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没有科学家。只有技术员。
这个问题提的有问题,思路不对。
科学,严格意义上是一种现代产物,为什么在近代欧洲产生,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欧洲之外,中国,伊斯兰,印度等等主要文明区域都没有率先产生科学,才是一种普遍趋势。
所以你要是因为中国科学进程落后而去倒推原因,只可能是缘木求鱼,表达各种不满,不是理性分析,而是貌似理性的情绪输出。
欧洲之所以产生现代科学,其实已经有不少研究了,大家可以去看看。
早期归因于文明优越论或种族优越论,比如古希腊文明,基督教文明对科学精神产生的关键原因等等。这些说法也忽悠住不少人,但仔细分析都有问题。
古希腊文明和现代欧洲文明是两回事,古希腊文明早就中断了,近代欧洲还是通过伊斯兰文明来回想起古希腊文明的,属于再创作,不是流传有序的那种。
现在随着历史研究的持续深入,可以得出的推论有:
欧洲现代科学的诞生属于多种因素的汇聚,属于历史演化中的非常状态,不过这种非常状态一旦出现,就有塑造新常态的可能性。
多种因素,包括蒙古游荡欧亚大陆带来的非常规交流,这种交流对于很多文明意味着灾难,但在特定背景下对于欧洲却带来一些多元文明交流的因素,伊斯兰文明的影响(如古希腊思想的重新传播),欧洲特殊的政治格局和宗教条件,航海与殖民带来物质和文明交流等等。
多因一果的现实历史复杂性往往属于常态,但是历史叙述本身却容易陷入单一原因论,这和认识能力不足以及人类情感的自我膨胀有关。
一、大学
西方的大学很早,哥伦布航海的时候就去葡萄牙的大学研究航海遇到的问题
换句话说,就是传承和发展
而同时期的中国,科学家就是单打独斗,很多东西都重复发明,因为很少有交流,加上技术书籍的失传,完全就是靠科学家本身的天赋。
中国的书院别说其他的学说了,就儒家自己内部的流派,一个书院里也只有儒家自己内部学说的一个流派,排除异己排除的让人无话可说。
二、重视
元代有个读书人,说这些医、工、技这些小道,经常失传,只有我们孔圣人的言论源远流长
敦煌的王道士,拼命保存的就是儒家经典,各种医、账目、杂谈都是不当回事卖给外国人的,现在我们研究敦煌只能高价买国外博物馆的数据,就是因为,王道士拼命保存的儒家经典,随便找个书店都有啊。
嘉靖年间的《算学宝鉴》,导数解高次方程的算法,比牛顿和莱布尼茨都早
但是:"四百年间未见各收藏家及公私书目著录,民国年间由北京图书馆于旧书肆中发现一兰格抄本而得以入藏"。
三、外行指导内行
大家都知道近亲繁殖的优势在于强化某种特性,杂交的优势在于获得某种原来没有的特性。
但一切都有个前提,我们可以任意处置这些动植物,留下没缺陷的,淘汰有缺陷的,这就叫人工选择。
而我大怂的书生就很神奇,说你这近亲繁殖啊,有悖人伦,必须要停
最后大怂的马都成驴了····
宁可被蛮夷吊着打,也不能突破祖宗说的话
还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活活坑死了中国的外科等等
咱们现在,大学的校长有学物理有生物,但是他们不会让大家都用物理的原理来研究生物化学哲学土木美术舞蹈戏剧·····
儒家是真敢让所有的都按儒家的标准来研究·····
四、任何技术的发展,需要最聪明的人来推动
可最聪明的人这一辈子都在研究孔夫子这句话啥意思
2007年,深圳耀华实验学校读书,曹原用了三年的时间读完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课程。
2010年,高考总分为理科669分,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
2018年3月5日,《自然》连刊两文报道曹原在石墨烯超导重大发现。
注:被一些文人吹到天上去的“民国大师”,在自然和科学杂志上,一篇论文都没有·····
但是,如果曹原这一辈子就研究孔夫子这句话啥意思
会怎么样呢?
梁章矩在《制义丛话》中引述这样一个事例:取四书各首句并作一题曰:‘大学之道,天命之谓性,学而时习之,孟子见梁惠王’,老童即应场曰:‘道本乎天,家修而庭献也。’
一个连秀才也没有考中的老童生,但其“破题”功力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
五、
康熙本人自然科学水平很高,传教士都佩服,但是康熙仍然让汉人老老实实学孔夫子考科举
而且详细规定
“乡会试为士子进身之地,文律更严,三场对策,除钦定诸书外,向不准用国朝人所著书籍,更何论同 时见存之人。“
士子所熟读者,无非陈文墨卷;所研求者,无非高头讲章小。所有历史事实,因文中禁用,故多不涉猎。
除了钦定的四书五经,你别的任何东西写进来都直接罢黜!
对比一下,万历时候有大臣上奏,说陛下啊,现在科举考生写完四书五经就写诸子百家,写完诸子百家就写史书传记,写完传记连佛经道经都写啊·····
有人会说,这是减少考试难度,让贫困家孩子也能考上
问题来了,只要中了秀才,生活就无忧了
为什么不扩大考试范围呢?
因为读程朱修订过的四书五经的人,才是最好的奴才啊!!
六、
“师儒相辩于学,曰孔子有言,则寂然不敢异同矣”
我自己的理解是,管理制度+人力和物质资源的优势,降低了对科技发展的需求。
偷懒复制粘贴一下
这里的“缺乏需求”不是指古代国人不需要更多更好的衣食,不想要更好的生产设备或者更好的交通工具与武器。
而是说封建时代的中国,整个社会不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思想文化层面,(相对西欧)都缺少对科学技术迫切的改善性需求,缺乏催生科学进步的机制(不论是制度性的还是社会性的),继而难以进一步激活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因为古代中国的利基从根本上来说是小农经济(自然经济),而非市场经济。而过早统一的庞大国家,统一的文化圈,巨大的人力和自然资源,使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分分合合的整体,在应对自然上可以有更多的政策性、制度性手段,也使得(在上层的角度)人们的思想需要更加统一,这和相对中国来说“小国寡民”的西欧也是不同的。
所以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改善,既不是古代大多数普通国人实现安居乐业、获得更大利益的首选(实际上仅仅能吃饱穿暖过得平安通常就已经是古代国人最大的幸福了),也不是大多数脱产的古代中国精英进行“自我实现”的首选。
就事实来说,从文艺复兴到工业 革 命,不难看出,即便同在欧洲,各国的发展还是有很大的差别,而能引领当时科技文化进步的,始终都是当时最以工商业立国,经济结构相对更接近现代市场经济,(甚至)有国内的统一市场,并奉行“重商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或“自由贸易”的国家(意大利城邦、尼德兰、英国、德意志邦国、美国)。这和基本以“重农抑商”为经济“国策”的古代中国是大不一样的。
因为拥有巨大的人口和广袤的领土,所以不论出于经济的发展还是政治的稳定,古代中国都非常依赖农业,所以历代王朝基本都“重农抑商”,“劝课农桑”。加之古代中国(尤其是那些大一统的朝代)作为一个整体在东亚都是规模绝对领先,技术还有一定优势,所以外部压力基本没有或者即便有外部压力其文明程度也低于自身,这样的中国,自然就很容易自成体系,圈地自萌。某种意义上,古代中国几乎从大一统时代开始就患上了“荷兰病”,陷入了“资源诅咒”。甚至慢慢地,原有的赖以强大的资源反倒成为了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而因为人口、领土和资源相对较小,所以并非大一统的西欧各国在重视农业的同时,也往往重视工商业,甚至相对农业更重视工商业。而工商业要更好地发展,就不能不依赖科学技术的提高。
加之各国之间常年的战争威胁和奥斯曼帝国的存在,也使得西欧各国,尤其是原本在人口和资源处于劣势的国家与民族不得不依赖制度改革和科学技术升级维持自身安全,以及寻找和开拓更大的利益。
实际上,与大航海时代欧洲境遇相似的唐(早期)宋(中晚期),恰恰也是古代中国科技文化最发展、最包容的时期,工商业发达,繁华的商业城市(广州、泉州、宁波、杭州、扬州)开始出现,对外贸易开始大发展,而距今更久远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则自带国际化属性,也更是百家争鸣。
古代(尤其元明清)中国与文艺复兴前后西欧这种差别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虽然中国和西欧都有不从事生产而衣食富足的上层,但中国和西欧的上层却大大不同。
有长期政策和制度(如察举、科举)的大一统中国,可以“学而优则仕”,依靠土地兼并、朝堂争斗往往是中国古代上层获得更大利益(声望、财富和权力)的最稳妥方式。
而农民、工匠、商人不但难以在这种社会阶层流动制度中获得好处,反倒常常是被打压甚至歧视的对象。甚至古代中国的思想家、科学家和文艺精英,往往也都是仕途上(一度乃至终生)不得志的“失败者”,像王阳明、顾炎武、唐伯虎这些。
而西欧的上层,则往往与工商业密不可分,政治与商业利益联系密切,甚至贵族起家时就是工匠和商人,像美第奇家族、皮特家族这种。工商业的发展加上没有一个能够统一全欧洲的霸权国,使得人才和资本的流通乃至战争的动机能够更符合市场规律而不是政治需要,也使工匠和商人(以及农民)起家的圈外人能够相对来说比较和平地登上政治舞台,“暴发户”慢慢就变成了“自古以来”的“老钱”,获得全社会的尊重和巨大权力。
也就是说,西欧的社会阶层流动虽然同样依托于传统的封建制度(当然西欧的封建制度其实和古代中国的也不同),也在进行土地兼并,却又以工商业为基础,和以农业为基础的古代中国大大不同。
在这种利基差别下,近现代西欧的商人和政客相对来说更接近于一体(虽然此时的西欧政客利基上大多数仍然是农业,也就是土地贵族),而非近现代中国常见的商人依附于权力。
而人与人之间关系从主君和臣下、臣民(甚至奴隶)的传统关系变为近现代的雇主和雇员,政客和公民的过程,这个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得相对更加平等的过程,西欧也就比中国更快一些。
而因为对于普通人来说,工商业相比农业更容易获得财富,且土地在工业时代前就是最重要的资本,普通人难于大量获得(有大量土地的也不是普通人),所以更重视工商业的西欧,其经济发展程度在元朝便已开始超过中国,也就是说,文艺复兴前的欧洲,已经开始比当时的中国要更发达了。
更高质量、更外向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了对科技文化更依赖,对科技文化态度也更开放的脱产阶层,也加速了西欧的城市化和中产阶层(相当于古代中国的寒门)的形成,巨大的商业城市也不断形成,市民不断增加,这是近现代西欧科学技术发展的人力基础和物质基础。很多(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人们至今耳熟能详的近现代西欧科学家都是来自殷实的家庭,也证明了这一点。
不难想象,如果没有这种人力基础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存在,缺乏巨大的商业城市,即便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文化本身再怎么深邃精妙,再怎么文艺复兴,这些文化遗产也可能只是贵族老爷们进行自我修养的方式甚至炫富的玩物,而难以进化成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
就像郑和的舰队虽然远比哥伦布和麦哲伦的豪华和强大,但曾经拥有领先科技的明代中国,因为缺乏类似的商业利基而没有让这样的大舰队变成大明自己的皇家海军,中国最后也在大航海时代开始真正落后于世界领先水平。
就像鸦片战争后英国开始大量向晚晴输入纺织品等工业产品却一度卖不出去,导致不少英国商人因此亏本一样。
单纯的器物,如果没有合适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基础,它本身的优点和先进性实际上很难得到发挥。
近代西欧商业与权力更接近一体的上层与早期中产阶层的壮大,使得科学技术在科技贡献率其实并不那么高的第一次工业 革 命 前也能够受到尊重并得到发展,即便在工业时代到来前的欧洲,如果一个人在某项科学研究上取得了理论创新或者技术突破,很容易会受到社会的尊重甚至崇拜,乃至成为留名后世的科学家,也有可能因为技术本身的应用凭借法律保障和市场经济而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更先进更开放的中产阶层也使得西欧的权力阶层对科学技术的态度不可能过于保守,因此像早期的伦敦皇家学会和法兰西科学院这样的组织才能出现和发展。
而到了科学技术开始实打实成为“第一生产力”的第二次工业革 命 时代,随着西欧人力资本(相对其他地区)愈加昂贵,技术升级需要的资金也越来越大,世界上的工业国和非工业国的科技差距已然是天壤之别,再无物美价廉的工业化了。所以除少数人口或资源大国(如俄罗斯、中国、日本、韩国)能够成为后起之秀,绝大多数国家至今仍然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这是后话了。
“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求,这种需求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因为经济基础(获利方式)的不同,近代西欧形成了与古代中国差别明显的脱产阶层与中产阶层,和大量的商业城市,而这一人力基础和物质基础反过来与科技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虽然这一循环其实也遇到过可能被打破的风险),最终促进了从技术到科学的过程。
就是这种想法吧。
坐看一群军盲和不懂装懂的业余选手盖楼撕逼。
传统巨无霸集团在信息时代没有一家跟上节奏的,不是圈地自萌就是谨慎苟活,还有很多的直接就被打死了。
你问这些手里有钱又有人的企业为什么没跟上时代节奏?为什么手里握着这么大的资源还能被小作坊给打败甚至赶出自己深耕几十年的领域?
为什么新崛起的产业相关巨头都是从车库里,从校园里,从街头巷尾诞生的?
答案不言而喻。
过早走出蒙昧导致失去了出去抢劫的道德解套路径。
过于成功的内循环经济和优势过于明显的商品国际竞争力,导致失去出去抢结的动机。茶叶瓷器丝绸,就使得中国在贸易中占尽优势。西欧在正常竞争当中毫无胜算。才搞出鸦片和大炮的伎俩。
大一统使得内部斗争很早进入相对文明的方式,这个没有过于。
如果你仔细观察达芬奇等技术先驱是谁资助的,你就会发现实际上是西欧长期的高烈度割据军事斗争,催生了这些对于科技与组织形式的需求。
是小国林立战乱不断的现实,促使西欧国家的杀人抢劫技术领先于东方。当初的欧洲,才是怪物房。
以上导致了国家暴力机器的技术组织进化比较缓慢。意识形态上也没有为扩张政策做好洗地的准备。
最终的结果就是在暴力上输给了在无底线暴力竞争中胜出的西方列强,被彻底洗劫,从而先后失去了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社会财富和经验的正向积累、以及社会组织的迭代机会。
最重要的就是丧失了定义“先进”的话语权。陷入了百年恶性循环。
不能甩锅清朝,清朝只统治中国两百多年,但从阿基米德、欧几里得、亚里士多德开始中国科学就已经普遍落后洗放了。
比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是几千年前的东西,但已经有严密的公理系统,还有定理、推论等等,很多定义、公理、定理几千年不变,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后面的科学家在这个体系里添砖加瓦。
牛顿发展了微积分,欧拉极大限度地扩展了微积分的应用,像什么e、pi、i在欧拉那时候就有了,包括著名的公式 ,欧拉年代就有了。
后来高斯就研究了微分几何、非欧几何之类的东西,那时候依然是清朝。
进入20世纪就更不用说了,物理、应用数学爆炸式发展;到了20世纪50年代之后,计算机迅猛发展,现在都是码农的年代。
应该说,是中国传统固有的经验主义制约了中国科学的发展,一直不够系统性,而且都是师傅传徒弟,没有大范围交流。而西方喜欢发论文,像欧拉发了多少论文,虽然很多都是水文。
中国喜欢藏着掖着,然后说什么“祖传秘方”“世代单传”,好像越神秘越牛逼;但西方是公开化,申请专利,越公开,接受越多人检验,别人才相信。但这样不利于发展。
科学和技术只有成体系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才能带来显著的现实利益,从而实现可维持的发展,即带来的现实收益比研究投入的成本更高。在此之前,只能是花钱找乐子的行为。
而中国存在一直巨大的“负人口红利”。因为人口红利过于巨大,导致落后技术下的产出变高,从而使得新技术带了的现实利益超过旧技术的临界点变得更高,于是使得更难循序渐进完成技术拼图。
比如交通工具,在有公路系统和汽车这种体验和效率都远超人力的新技术之前,有什么出行方式会比人力八抬大轿舒服呢?如果有,那就是再找八个人抬。车辆在这种前提下,就只是一种没有排面的次级交通工具。所以中国三千年前就可以天子驾六,但在之后的几千年里连四轮马车都不多见。无它,没有需求。但问题是,没有大规模使用四轮马车,那么研究减震、悬挂、制动器这些机械就没有任何意义,而没有这些机械研究就更不可能有现代的汽车。所以,中国科技进步在一定时期内就被人口红利带来的路径依赖锁死了。
其实现代也一样,为什么民国时期买办横行?因为从遍地农民每个人嘴里抠二两米出来,靠买洋人的东西就够维持“上层”的“现代化”了。为什么现代中国很多企业完全没有产业升级的动力?因为靠低端产业吃人口红利就赚够了。而在这种情况下,上层的需求已经得到满足,无法产生新需求;低层则随着BX加剧,无法产生新的有效需求(没有钱就不叫需求)。自然整个社会就没有进行技术改进的动力。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工业化和产业升级必须伴随着社会革命进行的原因。
没有一个人用科技史里的事实来回答这个问题。
说明什么?
有些人的大脑天生适合当别人思想的跑马场,当完以后还要像癌细胞扩散一样把自己充满偏见的想法传播给别人。
回答这个问题,你至少要引用两个学科的知识。
中国科技史,西方科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