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有没有人的能力可以和韩信相提并论？ 第1页

一、时势造英雄

很多人看韩信，往往忽视了韩信所依靠的国家。韩信不是一个人在作战。他发挥才能需要一个良好的平台。这个平台提供了良好的军事组织、军事后勤以及政治外交等方面的支撑。这个平台，是通过刘邦萧何的军政团队搭建的。

刘邦萧何这个团队，又是在战国时期社会大革命时代成长起来的。

形势比人强。

刘邦萧何韩信这些人经历的时代，是战国大革命时代。一个最晚从春秋时代就开始酝酿、在战国初期开始普遍掀起的变法浪潮形成了战国时代政治家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深刻思考、努力探索和激烈争论。不同学派的相互竞争也极大促进了讨论向深入发展。由此造成的对社会问题的理解深度、改革力度、策略优化程度，都不是后来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东汉豪强地主时代所能比拟的。

战国改革家有很多成功案例，也有包括商鞅、吴起在内的一批殉道者，还有包括庄子在内的一批避祸隐士，这一事实本身就凸显出战国变法已经走到了深水区。而且，战国改革非常普遍。战国七雄固然进行了深刻改革，一些中小国家也进行了深刻改革。比如说宋国改革取得成功，然后引起各国围攻不幸灭亡。卫国则充分考虑到国家太小的问题，承认改革是正确的，但是干不了，所以不干，把人才放走了。鲁国在传统印象中最为保守，但是其实鲁国改革本身就走在各国前列，“打右灯往左转”溜得不行（初税亩，作丘甲，做三军，舍中军，都在各国前列）。不打右灯他们就变成宋国被围攻了，不改革富国强兵他们就真的被围攻了。别看现代我们把国际政治吹得很上天，其实细论起来没有一个赶上鲁国的。现代这些国家里面勉强能接近鲁国节奏的也就英国了：谁都不能不说英国是老顽固、社会改革进步的阻力、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但是谁仔细看看英国的内部政策都会发现英国整天在内部推行有限的社会主义改革、略微有点日拱一卒的意思（英国允许社会主义政党参政执政甚至还在二战以前）。

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刘邦萧何韩信，真不是后来三国时代那些人能比的。

刘邦作为反秦起义的重要领袖之一，在建立汉朝之后，仍旧选择了坚持秦的政治学说，推行“水德”。按照当时的说法，水德是主刑杀的。刘邦在天下都在反秦、明明可以选择的情况下，仍旧选择继承秦的水德。甚至他的法律也依旧是沿袭的秦朝法律。

历史记载经常说刘邦品德不行。比如说，在韩信征战的过程中，刘邦不止一次夺取韩信的兵马。如果撇开历史记载中添加的各种有色眼镜，直接看本质，事情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韩信从来不曾牢固地掌握自己的军队；

刘邦一直都能够从容地控制韩信手下的军队。

刘邦在国家建设和军队建设上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策略，这才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三国人物面临的形势正好和汉初人物相反。

三国人物面临的历史形势，从汉元帝改革开始，就是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的历史。

汉元帝改制是以儒家化为目标的。汉元帝儒家化时期这帮人讲的儒家，和汉初以荀学为基础的儒学完全不是一回事。你可以理解为国民党右派的革命和共产党的革命的区别。事实上后来的儒家已经把荀学给否定了，荀子一书本身就遭到了儒家的大规模删改。按照严格的学术说法，应该将荀学从儒学里摘出去，尽管他们都诵法孔子。汉元帝儒家化的一些表现，例如说废除了徙陵制。西汉原有的制度规定：“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强制迁徙各地富豪聚居在皇帝陵区。汉高祖的长陵、汉武帝的茂陵都具备这样的功能。尽管汉朝迁徙富豪时会给他们钱。但是那个时代，迁走了就断根了。这简直就是反垄断法。永光四年十月，汉元帝废除了这个制度……汉元帝还经常搞一些奏疏必须引用儒家经典的操作，将朝廷重臣的奏疏打回去重写。按说将奏疏打回去重写是很严重的打脸行为，但是这么重的手段，汉元帝就只是为了让大臣在讲解政策的时候以《诗经》作为理论依据。打个比方，你要解决社会离婚率过高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在原因里面你不能写离婚率高会造成什么危害，只能写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觉得这样说理充分吗？但是汉元帝就觉得这样说理才充分。然后汉元帝就一路完蛋下去了。

汉元帝的儿子汉成帝也搞改革。面对汉元帝以来地方富豪日益发展成为豪强地主的问题，又没有徙陵制强拆，汉成帝搞出了“示范制”。汉成帝让一些朝廷重臣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退出数以万计的土地，号召各地的豪强地主向他们学习。各地豪强地主一看，呦嗬，上头都贪污这么多了，我们得加快。结果反而加速了土地兼并速度。最后汉成帝也破罐子破摔，重新奖励这些朝廷重臣大量土地。这样速度就更快了。这就好像……

汉成帝绝嗣，汉哀帝入继过来以后，面对这些问题也没什么好办法。于是他来个狠的，宣布汉朝气数已尽，决定更名换姓，重新接受天命。后来发现这没什么用，又打算换回来。别管他怎么想的，反正这一手出来以后，大家都知道汉朝完了。

这帮人净整这些没用的，改革自然一再失败。

于是就有人要搞点有用的。

这就是王莽。

王莽接受的教育就是汉元帝以来的儒家化教育。他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在于汉朝身上有太多的战国法家特点，特别是汉朝竟然以战国的集大成者荀学为核心理念。在基本的政治学说上，开国皇帝刘邦甚至沿袭了秦朝的“水德”（水德主刑杀）。这些都是不对的，都要改成彻底的儒家。这样王莽就在社会共同支持下，变成了皇帝，开始全面推行儒家化改革。

这一次彻头彻尾的儒家改革彻底失败了。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是豪强地主还是佃户奴婢，所有人都不满意。最终王莽惨遭推翻。他的脑袋被砍下来，放进武库，世世代代警示后人，一直到西晋武库大火被烧毁。

这个时候所有人都遇到了一个尴尬的问题：

经过多年的儒家化，大家公认儒家才是正确的。因为儒家最能吹。他们讲的仁义概念，既能被升斗小民接受，也能被豪强地主接受。他们讲的亲亲疏疏，既能解释团结友爱的家庭关系，又能解释残酷剥削的阶级关系。他们的性善论，既能发挥宗教欺骗的作用缓和矛盾，又能发挥宗教欺骗的作用实施压迫。但是，这么能吹的儒家执政以后搞得全天下都反了。

怎么办？

最后东汉从形式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一是将以王莽为代表的儒家当皇帝，变成皇帝当儒家，汉光武帝亲自讲经；

二是将儒家学说统一起来，形成官方认证的官方儒家，汉朝政府组织各方面的人物开会，讨论制定标准的儒家观点。

这样的效果就是，儒家化进一步巩固，汉朝的各项政策得到了豪强地主的共同承认。

但是这只能解决形式上的问题，社会分配不均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有个和这个体系比较接近的现代政治制度，就是拿破仑战争时代的英国议会制。占人口5%的统治阶级开会决定一切，名义上是全国的。班主任和班长民主，你们被民主，这就是民主制的精髓。

打个比方就是：人都死了，你给画个活人的妆，再时不时的电击一下让尸体动动，东汉就当他还活着。

在这样的环境下，东汉发展出了名士风气。

东汉政府越来越依靠乡贤来治理地方和统治国家。按理说这是对豪强地主十分有利的行为。但是这些人对此仍旧不满足。因为东汉皇帝为了自己的统治利益，需要将各地破坏统治秩序的行为进行专门打击，这就构成了对豪强地主的约束。豪强地主认识不到东汉王朝维持统治能力的行为帮助他们建立了一个可以像癌细胞一样增殖的健康环境，或者认识到了也会说“板子没有打在你身上你当然不疼了”，所以仍旧不断对这个秩序进行破坏。

最终，不得不保护整体利益的基本底线的封建皇权，和一点也不想要底线的豪强地主，就形成了尖锐矛盾。

荒淫无耻的皇帝被迫维持整个国家的存在，道貌岸然的君子必须无限制扩张自己的私人派系。

这对矛盾发展到最后，就变成了“党锢”：

正人君子们结党营私的风气发展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皇帝不得不下令禁止派系人员从政。

其实从儒家君子原本的逻辑上，党锢是不应该发生的。一方面，按照亲亲疏疏的原则，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正人君子本来就应该结党，而且结党是有利的，所以皇帝不应该禁止。另一方面，按照道德礼法的原则，正人君子应该是清如水明如镜廉洁奉公的，所以他们不应该结党营私拉拢势力，所以他们一开始就不应该有党可结，皇帝一开始就没有党可禁才对。第三方面，按照尊尊贤贤的原则，皇帝为尊，儒家不该反对。所以皇帝下令党锢，儒家应该极力落实，不应该包庇。

但是事实上，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正人君子们并不正经，他们不但结党，而且是有害的。他们不但有害，而且联合起来对抗治理。

癌细胞扩散了。

这就是三国人物眼中的世界。

从汉元帝以来，汉朝的历次改革基本都是奔着死去的。

不但如此，他们还认为战国以及汉初的改革是错误的，自己的作死才是对的。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他们也在进行改革，但是越改革越完蛋。比如说汉光武帝研究发现郡国兵起义会建立新王朝，于是就干掉郡国兵。但是他不知道问题不在郡国兵而在起义。废掉郡国兵以后他连消灭豪强、进而缓解社会矛盾减少起义都做不到了。你指望国民党保家卫国，他们自己都快转进到太平岛了。网上有句话，研究蒋介石的军事指挥艺术，那简直就是鞭尸。三国时代面临的形势，就是从汉元帝以来就在反动，并且以为反动才是进步。结果天天鞭尸而不自知。他们本身就是一群食腐动物，解决不了捕猎能力退化的问题。

比如说袁绍，他为了控制旗下人物，就要求他们送人质。曹操就曾经被吕布打得撑不住，打算给袁绍送人质过去。但是袁绍连这都做不好。在曹操送人质之前，就因为担心吕布崛起给予了曹操支援，使得曹操继续保持独立。耐心真差。曹操后来也娴熟地运用了人质这一技术。但是一些愣头青证实，这样的手段也有很大局限。比如说马腾举家入朝，但是马超依旧反了。曹操在击破马超之后果断杀光了马腾一家。

从制度建设上来说，三国人物这些纳质手段在春秋战国也是很常见的。但是就其结果来说，刘邦想夺韩信兵就夺韩信兵，想夺韩信王就夺韩信王，意味着汉高祖的手段远强于魏武帝。就汉初的事情来说，我们能看到的资料，只能给我们这样一个提示：韩信手下的高级将领，例如骑将灌婴、步将曹参，都是刘邦的心腹。这就意味着，韩信固然是名义上的方面统帅，但是他所统率的整个军事体系从脖子以下全都是汉王的人。韩信身边有蒯彻拼命鼓动他造反，但是韩信终究还是无法造反。毕竟，韩信显然没有把握让灌婴曹参跟着自己反刘邦。他不可能给的更多。

三国在这方面就差了很多。司马懿统军的时候，名将张郃就死了……

三国时代人物真正的优势大概只有两个。一个是对刘萧韩等人在历史上执行过的策略比较熟悉，一个是在装备技术兵种建设等方面具备一定优势。这两个优势都属于“打赢一场过去打过的战争”的优势。

倘若公平一点，给予刘萧韩同样的装备基础和兵种基础，给他们一到三年的时间适应新环境，那么凭借他们对社会问题的敏锐洞察力，加上他们之前已经具备的对社会问题的深刻理解，以及现在获得的对古今问题的参照对比，他们依旧会表现得很好。他们最大的阻力可能在于缺乏三国时代的人际关系和政治关系。而这可以通过招降纳叛获得。

能力是基础，但是环境则培养和筛选了能力。

二、英雄造时势

如果能够对历史上流传的材料进行客观分析，对愈演愈烈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入思考，能够深入底层发现本质，能够关注局部细节和宏观整体的关联，那么尽管处于时代的迷雾下，依旧是可以对时代进行突破的。

战国时代经历了自西周以来数百年的封建统治，他们能够通过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把握寻找到改革前进的道路。

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世界的整体运行规律，二者都是可以相互作用的。或者说，人的主观能动性本身就是客观世界运行规律的一部分。

问题愈演愈烈，各种尝试一再表明此路不通，那么正常来说人们就会想到是否要逐级溯源，对当时流行的理论产生根本性的怀疑。

三国时代的人们确实对儒家开始产生怀疑。特别是到了后期的魏晋时代，玄学开始流行起来，体现了对儒家思想的突破。但是这个突破已经很困难了。因为根据后来我们对历史文献的研究，早在西汉时代，一些所谓道家典籍就开始了儒家化改造。一些关键理论早就儒家化了。比如说我们考古发现的西汉初期的道德经，其基本理论是“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可是后来通行的版本，却变成了“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二者的区别就相当于“实事求是”和“教条主义”。前者是用现在的办法做现在的事，后者是学古人的法子办今天的事。如果古人没办呢？那我们也不能办。儒家化已经如此彻底，以至于实际上诸子百家都已经不存在了。

这种儒家化的进程后来在宋代又有一次跃进。北宋大面积采用儒家学者治国，然后终于把手伸到专业技术领域的儒家学者，到了这个时候才偶然注意到，持续了几千年的中国战马驯养行业竟然采用了回交技术保存优良马种。于是他们写文章进行了严厉批判，并对马政进行了改革。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大宋的战马就被唐朝消灭完了。宋朝的战马怎么会被唐朝消灭呢？这只不过是宋朝为了将失去优质战马的责任甩出去罢了。其实就是宋朝自己整没的。

三国时代已经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他们试图寻找新的解决方法，但是经过几百年的“焚书坑子”，他们从故纸堆里已经找不到解决方法了。这个时候，谁能够摆脱窠臼的限制，谁就能找到解决方法。最终，是多年以后的北魏摸索到了一点门道，推行了均田制，实现了文明的再次起步。北魏的李冲推行了均田制、三长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豪强地主问题。此后北周建立府兵制，进一步解决了军事问题。随后的隋唐盛世，就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可以说，英雄是可以造时势的。

李冲已经是公元5世纪的人了。在公元3世纪，三国还没有能力找到解决办法。也许有人找到了办法，但是三国没有采用。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可能。

在整个支撑体系都不堪用的情况下，很难出现一个与韩信相当的人。不是说没有这样的个人，而是没有这样的发挥平台。

要有一个韩信，就必须要有一个刘邦，一个萧何，或者还要有一个张良，一定要有灌婴和曹参这样优秀的骑将和步将。甚至还要有郦食其、随何。

三国有这样的平台吗？

三国提供不了这样的平台。

三、豪门盛宴的背后，是一蟹不如一蟹

中国古代史一般将先秦、秦汉、唐宋、明清分成不同的四个时期。这几个时代都有其不同的时代性，区分度确实挺高。然而有些完整的趋势却不是这样截然分开的。比如说东周时代和秦汉时代，就体现出了两个既相互对应、又趋势相反的阶段特性。

东周时代的时代背景，是西周推行了几百年的邦国同质化。西周作为各地邦国的政治蓝本，出于自身利益需求，客观上不断推动了华夏地区的同质化进程。但是西周自己又不断对东方地区进行剥削压迫，特别是经常和西戎形成联合。这样的体制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要求。

到了东周时代，改革突破成为时代的主题。随着平王东迁、周天子与西戎的联合被彻底终结，东方各国摆脱了周天子的压力，进入了独立发展阶段。随后就出现了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期。这个学术繁荣期，建立在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独立发展、急于探索政治治理路径的基础上。并且，最终以战国时代的全面变法为终结。总的来说，春秋战国时代，是社会革命时代。战国终结于荀学、法家，终结于秦国，也就意味着，荀学、法家和秦制，是东周五百年社会改革的最终成果。这个成果可能有一定瑕疵，并不一定就是这个时代唯一的最高水准，但是一定是最高水准之一。秦朝在运用这个成果时出现了严重问题，西汉对此进行了借鉴，但是依旧基本保全了这个制度体系。

总的来说，从标志着两周剧变的平王东迁开始，到标志着汉朝政治制度走向稳定的汉初时代为止，整个时代的趋势，就是不断的改革前进、改革前进、改革前进。

秦始皇的全面统一，代表了这个时代的激进一面，可以说对时代的诉求进行了最后的总结。汉高祖的郡国并行，代表了在仍旧保持激进的心态下、对客观现实的妥协让步，意味着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等到后来汉文帝的休养生息，对过于激进的理论进行了调整，并基本形成了稳定的治理体系，则意味着整个时代的落幕。

中间的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一直到汉武帝独尊儒术、改易德性、服色之前，可以说是时代结束后的稳定期，也可以说是转折期。这个转折从汉文帝时期的黄龙事件就已经开始。儒生们制造谣言，伪造奇迹，宣称黄龙现世，要求汉朝将继承秦朝的水德改为土德，将重刑杀、严刑峻法、又讲究休养生息、上善若水的水德，改为厚德载物的土。二者的主要区分，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资本家的原罪到底可不可以原谅、他们继续积累原罪怎么办”。按照水德来说，该杀杀。按照土德来说，上天有好生之德，对待这些人要宽厚。水德治理下，汉朝定期收割地方上的豪强地主；土德治理下，地方上的豪强地主定期收割平民百姓。后来他们还不满意，到了东汉就改成了火德，汉朝政府定期帮助豪强地主收割农民起义军。

就东汉时代来说，豪强地主成为地方上的既成事实。名士们通过商业互吹获得政治名声，然后登堂入室成为高官。有的名士名气越来越大，被皇帝请进皇宫，最后被戳穿，令天下哗然。

我们熟悉的很多神童故事，例如孔融让梨，其实是很典型的炒作案例。这两年社会上也出现过一些小学生质疑教材的事件，其中就有一些是炒作。这种炒作在当今的娱乐圈非常流行，某个明星设计一个人设，进行铺天盖地的宣传。不过现代社会信息十分发达和透明，很多明星的人设都被戳穿了。比如说名演员伪博士翟天临。孔融属于信息不透明的时代，所以他四岁就开始营造人设了。有人可能会说，四岁小朋友知道让梨吃，也是很好的表现。这话没错。其实很多小孩一两岁就知道拿东西请别人吃了，你看看有一个像孔融一样火的吗？

类似于孔融的例子在汉代还有很多。著名的二十四孝故事里面，东汉就有7个。三国魏晋有6个，加一起足足13个，过半数。西汉只有2个（一个是汉文帝自己，一个是王莽时代）。这里面有一些所谓的孝顺故事是什么样的呢？比如说黄香，夏天给父亲扇扇子，冬天给父亲暖被窝。知道的这是在夸奖黄香孝顺，不知道的可能以为他家没见过扇子。这个黄香最孝顺的地方，其实不是给父亲打扇子，而是他做到了尚书令，他的儿子和孙子做到了太尉，子孙两代人都是汉朝的顶级官僚。当然，他因为抗洪不力被东汉比较贤明的皇帝汉和帝免职的事情就不能说了，要说只能说他在抗洪的时候积极带头把工资捐出去救济贫民号召大家踊跃捐款的事情了。嗯，带头捐款的大孝子，抗洪不力被皇帝撤职，这可真是名士风采啊！

就这？

按照这个标准，在座的有一个算一个，你们都能举孝廉，人均尚书令、家家做三公。

东汉时代光“四世三公”就出了两家。三公一共才三个职位，就算可以经常换人，四代都做三公也过分了。其中袁绍家族甚至一代人有两个三公。而他们能够做到到这个位子上，就因为垄断了对一本儒家经典的解读权。这放在美国，就相当于一个家族世代解读罗马史，所以每一代人都做国务卿。

这种氛围能出韩信？麦克阿瑟多得用都用不完，要什么韩信？沙特阿拉伯甚至当个连长都能是亲王。。。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韩信除了凭借胯下之辱能夺一个“怯如鸡”，其他哪一个也跟他不挨着。就是“怯如鸡”也得先是高第才行，他要是高第还能有胯下之辱？东汉就是有韩信，也轮不到他出头。

最可怕的事情，并不是三国有韩信而无法出头，而是在东汉这样的时代氛围下，根本就不会有韩信。

这样一代代名士造假连脸都不要了的氛围下，整个社会的能力水平都在急剧下滑。

我们读汉文帝的故事，汉文帝以君王之尊亲自为母亲尝药，这固然是普通人都能做到的事情，但是这恰恰是身边仆从众多的皇帝不需要亲自做的事情。汉文帝要营造高台，却能够为了十金是十家中产之家的家产而放弃。曹操的铜雀台，司马炎时代的石崇斗富，哪一个不比汉文帝奢靡？但是人家汉文帝是承平时代的皇帝啊！

就这样一个烂透了的时代，实际上世袭的儒学贵族代代挖空心思挖墙脚，一蟹不如一蟹，他们出不了韩信。

实际上，三国时代后来真正出现名将，都要等到晋武帝灭东吴的时候，由于长期战争和三国竞争的缘故，才出现了类似于杜预、王睿这样打仗有章法、善于捕捉战机的名将，以及刘琨、祖逖这样敏锐察觉到乱世即将再次来临、但是战争表现也很一般的少年豪杰。即便如此，王睿这样的将领也受到了打击。然后紧接着整个世界就在八王之乱中崩溃了。

从西汉中后期开始，整个世界都在崩坏，而且是系统性的崩坏。整个趋势和越来越趋于统一、整合的战国时期截然相反。这个时期，已经很难出现韩信、以及可以让韩信发挥的平台了。

周瑜命短，关羽背凉，曹瞒赤壁难再来。

刘备折臂，陆抗坐困，张辽未得吴王首。

吕布眷家，杜预自污，张郃命丧狼顾口。

诸葛星坠，邓艾受缚，姜维剖胆汉终亡。

三国人吸取了战国以来的各种实用知识和经验，又不像宋明那般被统治者阉割了精神，怎么可能不如400年前的祖先呢？

之所以被认为不能与韩信相提并论，无非是曹操、刘备、孙策、袁绍、诸葛亮、吕布这帮人，偏偏生在了一个时代而已。

不然你试试，把建安初年曹操以外的诸侯全都换成孙权。

看曹老板不当场笑死。

不能，因为亲兄弟也要明算账不是。即使一个人，他有很多领地，也没办法把它们合并，何况不同领地的继承顺位也是不同的。欧洲这些王室疯狂乱伦，也没统一欧洲。不过查理五世的领地加起来是相当庞大。算血统，欧洲那些王室都是世代联姻的亲戚。

查理五世（1500年2月24日-1558年9月21日），即位前通称奥地利的查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年-1556年在位），西西里国王（称卡洛一世，1516年-1556年），那不勒斯国王（称卡洛四世，1516年-1556年），低地国家至高无上的君主。 他在欧洲人心目中是“哈布斯堡王朝争霸时代”的主角，也开启西班牙日不落帝国的时代。

查理五世是哈布斯堡王朝广泛的皇室联姻的最终产物。他是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一世与卡斯蒂利亚的胡安娜（疯女）之子，阿拉贡的斐迪南二世与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一世的外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和勃艮第女公爵玛丽的孙子。

查理于1506年（他的父亲死于那一年）继承了低地国家和弗朗什孔泰。当他强悍的外祖父斐迪南二世在1516年去世后，他成为一片巨大领地的拥有者，这片领地包括他母亲的卡斯蒂利亚和斐迪南二世统治的阿拉贡、纳瓦拉、格拉纳达、那不勒斯、西西里、撒丁, 以及整个西属美洲（在他统治时期，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由于征服墨西哥和秘鲁又扩大了好几倍）。

在祖父马克西米连一世去世后，查理又得以继承哈布斯堡家族在奥地利的产业。通过向选帝侯行贿等手段，他在1519年战胜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555年在击溃新教力量的最后努力失败后，查理五世就开始脱离政治生活。他把自己的个人帝国——西班牙和低地国家传给了儿子腓力二世；把神圣罗马帝国传给了弟弟斐迪南一世（1555年10月25日放弃尼德兰王位给腓力；1556年1月16日放弃西班牙王位给腓力；1556年9月12日放弃皇帝帝位给斐迪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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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五世的家庭

妻子：葡萄牙公主伊莎贝拉，1526年结婚

子女：

腓力二世（菲利普二世），他的王位继承人，享年71岁。

玛丽亚(1528-1603)，嫁马克西米连二世，享年74岁。

胡安娜(1535-1573)，嫁葡萄牙太子若昂，终年3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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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西米利安二世(1527年7月31日-1576年10月12日)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64年至1576年在位)。1548年至1550年马克西米利安摄政西班牙，1562年被选为波希米亚国王(1564年-1576年在位)和罗马人民的国王(1562年至1576年在位)，1563年又被选为匈牙利国王(1564年至1576年在位)，1564年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也曾试图成为波兰国王，但没有成功。

马克西米利安1527年出生在维也纳，父亲斐迪南一世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56年至1564年在位)，母亲安娜是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国王弗拉迪斯拉夫四世的女儿。1548年马克西米利安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1530年至1556年在位)的女儿玛丽亚结婚，查理五世同时也是马克西米利安父亲斐迪南一世的哥哥，即马克西米利安的伯父。（堂兄妹乱伦）

腓力二世。西班牙国王 (1556年-1598年在位)和葡萄牙国王(称腓力一世1580年-1598年在位) 。查理五世儿子。1570年马克西米利安将女儿安娜嫁给了腓力二世，成为他的第四个妻子。安娜是腓力二世妹妹玛利亚的女儿，生下腓力三世。（甥舅乱伦）

腓力四世，娶奥地利的玛丽亚·安娜（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三世之女，母亲玛丽亚·安娜是腓力四世的亲妹妹）。（甥舅乱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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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chen-chuan 网友的相关建议: 
      

1，

“魏变法强三代，秦变法强七代”，此说到底有什么出处不清楚，但严格上讲应属历史发明范畴。

这段文字暴露出了2个史盲级的误解：

一是误认为东周时期的变革是在一次孤立的变法活动中完成的；

二是误认为变革的红利期可以简单到用伦理辈分概括。

客观上讲，上述误解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中学历史课本的章节划分——并不是说课本有大错误，而是由于内容过于精炼及特定章节划分因素让一部分中学生产生类似的误解——除此之外，也有一些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刻意迎合，使这一误解进一步加深。

具体的结果大家也看到了，在低龄的朋友当中，有一部分学习能力比较强的朋友在进一步学习历史知识后会有颠覆性的认识，另有一部分不大喜欢学习或中枢神经系统尚在发育阶段的朋友会极力排斥和自己臆想有冲突的客观事实，最终形成了网络上“秦教徒”的普遍亢奋及普遍被嘲弄的现实。

2，

有关“魏变法强三代”的说法，提出这一观点的朋友大抵没有认真看过年表。

李悝变法正式执行的时间节点在魏文侯最末期，如果真要捅到“三代”的话，那应该是魏武侯、魏惠王、魏襄王三朝。

即使纠正一下，矫正为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三朝，也有大问题：

一个是魏文侯一朝整体在李悝变法之前，而魏国的衰落事实上正是在李悝变法之后的魏武侯一朝开始的；

另一个是魏惠王一朝在中期就已一落千丈，强势期根本凑不到一朝。

总之，“魏变法强三代”是不成立的。

3，

“秦变法强七代”也有大问题。

其一，秦公室作为周代古老封建主（或奴隶主）之一，最迟在秦武公也已经开始了变革活动，且在东周时期一直都是绝对意义上的强国，显然超过了“七代”；

其二，战国前期的秦国虽整体处于“被动挨打”的态势（林剑鸣语），但相比于齐、楚两国而言，秦国在与魏国对抗时的处境明显好太多，秦灵公、秦简公对魏国还有强有力的反击，说此时的秦国不“强”无疑是荒谬的；

其三，秦国在秦献公时期就已经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地步，在秦献公末期，秦军对魏国的攻击已经相当凶狠，但凡稍微查一查地名，也能看出当时秦军的攻势绝不亚于秦孝公一朝，把秦国“强”的时间节点定在秦孝公一朝也是不合理的；

其四，秦二世一朝其实也不能说不“强”，当时秦军打到赵地被纵军击败，其实和秦昭襄王一朝、秦庄襄王一朝的情况也差不多，秦被灭这是在秦王子婴——从这个角度上看，应该一直捅到“强八代”才对。

总之，这一观点和“魏变法强三代”一样都是错误的。

4，

客观上讲，秦魏两国之间的此消彼长有多种因素，变革只是其中之一。

在这里，我们必须要肯定一点，秦国的变革应确比列国更为彻底，具体原因当于秦国本土士人并不兴盛、朝中多由外籍士人充斥有很大关系。

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应忽视其他因素，比如魏国地缘环境的绝对劣势，比如特殊外交环境下的大势所趋，等等。

从目前已知的情况来看，秦国在战国末期也并不比其他诸侯国先进，当时仍在吸取中原的变革经验。

当然，你非聊某些影视作品或某个不太负责任的纪录片里的一些内容，那当我没说。

打个岔，《韩非子》那段说的是军功赏罚的落实情况的区别，不是军功系统有或没有的区别。

5，

不过，你要非站在“老秦人”或者“秦吏”的角度，那肯定是另一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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