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人非常明显,就是要赢选举。一是改变应对疫情不利,经济复苏不利等负面的形象,二是重点吸纳更多的利益群体,应对2022年的地方选举,并为2024年的全国大选做准备。
在此之前,莫迪第二任期政府有78个包括总理在内的内阁和国务成员职位,但是在2019年一共任命了49人,这之后,又有三人因为不同原因退出了莫迪政府。
一个是来自马邦湿婆军的阿文德·萨万特,因为印人党不同意和湿婆军在马邦的权利分配而退出;
一个是来自比哈尔邦,担任食品和公共分配事务的拉姆·维拉斯·帕斯旺,去年进行心脏搭桥手术时去世;
一个是来自旁遮普阿卡利党的考尔·巴达尔,莫迪因为农业法改革得罪了在旁遮普的农民,考尔·巴达尔带着阿卡利党也退出了。
这样就剩下46名成员,很多人都是身兼多个部长职位,莫迪政府也一直没有继续任命新的部长职位。
而这次除了辞职的12位部长中,比较受人关注的是,同时卫生与家庭福利部长、科技部长的哈氏·瓦德汉(Harsh Vardhan),同时担任法律与司法部长、电子与信息部长的拉维·尚卡尔·普拉萨德(Ravi Shankar Prasad),教育部长拉梅什·波赫里亚尔(Ramesh Pokhriyal Nishank),劳工部长桑托什·甘格瓦(Santosh Gangwar)。
卫生部长哈氏·瓦德汉提出辞职,一般被认为是因为抗疫不利。二次疫情发生前,放松警惕,二次疫情发生时,忽视疫情,疫情发生后,缺氧缺药却疫苗。其实就是被莫迪拿来背锅的。
司法和信息部长拉维·尚卡尔·普拉萨德提出辞职,一般被认为是因为在选举、疫情中,没有压制住Facebook、Twitter这些社交平台,最终导致控评失败而被迫辞职的。从2016年开始,这位老兄就和这些数字公司掐架,要求这些公司遵守印度信息管制法律。其实在去年三月份的时候,就有信息传出,莫迪政府可能要改组内阁,所以,大家就能明白,为什么印度老是和中国、美国的网络公司过不去了吧。而受此影响的,还有信息与广播部长,同时为印度政府发言人的Prakash Javadekar。这人也是因为在国际舆论和国内控评方面,无力应对,也是12位提出辞职的部长之一。
教育部长拉梅什·波赫里亚尔,表面上看是因为身体不好,其实是因为印人党要为了明年的北阿坎德邦选举而做出的调整。最明显的例子是,提拉斯·辛格·拉瓦特(Tirath Singh Rawat)在今年3月初担任北阿坎德邦首席部长后,7月4号就辞职了。一大背景就是,今年疫情对印人党影响极大,以至于影响到了明年的地方选举,甚至2024年的大选,所以印人党不想因为补选等事件影响选举,所以要及时调整内阁和某些邦的人事。
而劳工部长桑托什·甘格瓦辞职,表面上是因为年龄太大,已经73了,其实是这两年莫迪政府在最低工资,劳资关系、社保、工作环境等诸多涉及到劳动者的方面,对资本方做出了太大让步,以至于很多人,甚至是团家族的其他组织如SJM等,都对此人表示反感。为了明年的选举,索性会牺牲一些人。
到7月6日之前,莫迪政府内留任的部长一共34人。其中,外交部长苏杰生,国防部长拉吉纳特·辛格,财政部长希塔拉曼,在印度国内舆论中也是千夫所指。因为,印度在处理对华关系上不够强硬,被印度人认为是盟友的美国也没有在二次疫情中及时对印施加援手,同时,经济倒退严重,政府财政雪崩,很多反对党都要求这三人辞职。不过,莫迪没有这么傻,这三位都是莫迪和团家族的心腹人选,不会那么轻易换掉的。
这次内阁改组莫迪政府增补了有43人之多,新的内阁成员达到了74人,基本上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其中,新内阁成员相当一部分人是来自低种姓群体。
目前,74人的内阁中,有12位来自表列种姓,8位来自表列部落,27位来自其他低种姓群体,还有5名来宗教人士(Muslim、佛教徒、锡克教徒、基督徒)。
表列种姓(Scheduled Caste,简称SC),就是政府登记在册的低种姓群体,和贱民群体有很大的重合度;
表列部落(Scheduled Tribe,简称ST),就是政府登记在册的少数民族群体,一般是印度历史上的落民、山民;
除上述两者之外的其他低种姓群体、部落群体,一般被称为其他路后阶级(Other Backward Class,简称OBC)。
由于婆罗门和刹帝利这种高种姓在印度的人口比例并不多,大都是较低种姓、低种姓、贱民、部落民,在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下,争取这些人的支持特别重要。
目前,印度国内的种姓政治分成三大块,高种姓群体,新兴较低种姓群体,低种姓、贱民、OBC群体。
受经济发展和种姓文化的影响,较低种姓的群体在经济领域取得一定成功之后,一定会选择提升整个种姓的策略。他们往往宣称自己是更高的种姓,以自己的经济实力做支撑,获得其他社会群体的承认。如西北的贾特种姓,本身就是个农业种姓,但是认为自己是刹帝利,又如巴尼亚种姓和帕西种姓,本身是个经商的种姓,也认为自己是刹帝利,并且他们都取得了社会对他们的承认。这就会在政治、经济、社会传统上,与传统上把持这些社会命脉的高种姓产生非常大的矛盾。
除了旧权贵和新权贵的矛盾外,现代平等意识的传播,民主制度的建立也让低种姓、贱民、部落民等这些低级种姓群体觉醒现代政治意识,他们抱在一起,与两大权贵群体进行博弈。但是,他们这个群体往往是三方势力中最弱的。高种姓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财富,他们往往离开农村,把土地交给低一些的种姓,这时候,低种姓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财产,形成了新的权贵。以往的贱民群体直接依附于高种姓,现在往往依附于这些新的权贵种姓。
如目前北方邦的政治结构,基本上为印人党(BJP)、社会党(SP)、统一社会党(BSP)三党分立,这是这三者的主要政治群体分别是旧贵族(婆罗门和塔库尔种姓等)、新贵族(亚达夫-阿西尔种姓等),以及更低的低种姓群体。在北方邦中,这三者的比例大约是20%、20%、40%,剩余的20%则是穆斯林。
这次新内阁中,印人党吸收了不少的低种姓群体,其中有7位,来自北方邦。因为北方邦在人民院中拥有81个席位,特别重要,这次疫情对印人党打击特别大,今年的基层自治组织选举印人党基本上输了,而基层自治组织就是种姓政治的一种体现。所以,莫迪政府才会这么重视北方邦的选情,拼命的招收低种姓群体议员。目前来看,赢面比较大的是SP,BSP受到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前段时间,BSP选择和旁遮普的阿卡利党(SAD)结盟。因为阿卡利党主要群体是贾特种姓,本身是个农业政党。虽然贾特人只占北方邦人口的1%,但他占有大量土地,是个新权贵阶层,到了农忙季节,北方邦的不少低种姓和贱民都是要去给他们打工的。而这次农业法改革,莫迪领导的BJP得罪了所有这些农业贵族,因此,BSP与SAD结盟对彼此都好。
总的来说,这次疫情对印人党的统治打击特别大,主要的反对党都联合起来反对莫迪的印人党政府,而今年不少地区的基层自治组织选举,预示着印人党的统治在衰退,而这势必会影响2022年的选举。因此,莫迪的印人党政府急切改变无能的印象,通过引入一些新面孔,引入一些低种姓群体的代言人,意图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但是就目前来看,这只是开始,还暂不能保证莫迪的策略会有比较大的成效,不过,对某些关键地区的选情产生较大的影响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