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了解一下工程学、数学这些学科和军事的关系就知道了。比如数学和炮兵的关系,大概在古罗马时代就密不可分了。实际上真正推动科学发展的原因非常功利性,因为利益需求导致对工程方面的需求,工程经验的数量和应用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需要更高效更精确的数学模型来指导,才促进了科学理论的发展,实际上我们现在学习的各种科学理论,本质上就是一堆数学模型。甚至我们衡量这些理论是否正确的标准都是这些模型的计算结果与实际观察到的误差有多少,所谓的剃刀原理,无非是同等误差下尽量挑模型简单的那个,并非简单的就一定正确,而是简单的用起来更方便。
西方国家早期,国家规模小,分封后实际集权的国土面积小,人口少,这种情况下,技术进步能带来非常直接的收益,甚至哪怕只是做的一点儿有趣的东西,仅仅给贵族之间带来点儿谈资,都能转化成实际收益。
而对中国来说,庞大的国土面积,高度集权的政治,导致可调动的资源非常多,相比少数技术进步,决策方向和管理能力带来的影响远远大的多,以至于一点儿技术进步的收益在整个国家的层面上连点儿浪花都打不起来。技术更先进的中原被技术落后的周边民族打得灰头土脸的情况很常见。这种情况下,你根本不要指望统治者会去关注一点儿小小的技术进步,除非你带来的是一场技术革命。而没有小的技术进步的累积,又哪儿来的技术革命呢?相比西方早期那些贵族赞助技术研究,甚至干脆就是贵族自己从事技术研究,中国这种大国集权背景下,把精力和财力都花在技术研究上的贵族早就在竞争中被淘汰了。
单人可以凭管理组织能力调动巨大资源,而社会上又存在对个人来说几乎无穷无尽的资源的情况下,竞争必然演变成比谁调动资源的范围更广,最后统治者的精力必然是投入“与人斗其乐无穷“上。
相比之下,对于分封制,单个集权者统治范围狭小,可调动资源有限,“王侯将相就是有种”的西方国家,统治者关注技术发展就是统治的最优解。
至于说现在,中国终究得关注技术了,无非是因为技术终于发展到可以碾压一国单纯堆积人力和自然资源的程度了。
所以,科学思想诞生在哪儿,和什么人文情怀啊,什么民族特性啊之类的都没关系,纯粹就是利益驱使。
实际上,上一个社会阶段太大的优势,往往会阻碍社会进入下一个阶段,导致社会在下一个阶段落后,而下一个阶段落后,却又容易导致社会在进入再下一个阶段时受到的约束少,更容易领先。
所以为啥科学思想不是先诞生在中国,无非是因为中国太早进入大统一,太早进入集权统治。其实中国已经算运气好的了,其他早期很成功的社会,我们一般称之为“文明古国”,丫连科学长啥样都没看到就嗝屁了,就剩中国一个独苗苗了。
PS:有些人说什么中国人太功利,所以缺乏追求科学的精神。呵呵,我再举个例子吧,发现万有引力的前置科学是天文学,而有两大研究途径指向天文学,一条是历法,因为种植业需要,然而种植业需要的天文学研究程度很难达到发现万有引力所需;另一条途径是远洋航行,推动远洋航行的是商业,原因是海上航行顺着海岸线走路程太长,走直线的话基本上必然深入远洋。要不是开普勒定律,牛顿不知道哪年才写得出万有引力公式。
要不是为了赚更多的钱,打更多的胜仗,科学研究只会沦为少数人自娱自乐的玩意儿,再过一千年也别想和炼金术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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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的评论看下来啊,好多人分不清从个人角度看科研,和从国家发展角度/历史发展角度看科研的差别。
至少就古代的情况来说,个人可以凭一时兴趣搞科研,然而不要指望可以凭个人的一时兴趣可以不断推进深化科研。单项单次的科研突破可以依赖个人的兴趣和天赋,然而基本上所有科学研究的基础都是建立在实践经验上的,换句话说,从整个历史的发展来看,如果不是因为技术应用总结的经验,科学研究连基础都不具备;然后少数人做出科学的理论突破后,也要依赖利益驱动,才能避免科研成果的失传,并且让后来的研究者能接上前代人的研究。不然仅凭兴趣驱动,研究得越深,相关领域分化越严重,后续刚好传到同样感兴趣的人手里的可能性越小,随便历史上来点儿什么波折就失传了,无非是有战乱的时候失传得快点儿,没战乱的时候失传得慢点儿。
一直到现代,国家对科研的投入也是看在为了技术发展而进行的超前投资上的,现在之所以能支持很多人凭兴趣研究,而且无惧失传,无非是生产力大幅发展,养得起这么多闲人,而且信息储存技术也大幅发展,有利于保存信息了,否则很多凭兴趣搞研究的人,且不说有没有人赞助,连他们的研究成果都是连一代人都流传不了,属于刚死就失传的那种。
所以,从个人的视角出发,看科学那就是好奇心,探索欲推动的,然而从整个历史来看,科学发展是利益推动的,要不是利益因素,千百年来的科学家只能不断地重复造轮子,爱因斯坦还在研究铁球是不是同时落地呢,小滑块都不知道在哪儿,哪儿有功夫搞什么相对论。
所以有些人啊,不断地要论证科学是靠科学家兴趣推动的,说白了就是象牙塔里的清高而已,把自己这个个体看得很重,无非是要论证“我的兴趣很高尚,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没有铜臭的,所以你们都该支持我”,怎么说呢,本来就是吃五谷杂粮的,非要弄得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姿态。这种人啊,到了古代只能在国师和跳大神之间二选一,没机会搞科研的。
我觉得,中国科学进程落后于西方、或者说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我觉得很大一个因素是在于中国古代的数学。
你说中国古代数学发达不?璀璨不?提起来,《九章算术》《海岛算经》等等专著,刘徽、祖冲之、秦九韶等大数学家,伟大不?答案当然是很璀璨,很伟大。
但是,中国古代数学有几个非常大的缺陷。
最重要的一个缺陷,就是中国古代数学是一种应用学科,研究数学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解决某种现实问题,比如计算历法、丈量土地、计量仓储、计算距离、修建工程等等,——这个从中国古代数学的圣经《九章算术》中就能很明显看出来,你看他的章节名,就叫“方田”、“粟米”、“少广”、“盈不足”等等,而内容则是一道一道的应用题。在这里,数学仅仅是一种计算工具,所以中国古代数学其实就是算术,一切都是围绕着实际生活中遇到的计算问题来进行的,如非实际应用,中国古代数学则很少思考一些纯思辨性的问题。
这也就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因为缺少了纯思辨性的思考,所以中国古代数学始终停留在形而下的、“器”的层面,没有上升到哲学的、理性的、“道”的高度,这点非常可惜。——我甚至认为,这就是导致中国古代缺乏科学思维的根本原因。没有了形而上的思考,只纠缠于具体应用之间,则数学不免就变成了“仓储之学”、“丈量之学”、“运输之学”、“修造之学”,而对于数学的真正本质,则很难触及得到。
也正因为中国古代数学实际上都是“仓储之学”、“丈量之学”、“运输之学”、“修造之学”,所以也就造成了它的另外一大缺陷:没有形成体系。
这方面,我们必须要用古希腊的《几何原本》来做个比较,《几何原本》用几个定义、五条公设、五条公理,使用逻辑论证推导的方法,建立起整个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大厦,每一个命题都经过严密的逻辑论证,而每一个命题本身又成为后面命题的推理依据。整部书结构之完整、逻辑之严密,虽欲易一字而不可得。——明朝徐光启就曾这样评价这本书:“此书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置之不可得”。
徐光启为什么有这样的惊叹呢?因为中国古代数学完全不是这样的,就拿《九章算术》来说,你可以随便把它的题目进行删减、前后互换,完全不影响这书的其他部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几何原本》是以逻辑推理为基础的,而中国古代数学是以算法为基础的。
西方数学以逻辑推理为基础,最终建立了形式逻辑这一思想利器,从而成为了科学思维的根本。
中国古代数学以算法为基础,虽然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比如刘徽的割圆术、秦九韶的大衍求一术(即中国剩余定理,这也是数学史上唯一一个以 中国人命名的定理)等等,但总的来说,这种成就是孤立的、偶然的,没有形成体系,更不要说成为科学的基石了。
中国古代数学既然以算法为基础,就带来了另外一个大问题,也就是在所有的数学论著中,数学家们所侧重记录的,都只是算法的内容,而至于如何得到这个算法的,数学家们却并不关心,以至于证明过程付诸阙如。
中国古代数学还有一个大缺陷,由于汉字的关系,中国古代数学符号极其不发达,数学符号不发达,致使所有数学命题、算法的表述,都必须通过文字来进行,而不是使用公式。
这以上种种问题,如没有建立起形式逻辑、没有证明推导过程、不知道使用公式,这种情况下,科学又如何能够产生呢?
牛顿在建立经典力学之前,还得先发明微积分,就中国古代数学这个状况,你认为可能产生微积分吗?
关于“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是一个高大上的题目,刚刚发布的国家十四五规划单独用一章三节进行专门论述,可见这个题目对于科技的重要性。我既没有做过专题研究,也没有资格过多评论。今天赶巧周一,刚查了一下百度地图,到单位上班估计得在路上堵一个小时了,久违的堵车,正好有这么长的空闲时间,也仅就我个人的直观感受,围绕这个话题叨叨几句,算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吧。
在开始这个话题之前,我思考了几分钟,从哪几个方面来展开讨论呢?我想大致分三个层次吧,第一个是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中人的因素,第二是企业的因素,第三是社会的因素。我就从这三个方面谈一谈我的看法。
一、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中“人”的因素
人是科技创新中最核心的资源,也是最难讨论清楚的因素。作为一个曾经的科技工作者,我从个人角度回答几个问题,试着把这个点说清楚,比如:我要选择加入一家科研机构,是什么吸引了我?如果选择离开,又可能是什么原因?当然原因可能有很多,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如果让我从科技工作者的角度选三个因素的话,我会选择尊重、公平、团队。
(一)关于尊重
知识分子历来都好面子,这恐怕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我想全世界优秀人才的内心大多是孤独的,也是骄傲的。不管他们是否有权势,是否富有,都特别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马云讲过一句话,一个人如果离开企业,无外乎两点,要么是钱没给到位,要么就是受气了。在尊重这个方面,我并没有特别强调待遇,并不是说收入不重要,而是对于很多科技工作者来说,物质条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的精神世界足够丰富,大多数空间已经被他们所热爱的科研领域所填满了,一般没有太多时间或者精力追求物质方面的东西。故而对于科技工作者来说,能够得到尊重很重要,物质条件只要能够达到相对比较体面的生活,他们就会很满足了,对于物质他们并没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向往和追求。
(二)关于公平
学而优则仕是我们的历史传统。当前也有很多著名科研机构、大学校长由院士来担任负责人,行政职务注定是要承担很多的管理工作和日常事务性工作,而院士则是对一个人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巨大成就的一种认可。我们如何充分发挥一个人的价值?就是这个人在最适合的岗位上从事着最热爱的工作,院士可以说是整个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本来应该把他们专长投入到科研领域,而他们现在不得不把精力分散一部分出来在事务性工作上,不得不说是对资源的浪费。在这一部分我并不是表达院士不可以担任行政职务,而是院士们可能做出了不得已的选择,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改革。我狭隘的理解,搞科研需要大量的投入,而资源基本都掌握在一些非科研人员的手中,那么在这个矛盾中,只有科研人员掌握行政力量,掌握了分配资源的权力,才能够更好的为科研服务。我想绝大多数的优秀的科技工作者都对自己所从事的科研领域怀有深厚的感情和情怀,并不是自发自愿担任这些行政管理职务。从这个角度,我想每个科研工作者都渴望一个公平的科研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能够自由自在的,充分的,竭尽所能的从事自己钟爱的科研事业,做出自己的成果流芳后世,我想这可能就是公平背后的含义吧。
(三)关于团队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对于科技工作者来说不外如此。优秀的人总是和愿意和优秀的人在一起。科技工作者比别的群体更渴望创新,更渴望做出改变人类社会进步的成果。因此,当选择一家科研机构的时候,如果这个机构有着业内知名的大牛,那对于技术人员无疑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作为一个完全靠脑力的职业,就像是在茫茫的无人区狩猎,在大牛的手下干活,就像是跟着一位有经验的猎人,更容易取得成功,收获满满。在良好的工作团队中,大家秉承着相同坦诚的理念,相互尊重的态度,能够自发达成和谐的协作方式,能够最大程度的激发思想的火花,能够最大程度发挥出每个人的专长和创造力,这种团队环境不仅是一种宜人的工作氛围,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科技成果大量的产生。
二、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中“企业”的因素
企业这个因素其实有两个方面内容,一方面是企业应该为科技人员营造什么样的创新环境?另一方面是企业应该向社会提供什么样的创新产品?
(一)企业应该为科技人员营造什么样的创新环境?
1.对科技工作者要宽容失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科技工作者需要更多的理解和信任。因为科技工作者要做很长时间的冷板凳,需要承担很高的沉没成本,风险极高,在大多数时候他们都很难做出像样的科技成果。所以这个时候企业的信任和理解就变成了支持他们前行的巨大力量。我原来工作过的一家北欧企业,常年在大学研究院雇佣了这个领域内涉及的顶尖专家,他对这些顶尖专家要求极为宽松,提供了充沛的科研经费,对这些专家采取了完全信任的态度,没有设计什么考核指标,这些科学家反而为企业源源不断提供了先进的基础研究成果支撑企业发展。任正非老先生曾经说他们高薪招揽了一个俄罗斯数学家,十几年没有出成果,突然取得了算法突破,公司在3G上就达到了世界领先。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优秀的人才都对自己有着远远高于普通人的个人要求,只要你能招到优秀的科技人才,他唯一想做的就是做出更多的成果,根本用不着你去考核,做不出科技成果的那种煎熬,一般人根本忍受不了,他比任何人都渴望做出成功过。如果对科技人员像对待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考核,从他的角度看,更多的是一种不信任和不尊重。我觉得企业与其在思考怎么考核技术人员,不如多花点时间去想怎么能够招揽到业界最前沿的科技人员。
2.对科技工作者要给予相对自由的环境。科技工作要靠积累,也要靠灵感,因此,对于创新性强的工作,很多国外公司都给予了宽松的工作要求。我以前工作过的公司,请半天假是不需要申请的,也不算在请假范围内,也没有请假次数限制,如果临时有事随时可以去办,只要跟自己上司说好就可以了。据说在Google这样的高科技公司里,为了激发员工创造性,工作时间可以带自己的宠物上班,有人希望在公司能够打排球,很快草坪变成了沙滩排球场等等。让我想到了《种树郭橐驼传》中的一句话: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
3.厚积薄发,静待科技工作者的奇迹年。一个人怎样才容易灵感爆发?就是在其心灵最自由的时候。流水线上要求工人尽量提高效率,而且流水线缺一个环节都不可以,而科技工作者完全是一种独立的创新性工作,工作成功与否和工作时间没有正相关关系,因此,不能像管理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管理技术人员。他们可能在很长的时间段内没有什么好的想法,也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产生了大量的科技成果,世界上著名的很多天才科学家都有自己的奇迹年,比如:1666年,牛顿独自一人就奠定了微积分学、经典力学、光学和天文学(天体力学)这四大学科的基础,其中的任何一项工作都足以让牛顿名列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之列。1905年,爱因斯坦独自一人就发表了六篇论文,单单这一年的工作,至少就配得上好几个诺贝尔奖。
(二)企业应该向社会提供什么样的创新产品?
企业是社会科技创新的主体。企业生产出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需求,以此获得回报,获得利润,持续健康的发展下去。这是企业和社会良好互动的生态环境。社会不断产生新的需求,企业不断生产新的产品和服务满足需求,甚至企业还能创造出新的产品引导社会的需求。
1.企业创新与需求的错位。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企业接触客户需求的一线人员,并没有把市场需求及时、准确的反馈给科技研发人员,企业内部信息通道不畅通。或者企业研发部门的地位都高高在上,市场部门反馈的需求,没有得到研发部门的重视。有的企业的技术人员不接地气,设计出的图纸,在生产制造环节难以实现,或者实现成本很高,有的勉强实现了还容易产生大量质量问题。还有的企业研发部门创新比较任性,凭着技术人员一厢情愿的想法,并没有真正的和企业外部的需求对接起来。以上这些案例,浪费了大量的科技资源。而且科技人员习惯性追求性能高、结构复杂和外观精巧,而实际需求常常是皮实好用,价格低廉。供给和需求双方在认识上的差别,导致了科技工作者的创新不为市场接受。
2.企业创新要有领先半步的意识。我姑且把自己道听途说来的一些路边社消息分享大家,供大家思考。以前我工作过的一家跨国公司,据说公司科技储备领先行业最先进水平20年。这个公司选择技术领先半步策略,在这种思维方式指导下,每当竞争对手推出性能更好、价格更低廉的产品时,他就从自己的科技储备库中推出新一代的更加优质的产品,以此在市场上获取更高利润。从这个案例来看,科技创新的策略对企业同样重要,企业作为经营主体,应该把企业的利润放在第一位,科技创新与赚取利润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3.企业利用市场快速补全创新链。还是我工作过的这家外企,他们曾经也面临过很多的技术瓶颈,比如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润滑等等,还有一些机电一体化、设备成套方面的问题。这家公司花大手笔收购行业里面前三名的企业,重组收购并非只买不卖,而处于一种新陈代谢的循环状态。当他收购了一家优秀企业之后,就从这家企业里面快速吸取急需的科学技术,作为自己产品的技术支撑,当这家公司的技术短板补足之后,他就会毫不犹豫以一个较好的价格把这家公司卖出去,很多公司重组不仅弥补了科技短板,经常还可以大赚一笔,卖公司的收益又会投入到下一轮的战略性收购重组中。
三、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中“社会”的因素。
在国家十四五规划中,从科技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对外开放合作等方面提出了很多具体措施,除了“揭榜挂帅”、“赛马”等个人英雄主义的一类措施,科技工作者也渴望在社会中得到更多身份认同。知识分子的创新精神和科学家精神不是自己与生俱来的,是这个社会给予的,是环境造就的,精神的产生需要土壤,需要从社会和环境中汲取能量才能够生根发芽,在贫瘠的文化土地上是开放不了科技创新之花的。
1.科学家需要社会关注。在我国研发两弹一星那个时期,钱学森、邓稼先、黄纬禄等一批科技工作者都获得了国士般的待遇。在强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感召下,他们远渡重洋回到祖国,抛家弃子,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发展国家的科技事业。进一步说明了科技工作的核心竞争力是人。改革开放以后,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一切向钱看,知识分子纷纷下海,知识成为变现的工具后,让我国科技工作者变得铜臭气了,到现在这种社会导向也没有发生根本转变。
2.科学家需要社会尊重。在创新型能力最强的国家,科技工作者都享受着优厚的待遇和崇高的社会地位。拿我们的近邻日本来举例,他们将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印在纸币上,体现了日本高度尊重知识力量的态度。在这些国家,科研投入高,科技人员个人收入并不高,那就说明待遇并不是制约科技进步的主要变量决定性变量。举个反例,在我国金融行业和互联网行业是薪水最高的行业,这些行业笼络了大量的人才,收入也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但并没有看到高收入带来更多的技术创新,高投入同样也没有产生很多的原发性技术成果。这些行业更多聚焦在了商业模式创新,而不是技术创新方面。
写了很多,算了,还是删了,免得又进去了。。。
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科学。
科学是描述的是外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而中国没有发展出科学的原因是在那个年代里,搞科研收益低,且没必要,不符合社会的需要。
其实,西方那些早期搞科研的人,其行为目的完全是自发的好奇心所致,俗称吃饱了撑得没事干。也只有贵族敢这么玩,也只有贵族玩得起。
而中国虽然人多,但大多数都是穷人,并且社会行为规范观念森严,叫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
那时候的行为规范的出发点,无非是繁殖后代,外加聚敛资源,除此之外的事都会被列为不务正业,俗称不出道。
道者,繁衍后代,以及听从上级的命令,一起聚敛资源。再根据你积累的资源,给你在社会上搞个排名,并给予相应的地位。
这便是每个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使命,或者叫习俗、文化。
有钱有势后,就会花钱招募各种人才,以自己为中心,出去跟其他势力争夺资源。这便有了中国历史上的七雄争霸,以及最后始皇帝的一统华夏。
所以,社会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某人或某个群体,积攒更多的资源,也就有了那句老话,“打仗就是打钱!”
发展到近代,你就会发现虽然各个国家间都有各种各样的矛盾,但是发生战争的频率却明显降低了。
因为打仗只是手段,搞钱搞资源才是目的。
既然可以经商贸易,拿我不需要的东西,从你那换取需要的东西,那还打什么仗?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国家会如此重视文化产业的原因,虽然没造出什么有实体的物品,但是只要这样东西能从其他国家那里换取我国需要的资源就足够了。
再更进一步,就发展出了如今的金融贸易,我连用脑子想出来的文化产品都不搞了,直接跟你玩数字游戏,便可从其他国家那里抢到资源,那何乐而不为呢?
华尔街那帮人很好的诠释了现在人类文明的核心,只有两个字——搞钱。
所以,你会发现任何形式的社会活动的最终目的都只是在搞资源,而科研虽然也需要资源的辅助,但并不是其最终目的,而科研的最终目的只是发现某种规律。
目的不同,放大到行为上也会不同,而古代的中国人便选择了,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社会活动中去,即纯粹的只为了搞钱。
除非,这个科研项目能帮助我搞更多的钱,我才愿意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所以,在任何国家里,军事领域的技术总是领先于商业技术。(明朝时,就大力发展过火器的制造和使用,目的是为了守钱,间接的搞钱。)
而古代不搞科学是因为从那时候看,搞钱和搞科研之间关联性不强,甚至还呈现负关联,那就要遏制这种不合常理的行为了。
直到近现代,所有人都有目共睹,原来科研和搞钱成直线正相关,所以才那么重视科研,但科研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永远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永远都是——搞钱。
这样看就很明白了,别看人类长那么大的个头,有脑袋、有内脏、有四肢,有上亿的神经元。那么复杂的一个个体,所做的各种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昆虫类的蚂蚁没什么两样,能表征出那么多的东西,最终还不是和不能表征,也记不住啥东西的蚂蚁一样,搞资源的积攒,即搞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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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还是做事,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只能二者选其一,原因便是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要想在某一方面有所成就,就必须要先达成,记忆持续这个必要条件。
做人的要点在于猜对方的心思、意图、目的,所以太会做人的人,就不会做事,因为客观规律不因人主观意志的改变而改变,两者是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
如何做人?
与他人的预期达成一致,重视或者听从他人的意见/预期。
那做人为什么和做事相矛盾呢?
因为客观规律不因人主观意志的改变而改变,并且客观世界的影响因素是多变复杂的。所以,科学永远不会完美,只能靠人去不断地完善。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某位权威人士说道理A就是对的、绝对的真理,那么根据科学永远不会完美,需要不断完善这个条件,那岂不是一定就要质疑这位权威人士?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最注重传承,所谓传承,这个词汇里不就包含着需要后人完全相信其正确性,进而完整的把它流传下去。
在中国这个特别注重传承文化的国家里,像科学这种必须要不断质疑权威人士,甚至彻底推翻其言论的事是很难发生的。
所以,西方能发展出科学也是得益于其松散的组织模式,而像中国这样紧密的社会结构下,发展不出科学其实是必然的。
如果没有葡萄牙人打烂威尼斯—土耳其贸易垄断体系给欧洲的资本主义萌芽浇水,西欧发展到底也不过是一个小号的、松散的大明。英格兰的国王仍然沉浸在与法王的无限战争中,神罗的皇帝一次又一次与教廷争夺主教的叙任权,意大利的城邦继续凭借着地利和土耳其人垄断香料贸易。
是什么改变了这一切?是休达战役为葡萄牙人打开的新大门,是威尼斯—土耳其贸易垄断体系瓦解后涌入里斯本的黄金,是荷兰人高瞻远瞩成立的第一个东印度公司。有了这些“水分”,资本主义的萌芽才能成长为参天大树。
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以宗教改革为代表的一系列对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抗,正是建立在葡萄牙人开辟的印度航道改变了旧欧洲这一社会存在之上的。没有这一转变,近代科学这一建立在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瓦解这一基础上的新社会存在便是名副其实的空中楼阁。
因此这个问题,和中国人是否有劣根性、中国人是否不如欧洲人没有任何关系,从资本主义萌芽和资本主义之间有一个无法越过的阶段,那便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而西欧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实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地区,是因为被西欧挡在门外的葡萄牙帮助他们打开了这扇大门。
接下来的问题才是最关键的:
同为封建主阶级,葡萄牙的国王为什么能容忍对外开拓这类损害封建主权威、动摇封建主阶级的阶级统治的东西?
在15世纪初,葡萄牙人口仅有一百万。它的国王们太穷,以至于无力自行铸造金币。渔业和自给农业是经济支柱。
葡萄牙是个贫穷小国,被排挤在欧洲事务之外,被强大的邻国卡斯蒂利亚包围和压制。
——《征服者:葡萄牙帝国的崛起》
而中国的封建主阶级为什么又可以承受限制东南沿海居民自发开拓的后果呢?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乾隆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和晚明士绅的“启蒙思想”,就像威尼斯的繁荣——美丽却脆弱,前者被地主阶级的阶级统治关进了牢笼,后者被欧洲尽头的蕞尔小邦打得粉碎。
开拓开拓开拓,没有开拓,何来开拓带来的一切?
再回到你的题设逐步分析
我们学历史就知道,在古代中国人们就有很多工艺技术、科学知识领先世界水平。
这话没错,中国古代繁荣过一段时间,农业丝绸瓷器文学艺术都不错。但是印度人、阿拉伯人、罗曼人,也有独特的的工艺,和辉煌的时期。 没有客观证据显示,他们古代比中国人差劲。如印度人发明的阿拉伯数字、古罗马的建筑,直到今天依然坚挺不衰。埃及金字塔,长度不比万里长城,但是高度和精度强得多,还早了三千年。
史前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土耳其部落在没有金属的情况想,单靠石头就建立了万人城市,没有街道,人房顶上行走,门也开在房顶上,屋里有壁炉可以做饭。这时的中国还在茹毛饮血住山洞。
祖冲之的圆周率比西方早一千年发现,华佗比西方医学更早的发明了麻沸散等
祖冲之的一个π, 只是一个碎片知识点,还不如他儿子的祖恒定理、包含了微积分思想,而这些成果,托勒密、欧几里得、阿基米德都有。
至于华佗的麻沸散,只是众多麻醉剂的一种。世界各国都有大麻、鸦片、古柯碱、魔幻菇这样的麻醉剂;华佗想给曹操,劈开脑袋去肿瘤,把自己作死了;但是瑞士人五千年前就开脑壳,治疗精神病了。这是瑞士洛桑博物馆的公元前3500年的头盖骨,根据周围组织生长分析,主人经历了脑组织治疗,且存活了一段时间。
至于其他的医疗技术,西方更是花样繁多:
古罗马时代就可以做双眼皮
1500年瑞士人剖腹产母子平安,之后几年还顺产了几胎。
而且剖腹产技术流程记录下来,之后两三百年医生都依次效仿。
16世纪法国人,靠粗铁丝捅尿道的方法,来治疗前列腺增生,虽然疼也比憋死好。《金瓶梅》里的西门庆就是尿尿痛死的,要是有个法国医生,给他扩充一下,加上鸦片麻醉,还能活好些年。
17世纪英国人可以割掉阑尾炎
至于你说的
明清以前,工艺水平、知识水平,当然的中国都是远远领先于世界的。
并不是这样,中世纪欧洲机械加工、化学制药、建材制造已经形成系统产业链了。166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为了玻璃工业,以皇家的名义建了一个大型工厂,这家356年历史的公司至今还是世界500强。在中国上海安徽河北武汉都有工厂,以生产飞机挡风玻璃出名,叫圣戈班建材。类似还有如意大利Beretta枪械公司、英国Whitechapel 铸钟厂都有 500年的历史;要是说起美妆护理这样的轻工业,其涉及的化学萃取、酒精提纯,硝硫盐酸分类, 有700年历史。
车钳刨铣、石头建筑,这是欧洲上千年的传统,只是煤炭和蒸汽机的发现,将这一工业文化放大了。在热能出现以前,车削、锻造、光学、精密仪器,很多看似先进的产业,在欧洲就流行几百上千年了。这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提到、只是中国的历史不会去叙述这些西方的科技文化。
但凡去欧洲工业旅游都会发现,纺织厂、锻造厂、车间全都是建在河边。因为蒸汽机出现以前,欧洲人已经用水做能源,通过皮带或齿轮,推动机器了。这跟中国玩票式的水车灌溉不同,几乎所有城市码头都被工业车间占领,这在大量文学作品中广泛出现: 小说《红与黑》开篇就写水力气锤
一进城,就会听见一台声音嘈杂、样子吓人的机器轰隆隆作响,搅得人头昏脑胀。二十个沉重的铁锤,全靠一只由湍急的水流带动的轮子,升起,落下,震得路面直打颤。我也说不清一个铁锤一天要生产几千枚钉子。起落之间一些水灵俏丽的姑娘把小铁块送到巨大的铁锤下面,铁块旋即变成了钉子。
火车出现以前,轨道交通就有了,也就是有轨电车的前身,不过是马拉的公交车而已。
水力电梯出现的更早,《三个火枪手》里面就有提到水力电梯,到了1853年otis公司的电梯已经有自锁装置了,绳子断了也不会摔下去。
雨果在《悲惨世界》里提到了公共自来水,因为西方的城市给排水系统在宋朝就出现了,利用泉水压力输送到居民区:例如下图是意大利1860年公用自来水系统旧址,我在2015年的时候还是能去喝水的。
大仲马《基督山伯爵》提到了电报,但是大仲马的时代还没有电。这就是早起的光学电报.出现于1790年代,比莫尔斯电报早了60年,就是旗语编码+望远镜长距离传递信息。
如果你实在觉得我崇洋媚外,可以去读读《红楼梦》,
看看康雍乾时期,公爵贵族家里是不是大量的
落地自鸣钟,桌钟,怀表,随身挂表;
刘姥姥二进大观园喝醉了,看到了探春房里秤砣晃悠,那是座钟的惠更斯摆频率;
从西洋水银镜看到的自己太逼真,误以为是亲家母。
电视剧《康熙王朝》,周培公在山西避战,就是等西班牙进口的红衣大炮。
至于收复台湾,明珠的想方设法掏空国库的1500万两银子,买18万两一艘的荷兰战舰。
那时候西方工业革命还没开始哦,雅克萨尼布楚战争也没有输给俄国。
但这时的顺治康熙对 汤若望、南怀仁 的西方科技已经十分重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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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从人类理性的历史所及的极早时代以来,就在值得惊赞的希腊民族中走上了一门科学的可靠道路。但是,不要以为数学与理性在其中仅仅同自己本身打交道的逻辑学一样,很容易就遇到或者毋宁说为自己开辟了那条康庄大道;我宁可相信,数学(尤其是在埃及人那里)曾长时期停留在来回摸索之中,而这种转变应归功于个别人物在一次尝试中的幸运灵感所造成的革命,由此人们必须选取的道路就不会再被错过,而科学的可靠进程就永远地、无限地被选定、被标示出来。这场比发现绕过著名海角的道路更为重要得多的思维方式的革命以及实现这场革命的幸运者的历史并没有给我们保留下来。然而,第欧根尼·拉尔修提到过据称是几何学证明的那些最微不足道、按照常人判断根本就不需要证明的原理的发现者,他留给我们的那些传说表明,对于由发现这条新道路的最初迹象所造成的这场变革的怀念,必定对于数学家们来说显得极为重要,从而变得难以忘怀。在第一个演证等腰三角形的人(无论他是泰勒士还是任何其他人)的心中升起了一道光明;因为他发现,他不必探究自己在图形中看到的东西,或者也不必探究图形的纯然概念,仿佛从中学到它的属性似的,而是必须通过他根据概念自身先天地设想进去并加以表现的东西(通过构图)来产生。而且为了可靠地先天知道某种东西,除了从他根据自己的概念自己置于事物之中的东西必然得出的结果之外,不必给事物附加任何东西。
当伽利略让他的球以他自己选定的重量向下滚过斜面时,当托里拆利让空气托住一个他事先设想与一个他已知的水柱的重量相等的重量时,或者在更晚近的时候,当施塔尔通过抽出和归还某种东西而使金属变成钙盐又把钙盐再变成金属时,在所有的自然研究者心中升起了一道光明。他们理解到,理性只洞察它自己根据自己的规划产生的东西,它必须以自己按照不变的规律进行判断的原则走在前面,强迫自然回答自己的问题,必须不让自己仿佛是被自然独自用襻带牵着走;因为若不然,偶然的、不按照任何事先制订的计划进行的观察就根本不在理性毕竟寻求和需要的一条必然规律中彼此关联。理性必须一手执其原则(惟有依照其原则,协调一致的显象[Erscheinung]才能被视为规律),另一手执它按照其原则设想出来的实验走向自然,虽然是为了受教于自然,但却不是以一个学生的身份让自己背诵老师希望的一切,而是以一个受任命的法官的身份迫使证人们回答自己向他们提出的问题。这样,甚至物理学也应当把它的思维方式的这场如此有益的革命归功于这样一个灵感,即依照理性自己置入自然之中的东西在自然中寻找(而不是为自然捏造)它必须从自然学习、而且它本来可能一无所知的东西。由此,自然科学才被带上了一门科学的可靠道路,它在这里曾历经许多个世纪,却无非是来回摸索。---《纯粹理性批判》
中国什么时候有这个思维方式了?
这有什么好稀奇的,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样红啊。中国屹立世界之林数千年,一直都是人类文明之颠的存在,哪怕是最惨的晚清、民国期间,也是世界大国,是世界牌桌上的玩家。
还想怎样?五千年历史,一刻不是世界第一就得反思自己?那还让不让别的文明活了?
反思怪是种病态,这种病为什么广泛存在于中国人心中,这本就是个问题。
雅典是古希腊文明的明珠,最后败于斯巴达。
法国是欧洲皇冠,被乡巴佬英国人吊着打。
日不落帝国傲视全球,被暴发户美国当搅屎棍使。
历史哪有那么多为什么?无数文明此消彼长,你方唱罢我登场才是常态。
题主,你真正应该问的是,为什么中国能够在历史上大多数时期领先西方,还能几千年不消亡,至今仍能问鼎全球。
人类诸多文明,昙花一现的才是历史常态,像中国这样经久不衰的才是奇迹。
很多人忽略了,在技术进步到产生质变之前去,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力提高很有限,对于生产水平提高的影响远远比不上政治制度建设和行政水平提高带来的统治能力提升的影响大。
简单说,在漫长的古代,你花费精力整一堆“新技术”,远不如研究如何使政治构架更加稳定,如何选拔人才来的立竿见影。
对于中国来讲,统治阶级总结出了一个道理:只要国家稳定,尽量消除战争(包括内战和对外战争)威胁,稍加轻徭薄赋国内的生产水平就会达到相当的水平。而古代中国相对欧洲复原之辽阔,资源丰富,相当程度上使得技术进步的效果非常不容易在短时间内就体现出来得到统治阶级重视,所以中国会产生了轻视技术进步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些人更倾向于改良制度,从而达到让国内生产尽快恢复到认知中的“最高水平”。
对于自己认知范围之外的东西,人是很难去完整的想象出来的。。。所以中国的统治阶级能想象到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状态,无非就是传说中的三代时期、文景之治、贞观盛世。这些认知中最好的时代,似乎都不是技术带来的,而是制度带来的,他们的结束,似乎也不是技术带来的,而是制度问题,“礼崩乐坏”的问题。
整个欧洲的历史,其实在欧洲文明史上,罗马帝国的最大疆域只是很短的时期(大家津津乐道的罗马历史,大部分时间罗马并不是唯一的强大力量,大家可以查一下罗马把地中海变成内湖的时间,绝对没有想象中那么靠前),绝大多数时间欧洲都是很多国家/城邦/政治力量构成的碎片化的竞争激烈的格局,新技术对于版图有限资源有限的碎片化格局,带来的效果往往是立竿见影的。所以欧洲各个势力,为了能看到明天的太阳,他就得搞一搞技术才能勉强维持的了生存的样子。
但是马克思告诉我们,量变产生质变。。。
于是在这种形势下,欧洲质变了,发生了工业革命。
而同期的中国,经过了两千年的思考探索,终于在清朝构建出了无比稳定的封建统治构架,可以说达到了这个体制统治稳定性的巅峰。
然后,就撞上了技术质变的欧洲人。。。
拜登的粮果然到了,啥鸟人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