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文治武功的水平如何？ 第1页

这个问题本身其实是个很有些价值的问题，就我个人观察而言，知乎上系统对武则天及武周政权做出评价和论述的回答或文章是比较少的，这个问题描述正好可以抛砖引玉，就此引导网友展开对于武则天和武周政权的理性思考和客观评价。可惜本题下的回答里出现了大量神必的魑魅魍魉，直接毁了这个话题的价值，并且把观点交流演变成了很低级的口水仗。要么是把武则天一脚踩到地里啃泥，要么是一手捧上九天揽月，完全没有看出一丝一毫对历史的敬畏和严谨。

某些神仙们评价武则天也只会拾人牙慧，贴出一大堆后人评价，甚至还搬出纪录片企图通过诉诸权威的幼稚手段压制观点表达（且不论对方表达的观点是否有理有据，也不管纪录片所持观点是否偏颇失调。）

还有个别心怀叵测会说话打字的直立行走生物居然把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硬往两性对立的问题上引，我不知道是这类珍稀动物大行其道是动物园渎职的问题还是说兽医职业水平下滑太厉害。不过我个人建议无论是什么原因，尽快就医才是正事，不要继续在知乎输出一些毫无营养的池沼文字。任何试图无端挑起两性对立的人，无论是男拳师还是女拳师都该被社会主义铁拳师毒打一顿。

最后对于武则天的历史评价当然是不能完全割裂其女性身份的，但武则天作为我国历史上的一位皇帝，其政治属性显然远远大于其作为女性的性别属性。因此要从历史角度评价她，自然就要更多关注她的政治属性，而不是抓住她的女性性别属性大作文章，这是分清了主次的评价视角。

废话结束开始正文。

首先亮明立场，个人对阿武态度是灰色态度，既谈不上粉，也不算极端黑，只是对她个人稍持偏负面的评价。

概括地说，根据武则天统治时期（683年——705年）的治绩，武则天勉强算是一个不上不下的中主。其中武则天治绩成分，文治水平远远大于内政水平，内政水平远远大于国防军事建设。

武则天统治时期文化繁荣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也正是她统治时期，朝廷选拔官吏的才具标准更倾向于文才（朝士议论选才标准的争论可以说是玄宗朝文学吏干之争的先声）。而社会上佛、道、儒三家文化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佛教文化的繁荣我想根本不需要我多说。）总体来看武氏执政时期文化政策和文化态度都是包容开明的，这个应当是较为难得的。

接下来是内政。

实际上这一部分内容是绝大多数路人，包括许多历史爱好者都没有予以足够关注和重视的部分。大家往往对武周朝内政的看法都只是很泛泛的“治承贞观，政启开元”的印象，这个概括评价不仅十分粗糙很不准确，甚至起到了相当大的误导作用。以至于个别神必壬拿着这句鸡毛评价当令箭，仿佛自己手握圣旨可以压制一切不同的声音。历史研究绝不可因为前人有言就不大破大立，更不可囿于权威而不敢发表异同看法，这类现象大行其道，足可以证明我国中学阶段的历史教育培养出了相当多只会复读不会思考还不会跟进学习的人

考察武周时代内政状况无非就是主要考察两个方面，一个是武则天治下（也包括光宅元年废中宗称制统治的时期，以后不特别说明均按照这个时间界定处理）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国家财政运转状况，另一个就是武则天治下，政治建设状况包括吏治和铨选等等。

那么我们一一来看，武则天内政治绩几何，究竟存在一些什么并未被普遍注意的问题。

寺院经济畸形膨胀

武则天统治时期是唐/武周时期寺院经济膨胀的一个重要转折期。寺院经济的规模在武则天、武显母子手上终于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畸形的产业链。可能很多知友并不太清楚寺院经济过于庞大畸形对于封建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后文我会详细说明。

唐前期营造和设立寺院基本上集中在两京地区，而且多以皇家功德寺院（有些是皇帝敕建的寺院用以安置妃嫔或者给皇家祈福，而且用王公贵族旧宅就地取材改造成新寺院。以上唐前期主流做法。）为主，数量相对有限，地理分布上也相对集中，规模相当有限。

但是到了武则天时代就不一样了，首先是寺院数目大幅度增加了，武则天下令天下各州置大云寺一所。终唐一代州县废置不一，州级行政区的数目始终保持在三百多个的水平（这里的州指的是正州，并不包括正州下安置的各类迁入内地内附的蕃胡部落为主体的蕃州行政区，这类蕃州行政关系上隶属正州管辖）也就是说保守估计，全国除两京以外，寺院数目都增加了三百多个。而且实际上并非是正州的行政区也有大云寺存在（唐朝在边疆地带会设置一些非正州的行政区，比如隶属于正州管辖的蕃州，以及一些军事镇戍单位），同时有证据表明，即使是正州之下的个别蕃州也是奉敕建置了大云寺的，比如设置于靺鞨人部落的燕州也是有大云寺的。

幽都，望。本蓟县地。隋于营州之境汝罗故城置辽西郡，以处粟末靺鞨降人。武德元年曰燕州，领县三：辽西、泸河、怀远。土贡：豹尾。是年，省沪河。（武德）六年自营州迁于幽州城中，以首领世袭刺史。——《新唐书卷39.志第29.地理三》

再比如一些非州级行政区的边疆地带也有大云寺。比如安西地区的龟兹镇、疏勒镇以及碎叶镇都是奉敕建置了大云寺。

这是龟兹镇

这是疏勒镇

这是碎叶镇

昔交河公主（十姓可汗阿史那怀道之女）所居止之处，所建大云寺犹存。——《经行记笺注.碎叶国》.p47-p48

由此可见武则天这道敕令的执行力度非常大，其所置大云寺的数目都可能远远超出了武周的正州个数。

可能有人要出来抬杠说武则天敕建的大云寺有些原本就是在州县旧有寺庙的基础上改了寺额而已，并不影响这项敕令带来的寺院数目膨胀。这种说法有依据吗？肯定是有的，我自然心知肚明。

大云寺者，晋凉州牧张天锡升平之年所置也。本名宏藏寺，後改为大云。因则天大圣皇妃临朝之日，创诸州各置大云，随改号为天赐庵。——《凉州卫古刹功德碑》

河内大云寺者，本隋文皇帝所置长寿寺也。——《河内大云寺碑》

但是从河内大云寺碑后面的记载可以看到，河内大云寺是通过挤占长寿寺的寺额建立的，也就是说虽然原长寿寺改为了大云寺，然而旧长寿寺额并未废除，而是迁移到了河内郡城西另一处地方安置。

尽管现有史料并不全面，我们仍可以从中推测得知:武周时期建置大云寺的同时，旧额寺院并未得到废除。所以寺院数目整体仍然是上升趋势。

除了寺院的数目规模在不正常膨胀外，僧众的规模也开始病态化的增长了。

逃丁避罪，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都下检括，已得数千。——《谏造大像疏.狄仁杰》

由狄仁杰的奏议可知，仅在洛阳搜检出的无名寄食僧众就多达数千人，如果放之全国，寄食僧人的总数应当十分惊人。

不难看出武氏执政的时期寺院经济的病态膨胀，让大量的社会劳动力和社会财富开始流向了寺院僧众，这就必然意味着国家可掌控的税户减少，可用的土地资源也进一步减少。（有官额的寺院都有一定数目的由国家所授田产作为寺院土地公产）

更重要的是寺院所经营的产业会和普通民众发生利益冲突，寺院不仅占有了大量优质土地，而且还吸纳了大量逃丁、罪犯等等成分复杂的社会人员。

法事所须，严於制敕。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逃丁避罪，并集法门。——《谏造大像疏.狄仁杰》

可能很多知友容易理解，寺院庄园产业太多必然夹杂着兼并土地的行为，但是可能未必清楚寺院庄园的水碾是如何和百姓发生利益冲突的。我来简单解释一下。水碾这种东西一旦数目过多会挤占宝贵的水资源，因为水力磨坊需要大量水流作为推动力，因此庄园大户就会想方设法把公共灌溉渠里的水引为私用，这样一来百姓在种田时就会因为水碾占用了太多渠水而无水可用。个别时候情况太过严重，朝廷还会主动以行政手段拆毁一些水碾，以分配水资源给百姓灌溉农田。

十三年春正月戊申朔。辛酉，坏白渠碾硙八十余所，以夺农溉田也。——《旧唐书卷11.本纪11.代宗本纪》

甚至李元纮做京兆尹时，为了不让水碾妨碍百姓农田，平毁了大量权势豪强家庄园的水碾。

诸王公权要之家，皆缘渠立硙，以害水田，元纮令吏人一切毁之，百姓大获其利。 ——《旧唐书卷98.李元纮传》

那么回到正题，随着寺院规模和数量的不正常增长，相应寺院名下庄园产业必然也会随之膨胀，实际上对于社会经济和国家税基的伤害是极大的。同时在造像和修寺上所浪费的社会财富也是难以胜计的，尤其是武则天敕令天下各州建大云寺一所，虽然有不少大云寺是在现有寺庙上改名而来，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寺庙只是单纯改了个名字而已，相应成为一州之官寺后，朝廷仍然会出资予以修缮增饰，而且其精美程度恐怕不能过于低估。

今之伽蓝，制守宫阙，穷奢极壮，画缋尽工。宝珠殚於缀猸，瑰材竭於轮奂。工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谏造大像疏.狄仁杰》

丁厥则天皇太后奉遗托孤，与权改物，母仪霸迹，阃政神器，追惟乾荫，永动皇情……借如崇建塔宇，附丽朝阙，凭县官之力，散王府之财，中使相望，匠人经始，则有之矣。——《郑州大云寺碑》

所以武周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恐怕是向着不良方向发展的。

江淮恶钱泛滥

实际上有唐一代，钱币流通上存在的问题，始终是长期困扰政府的头疼事。究其根本还是因为唐代生产力并不太发达，其钱币铸造总量本身未必支撑得起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的商品经济所需求的钱币流通量。这一点我想不必单独苛求武则天一朝去从根源上解决。虽然武则天无法解决这个根源性矛盾，但至少武周政府是可以做到尽可能缓解这个矛盾的。然而武周朝的货币政策恰恰相反，实际执行环节中对恶钱（品相差劣含铜量成色不足的钱币）流通是一种变相放任和纵容态度。武则天政府在面对恶钱泛滥的问题时，对应的方法实在跌破了正常人所能理解的下限。

则天长安中，又令悬样于市，令百姓依样用钱。俄又简择艰难，交易留滞。又降敕非铁锡、铜荡、穿穴者，并许行用。其有熟铜、排斗、沙涩、厚大者，皆不许简。自是盗铸蜂起，滥恶益众。江淮之南，盗铸者或就陂湖、巨海、深山之中，波涛险峻，人迹罕到，州县莫能禁约。以至神龙、先天之际，两京用钱尤滥。其郴（州）、衡（州）私铸小钱，才有轮郭，及铁锡五铢之属，亦堪行用。乃有买锡熔销，以钱模夹之，斯须则盈千百，便赍用之。——《旧唐书卷48.食货志》

武则天这解决方法简直相当于一个人得了病，干脆直接弃疗，任由其放肆发展。这种纵容恶钱流通的政策，直接导致了中宗到玄宗时期，两京地区恶钱横行，严重破坏和干扰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更有趣的是，纵容恶钱的恶劣影响即使是到了号称开元盛世的唐玄宗时期，仍然在继续困扰着政府。其中治理江淮恶钱不当，甚至还成为了开元名相宋璟在开元八年被唐玄宗罢相的直接导火索。

当然了，本身要缓解这种矛盾并不是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一是堵，政府重申钱法和严格执法，打击非法盗铸恶钱的犯罪行为。二是疏，政府加大优质钱币的铸造量尽可能地引导百姓将手中所持恶钱交给官府销毁重铸，结合钱法打击不法铸币行径，以此挤压恶钱铸造者的生存空间，最后让市面上主要流通官铸钱币。

第一条是老生常谈，钱法是否能顺利执行下去，很大程度取决于官吏团队本身素质，尤其是地方官的政务素养和为官修养。这一条就武周时期的政风和吏治来看，希望不大。

我为啥说希望不大呢？因为武周朝地方官水平和质量基本是靠不住的。这一点论证详看后文对武周朝政治弊端的论述，在此先按下不表。

第二条是完全可以把握，这一条办法在武周时期缺少可行性。为啥呢？因为铸币的主要原材料铜，它同时也是佛像、铜鼎、铜钟这类大型器具的主要制作材料。武周时期虽然不像太宗高宗时期频有营造行宫别苑的行为，但由于武则天上位的特殊性（以女主之身称帝），使得她为了宣示她作为皇帝的合法性搞出了大量超出必要政治需求的面子工程，并且通过这些面子工程对皇权进行正名包装，包括二造明堂以示皇帝礼仪皆备（明堂之制涉及复杂的礼制问题，一句两句也是说不明白的）、一铸九鼎以示人主君临四海、一修天枢昭示帝王功德、敕建大云寺供奉大云经作为帝王受天命的标志。这一系列政治工程，所费之铜又何止百万？

仅以铸九州铜鼎为例，前后总共耗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这是个极其惊人的数字。

其年，铸铜为九州鼎，既成，置于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神都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冀州鼎名武兴，雍州鼎名长安，兖州名日观，青州名少阳，徐州名东原，扬州名江都，荆州名江陵，梁州名成都。其八州鼎高一丈四尺，各受一千二百石。司农卿宗晋卿为九鼎使，都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旧唐书卷22.礼仪志2》

甚至离谱到了要用巨额人力畜力将其从玄武门拖拽进洛阳宫城明堂殿。

鼎成，自玄武门外曳入，令宰相、诸王率南北衙宿卫兵十余万人，并仗内大牛、白象共曳之。——《旧唐书卷22.礼仪志2》

可能很多知友对五十六万斤铜到底是多少铜，缺少直观的认识。那我来给大家换算一下，五十六万斤如果拿去铸造铜币，能铸造多少。

天下炉九十九：绛州三十，扬、润、宣、鄂、蔚皆十，益、邓、郴皆五，洋州三，定州一。每炉岁铸钱三千三百缗，役丁匠三十，费铜二万一千二百斤、镴三千七百斤、锡五百斤。每千钱费钱七百五十。天下岁铸三十二万七千缗。——《新唐书卷54.食货志4》

以上铸币量是唐玄宗天宝盛世时的理论官铸量。我们可以通过简单计算得知，五十六万斤铜大约可以用来铸造八万七千二百八十緡铜钱，约占同年理论铸造总量的26.69％，更何况天宝年间是唐朝社会生产力的颠峰时期，武则天时代虽然没有铸币量的确数记载，但以理度之，只可能比天宝年间三十二万七千緡的铸币量更小。也就是说因为武周朝各种面子工程（比如铸佛像，铸铜鼎、铸铜钟）而造成的铜耗折算为铸币铜耗后，所占年铸币所用的铜耗份额只会比26.69％更高，这是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何况武周时期其他需要用到铜的造佛像铸铜钟等等活动，也不止消耗五十六万斤铜，真实的铜耗只会比这个数字多出更多。因此基本可以断定，武周政权在抑制恶钱流通的问题上给历史交出了一份极其糟糕的答卷。

逃户流亡问题日益严重，封建生产秩序遭到破坏，国家税基遭到破坏。

实际上逃户问题的原因很复杂，如果要追究本源，当然是封建社会源自的固有痢疾，土地兼并和赋役沉重的双重作用。作为封建专制君主，武则天不可能获得土地革命的理论指导，也不会有超越时代破除阶级压迫的思想觉悟，因此苛求武则天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是非理性的，然而作为君主通过宽刑轻赋以缓解和调整社会矛盾是她能够掌控的，换言之武则天虽然不能改天换日再造乾坤，但是在其中扮演好一个修补匠是绰绰有余的，然而不幸的是，武氏执政连一个合格的修补匠工作都未能做好。

武氏执政时期，户口逃亡的严重情况实在不绝于书，朝臣们针对这个问题的奏议并不鲜见，反而是异常频繁提到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是蜀中

今诸州逃走户有三万馀，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不属州县。土豪大族，阿隐相容，徵敛驱役，皆入国用。其中游手惰业亡命之徒，结为光火大贼，依凭林险，巢穴其中。——《上蜀川安危事三条.陈子昂》

这是关东河朔地区

近缘军机，调发伤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拆屋卖田，人不为售，内顾生计，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渔，因事而起，取其髓脑，会无愧心。修筑城池，缮造兵甲，州县役使，十倍军机，官司不矜，期之必取。枷杖之下，痛切肌肤。——《请曲赦河北诸州疏.狄仁杰》

这是全国总体状况

今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租调减耗，国用不足，理人之急，尤切於兹。——《请崇学校疏.韦嗣立》（也可见旧书韦嗣立传）

且方今东洎沧海，西洎流沙，亭障多虞，甲骨未息，戎机调发，岁时相继。由是丁兵逃散，户口流亡，略举大凡，十有数四。——《论置监牧登莱和市牛羊奴婢疏.张廷珪》

那么户口逃散为什么会频繁出现在武氏执政时期呢？其实直接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说有因为朝廷征役太重而逃亡的，也有因为地方官吏贪暴异常苛待百姓而导致逃亡，也有因为严重天灾导致的百姓失业流亡，也有因为武周国防拉胯导致突厥军队和契丹军队严重破坏了河北地区社会生产秩序而造成的地区百姓逃亡等等。

武周政府面临的大形势实际上非常严峻，不仅外患一个没有解除，要命的是内政做的也相当拉胯，户口逃亡问题几乎严重到了事关政权存亡的地步。

而户口逃亡带来的最大的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大方面，一是自耕农大量逃亡。显然这会动摇以均田制作为基础的财政税基（唐代财政体制租庸调制直接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所以这直接导致了武氏政府财政收入锐减，因此在武周时期频繁看到朝臣奏称国用不足也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这些逃亡在外的百姓也给地方滋生了许多社会问题，包括扰乱了地方治安等等。

今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租调减耗，国用不足，理人之急，尤切於兹。——《请崇学校疏.韦嗣立》（也可见旧书韦嗣立传）

剑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馀户，见散在彼，专以掠夺为业。——《请罢姚州屯戍表.张谏之》

当然了，面对户口逃亡流散的情况，武则天政府并不是无动于衷，事关国家存亡和社会稳定，武则天政府圣历元年后到长安二三年之间大力推动了人口检括工作，其实这本来是好事，但是其检括工作的核心也只是通过行政手段把逃亡百姓强制遣返本贯，并未能有效消除这些百姓悲惨境遇的诱因。（比如说几乎没有看到搜检籍外剩田和打击色役伪滥的行为）

武周政府具体的人口检括工作内容可通过如下文书窥得全貌。

……承前逃户业田，差户出子营种。所收面子，将充租赋，假有剩余，便入逃人。今奉明敕:逃人括还，无问户等高下，给复二年。又今年逃户，所有田业，官贷种子，付户助营。逃人若归，苗稼见在，课役俱免，复得田苗。或恐已东逃人，还被主人詃诱，虚招在此有苗，即称本乡无业。漫作由绪，方便觅住。此并甘、凉、瓜、肃百姓共逃人相知。诈称有苗，还作住计。若不牒上括户采访使知，即虑逃人诉端不息。——《武周长安三年沙州敦煌县典阴永牒》后部记

至于牒中所引敕文称逃户被田庄雇主诱导谎称本乡无田，以避免括还本贯，实在是耐人寻味。设想如果这些自耕农在本乡但凡有田产能经营活的下去，何必需要背井离乡地逃亡到其他地方给人当佃农？假设逃户真有田产在本乡，那也必定是因课役太重而弃产逃亡。那么括户工作重心就应该落在改善自耕农的课役负担上，而不是处心积虑地担心什么田庄雇主诱导佃农撒谎这些莫名其妙的细节上。

同时敕文中并未出现打击色役伪滥的现象和检括这些“主人”们籍外剩田的内容，所以武周的检括工作显然没有抓住重点。

当然我知道有人肯定会用武周括户去碰瓷宇文融在开元九年到开元十二年主持的括户工作。

实际上宇文融这项工作做的不知道比武氏政府高出了多少个华莱士。

宇文融的括户政策，原则上首先不再强制遣返已经逃亡的百姓，只是令百姓就地入籍。

并且入籍客户百姓按照政策给复六年（也有说法是给复五年，所谓给复就是指给与复除正租和调的资格，在此期间逃丁只用缴纳一笔1500文的轻税）

融于是奏置劝农判官十人，并摄御史，分往天下，所在检括田畴，招携户口。其新附客户，则免其六年赋调，但轻税入官。——《旧唐书卷105.宇文融传》

开元中，有御史宇文融献策，括籍外剩田，色役伪滥，及逃户许归首，免五年征赋。每丁量税一千五百钱。——《旧唐书卷48.食货志1》

同时玄宗朝廷对于情愿安插边州落籍的客户，也是鼓励扶持，给与政策优惠，和武周时期不分青红皂白，一律遣返是截然不同的。

开元十六年十月敕:诸州客户有情愿属缘边州府者，至彼给良沃田安置，仍给永年优复。宜令所司即与所管客户州计会，召取情愿者，随其所乐，具数奏闻。——《唐会要卷84.移户门》

可能有知友不太清楚，为什么我认为强制遣返这种办法是治标不治本的，这里我简单做个解释。

不少逃亡百姓在逃往其他宽乡后，已经通过自身努力小有家产，一旦强令遣返原籍，等于是强制让百姓放弃了手头已经积攒起来的家产，重新回到原籍去经营那些荒废已久的田产。所以百姓就不得不向官府借贷种子，也就自然而然背上了官债，同时这些荒田要重新经营起来，没有三五年是不可能的。而如上可知逃户被括还原籍后只给复两年租调，遣返原籍后的逃户们其后续生活境遇可想而知，因此再次出现逃亡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事。

所以相比之下宇文融的括户指导原则实际上是照顾了大多数逃亡百姓的利民之举，绝非和武周政府单纯地搜括人口是一回事。其次宇文融主持的括户工作还包括整治色役伪滥现象和搜括籍外剩田（多是隐占不报的田产），这也是对豪强地主的一种打击。

所以综上来看，个别知友袖手大谈什么武氏执政“休养生息”、“恢复经济”、“留下丰富遗产”都是极为可笑的现象，这是夫子讲的最典型的“思而不学则殆”。

财政上左支右绌，收支状况严重恶化。

提到武氏执政时期国家财政状况，不得不说这也是爱好者们历来缺少考察和关注的部分。

武氏执政二十二年间（683年—705年），国家财政状况极其不容乐观，并且时常处在超支赤字边缘。虽然没有具体的数据断面来说明武氏执政时期财政状况恶化，但是有种种迹象表明，武氏执政末期，尤其是在长安年间（701年—704年）财政状况正在迅速恶化，个别认为武则天时期休养生息给玄宗留遗产的观点我觉得可以休矣。

长安年间政府多有为缓解财政压力而开财源的政策出现，比如令河北州县百姓和市牛羊，在登莱置牧监，在江陵和市奴婢，提议增设关市以税行商等等。而这一系列动作的大背景都是国用不足。

长安二年正月，有司表请税关市。——《唐会要卷86.市》

今之所以税关市者何也？岂不以国用不足，边寇为虞，一行斯术，冀有殷赡然也。——《谏税关市疏.崔融》

虽然最后在凤阁舍人崔融上表反对的情况下武则天罢税关市，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武周政府财政上的窘境。因此紧接着到了长安四年，武周政府又开始打起了和市的主意。

长安四年十一月，敕于登、莱州置牧监，和市牛羊。——《唐会要卷62.谏诤》

右肃政台监察御史张廷珪谏曰:窃见国家于河北和市牛羊，及荆、益等州市奴婢，拟于登莱等州置监牧。——《唐会要卷62.谏诤》

这种性质的和市，理论上是官府面向民间的收购行为，然而实际上就是一种恶意压低时价的强买强卖，而且官府收购的牛羊要让百姓负担养饲成本，然后送纳牧监。这无疑是双重压榨，不仅低价强买，而且还将养饲成本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

今虽和市，甚于抑夺。顷者诸州虽定估价，既缘并市，则虽平准，加以简择，事须贿求。侵克之端，从此而出。牛羊踊贵，必倍于常。百姓私赔，即破家产。虽官得一牛一羊，百姓已失两牛两羊价矣，此则有损无利也。——《唐会要卷62.谏诤》

御史中丞卢怀慎上表曰:臣奉使幽州推事，途经卫、相等州，知河北和市，莱州监牧牛。臣闻官人百姓，当土牛少，市数又多，官估已屈于时价，众户又私相赔帖。既印之后，却付本主养饲。春暮草青，方送牧所，竟无蠲折，侵削实深。且民惟邦本，食乃民天，牛之不存，民将安寄？河北百姓，尤少牛犊，贱市抑养，夺取无异。聚农户之耕牛，冀收孳课，夺居人之沃壤，将为牧场。益国利民，未见其可。所和市牛，臣望总停，为计之上。——《唐会要卷62.谏诤》

这项政策没有下文，但是我们从武显的即位敕文可以得知，这个和市政策是在武显即位后仍然存在，也就是说尽管有朝臣（甚至不乏像卢怀慎这样的高级官僚）强烈反对，武则天仍然坚持执行着和市政策。

顷者户口逃亡，良由差科繁剧，非军国切要者，并量事停减。若要和市和雇先依时价付钱，自非省支勒索，不得辄有进送。诸贡物皆须任土，当处无者，不得别求，仍於常数，每事量减。缘百姓间所有不稳便者，并委府州具状奏闻，朕当亲览，亦为厘革。天下百姓，并免今年租及地税。自今以後，租庸准符配定，更不须徵折脚价钱，其已前未徵得者，亦即免放。——《唐大诏令集.中宗即位敕》

而且从这道即位敕文来看，似乎武氏执政时期，租庸转运进京的脚价钱，貌似也是属于加征的附加税，武显即位还特地下令放免脚价钱。显然这也是武周朝财政运转不良的表现之一，政府开始动各种各样的脑筋，想法设法增加杂税各类杂色收入补贴国用，缓解财政压力。

至于为啥河北这种富庶地区会缺少牛羊呢？这个问题最好去问问武则天本人，圣历元年（698年）在她英明领导下，突厥人是怎么轻易在河北捞了一大票的。

资治通鉴考异引统纪云：河北积年丰熟，人畜被野，斩啜（指突厥默啜可汗阿史那環）虏赵、定、恒、易等州则帛亿万、子女羊马而去。

当然了，和市政策的出台，本质上仍然是国用不足的内因在催动。

此必有人为国用不足，或将见陶朱、公孙宏、卜式之事，而为陛下陈其策耳。——《唐会要卷62.御史台下.谏诤》

并且我们也可以从义仓储备被挪用上也能看出一些端倪，既然国用不足，那么只能通过挪借义仓来填补财政支出大坑。所以到神龙年以后，义仓被完全挪空自然也是情理当中的事情。

以至高宗、则天数十年间，义仓不许杂用。其后公私窘迫，渐贷义仓支用。自中宗神龙之后，天下义仓费用向尽。——《旧唐书卷49.食货志》

当然了，所谓武氏执政二十二年给后继之君（个别阿武粉老是喜欢不顾事实地内涵李隆基，我也觉得挺搞笑的。）留下丰厚的遗产这种说法我个人觉得也挺莫名其妙的。

武太后、孝和朝、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恣情奢纵，造罔极寺、太平观、香山寺、昭成寺，遂使农功虚费，府库空竭矣。——《通典卷7.食货7》

从中唐理财专家杜佑的观点看，唐朝/武周财政状况在唐玄宗继位前，基本上是一路小跑走下坡，完全不堪入目。（个别阿武粉别来抬杠，说什么我是李唐粉立场之类的，此处是连带武显、武旦这两个好儿子一起批评的，丝毫没有要拉偏架的意思）

再来说武氏执政时，政治上的弊病。

细究之下，政治上弊病，那就实在太多太多了。关于中央司法制度的破坏和酷吏政治的横行都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说多了真的没有什么意思。因此我就简单抓另外两个典型的政治弊端来说吧。

官吏的选任冒滥，官僚队伍恶性膨胀

实际上唐代官僚队伍的冗员，肇基之人正是武则天。武则天由于是以女主之身称帝，因此政治上的阻力面较大，所以她急需通过快速扶持一批新官僚来冲淡政府里拥唐派官员的政治影响力。而且由于她为称帝扫清政治障碍的过程中大量诛杀朝臣，也使得政府里空出了更多的官缺，客观上需要有人补位才不至于令政府因缺员太甚而运行瘫痪。同时她也把赏官当做施恩的一种方式，借滥赏官爵收拢人心，以期获得后进官僚们和士大夫们的拥戴和支持。

对于这个问题陈子昂和刘知几都有过严厉的批评奏议，但是这显然和武则天的政治意图相悖，因此不可能被武则天真正采纳。

这样的做法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自然就是助长了官场中趋利仕进之风气，由此带来了铨选制度上的腐败问题，政风大坏。

久视元年七月，顾琮除吏部侍郎，时多权幸，好行嘱托。琮性公方，不堪其弊。尝因官斋至寺，见壁上画地狱变相，指示同行曰。此亦称君所为，何不画天官掌选耶？——《唐会要卷74.掌选善恶》

遂使纲领不振，请托公行，选举之曹，弥长渝滥。随班少经术之士，摄职多庸琐之才，徒以猛暴相夸，罕能清惠自勖。——《请崇学校疏.韦嗣立》

今之举人，有乖事实。乡议决小人之笔，行修无长者之论。策第喧竞于州府，祈恩不胜于拜伏。或明制才出，试遣搜易攵，驱驰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论选举疏.薛谦光》

铨选之制本为国家抡才，然而由于在武则天滥官政策的纵容下，铨选过程中屡有请托王公，趋附贵门的现象发生。更有甚者，居然勾结吏部的令史（吏部的流外官）公然篡改名字笔画，以求仕进，幸因被选司主官识破而未果

如意元年九月，天官郎中李至远知侍郎，时有选人姓刁，又有王元忠并被放。乃密与令史相知，减其点画，刁改为丁，王元忠改为士元中，拟授官后，即加文字。至远一览便觉曰:【今年铨覆数万人，总识记姓名，安有丁士者？此刁某王某也。】遽穷其奸，登时承服，省中以为神明。——《唐会要卷74.掌选善恶》

这就使得铨选之制，很大程度上丧失了选拔英才的功用，而沦为皇帝和权贵们施恩树党的政治工具。

当然前文已经说过了，武则天这一做法的主观动机。其主观政治意图还是迅速培养一批忠实于自己的后进官僚，以期获得他们的拥戴支持，迅速掌控朝局，同时又大办制科选士收天下人心，这是她施用权术巩固帝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选官出现冒滥现象，不过武则天并不是昏君，在用人尺度的拿捏方面，她还是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准则。因此在武则天有意识的约束下，也不至于让国势出现崩坏之势，故而也不宜过分放大其负面政治影响。

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 ——《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一》

应该说这是武则天有别于大多数的昏君的显著差异，仅以此一点就不当直接将武则天贬抑为昏君，这也是本问下许多过分贬抑武则天的不持正不公允的观点存在的问题。

地方州县官素养极差，选任非人

武则天本人对于地方官选任并不是特别重视，虽然有过一些整顿行为，但是整体效果很差。根源上还是武则天一朝威权统治和特务政治伴生的政治副作用，官僚们为了保住身家和官爵，不得不去做明哲保身的苟且之辈。

由于地方官是治民父母官，是朝廷和百姓之间的联系桥梁，因此地方官的良莠对于地方社会治理的好坏有着莫大的干系。但武氏执政期间，频有朝臣提到地方官选任问题。

赖陛下忧劳，频有处分，然革弊斯近，此风尚馀，州县官寮，贪鄙未息。而望事必循理，俗致康宁，求之於今，不可得也。——《请崇学校疏.韦嗣立》

臣窃观当今宰相，已略得其人矣。独刺史县令，陛下独甚轻之，未见得其人。——《上军国利害事三条.牧宰.陈子昂》

以上诸人上疏中我们可以看到，武氏执政时期地方官选任存在很大问题，但是是不是能够断言武氏执政时候完全没有合格和优秀的地方官存在呢？这肯定不是持中之论，实事求是地说，武氏执政期间还是有比较优秀的地方官（不过看看旧唐书良吏传就会觉得很滑稽，不少良吏居然还受到了武则天的政治迫害。），但这些良牧都只是个案，对于庞大的地方官群体的总体质量影响是微乎其微的。这丝毫不改变韦、陈二人说的整体现象和结论。应该说韦嗣立和陈子昂都不是无的放矢，说地方官选任拉胯是完全有事实依据的。

比如说

垂拱中，历迁魏州刺史。时河北饥馑，旧吏苛酷，百姓多有逃散。乾乃督察奸吏，务劝农桑，由是逃散者皆来复业，称为良牧。召拜右羽林将军，寻迁冬官尚书。酷吏来俊臣素忌嫉之，遂诬奏乾在魏州与琅邪王冲私书往复，因系狱鞫讯，乾发愤而卒。 ——《旧唐书卷88.苏瑰传》

蜀中官吏多贪暴，璹屡有发擿，奸无所容。——《旧唐书卷89.姚璹传》

初，营州都督府置在柳城，控带奚、契丹。则天时，都督赵文翙政理乖方，两蕃反叛，攻陷州城，其后移于幽州东二百里渔阳城安置。——《旧唐书卷185.宋庆礼传》

寻又围逼赵州，长史唐波若翻城应之，刺史高睿抗节不从，遂遇害。——《旧唐书卷194.突厥传》（高睿虽然死节了，但是论其事迹也是极其滑稽，就他在突厥军队兵临城下的表现来看，是完全不合格的，有兴趣可以去看通鉴里更详细的记载）

往年益州长史李崇真图此奸利，传檄称吐蕃欲寇松州，遂使国家盛军师、大转饷以备之。未二三年，巴蜀二十余州，骚然大弊，竟不见吐蕃之面，而崇真赃钱已计钜万矣。蜀人残破，几不堪命。——《谏雅州讨生羌书.陈子昂》

今姚府（指姚州都督府）所置之官，既无安边靖寇之心，又无葛亮且纵且擒之技。惟知诡谋狡算，恣情割剥，贪叨劫略，积以为常。扇动酋渠，遣成朋党，折支谄笑，取媚蛮夷，拜跪趋伏，无复惭耻。提挈子弟，唱引凶愚，众会蒲博，一掷累万。——《请罢姚州屯戍表.张谏之》

当然最刺激的还是陈子昂，他本人可以说是亲身体验“蜀中官吏贪暴”了。

子昂父在乡，为县令段简所辱，子昂闻之，遽还乡里。简乃因事收系狱中，忧愤而卒，时年四十余。 ——《旧唐书卷190.陈子昂传》

子昂性至孝，哀号柴毁，所气息不逮。属本县令段简，贪暴残忍，闻其家有财，乃附会文法，将欲害之。子昂荒惧，使家人纳钱二十万，而简意未塞，数舆曳就吏。子昂素羸疾，又哀毁，杖不能起。外迫苛政，自度气力恐不能全，因命著自筮，卦成，仰而号曰：「天命不佑，吾其死矣！」於是遂绝，年四十二。——《陈子昂别传.卢藏用》

因此武氏政府地方社会治理不善，很大程度上和这些地方官低劣的质量有关。在前述江淮恶钱泛滥的问题中我曾说过，严格执行钱法打击盗铸犯罪需要依靠各级地方官吏去推行落实。但是武氏政府地方官吏的现实质量就是这样感人，因此很难说能够依靠这些人去有效打击无处不在的盗铸恶钱犯罪行为。因此对于武周政府治理恶钱不抱希望，也是情理之中了。

武周时期国防建设和军事建设，那更是极其难看，可以说这是武则天治绩中最严重的拉分项。

由于这个问题篇幅太大，而且我以前也写过武周朝对外军事斗争的文章，就不在这里重复建设了，有兴趣的知友可以通过链接自行前去观看武周挨打本末。

至于为啥会打出这么难看的结果呢？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唐代旧有军事体制逐步瓦解的直接影响（比如府兵制的逐渐崩溃），但另一方面武则天选任将帅失当，对军政建设不怎么上心恐怕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因素。

臣比来看国家兴兵，但循于常轨，主将不选，士卒不练，徒如驱市人以战耳。故临阵对寇，未尝不先自溃散，遂使夷狄乘利，轻于国威，兵愈出而事愈屈，盖是国家自过计于敌耳，故非小丑能有异图。——《全唐文卷209.为乔补阙论突厥表》

比来将军不明赏罚，所以兵不齐心，今聚十五万众，戈甲粮饷，日费万金，不早克定，恐所费弥广。山东百姓，贫弊不可再役。——《上军国机要事.陈子昂》

今大王（指建安王武攸宜）冲谦退让，法度不申，每事同前，何以统众？前如儿戏，後如儿戏，岂徒为贼所轻？亦生天下奸雄之心。——《陈子昂别传.卢藏用》

当然了，武则天对于国防建设并非完全是没有贡献，她所选任重用的唐休璟、张仁亶、娄师德、郭元振、王孝杰也是颇有将帅之略的出色边将。从宏观层面来说，对于武则天收复安西四镇巩固河陇边防的成果应当给与足够的肯定。

比如武则天顶着狄仁杰和朝臣的压力支持郭元振和崔融的奏议，坚持继续留汉军三万驻守安西四镇。

朝廷疑未决，元振上疏，以为：“钦陵求罢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机，诚不可轻举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则为边患必深。四镇之利远，甘、凉之害近，不可不深图也。宜以计缓之，使其和望未绝则善矣。彼四镇、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浑，亦国家之要地也，今报之宜曰：‘四镇、十姓之地，本无用于中国，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镇抚西域，分吐蕃之势，使不得并力东侵也。今若果无东侵之志，当归我吐谷浑诸部及青海故地，则五俟斤部亦当以归吐蕃。’如此则足以塞钦陵之口，而亦未与之绝也。若钦陵小有乖违，则曲在彼矣。且四镇、十姓款附岁久，今未察其情之向背，事之利害，遥割而弃之，恐伤诸国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太后从之。 ——《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一》

仁杰以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极为凋弊，乃上疏曰：【臣闻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如此数年，可使二虏不击而服矣。】仁杰又请废安东，复高氏为君长，停江南之转输，慰河北之劳弊，数年之后，可以安人富国。事虽不行，识者是之。——《旧唐书卷89.狄仁杰传》

同时大胆起用郭元振主持凉州防务，拓展凉州地区的南北防御纵深，积极展开边境屯田工作，以充实军备。

先是，凉州封界南北不过四百余里，既逼突厥、吐蕃，二寇频岁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于南境破口置和戎城，北界碛中置白亭军，控其要路，乃拓州境一千五百里，自是寇虏不复更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其水陆之利。旧凉州粟斛售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后，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粟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元振风神伟壮，而善于抚御，在凉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遗。 ——《旧唐书卷97.郭元振传》

而垂拱二年（686年）武则天英明领导下的甘凉实际上是这个亚子的

臣窃见河西诸州，地居边远，左右寇贼，并当军兴，顷年已来师旅未静，百姓辛苦，殆不堪役，公私储蓄，足可忧嗟。顷至凉州，问其仓贮，惟有六万馀石，以支兵防，才周今岁。虽云屯田，收者犹在，此外略问其数，得亦不多，今国家欲制河西定戎虏，此州不足，未可速图，又至甘州，责其粮数。称见在所贮积者四十余万石，今年屯收，犹不入计。臣观其冲要，视其山川，信是河西扼喉之地。今北当九姓，南逼吐蕃，二虏奸回，凶猾未测，朝夕警固，颇有窥觎。甘州地广粮多，左右受敌，其所管户，不满三千，堪胜兵者，不足百数，屯田广远，仓蓄狼籍，一虏为盗，恐成大忧。凉府虽曰雄藩，其实已甚虚竭，夷狄有变，不堪军兴。——《上西蕃边州安危事.陈子昂》

所以经营河陇的成绩也是对之前河陇空虚的填坑结果。而且郭元振在凉州任上所做的事情，陈子昂早在十五年前的垂拱二年（686年）就提出来请求实施，至于为什么会拖到大足元年（701年）郭元振接任凉州都督以后才实施推行，个中缘由确实耐人寻味。

臣愚不习边事，窃谓甘州宜便加兵，内得营农，外得防盗，甘州委积，必当更倍。保以言之？甘州诸屯，皆因水利，浊河灌溉，良沃不待天时。四十馀屯，并为奥壤，故每收获，常不减二十万但以人功不备，犹有荒芜。今若加兵，务穷地利，岁三十万不为难得。国家若以此计为便，遂即行之，臣以河西不出数年之闲，百万之兵食无不足而致。仓廪既实，边境又疆，则天兵所临，何求不得？——《上西蕃边州安危事.陈子昂》

最后市面上各类武则天传记书籍作品汗牛充栋，但立场中肯、论证精彩、史料充分者却凤毛麟角。个人所见作品中，惟以雷家骥先生的《武则天传》持论中立，褒贬得当，且论证逻辑清晰，征引史料丰富。非常适合初学者0基础建立对武周政权和武则天本人的基本知识框架。即使时至今日，雷先生这本传记不失经典全面。建议广大有兴趣的知友可以精研细读，一定获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