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大概介绍一下题目中提及的“经济诉求”
经济主义中的诉求比较繁杂和五花八门,由于上海是经济主义的“重灾区”,所以李逊总结的经济主义几大诉求可以作为代表性参考。
类型一:非正式职工组织及其经济要求
这些组织的要求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条:一,要求享有职业保障,工厂不得辞退临时工、合同工及外包工;要求取消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用工制度。二,要求与全民所有制工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同等待遇,提高工资与劳保福利。例如能够参加所在工厂的工会,能够参加"文革"运动并组织自己的群众组织,将计件工资、日工资改为月工资,享受医疗保险和病假工资,等等。三,一些在"文革"中被工厂辞退了的临时工、合同工要求恢复工作。
2.第二类组织由"回乡支农"工人组成。
由于当初支农的大批工人被改为农村户口,因而他们大部分要求恢复城市户口,回到全民所有制或大集体所有制的原厂工作。并补发支农期间的工资。
3.第三类组织由支内职工组成。
这部分人群主要是三线建设中前往中西部支援的职工人员,他们要求归还他们上海户口及上海的工作。
4.第四类组织由"上山下乡"、"支农支疆"的青年组成。
上海郊县农场或远在新疆的农场工作,他们也大批返回上海,要求将户口迁回上海市区。
类型二:正式职工组织及其经济要求
其他各地均有类似的经济主义风潮,也基本可以被归纳至上面所述的内容。
(图为《上海CR史话》对经济主义诉求的描述。)
了解了大致的经济诉求后,我们回到题目的第一个问题,这些经济诉求合理么?
通过上文的介绍,大部分人应该发现,这些诉求不应一概而论,其性质也各有不同。
但我更想说的是,我认为抛开整体背景,革命的进程,主要矛盾和斗争方向这些内容,空洞的去谈论目的是否合理是错误的。
这些经济主义诉求提出的背景并不是一般年代(若是如此,则应当对其抱有更高的宽容度和评价),而是革命时期,既然提出经济主义诉求的人们,建立了各类组织,加入了革命的潮流之中,那就应当以革命者的姿态来认识,提出并实现诉求。
然而在经济主义风潮中,绝大部分参与者,源自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自发性”完全压倒了无产阶级革命者应当有的“纪律性”。很显然,一部分左翼自由主义者对这种自发性颇为赞许,而对纪律性则颇为漠视。自然会对后续的反经济主义产生诘难。
同时,他们没能建立明确斗争方向的组织。最具有此特征的是代表临时工,合同工的全红总在斗争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很快后续随着一套错误的行动而功亏一篑。
而其他各类人员,则连全红总都远远不及,往往以家庭,公司,朋友为单位建立临时性质的造反队,目的单纯为一类经济要求。这种全凭自发性的随意活动不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方式。
更重要的是,他们往往不能认清当时革命的主要斗争方向和主要矛盾。这种经济主义的风潮一旦压过了政治路线上的革命,势必起到转移矛盾,削弱革命力量的结果。这也就难怪为何当权派会对各种经济诉求大开绿灯,屡屡让步了。更进一步,他们还会用经济主义收买和煽动更多群众。这些小骂大帮忙的诉求,对当权派来说,简直求之不得。
引人注目的是,在这场经济主义风暴之中的最大工人造反组织工总司从可以查到的资料来看,除了要求活动经费外,没有提出过明显的经济要求。"工总司"提出的口号都是政治性的,所提的要求也都是政治性的。
许多左翼CR史研究者,容易陷入群众最革命,party最不革命的认知之中。更进一步则会进入摆脱party闹革命的理念之中。然而通过上海的经济主义风潮及后续的反对经济主义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有着明确政治路线,重视party性,无产阶级革命的纪律性的工总司证明了我们依然需要将自己置身运动中心,引领运动方向的先锋,而绝非把CR理解为反对抛弃这个先锋的运动。
第二个问题:CR中的工资和薪酬制度
CR中的工资制度变动主要是1971年的调整,主要内容为提高低收入工人群体的工资,附录在下:
另还有临时工,合同工问题,也在同期做出相应调整:
工资变动还有关于计件工资问题。
CR前计件工资调整及数量大体如下
CR后则基本完全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