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邀。
还是土地供给的事,不过在做了在做了。
首先,核心地点总归是涨的。就业机会在哪,人就往哪涌,住房需求就往哪涌。
除非房子长腿跟着人跑过来,否则企业给员工加的钱,多数还是得进房东和中介的口袋。
所以有的自建员工宿舍和员工房,以企业内部价租给员工;有的直接找个新的空地段搬过去(京东的胖友,你们在河北呆的还好嘛~)。
但我国房租租价高涨,不仅仅是基本经济规律问题。
东京几个繁华区段,平均每平米租金也就折人民币200出头(死也要住マンション的除外),这价格望京已经实现快七成了。
我相信望京的平均工资绝对没到东京的七成。
一方面是咱没房产税,就算空持房产也几乎没啥成本(除了个物业费吧),所以房产税出台这事喊了十多年。
房产税出台,空持房产成本到达肉疼线,大量将房产作为资产的个体和大中型企业就会把空置房投向租房市场。租房市场的供给一起来,租金自然会调整到一个比较公允的区间。
但另一方面,其实还是土地供给问题。
房子的前提是地。如果土地搞限购,二级市场的交易再活跃,也只是得出了一个“公允”的黄牛价。
国内典型例子就是珠三角的城中村。虽然名义上是全国土地国有,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等属性,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半私有”的土地性质。
说白了,就是很多城中村的村民敢“先上车后买票”:先他娘滴把房子建了再说。没房本咱也敢租出去(甚至敢买,例如深圳去年价格暴涨近三成的小产权房)。
广州深圳很多离地铁站3公里月租800元的房子,就是这种。北京当年的最大蚁族聚集地,唐家岭,在未改造前其实也是这个路数。这些半合法但廉价的住房供给,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租金上扬的幅度。
你刚毕业想在中关村软件园5公里附近租个房,唐家岭有600元一个月的,还有300元的隔间,甚至150元的地下室。
现在没了。09年北京来了场规模最大的改造,城内48个村拆迁转置,连同后来的清除地下室。
所以现在新建的唐家岭新城,50平大开间的租金也四五千了嘛。
再直白点,就是以土地国有为基础原则的我国,不能也无法出现贫民窟。
贫民窟很难听,但没有九龙城寨,所有中下层的住房需求就只能挤去太子道。
你太子道能有几个单间?
现在城中村原则上要被干掉了。越来越多高密度低质量但低价的住户会被清走,房子拆掉,换上很好看很大气的现代住宅楼(不过还是塔楼居多)。
好看是好看,我怕这些一并离开的住户再也回不来。
不过没办法,总得趟出一条路来。
现在政府的思路是:我把土地供应给你们拉起来。
先是把包括永久基本农田的农业用地,可转为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到部分省市。
以前一个城市里,城是城,田是田。现在发展太猛,城田交错。允许部分省市自行置换,城里的田拿去建房子,郊区的地你多开几亩变作田。
北京朝阳区就是个典型:过去五年放出来的土地占全北京放出来的10%左右,今年上半年放出来的占全北京的25%。以前很多没法变更的“农地”(夹杂大楼里撂荒的那种),终于能盖房子了。
个人觉得不大会影响真实的土地红线。
一是别把人想得太“大”,一个珠三角,密集点就能装1亿人(现在7000万常住,也快了);
二是集约化农业基本都在国企手里,口粮领域的小农经济在我国差不多到尾声。而政府这个板块是一定会去守耕地红线的,甚至有可能出现国企对分散土地的兼并扩张(开垦、复耕,不碰所有权)。
其实就是靠种田过日子的人少了,撂荒多了,于是就可以搞起集约化了,也能以政府为主体置换城乡土地了。
然后现在又搞一年三放。22个主要城市一年只放三次土地供应。
总量增加,但释放次数严重减少。这导致不仅是中小房地产商没法玩,大型房地产商都开始资金抽不出来。
以前小房地产商也就留个十几亿就能去拿地,现在要凑百亿;本来要凑百亿的要凑千亿。民营房地产商这下靠北。
你看今年的拿地排行榜,有几家不是央企。
小的弱的挤出去,留下自家人,廉租公租共有产权房等开发就能快速起来。至少忠实完成布置下去的任务。
效果如何还很不好说。
倒不是这些措施不狠,而是过去包袱太重。大量资金已经沉淀进房子了,只能微调缓调。
18年住建部专家说中国人均住房1.1套,19年中国人均住宅面积是39平。出租车司机般赌一把:继续拉高土地供应,人均住宅面积到50平了,非一线核心区的租房价格就该正常了。
希望这一天早点来。别像以前那样说“五年内新建xx万套廉租房”,结果五年后回头一看完全没达标。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之前采访过海底捞的管理层,他们说海里捞开新店的时候,新店选址和租员工宿舍是同步进行的。当时海底捞的员工宿舍,其实就是普通的居民房,一个三室一厅的房间,就安排三个员工住。(现在可能不不一定了)
有一说一,这个成本其实并不高。就拿当时来说,在西安,一个普通的100平米左右的三室一厅,租金也就是1000~1500一个月(2010年),均摊到每个员工身上只有四五百。而当时海底捞的员工工资有2000~3000每月,房租的压力其实并不算大。所以,那个时候海底捞的员工干劲还是很足的。
京东走的是另一条路,在很多地方,京东是直接建员工公寓。只要在京东工作满一段时间,就可以免费住进去,也解决了很多员工的租房问题。
无论是那一种方案,对于当下不差钱的互联网公司来说其实都非难事。现在很多二房东干的就是整租打隔断,然后挣中间的差价。最后房子不但比整租贵了很多,人的居住环境也变得更差了。最后养肥的就是这个二房东。
与其这么折腾,还不如公司直接租房子,然后按照成本价直接让员工去住,对应的房租直接从工资里扣就行了。如果员工离职,则必须清退房间。至于房子的维护,交给物业公司或者终结技西宁就可以了。
其实以互联网公司的财力来说,长租一批房子绝非什么难事。如果跟中介公司合作,这种批量租房甚至还可能拿到优惠。不过,这么搞得话,对公司也必然有个要求,就是员工的流失率不能太高,否则整天搬房子也确实够折腾。
这个方法其实认真想想肯定能想出来,但为什么这些大厂不愿意去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互联网行业本来是最能摆脱办公场所限制的行业之一,有大量工作本来可以远程开展;中国互联网打灰人们,却被捆绑在公司步行 / 骑车 20 分钟范围内,这就有点讽刺意味了。
文章提到,某厂「要求北上广深的员工必须在骑行20分钟的区域内租房,才能申请到房补」,说白了,就是在购买员工两方面的付出:
1、随时肉身 on call,有事马上能回来;
2、做好日常错过公共交通停运时间的准备。
而背后是这个行业两方面的问题:
1、大量工作需要人盯人、当面沟通、当面监督才能确保有效执行;
2、猖獗的加班成为常态。
年轻人被房租「围猎」,矛盾根源并不在于房东、二房东,而在于公司管理。
在去年疫情爆发时,微软改变了公司政策,允许员工 50% 的时间在家办公,特定岗位可以永久远程工作;就在这两天,Facebook 也宣布,允许所有全职员工具备申请居家办公,这并不是难以企及的事情。
哪怕要求降一降,一周有两天时间在现场开组会、沟通跨团队业务,其他时间在家工作,都意味着可以逃离 20 分钟房租修罗场,每周两天奢侈一下打个车或者忍受一下通勤时间。
为什么在我国互联网行业实现不了?有基础设施方面的原因,比如有没有高效的企业级项目管理软件和通讯工具,有没有合理评估工作贡献度的机制,但更多的是管理意识层面的问题 -- 一些小 leader,披着互联网的皮,干着流水线监工的事情,手下的人脱离了自己视野范围,就无法管理了、就恐慌了、就觉得失控了,还得像高中班主任盯着大家自习一样推动工作,需要通过看谁在工位上待的时间长来衡量产出。
这是行业的锅,得背,另外也有一个进阶的要求:政府能否出手控制房租过快上涨。
拿美国举例,其实政府是可以立法限制房价上涨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联邦最高法院通过 Fisher v. City of Berkeley, 475 U.S. 260 一案,进一步为各州调控房价扫清了障碍。在本案中,法院认为伯克利市授权「房租稳定委员会」(Rent Stabilization Board)设置房租上限的做法并不违宪,也并不违反可能与之发生冲突的联邦法律(例如谢尔曼法案)。
在这一判例的激励下,不少城市推出了限制房租过快增长的法律,例如,圣何塞市于 2016 年发布市政法令,宣布本市用于居住的出租房屋,每年对于续租的租客租金上浮不得超过 5% 。
诚然,房租是市场决定的,但如果市场上的租客没有足够的议价能力,且租金的任意上涨已经危害了社会秩序,是不是也该 -- 虽然讨厌这么说 -- 管管了?
说明互联网大厂压根就没有想过解决租房问题,想解决也很简单,学习铁道部:
找几个拥有整栋楼的房东,最好是公寓楼东家——实在不行,找中介也成——招标,谁赢了就让员工全部去那家租房。成千上万套房源的需求,你不降价到位,就被别人抢去,同时市面上少了这么几千上万套房的需求,直接让你的房子租不出去。
大厂就是大买家,你明明有组织大家对抗高房租的能力,却从来不去做,你说责任在谁?
这可能是微观经济学很基础的内容,但是用在这里很合适——税负转嫁与弹性问题。
无论税负在形式上是施加给供给方还是需求方,他们总可以通过价格调整使得税负在供需双方之间进行转嫁(现实里面更多是供给方形式上承担税负,但转移给需求方),而转嫁的程度取决于双方的价格弹性,一般而言价格弹性更低的一方会承担更多的税负。
比如图a,在需求价格弹性大的情况下,由于价格稍有提升需求方的需求量就会迅速减少(Qe-Qt),因此税负会主要由供给者来承担(Pe-Pp>Pc-Pe);
而如果需求价格弹性偏小,比如图b,那么价格提升对需求量的影响不大,则税负会主要由需求方来承担(Pc-Pe>Pe-Pp)。
而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把租房补贴当成一种改变均衡的“负税收”,同样地,这笔钱到底谁拿得到也是价格弹性而非形式所有决定的。
而很明显,虽然房东和租客之间都可以相互选择,但是租客对于价格需求的弹性其实是更低的:
当然啦,至于为什么大厂一定要员工在一定半径内租房才给房补,恰如 @王瑞恩 所说,跟国内公司肆意加班996、随时on-call的坏风气密不可分。
而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或许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让本该对是否到岗不那么敏感的互联网行业,不再面临房补乱象。
老实说这个倒是和特色本身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和行业有关。
因为你到美国看一眼就知道,美国房租最高也是房租增长最快的地方:三番西雅图还有达拉斯奥斯汀,也是码工扎堆的地方。
原因:互联网公司是全世界相对其他行业起薪最高的,平均员工年龄最低的,所以大量有支付能力的年轻人还没有买房子,只能租房。而且因为年轻,觉得自己前途无量,在房租上的开销忍受力强,对通勤的忍受力差。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因为没有家庭,可以接受合租或者很小的房子,所以也大大推高了单位面积的租金。
我们不能只看到有几万名拿到房补和高薪的互联网大厂务工人员成为了房东和中介美好生活的肥料,也得看到超过千万的没有房补也拿不到互联网大厂同款高薪的务工人员,连被收割的资格都没有,只能被迫忍受1小时以上的极端通勤。
(不喜欢打工人这个词,务工人员更能准确描述“你的劳动力属于这个城市,但你不属于这个城市”这个事实)
这从来不是一个“都发钱等于没发”的问题。
即使没有房补,互联网大厂附近的房租也会照涨价不误,只不过价格不会高到这么离谱。
高薪且对未来收入预期良好的互联网大厂员工对于房租的忍受底线通常较高,房东们对此心知肚明,“给钱痛快”。
而同样也因为各种其他原因需要居住在此的大量其他务工人员们,是不是都成为了炮灰?
如果不提24小时随时可被召唤这一个前置要求,距离公司步行或骑行20分钟这一通勤距离对于很多社畜来说就是梦想。这意味着更多的可自由支配的个人时间,告别拥挤的公交地铁和枯燥的通勤时间,还有更宝贵的更多的睡眠。
同时也不是一个“发多少够用”的问题。因为企业对于员工响应时间的强制要求,企业员工数量的需求又在旺盛增长,符合企业要求的房屋自然成为了供不应求的稀缺资源。卖方市场下,房租只会不断冲撞大厂人们的底线。
在任何一个建设的即时战略游戏中,想建造高级建筑单位,必须完成配套的低级建筑单位。想做矿石精炼厂,就得建设核电厂。
想让每块干电池都能在方格间内持续发光发热,也得让他们有一席之地短暂充能不是。
建设了一个又一个大厂落地的园区的同时,周边的充电设施是不是也匹配这些园区的体量和规模呢?
生气吧。
然后以后把你女朋友锁家里,不让出门,不许她看见任何男人,排除工作学习和任何男人接触的可能!
真是,你们这群醋坛子怎么不去山西发挥一下特长。
你看,题目当中不是已经揭晓“答案”了吗?
我记得自己在高考结束时,那会儿合肥还不过是个大工地,长江路一如既往在修,而很多商超综合体连影子都没有。
想要过一个好的高考暑假,基本只能是拉着三五好友去网吧看世界杯了。
不过呢,现在就大为不同,尤其在近期天气愈发炎热的背景之下……
融创水世界以及更丰富的“文旅城”,绝对值得大家花费几天去玩一把。
融创水世界的大概情况如下:
1.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
2.以夏威夷风情为主题设计,分为火山区、天堂岛区、夏威夷冲浪区3大主题区域,包含世界室内最高、最长水磁过山车等13个世界级水上游乐设备;
3.是华东最大、最先进的第四代室内恒温主题水世界,园区四季恒温,即使不会游泳,也能随时畅享欢乐嬉水体验。
对于一向被视为自然风光基本没有,人文景观只能靠包公跟李鸿章的合肥而言,这种具备现代化娱乐条件的水世界,毫无疑问成为高考生,以及所有想要在夏天尽情玩耍的人有必要去的地方。
你和你的高中同学们,可以在这种错综复杂的“隧道”中穿行……
也可以换上喜欢的泳装,尽情享受激情燃烧的夏天。
夏威夷冲浪区尤其值得去玩一把,注意不要把泳衣弄丢了。
其他还有很多特别好玩的地方,基本上你能想象到的“水上项目”,融创水世界都可以给你。
当然了,对于我这种酒店党来说,之前早就有朋友安利过附近的融创酒店(包括合肥融创铂尔曼酒店、合肥融创万达嘉华酒店等等,可选择对象多多)安静而环境又特别好,等到天气再热一点、你们这些高考生已经玩够了之后……
或许我就会悄悄地去体验体验,然后再去写一篇酒店+水世界游的文章呢。
I
识字率
明代:
明朝对社学的入学年龄规定:“民间幼童十五以下者。”即15岁以下的孩子都可参加,入学时也不需要考试,招生数额也没有限制,凡是愿意读书的,都可以来参加。
《明史·杨继宗传》中记载了这么一句话,即:“成化初,用王翱荐,擢嘉兴知府.......大兴社学,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
明代小说出版业繁荣,有大量的人购买这种休闲通俗读物。
传教士记载:利玛窦等合法传教士的著作,他们不约而同地记载道:他们惊讶地发现明国老百姓识字率很高(而那个时候他们使用二十多个拉丁字母的西班牙葡萄牙母国的识字率可能还不如用几千个汉字的大明),并且把识字率高的原因归功于两点:1.中国人特别注重文化教育2.中国各地方言差异大,要互相理解必须靠文字作为桥梁。
清当局:
第一,生员不得言事;
第二,不得立盟结社;
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第四,大兴文字狱
第五,篡改历史文献
第六,禁毁和篡改汉语著作
通过以上手段,经过两百年黑暗统治中国人识字率终于达到历史最低的 1% (清当局学部在1909年的统计,当时中国人的识字率不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