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说那句话只是装个逼,或者是随口一说。
讲真,你从曹操统一天下失败的结果去反推曹操的缺点,这缺点永远不会少,曹操失败的原因我可以举例一百个。但这都不过是事后诸葛亮。很多人看历史有一种结果论的错误思想,喜欢从一个失败的结果去倒推其失败的原因,这原因不要太多。
失败的原因固然有,但这并不意味着谁不如谁。这个世界并没有一种品质一种方法或者一种绝对的理性可以让人必然成功,更多的时候是冒险和运气。
有些统一天下的皇帝论才具都比不得曹操,但是他们可能有最大的优点——统一了天下。
历史永远不是强者胜,而是胜者强。
文中错字多,论据不全,数据有错,只有观点颇有新意。这个观点含有一些我的思考,但并不清晰也不够有条理。
承蒙各位厚爱,我决定进一步深入研究,补充材料,矫正文章。因为每天时间有限,所以整个过程会比较漫长,因此我决定在此文后面先一点一点地补充材料,等到材料补充完备后,再组织语言,最后在把最终版本置顶。整个过程少则几个月,多则一两年,欢迎各位积极讨论,并提供材料,我也将把各位知友提供的有价值的材料和观点加入文章并表明提供者。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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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局上来看,晋朝的统一非常短暂。而后就是300年的大分裂,大乱世。所以自三国到隋唐这三百多年的历史可以看作是分裂为主题的时代。
这个时代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了东周战国,事实上那也是三百多年的大分裂。
我们不仅要问,这两者到底有何相似?
一个很重要的相似之处就在于,战乱结束后,帝国都在制度上有了极大的创新。中华帝制的两根支柱就是在乱世终结时被建立起来的。
一根叫郡县制,一根叫科举制。
这两个制度不是一拍脑袋就出现的,制度的改变,牵一发而动全身。利益受损者必然拼死抵抗,不惜玉石俱焚。但如果制度确实能够起到作用,那么国家就会再次安定下来,大家都忙着发财生娃,没功夫打打杀杀。
郡县制打压的是世袭贵族,科举制打压的是所谓士族。士族得以存在的基础是查举制。
回顾三国时代,东汉的灭亡有多方面因素,但士族持朝政,国家收不上税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三国中国总人口是五百万左右,相比汉代鼎盛时期的将近三千万人口差了很多,但这个数字并不准确,事实上士族的家丁,农户甚至私人武装都是不计入这个数字的。南北朝的皇帝经常会杀,本质原因就是皇帝掌握的力量极为有限。
查举制的重大漏洞已经凸现,但当时的人并不这样认为。三国早期,战事频发,各方势力急需人才,而人才在生死存亡的战争中能够非常容易就辨别出来。这个时候,士族(当时只具备雏形)势力不得不让出一定权益。等到三足鼎立,各方谁都奈何不了谁。士族又重新上场。
蜀国依然通过北伐来施行军政体系。也即是为才是用不论出身。但魏国为了尽快统一,开始了收买士族。创立了所谓的九品中正制,彻底让承认了士族的权益。
这一制度对于国家统一作用极大,吴蜀的大地主和潜在士族都翘首以待,等待王师。可以说吴蜀的灭亡跟九品中正制大有关系。从逻辑上讲就是谁争取到了更多的有钱人,谁出让给有钱人更多的利益,谁就能最终得到更多的支持而统一全国。
但问题在于,东汉的灭亡本质上就是政府给这些有钱人利益太多导致的。如今再次出让更多不就是抱薪救火吗?火虽然一时被压下去,而后就会以更大的形势烧起来。
事实证明,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这样看待问题。乱世的本质是制度和实际不符,也就是制度腐朽落后。旧制度虽然腐朽,可新制度却不那么容易被建立,乱世就是新制度的试错阶段。仅当新制度被探索出来,乱世才会被结束。否则就算短期统一,也会快速再分裂。
中华帝制一直都在进步,从秦汉只能支持两千多万人口,到清朝可以统御三四亿人口,制度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事实上,在通讯落后的时代,没有电报机,连纸张都稀缺的时代,能够统御上亿人口几百年,全世界也仅此一家。中国帝制中的很多东西的优势和作用其实是被长期低估的,因此中国近些年所谓的崛起不仅仅是学习西方那么简单,还有很多内在的深层的东西。
回到问题上来,曹操的时代,旧制度尚未彻底被摧毁,新制度也还未被探索出来。因此无论曹操多么雄才大略,他也不可能终结乱世。
我必须再指出一个问题,科举制度的建立并不是一拍脑袋就能成的。就算你穿越到曹操身边,让他相信科举制度是未来的必然,他也不可能在三国时代将其推行下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士族(潜在)并未经历三百年的乱世,并未经历五胡乱华,君臣相害。他们不会轻易出让世袭的权益。我们今天所习以为常的每个共识都是鲜血凝结而成,没有流过血泪,不会有人愿意出让自己的权益。
事实上,我们可以类比晚清的政局,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初,倘若富者济贫,军者辅政,政者为民,自然不至于三十多年兵荒马乱。但囚徒困境下,各方相互碾压,不断自戕,导致整个国家非但不进反而倒退,各方利益都受极大损害。到了一定时候,各阶层都损失巨大,人心才能思定,国家才能再次统一。这时候如果政策得当,那么国祚绵长,反之则乱世再起。大家了解一下太平天国运动,这场运动也是“打土豪,分田地”为何不能最终胜利?太平天国后来内部的腐朽是一方面原因,但最根本的在于,旧制度的活力还未耗尽。大部分的人依然站在清庭那一边。也即是,最终有效的手段若时机不对,无法取得好的效果。
所以三国就是一个乱世的开端,刘,草,孙,司马都无法终结乱世,他们也不过是历史的大潮拍岸的浪花,潮涨时“卷起千堆雪”,潮落时“江平未有风”
最后吐槽一下,
美国最近在减税,大规模给富人让利。是不是跟曹丕的九品中正制类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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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中国历代人口峰值出自(中国人口史--wiki):
秦:3,000万
西汉:5770万
(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12,366,470户,57,671,401人)
东汉:5650万
(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10,677,960户,56,486,856人)
三国:790万
(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263年),灭蜀之前,663,423户,4,432,881人。灭蜀之后,纳税户943,423户,5,372,881人。+ 吴后主孙皓天纪四年(280年),民户523,000户,2,300,000人。此外,带甲将士230,000,吏32,000人,总计2,567,000人。)
西晋:2260万
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载于史籍的户口数据为全国3,770,000户,约22,620,000人,此为晋朝户口最多时期。
南朝:1200万
南朝梁武帝大同五年(539年)有11,000,000人;到太清二年时(548年)有200万户,约12,000,000人,达到南朝人口峰值。
北朝:3000万
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实行均田制后到北魏孝明帝神龟三年时(520年)达到北魏人口峰值5,000,000户,约30,000,000人。
隋:4600万
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8,907,546户,46,019,956人。
唐:8000万
根据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发展史》,唐朝的人口峰值应该是在唐玄宗天宝年间,人口数量大约在8,000至9,000万之间。
五代十国:1800万
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3,090,504户(主户) (约3,090,504*6=1800万)
北宋:9200万
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20,882,258户,男口46,734,784人。(约46,734,784*2=9200万)
一说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有户2088万户,人口一亿1275万人。
南宋:6600万
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11,139,850户,男口33,112,327人。(约33,112,327*2=6600万)
元:8750万
元惠宗至正十一年(1351年),无户口数据记载,有部分现代学者认为1351年为元代的实际人口峰值。现代学者赵文林、谢淑君认为1351年为元代的实际人口峰值。根据他们的估计,1351年实际人口有大约87,587,000人
明:9990万
关于明朝户口的峰值,学者们普遍认为在明朝后期,但具体时间则分歧很大,人口具体数据也分歧很大。现代学者赵文林、谢淑君认为,1626年明朝人口峰值,实际人口有大约99,873,000人[83] 。
现代学者王育民认为,万历年间明朝人口峰值,实际人口在130,000,000人至150,000,000人之间[85] 。
现代学者葛剑雄认为,1600年明朝实际人口大约197,000,000人,明朝人口峰值接近2亿[86] 。
现代学者曹树基认为,1630年明朝人口峰值,实际人口大约192,510,000人,1644年实际人口大约有152,470,000人[84]。
现代学者,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观点是,明神宗中期的1580-1590年间,明朝人口达到峰值,实际人口大约162,000,000人,此后一直呈下降趋势。1640年实际人口大约130,000,000人。1650年实际人口大约123,000,000人。1660年实际人口大约135,000,000人
清:43220万
评注:清代后半段世界已经开始工业化,受到工业化影响,清代人口与之前朝代缺乏了可比性,所以以雍正“摊丁入亩”施政贯彻后为参考点
郭淮认为诸葛亮占领北原,就能断陇的结论,纯属YY。假定诸葛亮占领北原,就是下面这个局面:
所以,这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去陇右。
断陇,就是断绝陇道,切断陇右和关中的联系,以达到蚕食陇右的目标。
源于陇右和关中平原,都在黄土高原上,而陇右地势高于关中平原,两地之间主要靠谷道联系,所以连接陇右和关中,主要就是依靠2条谷道,一是陇山道,二是陈仓渭水道。
诸葛亮在一伐时,从祁山道出兵陇右,三郡投降诸葛亮,诸葛亮派马谡守住陇山道的西口-街亭,诸葛亮本人“称兵上邽”(《曹真碑》),亲自围住陈仓渭水道的西口-上邽(郭淮驻守)。
诸葛亮五伐,在关中断陇,即使断成功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诸葛亮压根就没有派兵去陇右。
在关中断陇,周边都是敌人,要守住开阔地几十公里,才实现断陇,完全是搞笑。
所以估计郭淮这种说辞,也许是为司马懿守不住渭南,而在后世补写的开脱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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