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不死，中国就无法真正进入现代化」这句话有没有合理性？ 第2页

无论是否合理，说这个话的人悄悄地偷换了一个概念。

你反问他，“儒家死了，中国是不是就百分百必然进入现代化？”

儒家已经死了。

因为他们现在还没人能够拿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成果，来论述中国特色的道路完美符合儒家经义。传统艺能已经无人传承了。

要是有明清大儒那个水平，你就会知道自三代以下，就是我们现在最符合“圣王之道”。（技术上现在能写这种东西的人很多，但是大家没有动力去写。）共和国也不在乎自己在儒家体系里评价如何。

出个河图洛书什么的，也不是不可能。

反对派也是一样，他们会说你这哪里是“圣王之道”，你明明是礼崩乐坏，人心不古，人家美国才是王道乐土。

下面也说点好的。

在彻底剔除了各种儒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威以后，儒家反而能够回归本元了。

儒家使得无论多么残暴的中华君主，至少在嘴上不能不以人为本。

深入人心的人本思维，加上实事求是之后，使得思想层面上，堵住了德治容易流于虚伪的漏洞。又为德治与法治之间架起了桥梁。

这标志着中国人意识形态进入现代化。

这其实是很可贵的。首先是现代化，其次是作为中国人而现代化，而不像日韩。内心深处仍然是和是韩，但是脑袋完全是个西方脑袋。

这使他们包装的东方文化容易被西方接受，但也使得他们异常纠结。并且目前为止，没有观察到他们有主动探索自己道路的能力。他们只会从人类制度宝库里选现货。

直接对这个问题作出「是」或者「不是」判断的人，都进行了一次智力上的偷懒。

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想问「儒家思想与现代性是否可以相容」。

这是一个模糊性极高的提问。若不厘清概念，很容易让讨论的人陷入到鸡同鸭讲的程度。

你说的儒家是君臣父子，而他说的儒家可能是内圣外王；

你说的儒家是程朱理学，而他说的儒家可能是孔孟之道；

你说的儒家是亲缘为基础的等级制度，而他说的儒家可能是经过改良的现代新儒家。

你说的现代化指的是三权分立，而他说的现代化可能指的是人民民主专政；

你说的现代化可能指的是人均GDP过6万，而他说的现代化可能指的是全面工业化；

你说的现代化可能指的是基于古希腊延伸的现代文明，而他说的现代化可能指的是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基于现代中国国情的利用。

所以，我们必须先厘清，这个问题中两个词汇的定义，才有可能对这个观点进行讨论。

第一个概念，「儒家」是什么？儒家所代表的又是什么？

第二个概念：「现代化」其指代的是什么？现代化其指的是物质建设上的现代化？还是精神文明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标准是何？现代化的定义是何？2020年的中国，是否真正实现了现代化？如果没有实现现代化，那么何种标准算为实现了现代化？如果已经实现了现代化，那么儒家是否已经死亡？

我们这里就讨论第一个概念。「儒家」其指代的是什么？

宋明理学算为儒家，孔孟之学也算为儒家，那么以梁漱溟、熊十力、徐复观、牟宗三等人为代表的当代新儒学算不算儒家呢？

儒学所代表的是什么？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关系？还是以亲缘为基础的等级制度？或者是某种被宗教化了的君王统治术？如果你认为儒学所代表的是这些内容，那么，儒家早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了，这个问题也没有讨论的必要。

但显然，儒学所代表的并不只是这些。

从春秋时代，孔孟开始，到其后的董仲舒、朱熹、王阳明，儒家所要面对问题的核心是两个：「如何修身」、「如何构建伦理秩序」。

我们所抛弃的儒家，是那些已经被时代所淘汰的修身方法和伦理秩序构建体系。而不是儒家所要面对的问题，以及儒家面对问题的态度。

当代新儒学实际上一直在尝试给出适合当代的这两个问题（修身、伦理秩序构建）的系统性解决方案。但这与大众所理解的儒家早已经天差地别。

若从这个角度讲，儒家未死，儒家不死。

儒家当然有伴随中国进入现代化的无限可能。

「如何修身」「如何构建伦理秩序」实际上是每个时代都要面临的问题，建国前三十年，修身依靠的是红宝书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伦理秩序构建依靠的是无产阶级革命观，这与封建社会儒家给出的社会解决方案自然格格不入。

改革开放后四十年，修身和价值观依靠的是科学主义、一整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资源；而伦理秩序的构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能够贡献就业岗位和税收的人群占据了现有社会秩序较高的位置。

这其中有大量的秩序漏洞未被处理，大量的伦理矛盾未被解决。比如：

如何面对生老病死？

如何与父母处，与朋友交，与邻里往？

如何面对男女夫妻关系，师生关系，医患关系中的棘手问题和重大矛盾？

单纯地依靠「经济建设」已经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了。中国实际上需要建立一套新的伦理价值体系。而这套伦理价值体系的思想来源无非有且仅可能有两种路径：

1.古希腊-现代欧美思想资源。

2.中国传统思想资源。

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都是全面借鉴西方而得来，所谓的「现代化」这个概念也是来源于西方，但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依然遇到了大量的无法解决的伦理秩序问题。

当西方的思想资源无法解决现有问题的情况下，传统的思想资源，特别是儒家对伦理秩序的处理逻辑一定会被再次借鉴。旧儒家不会死灰复燃，但新儒家会浴火重生。

从这个角度讲，儒家不需要死，儒家不必死。相反，儒家能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养分。

笑死宝宝了。二战以来真正崛起的国家，有一个算一个，几乎全是过去儒家文化圈的人。儒家文化对体制建设，民众基础素质方面起到的关键作用根本不需要言语表述。

拿起碗吃饭，放下筷子骂娘？

儒家和儒家社会必须要分割来看，同时儒家社会和皇权形成了稳固的伴生关系，所以应该是儒家社会不破就无法进入工业文复盘一下率先完成工业化的几个国家，看一下他们的他们国家当时的工业状况。

什么是工业化，什么是工业革命，不是指生产机械的进步，而是将工厂部署成一个类似于机械的整体，将纺纱机和工人用利于生产的方式集中管理，制定工厂制度和标准，工人按照统一的制度和标准工作，大家分工明确。

这是一场组织结构革命。

也是一场社会形态的革命。

他是站在技术革新上的商品生产方式的革命。

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工厂制度。

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引发工业革命的不是蒸汽机开始，而是从纺织机开始。

水力纺织机的发明者阿克莱特，本来是一名理发工，他从一窍不通开始研究机械，最后发明出水利纺纱机，然后在1771年创办了世界首家纺纱工厂。

纺织后蒸汽机动力代替水利动力，成为了方便可靠的动力来源，然后这种工厂制度开始快速传播到其他行业，然后刺激采矿业继续发展。

这种工厂组织形式首先全职在工厂工作，当时的英国城市居民数量有限，并且大部分都有正经工作，当把能用的工人用完后，就出现大量人力空缺，那么就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拉倒工厂做全职工人。

而当时的英国，农民主要在贵族领地上劳作，那么从贵族手中抢夺农民就成了当时资本家的首要任务，那么如果直接从贵族手中抢夺农民，那么必然会遭到贵族打压与破坏。但是在这之前英国已经经历长达两百年的圈地运动，通过《公有地围圈法》英国将近三分之一的农民失去土地。

同时英国制定了《济贫法》，规定禁止失地农民流浪，以防对国家造成不稳定因素。于是这些直接为工厂提供了大量劳动力。

大量失地农民被送进工厂，但是工人仍然不够，妇女、儿童都被拉进工厂成为工人。

而且英国工业化的进程，不是有英王室推动的，而是民间商人以盈利为驱动开始的，其他商人也因为谋利行为而跟进，也就是这一切与统治者无关。包括全国性的道路与铁路兴建，这些都是商人们以盈利为目的而开始的。

当时的英国并没有形成中国的中央集权，全国大量的土地仍然分封在各个贵族手中，没有形成稳固社会结构，社会结构的框架其实反而是通过教会，以神权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统一。

而在中国每三百年就会有一次土地兼并造成的危机，从汉末到今天已经轮回了七八次了。到清的时候，清代的解决办法还是沿用了明，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想尽禁止流动。

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儒家宗教礼法建立的两千年稳定社会结构，而西方用神权建立的稳固社会结构。两者本质上不同的。儒家社会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世俗基础上的社会结构。

而中国当时在成熟的儒家社会结构之下，想要农民进入工厂，那么就要破坏这种清王朝维持稳定，从乡绅和地主手中抢夺农佃农，这样就会破坏原有的稳定社会结构。

手工艺发达的江南地区，也是手工艺者们和传统乡绅也形成了稳固的利益关系，工厂的出现首先破坏了这种牢固稳固的社会机构，因为这是一种强大体系革命，是对传统社会结构的摧毁。

所以英国人刚刚通过大航海运动积累完财富，社会第一次进入土地兼并时代，建立的工厂的商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巨变中的社会，每个贵族富人都想去赚取更多的土地，于是农民大量失地，事实上已经开始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一场起义就差就差一个机会了，但是工厂的出现，正好解决了他们这个问题。

而从嘉庆年间，嘉庆就下令开始矿禁，禁止民间私自采矿，目的就是防止人民聚集。

统治者不知道工业革命是什么，但是他们目的就是维护原有社会稳定。

所以清代商人设立工厂就是等于破坏社会稳定，破坏原有稳定的社会关系，这是对皇权以及传统儒家社会利益既得者伤害。

所以清朝商人要想设立工厂，就要面对朝廷和儒家社会的强大阻力。

而英国商人却是拯救了危机边缘上的英国，失地有了工厂这个可以继续活命的机会，就会失去爆发起义的动力。对于政府来讲，同时迅速把失地农民赶进工厂，却是一件好事。

同时儒家宗法礼仪制度下，佃农是地主实现土地价值重要点工具，任何从他们手里抢夺劳动力的工厂，都会被他们敌视，所以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大量工厂被当地人围攻后被毁坏。

中国当时稳固的社会环境，不允许出现破坏原有社会环境的行为，清政府里权臣一直在推动洋务运动，但是清政府的核心就是清王朝与儒家社会的结盟，两者是伴生关系，一旦破坏传统儒家社会，清王朝覆灭则是瞬间的事情。

清政府的掌权者从道光到同治，他们都没有听到或见过工业化，所以都不肯破坏原有社会的结构来推进工业化。

张之洞、李鸿章这些洋务运动的推手，都是当时的儒家精英，但是他们也不敢破坏原有儒家社会的稳定，但是也就只有他们可以兴办大型工厂，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在破坏地主利益的同时不被其力量反弹，而受到伤害。

当时在中国凡是能兴办工厂的商人，都是收买官员协助，才能避免被当地传统乡绅势力破坏。

同时英国当时还有几个其他必要因素，对于专利技术的保护，保证技术发明者利益。

同时因为长期全球殖民带来的利益，完成了英国的原始积累，也构建了新的投资理念，新兴工厂因此获得大量投资，而全球殖民地，又成为了工厂的倾销地。

在看法国、德国、日本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没有形成中国这样稳定的中央集权体系，全国还是在贵族分封时代，土地大部分掌握在贵族手中。没有这个这样儒家宗法控制的社会结构，工业化的进入不会破坏原有王朝的稳定性。

或者说原有土地持有者，无法制衡商人们对于原有社会结构的破坏。

而清朝，是不允许任何破坏原有稳定社会结构的人出现的，因为原有结构的破坏，就等于国家战乱的开始那么早起萌芽阶段的工厂，必定会被是全社会的敌人。

新中国的成功，关儒家屁事，关儒家的组织力屁事。不过是千百年来，这片土地上的劳动人民以及劳动人民当中的杰出人物们，在对抗天灾人祸、在组织农业生产当中形成了前现代的生产关系，这个生产关系当中有着可以在新时代中继承的因素。把这种因素归根于儒家，那就是贪天之功了。

1919年以来，新文化运动下造就的一批批新时代的人物、人民的功劳，关你们儒家屁事。1919年以来，一批一批新儒家，为了反对新文化运动，不知道使了多少力，做了多少功，最后发现屁用没有。到底还是新文化运动成功了。于是你们眼红了，眼红新文化运动的成功，干脆就不要脸了，干脆就没了忘记了自己在1919年以后干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不要脸地宣称新中国的伟大成功，是儒家的功劳。当然，你们都是文化人，讲起道理来，那是一套一套的，不少人被你们这样的诡辩搅糊涂了。但是一旦让这些人回忆起来历史上的儒家，尤其是1919年以来的历史事实，就会恍然大悟，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功劳，而不是书斋里面几个寻章摘句老书生的功劳。

一个被删掉的评论，来自评论区@0000：

他们可是机灵着呢.看哪个感觉好,就往上靠.看哪个不太妙,就赶紧跑.包括但不限于"儒家的经济理论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欧洲启蒙运动的领导者大多是儒粉","社会分工理论就是儒家说的术业有专攻，社会契约精神就是儒家说的信。儒家思想便是现代文明自由经济的基础"."欧美那种情况更符合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反儒者都是鼓吹国家主义极权主义计划经济而反自由主义经济学"."儒家还非常推崇个人面对权力的精神自由".神妙如斯.