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问题!有明一代的科举考察范围为“四书五经”,其中四书为必修,五经选修其一即可。
《明史·选举二》记载: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
(图:《明史·选举二》)
从史料我们能够知道当时科举考试的命题范围是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和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
当然在科举中这九本书并非都要考察,否则必是皓首穷经。
《明史·选举一》记载: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务求实才,顽不率者黜之。
(图:《明史·选举一》)
《明史·职官二》也进一步记载:凡经,以《易》、《诗》、《书》、《春秋》、《礼记》,人专一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兼习之。
(图:《明史·职官二》)
这也就是说,在九本书之中,《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是必考的,而《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则任选一本来进行考察。
换言之,四书是当时科举的必修课,至于五经则选修其一即可。
这一点不仅仅在《明史》这样的史书中有记载,同时代的文人在笔记中也经常有记载。
杨慎在《升庵外集》中说:本朝以经义取人,士人于一经之外,罕所通贯。
(图:《升庵外集·举业之陋》)
这也就是正如现代学者林穎政所说的:明代科举考生皆须阅读《四书》,但却无须精通《五经》,士人只要选择一经研治即可。
(图:《明代春秋學研究》)
回归到本题,题主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进士们所治经的种类不同。
这客观上是由当时的科举制度决定的。
而具体选择治《诗经》也好,《周易》也罢,主观上则由个人对五经的难易判断程度决定。
我们通过根据天一阁馆藏科举文献整理的《明代进士五经总录取表》,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明代开国之后,研习《春秋》和《礼记》的进士越来越少。
(图:明代进士五经总录取表一)
(图:明代进士五经总录取表二)
这实际上是因为《春秋》和《礼记》二经要比其他三经难得多啊!
至于进一步探讨为何《春秋》和《礼记》更难,那是因为被明代科举奉为圭臬的宋代程朱对《诗经》、《尚书》、《周易》做了“官方注释”,对《春秋》和《礼记》则没有“官方注释”。
这就好比《诗经》、《尚书》、《周易》有教辅参考书,研习起来容易的多。
从应试的角度,考生也就自然更偏好选择其他三经,而非《春秋》和《礼记》了。
参考文献:
1.《明史》,张廷玉等,中华书局,2003版,卷六十九,P1686、P1693、P1789;
2.《升庵外集》,杨慎,台湾学生书局,1971版,卷六十一·举业之陋,P4;
3.《明代春秋學研究》,林穎政,台湾致知学术出版社,2014版,P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