猜有人听到“手语法务咨询”后可能有一个第一反应，听障人士明明有视觉功能，不妨碍进行文字交流，为何要费劲劳神采取如此“低效”的途径？

听说障碍者群体与听说功能健全者间的鸿沟，远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巨大的多。

在这一群体在涉及法律事务上面临的困境，源头上是特殊教育教育资源问题，如唐帅的观察：

2012年，唐帅顺利通过司法考试，获得法律执业资格证书，成为一名专职律师，开始为聋哑人提供法律服务。在关于对聋哑人犯罪的调查分析中，有专家指出聋哑人犯罪的主要特点有：作案专业，以侵财案件为主；等级森严，团伙犯罪为主；居无定所，流窜作案为主；素质偏低，以未成年人为主；处罚较轻，以累犯惯犯为主。与聋哑人打了三十多年交道的唐帅表示，这是有原因的：“聋哑人家庭的父母觉得自己的孩子本来就是残疾人，读再多书也没用，所以很多父母不支持聋哑孩子读书。”

经过测试，唐帅发现有的高中毕业的聋哑人文化水平实则只有健全人小学四年级的水平。另外，聋哑人的思维和正常人不一样，他们只能用眼睛和触觉感受世界，种种原因最终导致聋哑人法律意识淡薄，受到诱惑后，可能会走上犯罪道路。

又如刘莹的观察：

在协助司法机关办理聋哑人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刘莹发现，大部分听障人士学历较低无法成功就业，而且法律意识很淡薄，成为他们铤而走险走向违法犯罪的根源。

这是一个大背景，“对听障人士法务服务”的一切问题，都要放在这种大背景下思考。教育水平严重滞后所带来的，法制概念极度匮乏肯定是首要一部分。除此之外，听障人员与法律打交道的困难也大多来自于此。

例如刚才我抛出的问题，专门的手语普法并非浪费资源之举——因为说听说障碍者能达到的实际文化水平，根本不足以支持用文字进行复杂交流。

再例如，教育的缺失使得手语的“推普”工作进行艰难——而手语，存在差别极大的方言：

以手语新闻来说，只有64.44%的聋哑人只是偶尔看手语新闻，其不经常看手语新闻的原因集中在手语方面，主要是看不懂手语翻译，理解不了新闻内容，聋哑人中约78%——89%的人只能理解手语新闻中不足60%的手语。大部分人认为，翻译新闻的手语与他们日常所用的手语差距很大。

更可怕的是，诸多负面后果往往是互相影响进而带来更恶劣后果的。

体制内对于这种历史遗留问题，也缺乏正确的补救措施。费力推广普法再教育，反而因为“手语普通话”教育的先天不足而破产：

“当地聘请律师或者法官，开课堂对聋哑人进行普法，在聋哑学校聘请手语翻译到场，进行同声翻译，这种基本上达不到任何普法的效果。”懂手语的不懂法律，懂法律的不懂手语，而用普通话手语普法，效果很有限。唐帅用“普通话和闽南话的区别”，来类比这两者间的差异：从适用范围来讲，普通话手语的适用范围比较狭窄，比如说新闻翻译、学校教学，或者是大会翻译所用;而平常聋哑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90%以上使用的都是方言手语，“这很容易导致‘鸡同鸭讲’的情况，基本不了解普法人员在讲什么”。

在涉及听障人员的侦查、庭审工作中，体制内专业手语法务服务人员缺失，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困难，甚至可以到酿成冤假错案的地步。如唐帅律师回忆：

在以律师身份参与办案的过程中，唐帅又有了新发现。由于错误理解聋哑人的意思表达，在案件中导致的错案时有发生。他印象最深的一次翻译错误案件，发生在2016年。当时，一位老奶奶找到唐帅，痛哭流涕请他“救救女儿”。老人只有一个女儿(化名)小娟，是聋哑人，没有工作，有一天，小娟莫名地被指控盗窃。派出所会见时，小娟向唐帅手语表达，“我没偷东西，是被冤枉的”。与聋哑人沟通30多年，唐帅自认为很了解聋哑人，“我不管从她的表情，还是对我的手语，包括整个人状态，看不出半点儿她在撒谎”。他带着疑问去检察院咨询，依法调取案件材料，发现了严重的问题——证据材料当中的笔录与公安机关讯问时的同步录音录像不一致。唐帅称，笔录内容上，翻译人员问，“你是不是在某年某月，于某个商场，盗窃过一个手机”，“是，我盗窃了，是一个金色的某某品牌手机”。同步录音录像却显示，小娟比划的手势是：我没偷任何东西。唐帅现场向记者演示，普通话手语里的举手，是“承认”意思， 而方言中同一个手势，是“我”的意思，而这可能就是曲解的原因之一。

而临时外聘的第三方地方人员由于法律知识不足也难以完成这种任务，如刘莹律师所见：

在代理案件的过程中，刘莹发现很多聋人因为不懂法走上违法犯罪道路，而且在法院庭审时，由于手语的复杂程度，常面临因为手语翻译不懂法律专业词汇，翻译时导致聋人看不懂、甚至产生误解的情况。刘莹说：“相对于普通律师通过手语翻译进行辩护以及代理维权，专业手语律师的准确性和专业性，对诉讼交流沟通无障碍能起到积极作用。”

非专业外聘手语翻译人员垄断信息渠道造成的负面影响，也足以令人瞠目结舌，如唐帅回忆：

一位重庆当地律师告诉记者，办理聋哑人刑事案件时，在各省各地频频遇到这种情况，“司法机关一般聘请特校的手语翻译，且没有第三方监督监管约束，这可能会导致应付交差，或沟通不畅，曲解原意，此外，有的手语翻译可能并不懂法”。唐帅直言：很多手语翻译为了能提供出内容，保证收入，不理解时只能靠猜。通过这种方式，就会使一些人遭受不白之冤，甚至还有翻译人员利用“垄断”优势权钱交易。湖南一位法官也曾在网络撰文，“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在聋哑人案件上，真正案件的裁判者不是检察官，不是律师，也不是法官，而是手语翻译人员。”“聋哑人不明白自己依法享受的诉讼权利和义务，不知道该如何行使权利，明明这个诉讼程序是违法的，或者错误的，他们也不知道。很多聋哑人还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讨好当地的手语翻译。”

公共法务服务缺席的同时，针对听障人员的社会法务服务也是缺席的。原因显而易见，教育水平底下、劳动技能不足、就业普遍困难，使得中国近三千万人的听障群体普遍没有处在较高的经济地位。这导致，他们根本没能在社会上养起一个专业法律服务圈子。

事实上无论唐帅还是刘莹，他们大多数时候的角色，都只是用爱发电的志愿者而已，如唐帅律所的情况：

据统计，目前律所处理的案件中，聋哑人相关案子占到30%。只要聋哑人找上门，唐帅一定会接，但绝大对数根本出不起律师费，“每四五十个案子里可能才会有一个按照正常标准缴费”。

刘莹律师的情况：

着刘莹为听障人士进行法律咨询的深入，许多听障人士很信任她，她在听障人士圈里名气越来越响，不少听障人士都慕名前来，向她咨询法律法律问题。刘莹也给自己立下了规矩：为听障人士提供法律咨询一律优先，且不收费......律师的工作很忙，但刘莹还把业余时间都用在了服务听障人士身上，有人劝她不要这样认真。但刘莹表示，听障人士很信任她，如果不帮他们，自己良心上过不去。刘莹说：“我是一名党员，虽然我的力量很微弱，但要坚守自己的初心。我愿意做那道光，为听障人士照亮前行的方向。”

前面已经说过，从根源性的听障人士的教育、就业资源问题，到法务服务资源问题，都只是这个社会“残疾人”群体应享受社会服务与资源缺席的一个缩影而已。

我国各类被归入“残疾人”的残障人士总数接近9000万，每十几个人中就有一名残疾人。但遗憾的是，当前，你很难在公共场合或各工作岗位上看到他们。他们是社会的缺席者，边缘者。

一群因为种种原因，寸步难行的人。

归根结底，每种资源不平衡的暴露，每种需求短缺的暴露，本身也都是发展的一部分。高速发展所遗漏的阴影，总是要通过高速发展积累的社会资源在制度层面慢慢照亮的。

我没有钱，也没有任何权利，唯一能做的，就是停共享单车时不停在盲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