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教育部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会带来哪些影响？ 第1页

韩国人很喜欢送孩子去校外补习班，关于韩国人对补习班的疯狂，《环球时报》有这样的报道：

“大峙洞补习班已不仅仅是公共教育的补充和辅助手段，进入本世纪以来，它已然变成撼动公共教育根基的庞然怪物”，《韩国日报》在文章开头如是说。在韩国，位于首尔江南区的大峙洞以“韩国最高端补习班一条街”著称，街区内各种名目的补习班多达1057家，占江南区所有补习班数量的近一半，每年创造约20万亿韩元的补习班市场经济。报道称，大峙洞一年四季都热火朝天，每天都有大量学生进出各大补习班。在这儿随便找一个学生问，他们都会回答：“开学期间至少要上四五个补习班，放了假就更多。”每晚10点补习班下课时，大峙洞街区便被前来接孩子的家长围堵得水泄不通。据韩国教育部统计，2018年韩国学生人均补习费用刷新历史纪录，其中初中生的人均费用首次超过了3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806元)，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属于最高水平。
在大峙洞上补习班的学生，都会把其他学生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因为但凡能在这儿上补习班的学生，大多是平时成绩不错并且以进入名牌大学为目标的“潜力股”。因此，学生之间都保持高度警惕性，不会轻易告诉同学任何有关自己学习情况或私教方面的信息。韩国著名的私立高中淑明女子高中，就盛传一个潜规则：每次拿到大峙洞补习班发放的试卷后，学生们都会第一时间把试卷上头的补习班名称撕掉，以免被学校的其他同学窥探到自己上哪家补习班。
此外，大峙洞的补习班，可不是每个人想上就能上的。每逢报名季节，家长们都需要通宵排队拿号，即使拿到了号，若子女未能通过补习班的入学考试，也等于“白辛苦一场”。进入补习班后，孩子们会根据成绩排名被分为多个不同等级的小班。但这个小班并不是一成不变，补习班会定期举行小考，并根据新的成绩重新分班。为了进入高级班，学生们必须以“你死我活”的战斗心态拼命学习。
（环球时报驻韩国特约记者 刘媛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金惠真）

在校外补习班火热的进程中，韩国政府也逐渐发现无休止的“补习班竞赛”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教育压力，增加韩国的生育成本，使韩国青少年在高压力下精神扭曲，让韩国年轻人恐惧也生不起孩子，最终形成高压力少子化的"人间地狱"（韩媒最新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韩国的年轻一代认为自己的国家是「地狱朝鲜」「犬韩民国」「亡韩民国」）。

在这个大背景下，韩国前总统全斗焕于1980年提出“7.30教育改革”(7.30 교육 개혁)，推出 《规范教育和消除课外补习过热的措施》(교육 정상화 및 과열 과외 해소 방안)，成立37个课外辅导打压队（과외특별단속반）取缔打压课外补习，但这一政策反而催生了专门针对权贵家庭的秘密上门补习服务："别墅补习"(별장 과외)^[1]。

这种只能禁止平民课外补习的“定向禁止课外补习政策”反而使韩国权贵子女可以安心在家接受补习，以更小的竞争压力，更大的升学概率考入名校维持高阶级；而被禁止参加补习班的中下层子女则更多成为大学入学考试的牺牲品，严重影响中下层韩国家庭的教育公平。由于民众反对，韩国政府又转变思路于1995年提出“5.31教育改革”(5.31 교육개혁)，组织公立学校对有需要的学生进行课外辅导，以安抚中下层家庭，但又引起韩国公立学校教师的不满。

2000年5月，韩国宪法法院裁定禁止补习违宪，理由是“过度侵犯了儿童的受教育权、表达性格的权利和选择职业的自由等基本权利(자녀 교육권과 인격 발현권, 직업 선택의 자유 등 기본권을 과도하게 침해한다)”，最终又使韩国回到课外补习班的狂潮中。此后韩国政府诸如2007年韩国教育科技部发布打击深夜补习，高价补习等的一系列政策均基本失效，“课外补习班竞赛”依旧是今天韩国青少年及家庭逃不掉的“赛跑”。

为什么韩国政府从禁止补习班到解禁补习班再到调控补习班，总以失败告终呢？朝鲜媒体认为，韩国青少年比赛参加补习班只是问题的表象，官僚主义，资本主义和社达思想才是韩国人生活压力巨大的根源。

全斗焕政府全面禁止课外补习，只能关停面向中下层韩国人的补习班，却不敢管权贵们在别墅里的私人课程，禁止补习反而成为权贵子女的定向减负，这样的政策自然不得民心。

韩国社会贫富差距巨大，社会福利稀缺，巨头企业肆意垄断，劳动法规几乎不被执行，除公务员，医生和大企业核心部门外，普通韩国人几乎没有任何体面出路，稍有不慎就会沦为上层韩国人随意挥霍的红利，成为国家机器运转的消耗品，漂浮不定地打零工过活，终身为奴不能翻身。

而公务员，医生和大企业核心部门不是看中学历就是看中考试能力，因此韩国家庭只能拼尽一切让孩子培养做题能力，考取名牌大学，不要输在起跑线。但凡韩国政府能着手缩小贫富差距，推进职业平等，让快递，外卖，便利店及工厂职工能稍微有点体面，让普通企业职工不能随时被辞退，不用再加班加到猝死于工位，允许普通人都能像韩国公务员那样有尊严的活着，也不会有那么家庭要强迫孩子“不能输只能赢”。

韩国政府“揣着明白装糊涂”自然要付主要责任，可一部分韩国民众就真的无辜？那些狂热推崇多星，乐银这种996狼性文化盛行的企业作为民族骄傲的韩国人，也就必然从小要为准备这些企业的选拔而丧失人性地活着。

不解决根源问题，就像因为疾病导致发烧，只开退烧药而不根治疾病一样可笑。「地狱朝鲜」「犬韩民国」「亡韩民国」的悲剧，值得深思。相信我们能吸取教训，不重蹈韩国覆辙，携手期盼未来的美好生活。

参考

1. ^"돈도 실력이야!" 정유라가 우리를 깨웠다  https://www.pressian.com/pages/articles/145031?no=145031&ref=nav_search#0DKU

二十、三十年前，当校外培训这件事刚刚出现时，其形式就是老师个人对学生的一对一，或者办一个小班，叫三五个七八个学生到家里，家长、学生和老师原本就相熟，我们叫它“开小灶”。

这种形式逐渐发展，招生、备课、授课逐渐分工，形成各式各样的教育企业。这类企业随着人们对教育的需求上升雨后春笋般生长，加上疫情的影响，变成了现在遍地开花的各类教育企业，或者在线，或者线下。

即便如此，个人开办的一对一形式的小班仍然没有消亡。从2017年CIEFR数据中^[1]，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人上的都是什么样的补习班。

那么，到底是谁还在上个人办的一对一小班呢？我将受访家庭的资产分为100个百分位，画出受访者在上数学、外语和语文三门学科的课外补习班的类型，并将其中的“个人办的一对一授课”补习班拿出来，看他的比例。

结果见上图，横坐标为家庭资产的百分位，1表示最穷的家庭，100表示最富有的家庭。可以看到，在家庭资产百分位在70%之前，一对一个人补习的比例一直在5%-10%左右。

当家庭资产百分位增长到80%以上时，一对一个人补习的比例开始上升了。在资产百分位增长到90%之后时，一对一个人补习的比例迅速上升。

比如对于资产前1%的家庭来说，有30.23%的数学课外补习班，25.88%的外语课外补习班以及14.77%的语文课外补习班是一对一个人补习，这个比例要显著高于资产百分位较低的家庭选择“个人一对一补习”的比例。。

前1%的家庭到底有多么神秘？我们再把资产已经处于前10%的家庭再分成100份，此时一个百分位表示全人口的一个千分位，仍然看不同分位点家庭的“一对一个人补习”占比，结果如下：

从上图可以看到，在前10%人口中，一对一个人补习确实要显著高于其他百分位，其中处于99%分位点以上的家庭，选择一对一个人补习的概率更是显著高于其他家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99.1%这个分位点的家庭——他们刚刚迈入前1%家庭的行列——选择一对一个人补习的概率高达50%到70%。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很好理解，越富有的家庭，越能够获取充足的信息，越有能力确定老师的水平，越能够给出超过平均水平的工资来保持教师的稳定性，越能够让教师根据自己的孩子量身定做课程。

比起在各种网络教育平台半小时一节课不停地上同一类课件的网校老师，精心选择的一对一培训老师能够达到比前者好得多的培训效果。

而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的职责涉及到校外培训的主要是这块内容：

会同有关方面拟订校外教育培训（含线上线下）机构设置、培训内容、培训时间、人员资质、收费监管等相关标准和制度并监督执行

从这个角度看，这个新设立的司还是针对公司性质的机构比较多，而私下里接洽组织的一对一个人培训，实际上是很难被这部分监管给捕捉到的。

很多人说，监管、限制甚至是消灭校外教育培训，是反对内卷的好办法。

当然，这可以减少许多人的内卷。就像电影院里现在所有观众都站起来看电影了，这叫内卷——而现在的做法是让后面90排的观众强制坐下，你不坐下？腿给打折喽！于是他们都坐下了。

但是，这种方法对前10排的观众就影响比较小了，尤其无法影响第1排的观众。他们该怎么站着，现在还是怎么站着。

所以，结果就很明显。只要教育仍然是决定阶层的重要变量，那么原本收入和资产够买高质量网课的家庭，失去了这方面的资源，他们要么选择咬咬牙加入高质量一对一个人补习，承担本阶层难以承受的高成本，包括信息成本和金钱成本与各种风险；要么放弃用金钱换取教育的尝试，让基因彩票来决定一切。此时，内卷现象就在他们身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混沌。

但与此同时，前1%家庭的教育仍然能用钱换到，这种形式的教育形成了其余家庭不可逾越的门槛，他们的稳定性大大增强了。

参考

1. ^ 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CIEFR-HS）是国内首个专门针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全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2017年，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财政所）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合作进行的第一轮调查。调查覆盖除西藏、新疆和港澳台地区外的29个省，353个县，共涉及40011户的127012个家庭成员，其中农村12732户、城镇27279户，0-6岁及16岁以上在校生2.1万人、中小学在校生1.4万人（调查问卷及数据说明详见附件）。调查内容包括0-3岁幼儿早教、3-6岁幼儿入园情况，6-16岁以及16岁以上在校生的在读情况、入学选择、家庭教育支出和政府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