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康熙,说说乾隆吧。
乾隆年间,在河北井陉县金柱村有一位名叫梁绿野的禀生。此公热血肝胆、好打不平,邻里乡亲都称其为“义侠”。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井陉知县周尚亲向全县32个村庄派购仓谷三千石,官方定价是每石银子9钱3分。谁知周知县贪财好货,竟侵吞3钱3分,只给农民6钱,从中赚取白银数千两。
周县令贪污的事实被农民发现后,纷纷到县衙找知县理论。谁知周县令非但没有将钱吐出,反而仗势欺人,将告发此事的农民暴打一顿,赶出了县衙。
农民们无奈,只得跪在梁绿野家门外,请求德高望重、敢于伸张正义的梁绿野为他们讨回公道。在众人恳求下,梁绿野决心豁出身家性命,为农民伸张正义。
梁绿野连同叔父梁进文,朋友李望春、李馥等人到正定府告知县周尚亲贪污渎职。但官官相卫,知府方立经袒护周尚亲,反而诬赖梁绿野等人“寻衅滋事,聚众敛财”并上报直隶总督。
梁绿野等人无法,又告到钦差大臣刘浩处。刘浩以职责不在自己,诉讼之事交由州府衙门管理为由,对梁绿野等人的请求置若罔闻。
直隶总督周元理是从县官一路干上来的,一贯徇私枉法、袒护部下。在接到梁绿野等人的诉讼后,周元理既不听梁绿野等人的控告,又不去检查核实,随便将方立经、周尚亲等贪官的奏报上交乾隆皇帝。
梁绿野听说后,孤身到皇宫告御状。梁绿野冲过重重侍卫和无数贪官阻挡,终于将状纸递到了刑部,刑部又转给了乾隆。但乾隆听信周元理的奏报,将梁绿野打入死牢,拟定处斩。
不久后,又有一人冒死入宫告状被当场拿获。告状人所诉之事与梁绿野一模一样。乾隆这才觉得事情不简单,于是严令刑部尚书福隆安、侍郎钱汝成等人严查。
经过几个月的查证,乾隆亲自下八道圣旨,最后裁定:知县周尚亲克扣粮钱,贪赃枉法,处以绞刑。知府方立经袒护部下,为贪官开脱处革职,并流放新疆军台效力。总督周元理谎报案情,处革职并发往兴隆寺管理庙工,效力赎罪。钦差大臣刘浩不作为,放任贪官横行,着降职一级、罚俸一年。
如此一来,贪官俯首,皇帝降职,似乎正义已经得到伸张,真理依然还在。但接下来却是血淋淋的现实,在乾隆的第8道圣旨中,对梁绿野这种反贪义侠非但没有褒奖,反而指责其违反了《大清律》所规定的“奸民聚众告官,刑诛必加”的条款。
乾隆不去痛恨贪官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反而觉得对百姓太过体恤,因而使得奸民抗官殴差,影响恶劣。于是下令将梁绿野、梁进文、李望春等30多人斩首示众。
梁绿野的叔父梁进文被杀时已经83岁,梁绿野年仅47岁。而被杀之后,他们的家属全部被充为奸民,受尽了迫害和奴役。女眷被充为营妓,男眷世代为奴。
这也许是历史最荒唐的贪污案,杀掉一个周尚亲,反贪义士赔上30条性命,上百家属从此被奴役。而《大清律》规定只许贪官为恶,不许百姓告官的规定,也真是毫无人性,荒唐至极。
再说一个。
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经和珅倡导并推行议罪银制度,这个制度一出,当时的贪官污吏全高兴坏了。
因为这个制度是由官吏把钱交到内务府,也就是皇帝的小金库,之后,对于交了“罚银”的官吏犯罪,可以根据先前所交“罚银”的多少,有区别地进行从轻发落。
这样的制度基本就是皇帝公然向百官要钱,而且只要有钱,就能减罪和免罪。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皇帝带头,用这个制度把整个官场的风气彻底带坏,坏到什么程度呢?很多官员还没有犯罪,就纷纷先把银子交到和珅手里,随后开始大贪特贪,反正先预付了“罚银”,真被抓住了能够免罪。
对此纪连海在《正说和珅乾隆不杀之谜》是这么形容的,“(议罪银)什么意思呢?您要犯罪了,您拿一笔钱交到皇上这儿,然后乾隆一看,本来应该流放你十年的,算了,流放你三年,您把钱交我这儿就行了,这个议罪银制度好,您敢说您的一生不犯错误?
和珅出了这么一招怎么样?所有的大臣还没犯罪呢,先把钱交给皇上。皇上,这是我的钱,我存这儿,将来我犯错的时候将来从这儿直接勾。您就甭朝我要,我都先存在您这儿了,这招棒吧,议罪银是您要犯错误的银子,有数吗?这还记上谁交多少?
在乾隆朝谁出的主意这事就归谁办,谁出的主意?和珅出的主意。所以所有的大臣想交议罪银的交到和珅这儿,和珅给皇上创立了一个私人小金库。这金库里的金子、银子皇上不知道有多少,和珅也不大清楚,太多了,他知道不了。这点钱除了皇上花就是他花,后来咱们讲,抄家怎么抄那么多东西,就这儿的钱啊,大臣交给的,钱有了,但是这个钱轻易还不能花,还得留着,所以呢,内务府和珅经营了一年扭亏为盈,原来内务府一点钱都没有了,和珅这一招,八个月,内务府钱很多,皇上一看,和珅你牛啊,行,户部尚书的职务给你了,和珅就是这样当上户部尚书的,就因为他创立了议罪银制度。”
这些“罚银”后来做了什么用呢?专款专用,主要用于乾隆下江南的专项开支。乾隆六次南巡,沿途建造了30个行宫,80岁时举行了万寿大典,竟然没有动用国库里的一两银子,全系“议罪银”开支,并且内务府还有剩余。
议罪银出台之后,朝廷有很多清流大臣很是不满。比如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尹壮图。这位去老家云南丁忧三年,然后回北京,来回折腾了1万公里,沿途因为议罪银,贪官污吏横行,老百姓的惨状实在是看不下去,所以就对乾隆直谏。大意如下:
尹:陛下,和珅搞的那个“议罪银”,钱是大家赚够了,不过百姓有怨言…
“督抚自蹈愆尤,圣恩不即加之罢斥,罚银数万两充公,因有督抚等自请认罚银若干万两者。在桀骜之督抚,藉口以快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自矢者,不得不望属员之佽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是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请永停罚银之例。如才具平常者,或即罢斥,或用京职,毋许再膺外任。“《清史列传》
乾隆:这个我会考虑的,爱卿要不要来一杯?
”壮图请停罚银例,不为无见。朕以督抚一时不能得人,弃瑕录用,酌示薄惩。但督抚等或有昧良负恩,以措办官项为辞,需索属员;而属员亦藉此敛派逢迎,此亦不能保其必无。壮图既为此奏,自必确有见闻,令指实覆奏。(《清史稿·尹壮图传》“
尹:偶来给您祝寿的路上看到各个督抚都在瞎搞,有点废弛…
乾隆:是吗?要不你帮忙下去查一下?如果属实,我这个“十全老人”帽子就不要了,咱们赌一下。
尹:老臣不敢,皇上英明神武,天下富庶和平…
乾隆:不,你一定要去查。不过你自愿要查的,木有公费,吃喝拉撒,车马钱都自己掏…另外,本朝木有暗查制度,要提前500里告知被查官员…丑话说在前头,没有查到的话,朕可饶不了你。
“尹壮图逞臆妄言,陈奏不实,自问亦难解免。今已令侍郎庆成,带伊前往所指书麟管辖之山西省,切实盘查,若果有亏缺,即当严行究办;若毫无亏缺,则是尹壮图以捕风捉影之谈,为沽誉邀名之举。不但诬地方官以贪污之罪,并将天下亿兆民人感戴真诚,全为泯没。试令尹壮图清夜扪心,亦何忍为此耶?著将尹壮图莠言乱政之处,通谕知之。”(《清史稿·尹壮图传》)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尹同学住在破旧的旅馆里,啃着馒头给皇帝写道歉信:皇恩浩荡,天下太平,臣满口胡言,请罪。
乾隆最后让他回家陪老母亲了,就这么一个说实话的,乾隆还打了一个大嘴巴
原载《清史稿》
而号称清史第一贪的和珅,其实是以反贪起家。查处阿桂儿子阿迪斯贪污那件事,就是和珅干的。
史料记载,乾隆四十三年七月,阿桂之子阿迪斯,又被人指控贪赃枉法,被抓了现行——查到赃款金银八箱。乾隆帝大怒,下令将阿迪斯发配伊犁充军,其父阿桂连坐,降二级留任。
真的是盛世,贪官污吏的盛世。
以上文章引自“稗史候说”和“汉周读书”二位作者。
链接如下:
补充---------------------------------
评论里有人提到天理教的问题,所以补充一个背景,其实大清朝的汉奸也不好当,用完了就卸磨杀驴。
天理教那个其实是满清自己作的,当时攻打紫禁城的,有不少是被裁掉的原汉军旗人和包衣加入了天理教起事者的行列 。
汉军八旗是清朝能够夺取中原的一个重要的辅佐力量,但随着满洲贵族统治经验的逐渐丰富,汉军的重要性也随之降低 。另一方面,在清朝统治者眼里汉军“本系汉人”,尤其是入关后入旗、资历较浅、汉族风俗较深的汉军,始终受到统治者的另眼相待,在待遇上也明显低于满、蒙旗人 。乾隆年间,满清开始了大规模的出旗。就是强行将一些汉军驱逐出八旗组织。
乾隆七年(1742年)下达了《筹汉军归籍移居谕》(注释1),开始了汉军大规模的出旗。这个规模有多大,据记载,雍正元年(1723年),汉军与汉人家奴壮丁共计44万余人,约占当时八旗人丁总额的72%。至出旗后嘉庆元年(1796年)的再度统计,已降至总人口的43%,可见整个出旗的规模之巨 。
汉军数量的减少,增加了满洲、蒙古旗丁当兵披甲的机率 。另一方面,被勒令出旗也导致一些人心怀怨恨,例如在癸酉之变中天理教徒攻打紫禁城时,就有一些之前被裁掉的原汉军旗人和包衣加入了天理教起事者的行列 。
注释1《筹汉军归籍移居谕》:鉴于“汉军其初本系汉人”,因而准其“改归民籍”,“与民人一例编入保甲”,而脱离八旗回归汉籍。声称此“非逐伊等出旗”“, 亦非为国家粮饷有所不给”,而是“筹久远安全计”。但“从龙人员子孙”除外。同时限定此项工作要在一年内结束,并指出此乃“出自特恩,后不为例”。似乎这又是临时举措。尽管这时主要针对的是京师八旗汉军。然而事态的发展足以说明这并非权宜之计。
十九年(1754 年) 三月,乾隆下旨各省驻防汉军八旗也开始办理出旗为民。至此,又将八旗汉军出旗为民的范围由京师扩展到各地驻防,八旗汉军出旗为民的决策已全面铺开。同年七月,遂议准福州驻防汉军兵一律出旗。此后,京口、杭州、广州亦照此办理。而汉军出旗后,原住房屋,无论官房、自盖,均留给满兵驻扎。至乾隆四十四年,各地驻防之八旗汉军已几乎全部被命令出旗为民。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皇帝又谕令五旗王公将生计困难之旗鼓包衣大量放出,并且每几年放出一次,下五旗汉姓包衣的数量也因此大幅减少,仅为包衣满洲佐领数量的五分之一多一些。
康乾盛世最大的谎言在于模糊了“盛世”的主体是谁,或者“盛世”的受益对象是谁。
就像“日不落帝国”这究竟算不算的上是殖民地的荣耀一样。
“日不落帝国”能算得上是印度人的荣耀吗?
我看到有些人说康乾盛世算不上盛世,他们的理由是,汉人的生活水平甚至不如先秦时期。
但我要说,这是他们没有分清楚盛世的主体,或者说“康乾盛世“指的是谁的盛世。
在康乾盛世时期,虽然汉民族的生活水平不如先秦时期,人均粮食达到千年历史新低,更别提横向对比了。加上汉民族和满洲的待遇本身就不一样,汉民族生活水平只会更低。
所以汉人肯定不会称之为盛世,只会称之为灾难。
尽管如此,我也一直强调,历史是有视角的,以满洲后裔视角,这确实是盛世:
有史以来,女真人从未控制过如此庞大的疆域,从未奴役过如此多的人口,从未过上如此奢华的日子,这是实打实的“盛世”。
康熙元年,吴川大饥。
二年,合肥饥。
三年春,揭阳饥。秋,交河、宁晋饥。
四年春,曹州、兖州、东昌大饥。夏,惠来饥。秋,怀远饥。冬,乌城饥。
六年,应山饥。
七年,无极大饥。
十年夏,海盐大饥。秋,临安、东阳大饥。
十一年,永康、峡江、大冶饥。秋,遂安、汤溪大饥。
十二年,乐亭大饥。
十三年春,兴宁、镇平、京山大饥。
十四年,东光饥。
十五年春,大冶饥。夏,连平饥。
十六年春,嘉应州大饥。夏,郧县、郧阳、郧西大饥。
十七年秋,曲江饥。
十八年春,真定府属饥。夏,兴宁、长乐、嘉应州、平远饥。秋,无为、合肥、庐江、巢县、博兴、乐安、临朐、高苑、昌乐、寿光大饥。冬,满城饥。
十九年春,江夏大饥。夏,大同、天镇饥。冬,万泉、遵化州、沧州饥。
二十年夏,儋州、永嘉饥。
二十一年春,桐乡饥。冬,信宜、真定、保安州饥。
二十二年春,宜兴饥。秋,单县饥。
二十三年春,济宁州、剡州、费县饥。秋,巴县、江安、罗田饥。
二十四年春,沛县饥。
二十五年秋,恭城大饥。冬, 城大饥。
二十六年,博兴大饥。
二十七年秋,蔚州饥。
二十八年春,高邑、文登饥。夏,潜江大饥。秋,龙门饥。
二十九年夏,黄冈、黄安、罗田、蕲州、黄梅、广济饥。秋,襄垣、长子、平顺饥。
三十年春,昌邑饥。秋,顺天府、保安州、真定饥。
三十一年春,洪洞、临汾、襄陵饥。夏,富平、盩厔、泾阳饥。秋,陕西饥。
三十二年夏,庆阳饥。秋,湖州饥。
三十三年,沙河饥。
三十四年,毕节饥。
三十五年夏,长宁、新安、 城饥。秋,大埔饥。
三十六年夏,广宁、连平、龙川、海阳、揭阳、澄海、嘉应州大饥。秋,庆元、龙南、潜江、酉阳、江陵、远安、荆州、郧西、江陵、监利饥。
三十七年春,平定、乐平大饥,【人相食】。夏,济南、宁阳、莒州、沂水大饥。
三十八年春,陵川饥。夏,婺源、费县饥。秋,金华饥。
三十九年秋,西安、江山、常山饥。
四十年,靖远饥。
四十一年春,吴川大饥。夏,沂州、剡城、费县大饥。冬,庆云饥。
四十二年夏,永年、东明饥。秋,沛县、亳州、东阿、曲阜、蒲县、滕县大饥。冬,汶上、沂州、莒州、兖州、东昌、郓城大饥,【人相食】。
四十三年春,泰安大饥,【人相食】,死者枕藉;肥城、东平大饥,【人相食】;武定、滨州、商河、阳信、利津、沾化饥;兖州、登州大饥,民死大半,【至食屋草】;昌邑、即墨、掖县、高密、胶州大饥,【人相食】。
四十四年,凤阳府属饥。
四十五年春,汉川、锺祥、荆门、江陵、监利、京山、潜江、沔阳、郧县、郧西饥。
四十六年秋,东流、宿州饥。
四十七年,平乡、沙河、钜鹿饥。
四十八年春,无为、宿州饥。夏,沂城、剡城、邢台、平乡饥。秋,武进、清河饥。
四十九年,阜阳饥。
五十年,通州饥。
五十一年,古浪饥。
五十二年春,苍梧饥,死者以千计。夏,长宁、连平、合浦、信宜、崖州、柳城饥。
五十三年春,阳江饥。冬,汉阳、汉川、孝感饥。
五十四年夏,临榆饥;遵化州大饥,【人食树皮】。
五十五年春,顺天、乐亭饥。
五十六年春,天台饥。
五十七年,广济饥。
五十八年春,日照饥。夏,静宁、环县饥。
五十九年春,临潼、三原饥。夏,蒲县饥。
六十年春,平乐、富川饥。夏,邢台饥。秋,咸阳大饥。冬,兖州府属饥。
六十一年夏,井陉、曲阳、平乡、邢台饥。夏,蒙阴、沂水饥。秋,嘉兴、金华饥。冬,怀集饥。
雍正元年夏,通州饥。秋,嘉兴饥。
二年春,蒲台大饥。夏,乐清、金华、嵊县饥。冬,英山饥。
三年夏,顺德、胶州饥。冬,惠来饥。
四年春,嘉应州饥。秋,澄阳江饥。
五年冬,江陵、崇阳饥。
七年,寿州饥。
八年夏,肥城、武城饥。冬,铜陵大饥。
九年春,肥城大饥,死者相枕藉;莒州、范县、黄县、招远、文登饥。夏,章丘、邹平大饥。冬,济南大饥。
十年,崇明、海宁饥。
十一年冬,上海、嘉兴饥。
十二年秋,武进大饥。
十三年秋,庆远府属大饥。冬,垣曲饥。
乾隆元年夏,海阳饥。
三年秋,平阳饥。
四年春,葭州饥。夏,砀山饥。
五年,巩昌、秦州、庆阳等处饥。
六年,甘肃陇右诸州县大饥。
七年春,山阳饥。夏,宜都饥。秋,亳州饥。
八年春,南昌、饶州、广信、抚州、瑞州、袁州、赣州各府大饥。夏,天津、深州二十八州县饥。
九年,高邑大饥。
十年,正定、赞皇、无极、 城、元氏等县饥。
十一年春,沾化饥。夏,庆云、宁津饥。
十二年,曹州、博山、高苑、昌乐、安丘、诸城、临朐饥。
十三年春,曲阜、宁阳、济宁、日照、沂水饥。夏,福山、栖霞、文登、荣成饥,栖霞尤甚,【鬻男女】。
十四年春,安丘、诸城、黄县大饥,【饿殍载道】,【鬻子女者无算】。
十五年秋,广信饥。
十六年春,福山、栖霞饥,民多饿死。夏,南昌、广信饥。冬,建德饥。
十七年春,全州饥。夏,同官、洵阳、白河饥。冬,房县饥。
十八年春,庆元饥。秋,郧县饥。
十九年,罗田饥。
二十年,溧水、通州饥。
二十一年春,青浦、东流、湖州、石门、金华饥。夏,沂州、武城饥。冬,济南府饥。
二十二年夏,博白饥。秋,掖县饥。
二十三年春,翁源、苍梧饥。夏,日照饥。
二十四年秋,陇右诸州县大饥。
二十五年,平定、潞安、长子、长治、和顺、天门饥。
二十六年,江夏、随州、枝江饥。
二十七年春,济南饥。夏,枣强、庆云饥。
二十八年夏,永年、永昌大饥。
二十九年秋,东光大饥。
三十年春,桐庐饥。秋,吉安、广信、袁州、抚州饥。冬,威远饥。
三十一年,济南、新城、德州、禹城饥。
三十二年冬,池州大饥。
三十三年夏,沂水、日照大饥。
三十四年,溧水、太湖、高淳饥。
三十五年,兰州、巩昌、秦州各属大饥。
三十六年夏,会宁、肥城大饥。秋,新城、宁陕 饥。
三十八年秋,文登、荣成饥。
三十九年秋,秦州、镇番大饥。
四十年,溧水、武进、高邮、南陵大饥。
四十二年秋,陆川饥。
四十三年,全蜀大饥,【立人市鬻子女】;江夏、武昌等三十一州县饥。
四十四年春,南漳、光化、房县、随州、枝江饥。夏,秦州属饥。
四十五年秋,江陵、保康饥。
四十七年,滦州、昌黎、临榆饥。
四十八年春,黄县饥。秋,绥德州饥。
四十九年春,葭州饥。夏,来凤饥。
五十年春,宜城、光化、随州、枝江大饥,【人食树皮】。夏,章丘、邹平、临邑、东阿、肥城饥。秋,寿光、昌乐、安丘、诸城大饥,【父子相食】。
五十一年春,山东各府、州、县大饥,【人相食】。
五十二年,临榆大饥。
五十三年秋,文登、荣成饥。
五十四年夏,宜都饥。
五十五年秋,禹城饥。
五十六年,邢台等八县饥。
五十七年,唐山、宁津、武强、平乡饥,民多饿毙。
五十八年春,常山饥。
五十九年,清苑、望都、蠡县饥。
六十年春,蓬莱、黄县、栖霞饥。夏,麻城饥。
比如某个清粉咔嚓穿越过去了
然后到了午饭时间,没人吃饭。饿得两眼冒金星。到了晚饭,决定去找旗人,解决吃饭问题。
然后发现自己在满清没旗人身份,找了也没有用,人家根本不拿他当旗人,做不了旗人还是得饿肚子
康乾时期对满洲人来说当然是空前的盛世。满洲人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过如此富足的生活,以至于如何变着花样花钱成了他们的烦恼。而侵略者的社会地位更使他们有了任意欺凌汉人的权力。
而对于汉人来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苦难,所谓人口增长不过是美洲作物的普及和屠杀的停止。
清朝最大的贡献就是让反清复明口号延续到辛亥革命,让人民被迫记住了明朝(明末那么菜都被迫让人去打着明朝旗号,明粉需要感谢清朝)
所谓“康乾盛世”历来在学术界就争议极大。其实如果纵观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在整个康乾时期根本就没有显著提高,相反还有倒退。根据郭松义的<明清时期粮食生产与生活水平研究>,康乾鼎盛时期的生活水平还不如明万历:
总有人说清后期人口到达四亿是盛世的体现,这很可笑。把人口增长想当然式的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划等号是百分百的错误。二者根本没有任何逻辑关系。毫无计划的人口增长带来只是加重每个个体的生活负担。如上图所示,当人口到达四亿时,最明显的就是人均粮食数量的大幅下降。我们今天都知道,没有高速经济增长支撑的人口增长对于一个国家百害而无一利。
康乾时期的经济发展,归根结底只是明末战乱之后的一种恢复性发展。康乾这一百多年以来既没有产生新的生产方式,也没有新的科学技术产生,相应的生产力也没有革命性的提高,中国也在这个时期真正与西方拉开了难以逾越的差距。
歌颂历史上“盛世”这种行为并非始于清人,但是在清代的官方文献中大量出现赞美本朝为“盛世”的文字,其使用频率之高、范围之广,远远超过以往的朝代。到了晚清,清朝国势式微,士大夫们还是习惯用“盛世”一词谀颂清朝,有关“盛世”的著作仍层出不穷。
这些年,各样清宫剧的热播,尤其是康乾盛世那个阶段的影视比比皆是,让我们总以为那个时代充满了富丽堂皇,百姓丰衣足食。可是历史上康乾盛世中的老百姓真的过得那么好吗?
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下:
一、百姓住房。清朝时期的人们真正住得起木头盖房的,必须是很有钱人家的大户人家,而且多为官宦人家。一般的平民百姓根本就没有房子可住。如果能有草茅房住就是很幸福了,很多乡下的百姓都是靠着山随便挖一个洞,就是房子。下图显示的就是京城外围百姓真实的住房样子,连京城外围的百姓都只有这样的低洼草房,可想而知,在更偏远地区百姓的住房情况。
二、百姓穿着。印象中盛世下的百姓穿着应该是绫罗绸缎,华衣彩服,最次也应该有粗布麻衣吧。可是你想错了,真实百姓的穿着是一身补丁,破烂不堪,跟乞丐的穿着差不多(这里没有任何歧视乞丐的意思)。一个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所谓康乾盛世老百姓丰衣足食的民间记录。
三、百姓伙食。这一点17世纪到过中国的英国使团,有着详细的记载,那是中国正处于乾隆时期。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他的书中这样写到:“一登上陆地,发现到处是触目惊心的贫困,跟我们想象的样子完全不一样......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总要千恩万谢,我们泡过的茶叶,他们贪婪争抢......人民异常消瘦,民众以糠咽菜度食......”这就是康乾盛世下普通老百姓的伙食!
四、百姓教育。清朝的贫弱不仅仅是体现在物质上,精神上更加贫瘠。康乾时代,文化专制达到顶峰,普通的百姓大字不识一个,书生读的也都经过严格删选的八股文,只为做朝廷奴才,根本没有人性意识,更别谈家国理想和改造社会了。而同时期的欧洲,已经有人环游过地球一圈,开眼看世界,准备孕运工业革命。
康乾时代,的确是极大拓展了国家疆土,民众数量也极大增加(这跟南美洲的发现,大量红薯进入中国有关),但这并不能代表一个国家就是处于盛世。可怕的是现在的很多教课书中谈到那个时代仍以“康乾盛世”自诩,而各种清宫剧的热播,更是蒙蔽了那个时期该有的真实样子。
康熙、雍正、乾隆统治时代,甚至被美化成康乾盛世。其实所谓的康乾盛世是经不起推敲的,很大程度上是清朝自我吹嘘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以说那个时期是一个相对的盛世,所谓相对的盛世,是相对于明末清初战乱时期的饿殍遍野,和近代百年内忧外患时代的民不聊生,清朝统治的268年里只有康乾时代,相对好些,如此而已。
康乾时代从1662年康熙继位一直到乾隆1796年让位给嘉庆持续130多年,这一百多年是清朝相对安定的时期,社会经济得到恢复,政治上也相对稳定,但是把这一段历史放在中国历史背景下来研究,它算不上是盛世,理由如次:
一、经济上只有一个虚高的总量,质量却很差
人们现在还称康乾盛世,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当时清朝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一位,但是不要忘了,清朝的人口也是世界第一,而且占了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按人均值来说,清朝的经济就很一般了。而且清朝的经济质量无法跟西方相比,因为西方完成了工业革命,清朝还是个农业国,虽然有少量的手工业,但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工业。
即使单纯比农业,清朝的农业也无法跟西方比。当时清朝人均占有粮食200公斤,而美国人均接近1000公斤。英国每个农场都有一台蒸汽机,而清朝使用的还是最传统的耕作方式。而英美农业在经济中只是一个小的组成部分,而清朝却几乎是其经济的全部。
这样综合来看,清朝的经济其实没法跟西方列强比。
当时的西方各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而清朝还沉醉在天朝帝国的美梦之中。西方列强早已虎视眈眈,要瓜分清朝这个自我感觉良好的落后腐朽的国家,而清朝不仅一无所知,还空想怀柔四夷,要让四夷来朝。清朝在政治上已经落后于西方一个时代而不自知。
从康熙开始,就确定了清朝的对外政策,而他所确定的政策基本上是闭关锁国的政策。这个康熙非常奇怪,他个人非常喜欢西方的现代科学,他请来很多西方的传教士给他讲授现代科学知识,他也确实是当时清朝最渊博的学问家。但是悲催的是现代科技从来也没有走出皇宫,没有跟清朝的经济和生活发生联系。相反,康熙非常排斥对外贸易,基本上奉行的是闭关锁国的政策,而且从他之后一直到乾隆卸任,一直没有改变。清朝跟西方只有有限的贸易,而且清朝跟西方人贸易的目的也根本不同,西方贸易是为了追逐利润,而清朝的贸易是为了怀柔四夷,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清朝的政治又是远远落后于西方的。
人们动不动就批评清朝的闭关锁国,其实闭关锁国的最大责任应该归于康熙。
三、科技文化落后
清朝经济的落后和科技的落后是一致的,清朝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经济,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技。清朝基本上在吃科技文化的老本,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留下的科技文化,在康乾时代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反观西方,科技文化可以说突飞猛进,蒸汽机和各种机械在工业上广泛运用,而工业的飞速发展又反过来推动科技的进步,西方经济和科技的这种良性发展,在清朝丝毫也没有发生。
中国历来重视科举取士,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基层文化的发展。但是在所谓的康乾盛世,老百姓能读书的却很少,大量的农民大字不识一个。当时的中国根本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承担国民教育的是私塾,而能读得起私塾的又寥寥无几。
而且三位皇帝都大兴文字狱,对思想文化的破坏不说空前绝后,至少也达到历史上的一个高峰。
四、人民生活困苦
最能反映康乾盛世成色的是百姓的生活,17世纪,一个英国使团来到清朝,其中有一位名叫约翰·巴罗的使者这样写道:“一登上陆地,发现到处是触目惊心的贫困,跟我们想象的样子完全不一样……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总要千恩万谢,我们泡过的茶叶,他们贪婪争抢……百姓异常消瘦,民众吃糠咽菜度日……”
所以所谓的康乾盛世,是一个假象,甚至是一个笑话,它不过是清朝给自己脸上贴的金。真正的康乾时代,危机四伏,早已为后来的落后挨打拉开了序幕。如果真有所谓的康乾盛世,就不会出现1840年鸦片战争那样的惨败。因为距离乾隆卸任才只有40年,一个刚经历盛世的清朝不会衰落到那种地步。
参考文献:
徐敏《荒唐的民国》苟琳《溯源 中国传统文化之旅》
在我们的历史课本中,详尽地阐述了清朝灭亡的原因,统治者的无知无疑占据了首要地位,空口无凭,我们仅需要看看明朝人画的世界地图,就会明白当时清朝统治者愚昧到了何种地步。
1583年,一个名叫利玛窦的外籍传教士来到中国,他拜见了当时的明朝皇帝明神宗,并带了很多贡品,其中有一份特殊的贡品,就是一册《万国图志》,这是一份当时的世界地图。
皇帝被册上奇异的图案所吸引,他命人按照图册上的图案样式,织成丝帛地图,万历三十年,利玛窦又与官员李之藻合作,这幅地图以《坤舆万国全图》为名在北京刊行,这极大地冲击了当时中国人的地理观,让人们睁开眼睛看世界。
可是万万没想到,到了清朝,这些流传下来的地图册仿若那些外国使臣觐供的手枪大炮,被束之高阁,落满灰尘。清朝时期,统治者认为中国为天朝盛国,地大物博,实行闭关锁国政策,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廷被英国打的无力招架,当时的统治者道光帝闻讯竟然问道:“英国在哪儿?有多大?和俄罗斯是否接壤?中国新疆是否有旱路可通?”
我不知道当时是否有人回答他,回答的内容是否正确,只是如今看这几个问题真是让人令人怒气冲天,英国的攻打已经都到家门口了,我们的统治者竟然连英国在哪儿都不知道,清王朝的覆灭只能说是命中注定。
当时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绘制地图异常艰难,都是靠各个国家的地图资料拼凑整合而成,肯定不及现代地图这么精准,但是已大致相似,而那本明朝时期就已经存在的《坤舆万国全图》,不仅包含各个国家地理位置,还有丰富的地理信息,利玛窦在地图上以注释的方式介绍了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大致都很准确。
但是,时代的发展总是让人出其不意,到了清朝,知识分子们竟然认为西洋各国都在印度洋附近,各国地理位置、人文制度全都模糊混乱,这些精英们在地理上的无知真是令人神伤。其实,当时清朝统治者手中肯定是有明朝时期刊行的《坤舆万国全图》,至于看没看,有没有重视就另当别论了,如果当时的统治者能重视这份地图册,我想在面对外敌入侵的时候,皇帝是绝不会问出那接二连三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
古语有言:“知己知彼,方能不怠”,清王朝统治者的愚昧,无疑将整个国家变得落后,落后必定会被挨打,清政府一味自诩“天朝上国”,甚至推行“闭关锁国”政策,这封锁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还封锁了中国人民的世界观,封锁了与世界的沟通。看看明朝时期绘制的地图,我们可以明白清朝统治者的愚昧和狭隘,看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我们能更深刻体会到清朝统治者愚昧到了何种地步。
参考文献:《清朝全史》
你同居是你的自由,你的事;
我不接受同居过的,是我的自由,我的事。
你的自由关我屁事,我的自由关你屁事。
你认为同居美好,我认为不接受同居过的美好。
我不嘲讽你荡妇,你不嘲讽我封建。
让我们各自接受各自认为的美好,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岂不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