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哲学深度是不是不如西方？ 第2页

中西方哲学根源不同，土壤不同，结果也不同。

西方哲学群像就是盗火者形象，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西方哲学家们都有对抗群体的传统，或者说对抗神权社会的传统。

西方哲学家最大的敌人就是神权社会的全体愚昧，整个社会坚信神的存在，哲学家们要想保持清醒独立，就必须与群里保持距离，盗火者形象就是他们的心理侧写。

文学是有国家哲学观的延伸，看看西方小说里的主人公大多数都是孤独的奋斗者，然后赢取公众的信任，推翻原有政府。

西方哲学观继承自柏拉图，社会观念的土壤不同，西方哲学观和中式哲学观的不同，导致个体与群体关系之间关系不同，让西方小说主人公只适合西方社会存在。

柏拉图的理想国奠定了整个西方世界哲学观，其中的洞穴假说和太阳假说，诞生在希腊社会盛行的众神崇拜，盛行于伊斯兰教盛行的阿拉伯帝国，然后发扬于基督教一统天下的欧洲，整个西方哲学史就是柏拉图的假说的延续，并且在其理论上继续添砖加瓦。

柏拉图的洞穴假说就是怀疑神的存在，个人对于群体远离，才能保持个人清醒与立场，不被以神信仰为主题的社会同化，但是又不能公然反对神的存在。

在西方从公元五世纪开始，由原始社会进入分封制的神权时代，基督教塑造的欧洲是一个以教会为主的团体格局，群体以上帝为主要崇拜对象，任何质疑神存在的人，都将会受到极端惩罚。

柏拉图的洞穴假说大行其道，核心就是用晦涩难懂的语言，用直观映像质疑神的存在，个人和对群体理性的半脱离。整个欧洲近代哲学家成长最快那些年代，基督教还是大行其道，直到二战后基督教开始被现代社会替代，但是1900年之前西方哲学和神权社会的对立关系依然如此。

而西方自文艺觉醒（所谓文艺复兴）后，柏拉图的理念开始大行其道，西方小说的主角是独立于群体之外，个人永远是清醒的，所以看西方的小说，主人公永远都是孤独的，群体对于个人，大部分小说里都是群体愚昧，个人独醒。

宗教带来的原罪理论和拯救理论，仍然影响着西方，所以西方是柏拉图理论和宗教理念的复杂混合体。

中国永远都是另一个景象，儒家理论从一开始就摆脱了神权社会的影响，不必晦涩的映射群体的无知愚昧，儒家的核心哲学不是去质疑神，也不必脱离群体才能保持清醒，而是直接进化到，个人如何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然后进入群体管理结构中改造群体。

中国人不相信一个人会突然改变，通过基督山伯爵式的奇遇改变自己，而是相信通过一番勤学苦练，掌握本领后，才能进入管理层，改变国家与群体。

所以四大名著里面，《西游记》是个人融入小团体，然后进入大团体取得地位。

《水浒传》是无数个体组成大团体试图改造社会。

《三国演义》是个人直接领导群体，改变国家命运。

《红楼梦》是一个小群体与大群体的关系。

今天的西方社会，基督教仍然占据社会结构的主要构成，仍然影响政治与经济，大量人群依旧以基督教为主要凝聚手段。

大量哲学家依然保持自己独立于群体之外，这样才不会被群体意识绑架。

这都是柏拉图式假说和西方宗教社会矛盾的体现，群体对于个体超然的恐惧，其实就是宗教社会里对于哥白尼式人物的处理方式，宗教对于觉醒者的态度就是恐惧，然后毁灭，而哥白尼也正是洞穴假说和太阳假说最极端的映像投射。

但是西方观众们喜欢哥白尼式的悲情，总期望有这样的人物引领人们走出黑暗，但是自己却沉沦在宗教里拖着改革者的后腿。

这个问题在中国就不存在，中国永远都是个体要通过磨练和学习，获得进入管理层的资本，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本质都是个体人物，通过磨难与学习获得进入管理层资本，进而改变社会的能力与地位。

中国人不需要哥白尼式的悲情，盗火者普罗米修斯在中国其实没人理解，因为不需要，中国是盘古式的人物开天辟地，女娲补天改造自然，神农尝百草改善人们体质。

喜欢西方哲学的的人 在哪里都是孤独的，在西方是注定孤独，在中国是没市场，中国主流社会从来就没有神权社会，所有以质疑为主题的哲学观念都没市场。喜欢西方哲学的人，在中国的孤独感也来自于此。明明每句都是人话，但是整个人就是和社会格格不入。

而西方小说主人公，面对整个人群的非理性成为主流，群体的愚昧就是衬托主人公清醒的最好工具，同时脱离人群的人，比如是悲惨的，宿命般的孤独总是存在西方小说里。

可是中国社会，是不可能像西方那样群体陷入神权的，中国人向来欢迎改革者，刘邦起义天下英雄来投，刘秀如此，曹操如此，李渊如此，赵匡胤如此，朱元璋亦如此，孙中山如此，延安亦如此，这就是中国读书人都希望能改变社会，并且不会因为神权和贵族群体压制而失望。

西方至今特权阶级仍然存在，中国在唐朝解决的问题 ，西方直到二战的大规模死亡，才解决贵族群体问题，而群体神权化，这个只解决了一半，社会却又被各种理念构成的群体绑架，西方小说里最终其实都是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对立问题。

西方小说里最大的反派就是人类社会，人类才是主角一生要面对敌人，他们恐惧主角的力量，害怕他们改变社会，同时人群被各种舆论所引导，趋向与愤怒与无知。

中国不会这样，儒家社会影响的中国人，都是期望自己思想能改造社会，著书立说是中国传统哲学观里最基本的体现，每个人都希望成就事业，改造影响社会，个人引领社会进步，个人致力于改造影响群体，才是中国传统哲学观的体现，但是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根本的不同，让中国这些文学家们走进西方文学创作路径里，但是又苦苦挣扎，找不到国人认可的方向。

莫言的诺贝尔奖，就是来自于其小说里面，个人与群体的对抗，这种从柏拉图哲学观衍生出来的东方小说，外国人自然一看就懂。

中国传统评书《三侠五义》这些小说里面，都是个人进入群体获得成功的故事，这种基因根植于国人血液之中，西方小说永远都是少数人读物，就是那种哲学观在中国土壤极小。

欧美那种神权社会人群，在中国就是没有土壤，欧式哲学观诞生土壤，没有中国这种无神社会，神在中国都是工具而已。

在中国，个人改造社会，并且和群体融合的哲学观，与西方哲学观是相互冲突的。

中国的大部分文学家、作家还在西方的哲学观里挣扎，一心想要寻找个人与群体之间对立关系，为什么没有人写出超越《白鹿原》的小说，那种个人与群体之间融合关系，大部分小说家并不明白。他们依然觉得自己是孤独的，并且寻找生活中极端孤独的个人案例去创作，无论他们多么痛苦，他们都是走在欧洲人晚上写的老路上，他们永远不会在这条路上有新的发现，因为欧洲人比他们早了几百年。

中国需要属于自己哲学观的小说，那不是痛苦，而是中国人的世界。

西方的哲学有他们的生活意义，中国式的哲学，在西方神权社会里会被打压消磨，成为神权社会一份子，最后一同愚昧。

西方哲学来中国，中国没有神权社会供他反抗，一个专门和群体对抗 ，自诩为清醒的人 ，只会被群体排斥，一中一西各有土壤与道路，若西方神权社会完全消失，那么西方哲学就不知所措 ，这就是为什么一战后，西方没有康德、笛卡尔等这种哲学巨匠产生，反而是存在主义这些哲学开始大行其道。

西方的哲学的反抗者底色，是他们无法摆脱的痕迹，可是时代开始在证明，西方哲学无法在中国生长，中国的土壤无法养育他们，他们也无法帮助中国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