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革命后为什么日本英国等国家还保留皇室？中国为什么不这么做？ 第1页

中国历史上缺乏政治妥协的传统，也就缺乏政治妥协的智慧；另一方面，近现代意识形态的变迁速度太快，对政治失败者的容错空间太小了。

社会进步的一个核心前提条件是：政治妥协。有了高层政治妥协，才会有全社会的合作。如果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总是一棒子打死，那么整个社会就没有任何合作可言，整个社会也就不会有像样的社会进步。很多人太低过政治高层斗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实际上根据六度社交理论，社会中任何两个人都可以通过不超过6个人链接起来。甚至皇帝和一个平常老百姓的链接也符合六度空间理论：比如皇帝和宰相（1），宰相和巡抚（2），巡抚和知府、道台（3），道台、知府和知县（4），知县和地头蛇（5），地头蛇和老百姓（6），因此高层斗争会深深地影响整个社会的运转。

在众多研究西欧国家兴起的著作中，都把利率当做检验自己学说的核心。原因有二：一是只有皇室借款时守信，全社会才会守信，全社会才有长时间合作的基础，而皇室守信利率才会下降；二是只有利息够低，全社会才有借钱投资的基础，私人和公共投资才有可能。

我们知道欧洲各国常常打仗，一打就是几十年。显然有更多军饷的国家更有可能获得战争的胜利，因为能够借到更多钱的国家，才有更多资金去雇佣、鼓励将士，其获胜的概率也就越高。虽然欧洲皇室有借更多钱的动机，可是军队越强，也就代表着皇权越强，因此皇室债务违约的概率也就越高，于是皇室借钱的数量和成本也就越高，结果就存在一种违约动机和借款动机的矛盾。

不要以为皇帝有权力就可以随便要钱，明末崇祯帝问大臣要钱，大臣给么？不给！崇祯帝能把大臣都杀了么？不能！要想进一步扩展皇权和国家势力，就要解决借钱动机和违约动机带来的矛盾：明白这个道理，接受这个道理，设计出合理的制度维护这个道理，都需要时间。由于欧洲自由城邦相比于大国有着更困难的生存环境和更小的军队，因此更有动机限制皇权与政府。于是欧洲很多自由城邦在1200年就可以用10%，甚至更低的利率借到钱了。可英国爆发内战是1642年的事情，成功的限制王权是1688年的事情，而主张限制皇权的辉格党上台已经1714年的事情。

在辉格党上台后英国利率才相对于自由城邦开始下降。可以看到在现代以前，以英国为例社会进步刻度以30年计的，用70年完成初步约束皇权，懂得政治妥协的重要性。期间克伦威尔晚死几年，或者辉格党早上台几年，对英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不会有太大影响，反正制度落后都400年了。可是中国呢？光绪、慈溪、孙中山等人早死，晚死几年，都会对中国历史进程有巨大影响，因为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速率比英国快的多。

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把大清打服，清廷从天朝大国的幻想中醒悟，决定开展洋务运动是1860年的事情；清廷刚明白现代化的重要性，还没明白限制皇权的制度重要性，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就把中国打哭了。这中间不过34年，不到英国从内战开始到辉格党上台时间的一半。后面的历史进程就更快了，1901年决定立宪改革到辛亥革命刚好10年，中国高层精英就从接受君主立宪到接受民主共和；辛亥革命到1924年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整个社会改革开始从轻民主共和制，到带有共产主义色彩只有13年。

西欧很多国家可以用30年为刻度，70年为计划来完成制度转型，他们的社会精英有充足的时间去了解理念，认同理念，可到中国现代化转型时，10年间的社会风潮就彻底变了。也就是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刻度最多为5年，如果中国统治精英前后五年不能各理解一种理念，那么他就被时代抛弃了。可以说由于时代变迁的速度过快，中国统治精英们没学会走，就必须要赶快跑了。

日本呢？实际上日本有着比中国优良的多政治传统，近600年的天皇、幕府、各地藩镇割据背后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妥协的产物。17世纪日本很多地方的利率就是12%左右，这已经和近几年中国民间借贷利息差不多了，而同期中国很多地区的利率是18-36%。在

提到中日间财政收入的巨大差距，当时日本有比中国大得多的财政空间。实际上问题比

提到的严重的多，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就已经发行战争债了，而光绪老师翁同龢被罢相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战后发行国债筹款不成。

问题根本不是落后几年的事情，想想中国是什么时候，国债才开始变得百姓愿意主动买的？上个世纪1992年以后了！在此之前，中国大量的国债是强制百姓购买的，这和征税没有本质区别，与通过限制政府权力增加政府信用，以降低政府融资成本有着本质的差别。因此在政府置信的制度设计与信誉维护上，中国落后现代国家太多。

保留皇室本身对国家的走向影响很小，可是就如同徙木立信、千金买骨，此事具有极大的信号作用，其是对过去势力妥协的标志。皇室犯错，你当然可以处罚，罚款、审判什么都可以，只要有合理、合法、有度。汉文帝让张释之判处盗取高祖庙里玉环的人灭族之罪。张释之执意不从，要求依律判处轻刑，并说：“如果盗取高祖面前玉环就要灭族，那么掘起高祖坟土该怎么处理？”

凡事都应该有度就没有问题。可是冯玉祥这样不走任何程序，就把人家赶出宫，然后自己盗取故宫财富，天下人怎么想？不能好好的处理清王室，自然根本不会有人相信失败者会有好下场。日本天皇可以不要实权，照样活得养尊处优，中国最高领导没有实权，分分钟软禁入狱，结果社会转型就不免有各种暴力冲突。如此高的转型成本，自然也就使得社会转型困难许多。

中国的精英们没有学会走，就必须跑，因此对制度的理解落后太多，对政治妥协的重视不足，甚至都忘了徙木立信、张释之依法治盗这样好的传统。所以我一直很推崇邓小平处理四人帮、干部退休制度以及傻子瓜子的做法，其对中国的政治传统的改良作用前所未有，如此中国才能有真正的政治改良，而不是各种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