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想去体制内工作？ 第1页

之前觉得体制内风气太差，到处都是关系。

去了体制外才发现，体制内提拔亲戚好歹还要层层审批，体制外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

之前觉得体制内太安逸，满腔热血得不到释放，努力的机会太渺茫。

去了外面才发现，他们不仅会吸干你的血，还要吃你的肉，抽你的筋。

等你性价比降低的时候，再把你丢进垃圾桶，说你两句不努力。

之前觉得体制内太死板，向往体制外的人性化。

后来才发现，你爸妈生病的时候，体制内立马就能请下来假。

生孩子不用担心被辞退，甚至还有点福利可拿。

如果平时你跟领导相处的不错，事假病假他可能大手一挥，工资照发。

体制外迟到一秒钟都要被扣钱，请个假和欠他钱一样。

在医院打点滴也得处理公司事务，有点急事按时下班居然也会被骂。

如果说现在的体制内是温水煮青蛙，但这至少是恒温的。

磨掉你的上进心，削掉你的竞争力的同时，至少能让你过的比较舒服。

可外面的很多企业就像是大火爆炒，耗尽你的时间和精力后，一脚把你踢出门外，还要抱怨一句:“这肉真老”。

人间迷惑行为！我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上千人去竞争一个基层公务员岗位，

一个能考上这种公务员岗位的人，必然是才智过千人，不愧为人中龙凤，

那么问题是，他为什么要当这个完全不能体现自身价值的基层公务员？有千分之一级别的才智，随便干点什么不能成功？

看完了这么多回答

才知道

原来我们连劳动法都保证不了996工作纳税

有人却可以用纳税的钱上班摸鱼，收入还这么多

“体制内”和“体制外”各有各的特点，如果是一个相对均衡的模式（换句话说，相同百分位的工作“性价比一样”），那么大致应满足这样的条件：

体制内稳定，但晋升慢、收入低；体制外不稳定，但发展空间大、灵活、收入高。

这也是很多传统上名校精英的认知，90年代的中国社会情况尤其符合这种想象。深圳的民企、上海的外企月薪几千块的时候，浙江广大地区的公务员年薪几千块的比比皆是。

但最近若干年，两个方面的变化，导致了这种“均衡”被彻底打破。（下面列举的数字并非精确，基于我熟悉的区域的情况，别的地方情况不一样的别抬杠）

一个是体制内开始强调“收入向基层倾斜”。打个比方，对于最低级别的科员而言，中央部委一年10万、省直机关一年15万，可能还符合很多人认知中的“公务员铁饭碗+低工资”，市直机关的20万就超过多数传统行业的白领了（加上相对清闲+极度稳定+社会地位高的加持，性价比或曰“吸引力”当然吊打体制外同等待遇工作）。

再往下，区直机关25万、乡镇街道30万，那就是远远超过一般白领、甚至比肩IT大厂的低级别程序员，再加上体制内固有的各种优势，性价比和吸引力简直爆表（2021年省考，杭州某区街道岗位最高竞争比5400:1），以至于很多人压根不相信发达地区的基层公务员有二三十万一年，以至于杭州某区的街道清华北大扎堆能成为大新闻（当然他们是副科职位+正科待遇，比一般科员更高）。事实上，哪怕清华北大，除了少数热门专业、热门行业的大神，多数普通毕业生（尤其是那些本科不是清北的）是很难找到比这个更好的工作的（待遇高的稳定和工作强度比不过，稳定+不累的待遇又远不如）。

所以，知乎上之前热炒的“省委办公厅年薪15万的科员和体制外年薪30万的程序员哪个更好”，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年薪30万的程序员，性价比显然不如年薪30万的街道公务员，而后者，如果有遴选到省委办公厅的机会，很多还是愿意去的。

另一个是体制外的变化。

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30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100年的路”，所以很多行业，并不是那些平流缓进、小步慢跑式社会的"每代人都有机会”，而是某个“黄金一代”把该行业全生命周期的大部分“红利”都通吃了，新入行的“下线”只有当“红利”的份。这边可以参考答主的另一个回答：

以前大家印象中的那种，所谓“企业里晋升快，公务员晋升慢”，实际上有个隐含信息：为什么同样资质能力、同样运气机遇的两个人，晋升速度相差这么多，莫非后者被领导穿小鞋、刻意打压？

非也。

实际上，排除少数能力特别出众的人，多数人想以远快于一般的速度晋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外部条件：所在的组织持续高速扩张。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爆发式增长，大量企业的组织生长是非常迅猛的。某设计院，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每年一般只招一二十个人，多则三四十个，少则个位数。但从00年代基建大爆发开始，每年就扩招到一百多个，到了10年前后扩大到200多，到如今国内基建进入“快速饱和、长线萎缩、深度内卷、缓慢出清”了，反而扩大到每年七八百人——“工程师红利”来势汹汹啊。

这种速度的组织生长，对于进入早的人员而言，很容易出头。熬个几年就是核心业务骨干，再干个几年到新开的分舵当领导，升职机会异常丰饶。相较之下，政府部门的编制几乎是被锁死的，所有代际的人都得老老实实地论资排辈，都得慢慢熬。

这个特点，对于早年参加工作的老同志而言，机会显得比企业里小得多，以至于有了“机关晋升慢，企业晋升快”的无厘头式的都市传说；但对于小年轻而言，你的机会和老同志是一样的，而同龄的“红利工程师”比起他们的前辈相比，机会萎缩得可不是一点半点，甚至饭碗的稳定性都大幅下降（很多增量行业，没项目了就是“手停口停”）。

——进一步说，很多企业，不但收入方差远大于体制，而且在时间序列上的机会方差，也远大于编制严格管控、组织规模稳定的体制内。

终上所述，在这个时代，多数普通资质、普通欲望的年轻人，在信息不对称越来越小的背景下，会怎样用脚投票呢？

反映在统计上，2015年浙江省考的竞争比只有21:1，而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直接翻三倍，变成了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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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说了很多，想补充说两句。

一个是体制外机会少了，早不是当年来深圳装个电脑，在华强北倒倒电子产品，批发个衣服就能发财的时代了。

假期和家里长辈聊天，大家都觉得国家未来的方向就是把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事情，逐渐收回国企来做，所谓“国进民退”。

留给体制外的机会，大概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比较追求效率，国企做不好的领域。例如拼多多的买菜，员工一个月工作380个小时，国企体制下是不容易做好的。

一个是无限竞争，留给体制外的有限的蛋糕也不是那么好吃到嘴里的，由于某种原因，劳动法并没有有效执行，体制外企业的竞争趋于无限，永无止境的白热化竞争。你员工996，我就大小周；你大小周，我就月双休。所以体制外的饭碗不是谁都能端的，既要有很强的工作能力，还要承受极大的工作压力。对于大多数能力体力普通的人来说，当几年电池压榨废了，可能蛋糕都吃不到。

一个是分配问题，“你们努力干，这样明年我就又能买一台兰博基尼了”，年轻人就算拼死拼活给老板干，所创造的价值也绝大多数被资本家拿走了。

一个是保障问题，劳动法规定在一家公司工作8年之后，就要签订长聘劳动合同（可以干到退休那种），实际上体制外的公司都会用各种办法绕过去，让员工永远无法拿到长聘合同。人到中年随时都可能失业，毫无保障。更别说，给员工缴纳五险一金的体制外企业恐怕不超过20%，在体制外就相当于裸奔，一场疾病就可以毁灭你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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